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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我与中国古代史
2020-07-29 16:15 祝总斌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阅读: )

编按:今世之俗,重学历,讲师承。祝总斌先生则说,他主要靠自学。在这篇经验谈中,祝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思经历,告诉我们:治学应从目录学、文献学入手,求得门径;要积累语言文字学和职官、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建立广博厚实的基础;研究要精细读书,融贯理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追求新意,论从史出,没有创见不写文章。他也回顾了前辈学者的影响与点拨,说明自学并非无师,而是转益多师。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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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不材斋中的祝总斌先生(2006年)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ǐ,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第3页);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覆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一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覆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分见《廿二史考异》卷四〇、卷三六)。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尔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方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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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先生购藏的天文学史著作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的《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参《两汉刺史制度考》,载《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年)。“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篋》,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不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1957年第二次印刷,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资治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分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5060年代有些鸿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彩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

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发展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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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准、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准,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见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个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准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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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彩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卷一九《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做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的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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