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图为严耕望、钱穆和余英时

惊闻老友严耕望先生于十月九日辞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草此短篇，以当奠祭。

钱宾四最欣赏的学生

初见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时我正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谈话，一位是两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识，但说一口地道的桐城话。我进客厅的时候，父亲也没有为介绍这位同乡，而我则认定他是来探望父亲的。不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周法高先生会在座呢？因为我虽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亲并不曾见过面。这位生客并不擅言辞，在最初十几分钟之内，也一直没有说清楚他的来意。我祇好坐在一旁纳闷。再听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这位生客大叫一声：「你是严耕望！」他笑了，我们也都跟着大笑起来。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没有过第二次这样的经验。但这次初晤也十足地显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质朴无华，根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他从宾四师处知道有我这个师弟在康桥。我现在记述这一段往事，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怆，因为当时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们初见虽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学则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亚读书的时代，常有机会在课外听宾四师畅谈当代学术界的人物和轶事。有一次我问他，在他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究竟谁是他最欣赏的。宾四师毫不迟疑地说，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严耕望，现已卓然有成。宾四师还补充一句，说：他是你的同乡，安徽桐城人。从此我便留心，想读他的论著。但耕望不写通论性的文字，我最早读到的是〈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刊于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评论》为宾四师六十岁祝寿的专号上，深赏其运用史料之广博与生动。后来又在史语所《集刊》上读到关于唐代尚书省演变和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长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细而又能见其大。在我们相见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宾四师鉴赏的准确。

在这篇简短的悼文中，我祇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谈两个方面：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史学取向。献身学术的感人范例和耕望相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学术的全心奉献。我们平时也常说「为学问而学问」、「献身学术」之类的话，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最感人的活的范例。一九五七-五九两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传世的《唐仆尚丞郎表》四巨册也出版了。但是这两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比我们作研究生的人还要勤奋。每天早晨九点钟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五点钟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原来他正在为他的下一个巨大的研究计划作准备，遍读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中日文书籍，并作详细的笔记。不但如此，为了要通解日文，他还和我们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学年的初级日文，每天一小时。当时教我们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长赖世和教授，后来曾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由于讲授是用英语，他有时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讨论。他那种认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了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因为历史系没有空余的房间，我请校方在我的办公室中为他安置了一张大书桌，使他可以工作并接见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资格向他问学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于有这几个月的同室之雅，我对于他的治学精神才获得更深一层的亲切认识。遭时他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因此从香港携来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笔记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读书功力，有些是写在抗战时期的粗糙纸张上。他告诉我，他有系统地摘录数据，自大学时代便已开始，从来没有中断，所积资料已不下二十万件。以唐代而言，两唐书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类卡片。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显出他的「恒德」，这是从清代朴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如陈澧撰《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撰《周礼正义》都在事前有长时期的札记工夫。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宾四师对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给他的一封信上说：

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我认为这是对他的学术人格的最真切的写照。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这句话我也完全有资格作见证。上引宾四师的话是因为他坚决不肯应征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而引出来的。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有一位「讲座教授」，其主要职务是处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这个名位也必然带来许多学术以外的活动。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亚工作，也曾一再请他考虑，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团员中包括钱锺书、费孝通等人，是当时一大盛会。我受学校的委托，在家中接待代表团。无论在公在私，我都必须邀请耕望与会，但他也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钢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他的忠厚存心尤为少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谓「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种忠恕心理；所谓「以道家自处」则是指他的「不争」、「寡欲」的生活态度。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这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人生观，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宾四师有一次在给他的信上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也是说他近于道家。以我个人的认识而言，他毋宁是外柔内刚的一型。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踰越的尺度。至于在治学方面，他不但不是「柔逊」，而且恰恰相反，是充分体现了「刚毅进取」的精神。正因得力于此，他才能在史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全面考证功夫惊天动地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在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大册)和《唐仆尚丞郎表》都在制度史方面；最后三四十年他的研究和撰述则集中在唐代交通路线，其成果即仍在续刊中的《唐代交通图考》(已出五大册)。他的著作无一不由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这是他的史学取向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前两册写秦汉，后两册写魏晋南北朝，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祇是蜻铤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共费去九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写序言时已说「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现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则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这三大计划的进行在时间上自然有重迭的部分，但无论如何，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出现在战乱频仍的二十世纪中国，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像《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祇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了。

站稳历史学的两只脚

耕望对制度史和历史地理发生兴趣远起于中学时代，但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听宾四师在武汉大学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的开场白却对地发生了定向的作用。据地回忆，宾四师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一番话便决定了地此后五十五年的研究取向。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对于不易把捉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因此他曾明白表示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偏好。这又是他的史学取向的另一显著的特征。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则恰好是最具体的研究对象。具体才容易客观，抽象则难免主观。他希望辛勤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不易推翻的定论，因此不肯投身于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从这一点说，他的取向很接近实验的科学家。这也许和他早年偏好数理的背景有关。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实证的历史知识。然而他又绝对不是褊狭的实证主义者，否定抽象领域的重要性。不过他为中人以下说法，并针对着近来中国史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风尚，提出及时的警告而已。

    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充分证明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一切著作不但都包含着大量的新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建立了最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规模广阔，更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无限的用途。以我个人的切身体验而言，我过去研究汉代贸易与扩张和循吏的文化功能都曾得力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所提供的基本架构。此外就我所知，胡适之先生因研究神会而深赏《唐仆尚丞郎表》，最近荷兰的中国佛教史大家Erik Zurcher研究唐代佛教与教育，也对〈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推崇备至。至于《唐代交通图考》，其价值更是难以估计，正如他自己预料的，将来无论是治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专家都不能不「取证斯编」。

「朴实」一途从此更空寂

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祇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但是他论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的关系则参考了现代行政学上关于行政官与事务官的分别，使两者的职权性质顿然得到清楚的说明。他的历史宏观竟与法国年鉴派大师Fernand Braudel颇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观点，即后者研究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而不在变幻的人事。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不过未加理论化而已。诚然，他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甚为有限，仅在大关键处偶一着墨。但这恰好是他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因为他的研究主体毕竟是中国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若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过细，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牵强附会。所以我认为他的著作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化。陈寅恪先生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依传统史学的体裁，其用意也在于此。所以他特别指出：「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随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在这种地方我们才可以看出一个史学家在思想上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但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弥漫着「议论」，而「朴实」一途则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现在他走了，这条路更空寂了。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予日日引领而望之！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高校人文界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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