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北京重识西方汉学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读后

作者：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北京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北京作为元明清故都，长时间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地位，加大以北京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很自然的。欧阳哲生教授撰写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一书，就是北京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利玛窦与徐光启 资料图片

整体性研究：矫正碎片化倾向

这几年关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性外文文献有了长足进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等相继出版；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刊物上，西方原始文献相继翻译发表。这些都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打下了基础。这些基础性文献和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为加深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欧阳哲生充分利用了这些新的翻译成果，写下了这部洋洋60万字的著作。

以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展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尤其注重中文文献的发掘与使用。欧阳哲生的书是反其道而行之：该书研究的主体是西方各国来华传教士和遣使；他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以来华传教士为核心的中国记忆和叙述；在文献的使用上不再侧重中文文献的发掘，而是转向西文文献，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和遣使的西文文献。如作者所说“本课题与传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视中外之间的科技、艺术交流有别，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外交史关注双方订立的条约制度不同”。这使得本书有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其中，对16至18世纪西方文献记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系统梳理，是一个显著特点。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跨度长、人物多，涉及的国家和语种也比较多。一般学者从事这一时段研究时，大都选取一个国家或者人物，以个案研究为主。这样的研究有深度，有开拓性。但从整体学术研究进展来说，随着文献不断涌现，个案研究不断增加，单一的个案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发展。此时，需要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做一宏观把握，欧阳哲生的著作应运而生。该书在时间跨度上是从16至18世纪，实际上也涉及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访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从国别角度来看，该书研究了早期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也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北京经验，其中对在礼仪之争中的罗马教廷使团两度访华也做了专章研究。这样，该书对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记述就有了一个整体性把握。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是一个很好的矫正，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好的学术基础。

传教士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中描绘的荔枝树资料图片

以历史学为基础：深挖“北京经验”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西方游记汉学，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毕竟大多数是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西方人深入中国社会，开始从思想和精神上了解中国还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传教士汉学区别于游记汉学的特点在于，这些来华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生活，不少人最终老死于中国，对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礼仪之争以后，各教派为了阐明自己传教路线的正确，开始研读和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从而开始了中西思想与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这些是游记汉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欧阳哲生所提到的“北京经验”，就是这些来华传教士和遣使在其汉学著作中对北京和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

当下学术界一些人受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称为“汉学主义”，尤其是对于传教士汉学批评颇多。平心而论，来华传教士来中国的确是为了“中华归主”，但殊不知宗教传播是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文化交流中。持“汉学主义”观点的学者，在面对西方汉学时，他们的出发点是跨文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

作为历史学家，作者没有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展开比较文化分析，而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认真梳理了西方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认识的实际推进。作者认为，来华的西方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都有了深入了解。知识论的推进与跨文化的立场是西方汉学家建设这个学科的两个车轮，我们在面对西方汉学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了解其对中国实际知识的掌握程度，其知识表述是否完善，是展开跨文化分析的基础，那些看起来分析得云天雾地的文章，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大都是雾里看花。历史学是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此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

该书在思想上也有所关怀。因为近年来关于19世纪西方为何胜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有热烈讨论。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关于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正如戴逸先生所说：“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作者对18世纪中国潜伏的危机给予逐一总结性分析，但话锋一转，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中国衰败的原因归于传统政治制度，将其视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给予了另类的回答。作者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些国家“传统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以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作者回到自己长期耕耘研究的近代史中，把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与19至20世纪的中国研究贯通了起来。

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涉及中国和欧洲双方历史演进的重大学术研究领域，在历史文献上涉及多种欧洲语言和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这些文献对中国的介绍、传播和接受是展开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看来，欧阳哲生的著作是年轻学者未来迈向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的一个重要台阶，该书所代表的学术进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5版），转引自光明网，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