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学术研究的三种品格
刘放桐，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第七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主编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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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已近60年，把现代西方哲学作为研究重点也已逾50年。如果说我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还算有一些成绩，那主要也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后30多年中取得的。我这30多年的工作大体上可由《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联系在一起，这三个版本也体现了做学问的三种品格。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原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清朝末年起已在中国初露端倪。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中断。但是这段历史反而给了我一个契机，那就是有朝一日，我可以为学科在复旦大学的重振“添砖加瓦”。
大学时，我学的是经济学，毕业后最初也是作经济方面的编辑工作。业余虽然阅读过不少哲学书籍，但最终促使我由经济转向哲学的主要是1955年那场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运动。我当时对这场批判的政治和理论含义并不理解，但却促使我萌发了较具体地学一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念头。我读了几本这方面的书，受其吸引，产生了对西方哲学有更多了解的意向。
1956年，教育部决定参照苏联模式在科学院和少数有条件的大学试招授予学位的四年制研究生（副博士研究生）。当时我正想进一步深造，但是没有按原来所学和所长报考经济学，而是由批判实用主义运动所激起的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改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被录取。这一年年底，我进入人大学习，导师是何思敬教授，由苗力田先生协助指导。
我在人大学习的重点最初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感兴趣。不久转向经验论和唯理论。我在这些领域的学习和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使我很受鼓舞，特别是增强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信心。
人大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环境使我一开始走上西方哲学的研究道路就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并力图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我始终觉得这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1960年底，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从此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国内处于停顿状态，可供参考借鉴的材料奇缺。更为严重的是，我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材料很大一部分也在动荡中丢失了。对于学者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次丢失想要使学科状况回到几年前的情况都几乎不可能，更何况继续发展。那么
这要求的就不仅仅是“坚持”和“毅力”，更重要的是从挫折中振作的勇气，在摔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挫折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念。我仍然心甘情愿地在满布荆棘的道路上怀着建设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热情。
动荡后，学科建设重新步入正轨，在此过程中，我自知学术根底浅薄，智力平庸，但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我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撰写出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具有首创性的学科教材。
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开始显露希望的曙光，我开始有了编写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教材的想法。尽管有些学者已开始介绍某些哲学派别或者编译有关资料，但毕竟都还处于初始状态，远未达到足以据之编写教材的地步；至于对各个哲学流派如何评价，哲学界还远未具体探讨。
诚然，解决“从无到有”问题是这门学科重建中的首要问题，而编写出一部提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它的主要内容的教材或论著，又是解决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最初的《现代西方哲学》于1981年出版。书问世不久即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在往后许多年内，它一直被多数兄弟院校采用，到1989年为止印刷了十多万册，后来又多次重印，并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获奖。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本书的出版也引起了一些持传统僵化观点的人士的不安。他们仍然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反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哲学，关于这方面的书刊只能作为供批判的内部材料。将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必然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
在1983年左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浪潮中，某些权威部门依据下属单位个别人的不切实际的汇报，把本书同另外两本书（休谟的《人性论》居然是其中之一！）一道当作传播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典型，并且通报全国。
这不仅对我形成了沉重的政治压力，也使哲学界的许多人士感到震惊。因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处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如果这样的书也被判定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那么又怎么能在中国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呢?
此后，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还遇到过其它一些困难。但总的说来越来越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现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成批翻译出版，中国学者撰写的本学科论著(包括不同规格的教材)大量问世，其中不少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已有重大进步。
我认为，这部教材也有缺陷，它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不够具体和细致，偏离了它们本身的思想逻辑，往往把它们的理论纳入某些定势思维中，从而必然存在不够准确和错误之处。并且，书中对它们的评价虽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并未摆脱旧的批判模式等等。
为此，我又分别于1990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并再版了这部教材。对修订本存在的不足，我在它出版时起就有较充分的意识，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对其作新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从那时起我关注的中心就转向对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
修订本出版以前我对这两种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还只是以实用主义等个别哲学流派作为例证；在此之后就转向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了。在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修订本以前要前进得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2000年出版。
如果一定要追问我如此踏实严谨的缘由，我以为，这样做不仅是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更是对其他学者的尊重，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
如果说在1990年以前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时，我还只是停留于抛弃简单化的批判模式，在此之后我越来越尝试自觉地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
这不只是将它们作简单的对比，而是用求实的、发展着的观点，从研究它们共同的和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出发，从对整个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出发，从整体上和各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上深入具体地研究这两种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路线，既揭示它们的原则区别，又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共同之处。在这个基础上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
为了慎重，我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到1995年才尝试性地在一家不起眼的刊物上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其中已大致表达了我在其后几年更为明确表达的观点。此文虽由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转载，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我于是在此基础上另写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
《论纲》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期发表后，经《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引起了哲学界、特别是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们的关注。为了更加全面、具体和准确地阐释清楚上述观点，我继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它们大都分别由《新华文摘》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两书，其中也着重阐发上述观点。
我所提出的观点得到哲学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在对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上起了开拓和推动作用。2000年由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马哲和西哲对话会上，这些观点逐步得到学界的共识。
学界少数人一直存在疑虑，担心是否会混淆这两种哲学的界限。其实，我的观点是以划清这两种哲学的界限为前提的。不管怎样说，《论纲》一文最早明确提出的上述两个观点对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并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的观点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如果它们能够成立，那大概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突破。
我从事学术工作迄今已60载，在振兴西方哲学学科的道路上也耕耘了50年，也获得了不少奖项。但我不因为自己为哲学学科做过多少贡献而傲视于人，或寻求放松享乐，学术水平比我高、成果比我突出的学者在上海、在复旦都大有人在。
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获奖而显得轻松，我仍然坚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过平凡人的生活。
我这一生都在从事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尽心竭力地在这个领域里开拓。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绝不是因为我天资聪颖，只不过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先行了一步而已。
我对自己的智力平庸、根底浅薄一向有自知之明，我唯一比较自豪的就是我对自己的所为有坚强的信念，对克服困难有坚忍不拔的勇气，因而敢于并能坚持去做一些有一定难度和风险的事。
我现已年过八旬，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和梦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仍然致力于研究。200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杜威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并主持《杜威全集》的翻译工作。其中早期著作的5卷已于2010年出版，中期著作15卷也于2011年出版。2010年还出版了《探索、沟通和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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