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世之俗，重学历，讲师承。祝总斌先生则说，他主要靠自学。在这篇经验谈中，祝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思经历，告诉我们：治学应从目录学、文献学入手，求得门径；要积累语言文字学和职官、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建立广博厚实的基础；研究要精细读书，融贯理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追求新意，论从史出，没有创见不写文章。他也回顾了前辈学者的影响与点拨，说明自学并非无师，而是转益多师。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ǐ，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第3页）；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覆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一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覆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分见《廿二史考异》卷四〇、卷三六）。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尔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方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的《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参《两汉刺史制度考》，载《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年）。“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篋》，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不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1957年第二次印刷，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资治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分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50、60年代有些鸿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彩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

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发展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准、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准，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见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个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准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彩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卷一九《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做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的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