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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难以走上治学大道，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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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2 22:44
桑兵
高校人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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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
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资深教授。
出版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
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历史的本色：
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旭日残阳：
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等专著。
主编有《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等。
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后记
本书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专书，与之前出版的
《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
以及
《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
所谓大历史，并非长时段或全球史之类的大时空历史，而是一般通史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
尽管意在超越者总是喜欢批评这些关注带有成见，希望扩展关注的层面，并且试图将以往关注较少的层面嵌入大历史的叙述，可是除非撼动大历史的基本架构，否则借鉴别科的钩沉填空补白，或许能够热闹一时，恐怕终究难以为大历史所充分容纳。
应当承认，前人构建大历史的叙事架构，固然也受到时代的制约，但就总体而言，的确抓住了主干大节。如果相关的各类大事要人在大历史的叙事中完全缺位，则大历史的书写势必更加偏颇。
不可否认，原有的大历史也存在遗漏偏颇和误读错解。这些偏误主要源于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其一，材料不足。
今日可以看到并且使用的资料，较前人何止千百倍。尽管前人大都读过书，应用解读材料的能力较强，毕竟所见有限，限制了其能力发挥的程度。因而一些关键材料和事实的解读，会在所难免地发生一些错误。
今人若能学习掌握前贤的能力，有效利用材料大幅度扩张的便利，则可以纠正错误，充实史事，使得大历史的叙述更加坚实可靠。
其二，观念先行。
中国近代史的构建，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现在的体例。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史主要不是因为学理的需求，而是革命现实目的的需要，尤其是解释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动力等等，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急于构建与众不同的体系，便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料，编辑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勾勒出解释框架。
续写大历史，纠正种种影响大历史叙述准确性完整性的错漏，固然为应有之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材料大幅度扩充的方便，改变视角单一的局限，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材料，重现史事的错综复杂，使得历史画卷更加丰富多彩。
凡事皆有机缘。将近二十年前，胡绳武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私下问道：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用于中古最为恰当，用于晚近则材料太多，不堪重负。
能够背得动，的确难能可贵。然而总体关怀和终极目标究竟何在？先生的谬赞，可以视为鞭策，
而先生之问，在史学范围的答案便是续写大历史。只是这样的自我期许宜做不宜说。
其实，续写大历史的念头在研究庚子勤王时已经发轫，此事先是沿用成说，敷衍成文，发觉按照既往的架构叙事于材料及人事处处捉襟见肘，于是全盘推倒重来，将各类新旧材料梳理比勘，贯通一气，终于能够大体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相比之下，新说与旧解出入不小，由此悟到，
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无论材料的应用还是立论的当否，不免较为粗疏，大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余地。
续写大历史当然不能简单地沿袭旧说，但也不能只是枝枝节节地填空补白，或一味翻案，故意立异。
古史辨式的解构，偏重破坏，套用范式的立论，则不切实际。
续写旨在重现，一要以全部的材料和事实为依据，梳理贯通，安放到得其所在，不能断章取义地自圆其说，立说无数，似是而非。
二要将所有后来的架构视为自然演进，防止阴谋论的放任，探寻历史本事、各种成说及重现之间的演化。
重现庚子勤王的历史，得益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与陈寅恪等人倡行的融合长编考异及域外比较研究之法暗合，贯通所有新旧材料和史事，同步实现解构与重现。之所以不用重构，是因为
历史研究要契合历史人事的本相本意，而重构的立论取证做法之下的自圆其说，容易流于似是而非，批评他人不无道理，一家之言却依然漏洞百出，终究于事无补。
大历史的续写，与一般另起炉灶编撰通史有所不同。
后者主要考虑的是体例架构设置是否得当，能否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安放于适当之处，不可能完全在爬梳资料的基础上重现史事，更不可能处处推陈出新。
续写大历史则是专题研究的变相，既要详人所略，阙疑取舍，又要大致涵盖整体，使之焕然一新，不能只是补偏救弊。
而这样的新，并非“我认为”之类见仁见智的相由心生，
要尽可能贴近历史的本相，尽可能使历史认识与“原来如此”高度吻合。
将续写大历史付诸实现的直接因缘，则是辛亥百年纪念即将来临。其时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已经完稿，随即着手布置《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编撰。因为前人着力已多，不少师友质疑此事的学术价值尚有几何。为了测试空间余地究竟还有多大，用一个月时间翻阅梳理了1911、1912两年的所有书刊报档，不仅看出不少可以写专题论文的问题，还显露出一本辛亥革命专书的轮廓。各专题论文陆续发表，结成专书时发觉篇幅太大，且内容呈现两个相互关联又明显有别的部分，一则着重探讨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风云变幻进程中的各方博弈，以及接受清朝阁府部院和建制民国政权机构的权力消长，一则探寻共和与汉奸概念的渊源流变以及由此展开的历史事实，所以顺其自然，分成两本专书。
《走进共和》的撰写，旨趣有所不同。阅读报纸和日记，可以看到大量为大历史的叙述所难以容纳的人事，大历史为后人的概括总结，即便努力贴近本事，也不得不有所取舍侧重，无法将形形色色亲历者的耳闻目睹统统囊括。即使大历史上重要浓墨重彩表现的人物，也很难面面俱到地将其亲身经历的所有事情以及事情的各个层面详细展现出来。
说到底，大历史仍然是后人的认识，而非历史的事实，尤其不是全部的历史事实。
将各个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当事人的亲历、心路展现出来，作为与大历史相辅相成的补充，应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重写大历史相配合，这样的小历史有两个系列，
一是大转折时代，主要是近代中国的几个政权更替时期，
一是关键年代，如戊戌、庚子、洪宪、五四等等，与大转折相比，虽然并非天翻地覆，却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甚至是划时代的作用。
大转折时代和关键年代的小历史，旨在与续写大历史相互配合，补充大历史的不足，而非印证大历史的情节。
同时，小历史也不是近代以来新史学所倡导的民史，用以改变精英的历史。
不过，小历史的撰写不能脱离大历史，没有续写大历史的史料史事联系贯通的基础，不可能恰当展现小历史。
若以一般教科书和通史、乃至所谓公认研究的成果及其取法为知识背景，很难对小历史的认识解读入木三分。
简单模仿之作，只能流于不知所以然的表面文章。
按照现在通行的分科专门观念，《旭日残阳》为政治史，《走进共和》为社会文化史，而
本书为思想概念史。
只是这样的分别绝非在下的初衷，历史上的人事原为一体，而分科专门是后人的主观，史事不会依照后来的观念发生及衍化，因此，
研究历史上的实事，只有放弃画地为牢似的照搬套用后来的分科专门观念和做法，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
只不过同一史事有各种层面，而研究论著各有主题，不能面面俱到，必须各有侧重。因此，
续写大历史应当接续前人研究，打通新旧材料，尽可能深究各种专题，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既知所阙疑，又详人所略。
若是拘泥于分科专门，则认识不能贯通，容易流于割裂肢解历史的偏差。
有鉴于此，
续写大历史不能简单地用通史或教科书的方式呈现，盘旋于浮泛表浅的框架范式，见仁见智的自圆其说。
如果只是提出一堆各说各话的观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提升毫无裨益。
三本专书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共同的目标则是从不同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动的认识。
贯通各类新旧材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各种彼此歧异的说法，避免随心所欲甚至别有用心的解读，扩展视野，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
三者鼎足而立，相互参看，从帝制到共和历史转折的全景详情可以大体重现，认识可望更进一步。
史无定法，主题侧重不同，做法取径也要随之变化。
那种不知因势而变的奥妙，凡事均以自己的定见为标准衡鉴，势必陷入井底之蛙的执念成见。
《走进共和》出版后，有“乌有生”匿名批评。由于历来关于拙著的评议，公开刊载的未免隔靴搔痒，或是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陈言，尤其是一些强加己意于我的所谓意见，只要读完全文以及看过所有相关著述，便不难发现不过是各自的揣度臆想，甚至别有用心的曲解，真正深获吾心的，主要来自私函或面谈，所以一般不大留意。经门下提示，发来看过，觉得仅仅认对了一个字，还是撰写民初遗老历史者已经从其他书刊征引过，其余则非但一无可取，而且人已讲到“习相远”，自己还在“人之初”盘旋，甚至以己度人，以不知为知，不知其陋，不能藏拙，适以曝短，不值一哂。最典型如断言民间劝善书中语出自《增广贤文》，而自高身份者一般不会以俚语俗书为据，茫然于银钱问题绝非金融货币可以范围（其事苦思冥想二十年才从两位高人的研究把握大概），麻木于黄沅日记出自真正乡绅之手的罕见等等。此类事自己不能发现，并不足怪，已被勘破却仍然懵懂，非庸即妄。
虽
然迫于生计，能力不足又急于求成，其情可悯，即便求名心切，也要取法得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难以走上治学大道，修成正果。
上述大意，当时即对门下大略讲过，多数不明就里；而几年测试下来，学界间中难免一二受蒙蔽者，随声附和，可见仍有混淆视听的效果。本来对于此类距离平等对话相差甚远的评议从不回应，只是作为自己及他者学术功力和判断品鉴力的检验，必要时再版之际分别于各处有所交代，
目的也不是回应，而是为了防止受蒙蔽者惑于其词，导致吠影吠声而不自觉的尴尬，甚至误人子弟
，
须知学问之事决不能作无知无畏的门外文谈或“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来者读书必须前后左右验证，不能一味跟着感觉走，这是治学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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