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涯学海初扬帆

李剑鸣

1978年我参加高考，成绩不甚理想，父亲似乎有些失望，说我是“靠小聪明吃饭”。我想老人家的意思可能是，我既没有过人的天赋，又不够勤奋用功，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出息。这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成为此后时常响在耳边的警钟。常言说，治学须有天分、家学和师承。前两项对我都无从谈起；虽然有幸遇到了几位良师，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真传。如果缺乏必要的勤奋、专注和恒心，只依靠父亲说的那种“小聪明”，可能连微不足道的成绩也是难以取得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涉足最需要学养和积累的史学领域，似乎有一种“误入歧途”的意味。我的中小学阶段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不仅无书可读，而且从社会到学校都不鼓励读书。我进入大学以后，虽然念的是历史专业，但志不在此，一心向往“浪漫有趣”的写作生涯，不想今后做一个枯坐书斋、以黄卷青灯为伴的学者。除应付功课外，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读小说、诗歌和练习写作上面。结果不仅专业没有学好，外语和古文更是一片空白，以致这两项成为后来制约我学业进步的“瓶颈”。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真正开始学习英语，每天至少用4个小时来念课文、记单词和做练习，如此坚持近两年，才勉强达到了大学毕业所应具备的英语水平。传统的文史基础填补起来更加困难，在时间上也更加漫长。我直到念研究生时才懂得，学外国史的人也应当有一点中国文史的修养，于是零零散散地读了一点传统的典籍诗文，也比较留意今人研究古代文史的论著。但这种“补课”的效果，远远不及自幼年开始的按部就班的学习。自己早年不会读书，又不肯向师友请教，以致后来事倍功半地“补课”，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因此，我当了教师以后，总是要求学生趁年轻时打好外文和古文的基础，尤其要钻研经典，为长远的学术发展做好铺垫。

迈进美国史这个领域，似乎也不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益阳师专，教授世界近代史课程。多年来怀有的“文学梦”只得割舍，首要的考虑是如何站稳讲台。那时隐约知道一点“术业有专攻”的道理，觉得以“世界史”的领域之宽广，如果没有一个专攻的方向，就会成为东游西荡、无所依凭的“游击队员”。我看到图书馆关于美国史的图书略多，又感到美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后起大国，于是就开始读一些相关的论著，逐渐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兴趣。

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是我学习美国史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我的导师张友伦教授，以他特有的“大音希声”式的身教言传，将我引入美国史的门径，并给予多方的扶持。在我完成学业之际，他又以过人的魄力，克服了种种难题，将我留在了南开。从1992年开始，我又得以师从杨生茂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他的论著和言谈中，进一步体会到了为学之道，对于高远的学术境界，怀有强烈的虔敬之心和向往之情。我的另一位老师周基堃教授，向来“以译为作”，强调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首先要能准确了解和掌握人家已经取得的成果。他的博学和洞见令人心折，他那种以读书求智求乐的精神风貌，尤其具有感染力。此外，南开美国史教研室所独有的学术氛围、人际关系和研究条件，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运。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要一心读书，力争写几篇像样的文章。

在张友伦教授的安排下，我于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做研究，这可以说是我在学业上的又一个重要机遇。在国内研究美国史，哪怕是“竭泽而渔”，也不能摆脱文献资料的局限，所写的文章在眼界、资料和论说各个方面，都难经得起推敲。到了美国以后，自然可以借助那里优越的资源条件，大量收集材料，以供回国后研究之用，从而缓解资料匮乏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能够对研究的对象国加以亲眼观察，所获得的感性知识，可在无形中转化为治学的底蕴。我感到自己的文章开始出现变化，致力的方向也更加明确了。此后，每次到美国去，我必购买和复印大量书籍文献。有的美国学者开玩笑说：“你现在有自己的图书馆了。”的确，就目前研究的课题而言，我积累的资料可供数年之用。

还有一件事对于我的学习之路影响甚大，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开展起来的学术规范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成长命途多舛，学术规范的理念和制度迟迟没有确立。我在求学期间从未听说过“学术规范”，更谈不上树立这方面的意识和接受专门的训练。自己平时写文章，主要是取法于他人的论著；虽然在耳濡目染中也掌握了一些治史的基本规则，但离学术规范的要求不可以道里计。我写文章一度比较注重功利，因为迫于生计，不得不为职称、待遇和住房而苦苦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文章，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资料单薄，内容重复，见识肤浅，而且文史不分，不合学术规范之处甚多。逐渐升温的学术规范讨论和建设，给我带来了越来越强烈的触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欠缺，于是学风渐变。我对国内的世界史研究规范化也有一些想法，写过几篇文章，并与同事们一起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规范的训练。

我在美国史方面的兴趣，集中在社会政治史、早期史、种族关系史和史学史等几个领域，先后发表了四五十篇文章，出版了几本篇幅不大的小书。虽然暗地里也常有“敝帚自珍”之情，但要对外谈论这些不成熟的习作，不免有泛善可陈的感觉。

我最初接触的课题，是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当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课题对中国现实有什么借鉴意义，而是一些偶然因素无意中将它推到了我的面前。我在湘潭大学教书期间，从外文系资料室发现了几种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改革运动的英文书，一时如获至宝。那时国内的美国史教科书对西奥多·罗斯福多加以贬斥，我感到这个题目可以做一点文章。其实，当时国内高校已有几篇硕士论文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身处僻壤，孤陋寡闻，竟然“不知有汉”。来到南开以后，我接触到更多的资料，也大致掌握了国外内的研究状况，便以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和思想为题，写了几篇文章，后来加以扩充发挥，作为硕士论文通过了答辩。毕业留校以后，我进一步收集资料，用了两年时间写成《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一书，经我的老师张友伦教授推荐，于1992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印刷和装帧之粗劣，排印错漏之多，几乎达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但它是我的第一本书，对我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纪念意义。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期，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阶段，但事实是，那个时代正是美国社会生气勃勃、锐意进取的时期。美国人普遍相信，通过改革可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理性”的力量充满信心，弥漫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乃是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的一次高扬，是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改革更多地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性行动，而不是等“灾难成为历史”以后的“亡羊补牢”。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文化是一种注重“可能性”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前瞻性文化”，也就是能够预先采取行动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危机，以争取可能获得的好处。美国社会之所以能获得稳步而持续的发展，与此大有关联。在这本书中，我还把进步主义运动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进行对比，认为“新政”侧重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物质上的重建，而进步主义运动的意义则体现在文化层面，也就是要使大工业的发展和大公司的兴起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得到控制，使社会各阶层适应种种历史性的变动，实现文化心理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主义改革是一场“文化重建运动”。在美国史研究中，物质和制度的因素向来比较受重视，而人的心理状态的意义则未引起充分注意。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比的《寻求秩序》，比较留意心理文化层面的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于是侧重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待进步主义运动。

这本书出版以后，有的学者说，书中写到的事情和当前中国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建议我“借题发挥”，做一点直接针对中国现状的文章。我却固执地认为，史学论著就像绘画作品，一旦面世，作者之功已毕，其意义与价值只能由读者来解读和评判。实际上，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人曾向我提起，他从这本书中读到了不少我本人未曾意识到的东西。目前，研究中国现状的学者对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一些对解决中国当前问题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有人还专门就进步主义时代的启示写出了洋洋洒洒的大书。我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重拾旧题，但看到这个问题在国内“火”了起来，仍然十分高兴。

完成《大转折的年代》以后，我利用已掌握的材料写了一部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为了熟悉历史传记的写法，我收罗了一些中外学者所作的同类著作，仔细研读，认真揣摩，辨析短长，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每读到好的传记，便心摩手追，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也看到有的史学名家所做的传记，借人物以写时代，学问固然深厚，但作为传记并不可取；有的传记作者离传主的思想和知识境界相差甚远，率尔操觚，作品难免平淡肤浅。历史传记不仅应当文献确徵，言必有据，而且要剖析传主的个性和心理，探究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事的逻辑，并要讲究叙事，以求生动可诵。不过，我写出的《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一书，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其一，文献上不够全面，关于罗斯福早年的资料尤其缺乏，一些重要的传记也没有读到；其二，对与传主同时代的其他人物所知无多，尤其是没有对那些和传主交往密切的人物做深入研究，致使传主的生涯缺少立体感。如果说略有长处的话，我想主要是抓住了罗斯福的个性，凸现了他在所处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文字也勉强可读。

从1991年开始，我的精力逐渐投向了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在接触美国史之初，我曾关注过印第安人的历史，就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写了一篇文章；到90年代初期，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国内研究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容易成为“冷门”，因为在通常的认识中，印第安人的历史地位随着白人社会的成长壮大而不断降低，对于亟待拓展的国内美国史研究而言，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课题等待有人问津。我专攻这个课题，既非出于“笔走偏锋”的投机心理，也缺乏“填补空白”的雄心壮志，大体上也是“随缘”的结果。当时，张友伦教授在美国史研究室提倡对加拿大是开展研究，以拓展领域。我感到美加两国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问题”具有可比性，便开始读书和搜集资料。就在此时，国内几家学术单位发起在大连召开“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的学术会议。我想写文章参加这一盛会，而欧美之间海道大通以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变迁正好和会议的主题吻合，于是，我基于已经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一文，如愿参加了大连会议。特邀与会的李慎之先生从会议论文中挑了几篇，会后交给《美国研究》编辑部，建议予以发表，其中有我的这篇。此前《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李玉奎先生已表达了要采用这篇文章的意向，并提出了修改建议。稍后，文章经过修改，刊登在《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人，这实在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不久，我向国家教委申报“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研究”这一课题，侥幸获得了批准；同时，杨生茂教授也同意我以“印第安人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这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我集中精力搜求有关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材料，想做一点有意思的文章。

在1993年那个清爽宜人的夏天，我在现已荡然无存的西南村的一间大板房中，开始了博士论文《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的写作。成稿以后又几经修改，最终以《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文化关系史论》为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的确颇费心力。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首先要确定一个适当的题目，找出一个富有新意的切入点。如果讨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角度难免一般化，立论也可能平淡；如果选取保留地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则题目偏小，资料也不易搜求；如果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入手，则只能写成一部通史性质的书。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偶尔在书店见到了北京大学高毅教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忽然心有所动：何不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两种异若霄壤的文化体系在彼此碰撞中的种种事变，从而揭示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历史教训呢？我按这种思路写出的提纲，得到了杨生茂教授和张友伦教授的肯定和支持。循此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并不合适，时间跨度大，涉及的问题也过于宏阔。但在它成书以后，居然引起了意料不到的反响。除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介绍和评论外，我还收到过一些读者的来信，对书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一些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外国文学和国际问题方面的论著，偶尔也引用书中的材料和观点。当初我担心这本书出版后可能“如绵槌击鼓，不易产生反响”；现在看到这种局面，不免暗自庆幸。

这本书探讨的是印、白两种文化的接触过程及其后果，其中用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在文字上则刻意追求“古雅”的风格。其基本看法是：美国政府和白人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和驱赶，以夺取其土地和保卫边疆安全，通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从文化上改造和同化第安人，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先后出台了多种措施；并非所有白人都对印第安人怀有恶意，不少白人同情印第安人，他们相信文化改造可以给印第安人带来福祉；但是，以一种文化模式来强制改造另一种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征服，是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争；印第安人看起来那么弱小，在文化上与白人有那么大的差距，但他们一直在顽强抵御白人的文化征服。由此可以引出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强制同化是一种违背“文化伦理”的行为，真正的同化往往出现在不知不觉的交流和互动中；反过来看，印第安人处在那么不利的境地，尚能保持其文化传统，因而一个自主性更强的民族国家就完全不必担心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会导致自己传统的崩溃。

书中存在的欠缺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在书的扉页上记下了三大问题：第一，由于没有出国研究的机会，关于印、白文化接触的原始文献有些不足，特别是未能充分利用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的文件、保留地官员和印第安人学校的报告；第二，对于文化人类学的代表性著作未做系统钻研，相关的知识比较单薄，导致本书的理论底蕴不够丰厚；第三，文字过于雕琢，不够自然平实。我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觉得终有一天要对这本书进行修改乃至重写。但事与愿违的是，此后我的研究重点有发生了变化，进入了美国早期史这个国内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

我转向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初衷，是想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我对中国自清末以来的政治制度演变很有兴趣，而且也比较关注当前的政治改革。这类兴趣和关注很自然地渗透在我对美国历史的观察中，渐渐变成了一种选题的潜在参照。我想，探讨美国民主的渊源和成因，不仅富于学术价值，而且还有某种现实意义。但这个课题庞大而艰巨，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结果。我拟订了一个中长期的工作方案：首先用10到15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地梳理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初期的历史脉络，积累材料，摸索思路；然后再用5到8年的时间，写一本300来页的小书，集中讨论美国民主的起源。这个方案实施起来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与现在通行的项目操作方式和管理制度背道而驰，以致申报的课题迟迟不能“结项”；其次是经常受到各种不可预知的事务的冲击，造成工作进度一再延误。

就在我刚刚决定转向的时候，经张友伦教授推荐，并得到杨生茂教授和刘绪贻教授的同意，我接受了《美国通史丛书》第一卷（殖民地时期）的写作任务。这项工作正好为我系统了解美国早期史的文献和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2001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一书脱稿，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书中表达了自己涉猎美国早期史的一些肤浅的体会。按照通常的说法，美国的历史不长，从殖民地很快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有某种“一步登天”的意思。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的历史就并不是只有短短几百年。美国文化的渊源包括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西非黑人文化，它们都历史悠久而源远流长，美国就是通过聚合多种文化的优长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到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在英国还时常受饥荒袭扰时，各殖民地就大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殖民地的政治社会也趋于发育成熟，本地人逐渐掌握了核心的统治权力，形成了自治的能力，因而独立战争一爆发，各殖民地就迅速取代英国的权威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避免了社会内部的剧烈动荡。正是社会的独立性和政治的自主性，才是北美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这本书定名为《美国的奠基时代》。另外，国内的一些论著通常把美国独立战争定性为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类说法也大可推敲。英属北美并不是一种异族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英国的海外领地，殖民地居民在法律上是“英国人”，而且他们也确实把自己看成是“英国人”；他们从英国的统治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到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大体上处在繁荣和富足的状态；英国对殖民地的通知一般比较温和宽容，以“不可容忍的法令”为象征的高压政策，乃是反英运动不断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导因；无论是当时的英国人，还是殖民地的居民，大多把独立战争看成一场“内战”，是居住在北美的“英国人”脱离母国的政治分离运动；殖民地居民并没有提出任何反殖民主义的理论或主张，他们最初只是要求英国把他们当成本土英国人那样对待，以争取平等的权利，维护“英国人的自由”。因此，不能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逻辑来看待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殖民地居民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在主动地、理性地争取可能的利益和机会，其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可以说是前文提到的“前瞻性文化”在早期史上的例证。

《美国的奠基时代》出版以后，得到了一些师友善意的褒扬和鼓励，我一面心存感激，一面也觉得惶愧不安。坦率地说，这本书是我的学术自觉意识从朦胧逐渐走向清醒之际的产物，带有某种过渡阶段的特点。我虽然重视基本文献的收集和运用，并尽可能吸收代表性和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但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对原始史料的运用并不系统，而且其中混杂了一些价值不高的材料；虽然力求言必有徵，但材料的出处尚有遗漏；在写作上也没有达到自己追求的叙事流畅、文字平实、文风典雅的境界。

随后，我的研究重点顺延至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2001年，我到哈佛大学做了半年的资料收集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是下功夫来阅读和消化这批材料，争取尽早写成《美国的立国时代》一书。只有待这项工作完竣以后，才能集中精力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至于更长远的打算，现在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想法。也许应当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阔视野，做一点略为宏观的尝试，比如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或者探讨一些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

我在读书和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一般性的史学问题，百思或有所得，但终究困惑多于收获。欧美哲人关于史学性质的讨论一直相当热烈，他们习惯于借助科学或文学的比较来界定史学的特性，其中不少争议看不出有多大的意义。职业历史学家如果过深地卷入这种争论，就难免对自己工作的性质感到迷惘，进而对史学的价值产生怀疑。按我的理解，史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它关注的是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而它要回答的却是现实中的人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可见，史学是一种人文学。但是，它和艺术之类的人文学又很不一样。它除自身特有的规范和方法之外，还必须同时具备科学的求真精神和艺术的审美价值。做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要富于人文关怀，要有贯通古今的博大情怀，要具备丰厚的学养、深邃的见地、缜密的思维、出众的悟性和超常的想像力，还要有优异的文字表述能力。因此，治史的难度超乎人们通常的理解。何以古往今来写历史的人不止万千，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却是凤毛麟角，其主要缘故就在这里。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史学的现实功用，也是治史者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我每每听到“历史为现实服务”一类的说法，总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感受。就一个社会或一个政权而言，利用历史来服务于当前需要，乃是不足为怪的事；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过于追求现实功用，却可能适得其反。史学作为一个学科，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不能完全按照现实需要的程度来选择课题和确定研究路径。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探究历史事实，进而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揭示前人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意义，至于由此产生的结果有什么价值和作用，则有待于读者来发现和加以利用。而且，历史知识和其他门类的知识一样，其价值和作用可能不在当前或一时，而研究者也难以对此做出绝对准确的判断。知识的生产往往不是临时性的，当人们遇到特定的知识需求时，通常希望能从已积累的知识中获得可用的资源。一个社会如果只重视对当前有用的知识，就难以在文化上取得较高的成就。现在人们不断追问“历史有什么用”，其中暗含价值和功利方面的判断。实际上，人无往而不生活在历史中，只是不能自觉地体察历史的意义，正如人离不开空气而不能时时意识到空气的存在一样。在目前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学风状况下，提倡做一点“为己之学”，可能和强调“学以致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史料考订问题，出现了“回到傅斯年”一类的口号，重新强调史料在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呼吁注重史料的发觉、整理和考订。相对而言，外国史领域的史料问题更加严峻。中国传统的史料考证，在外国史研究中一般派不上用场；而欧美史学界所重视的档案研究，在国内又不具备进行尝试的条件。研究外国史的人，长期只能依靠有限的第二手文献来写文章。这是制约外国史研究水平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资源条件的改善，特别是网络和数字化技术在史学中的日趋广泛的运用，资料的限制大为缓解。我近年来反复提出“要和美国学者比史料”，其用意并不在于真的与美国学者在史料上争高低，实际上我们目前还远不足以这样做；我只是想强调，中国学者必须尽可能扩大史料占有量，在准确理解、恰当运用史料方面下苦功，以逐步提高研究水平。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意思。研究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掌握基本的文献，就不能轻易下笔。但严格说来，所谓基本文献，其实早已经过千百次的解读和利用，要另出新意也十分困难。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如何独辟蹊径，从而形成特色，还需要长期的探索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自然牵涉到本土文化底蕴和文化心态的问题。如果没有本土文化作为支撑，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怀，脱离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对外国学者的观点进行过滤和筛选，就不可能建构独到的解释框架，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所以，“本土资源”对于外国史研究具有不能替代的价值。但是，我们又不能以本土文化的标准来看待外国文化，不能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来评判外国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而必须跨越文化的障碍，打通文化的隔膜，深入到历史时空结构的内部来理解外国历史上的人和事，以避免文化的误解和超历史的立论。本土文化底蕴和跨文化了解这两种取向，看似相互抵触，实则相辅相成，对于外国史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研究和教学是两项相互促进的工作，所谓“教学相长”，乃是大学教师的一种优势。我自留校以后就一直为研究生开课，后来又承担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杨生茂教授在80年代就研究生培养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我们这些后来者很想光大前辈开创的事业。我和同事们一起设计了一个粗略的美国史研究生课程体系，并对学术训练问题做过一些摸索。我们要求研究生重视读书，和他们探讨读书的方法，并为他们开具基本阅读书目。我特别强调对经典的研读。这是不少成名学者所提倡的主张，也是我从自己的学习中得来的体会。针对外国史学生的不足，我要求他们读一点中国的文史典籍，关注中国史研究的状况，从中国学术资源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另外，我还提示学生培养阅读和理解英文文献的能力，强调语言能力、背景知识和语境乃是解读原文史料的关键要素。学术训练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因而我比较重视对学生的习作进行批改和讲评，并组织学生一起就某篇文章做“学术会诊”，借此来进行治史方法的训练，并强化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另外，我们还制定了《博士论文选题报告格式》和《学位论文写作规范》，以有助于学生了解史学的特性，熟悉治史的路径，掌握史学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技术性规则。

当我写下这些自述性的文字时，内心颇为忐忑。一般说来，即便是成就卓著的学者，也只有当行年既暮时才会反观一生的治学历程，以总结得失，启迪后学。画家李可染年届古稀时回顾平生事业，感到“七十始知己无知”，因有“废画三千”之叹。我的老师杨生茂教授晚年总结自己在美国史领域的工作，认为只做了一些“铺路架桥”的事情。这乃是大家才有的襟抱。一部史学史表明，世间很少有“年轻的历史学家”，正所谓学问无止境，“文章老更成”。借用“学海无涯”这句老话来说，我的“学术小舟”还不过是刚刚张帆举桨，缓缓驶离浩瀚学海的岸边。如果要往前航行得略远，就需要更大的风力，也要待以更长的时日。

（转载自公众号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