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1923—2014年），字弢盫，浙江萧山人，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1946年，来新夏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被选送到北京华北大学学习，后分配至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任教，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代表作品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

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读大学时对北洋军阀史却了解很少，仅仅只在课余读过一本丁文江所写的《民国军事近纪》，约略知道一点袁世凯北洋军和直、皖、奉三系军阀的情况而已。1949年9月，我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政治学习后，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当一名研究生。

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两个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导和荣孟源老师具体组织和主持下，写过一篇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对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藏档进行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整理的场所先是在东厂胡同旧黎元洪府第花园的八角亭一间面积很大的房间里，有7个人参加整理工作，整理组组长是后来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唐彪。

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只能穿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直到下班，不仅外衣一层土，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环境关，进行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仔细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谈不上什么研究。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袋装档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别成捆。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集中十来天进行有关这段历史资料的学习，读了若干种有关北洋军阀的旧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隐等人的著作。我们也从东厂胡同搬到有四五间宽敞工作间的干面胡同，开始整档工作。我们将档案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类，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分类上架，所以看得比较仔细，并在特制的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后签上整理者的名字。

这次因为已经经过第一轮清理，不再有太多尘土，环境又比较宽敞幽静，所以大家心情舒畅，休息时和在宿舍里常常交谈阅档所了解到的珍贵或有趣的材料。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兴趣，有时我还在第二天去追踪查档，了解具体内容。我曾利用空闲的时间，把自认为有用的材料抄录下来，积少成多，慢慢地积累有两册黄草纸本。同时为了查对档案中的事实和加深拓宽这一领域的知识，我又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眼界逐渐开阔，钻研这方面问题的信心也增强了不少。我也了解到当时这方面的

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展开，以往的一些著作过于陈旧，数量也不大，而新著几乎没有，相关论文也只有零星短篇，所以感到这确是一块颇有价值的用武之地。

随着半年多整档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的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性的了解，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奠定了我将以一生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辛劳，但收获是很大的。一是我通过整档阅档工作，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学术领域——它影响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二是我毫无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档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这批整理过的北洋军阀档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国史馆合并，成立史料整理处，就是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有几位同事随从南下，我则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仍坚持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开始写点文章。到津第二年，我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虽然还不很成熟，但却是我第一篇北洋军阀史方面的专文，从此正式进入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

与此同时，我又得到一次深入这一领域的机遇。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界前辈的倡导和主持下，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十二个专题，分别组织专人编选。当时，北洋军阀这一专题也组织过一个包括京津史学工作者在内的编委会，已故的荣孟源和谢国桢二先生都是成员。我当时虽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荣、谢两先生厚爱，忝居其列，并接受委托在津搜集资料。不久，人事变幻，编辑工作陷于停顿，在津刚开始的资料搜集工作也告中断，所搜集的图书资料全部缴归南开大学图书馆入藏。我虽对此事的中辍抱有微憾，但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资料，为我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作了必需的准备。

1956年正值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提出的大好时机，学术有欣欣向荣之势，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我撰写北洋军阀方面的书稿。我既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又有一股写作激情的冲动，于是摆脱掉不敢接触历史“阴暗面”的心态，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一约稿。我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改订和充实，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努力撰写，终于在1957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史的专著——《北洋军阀史略》。

我在撰写过程中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变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考察，探求其成败兴亡的内在联系。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专著。我很自信，它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也为后来学术界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部书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日本明治大学岩崎富久男教授翻译了此书，增加了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的军阀》，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有关学者案头的参考用书。

《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后不久，我的教学任务突然被迫由近代转向古代，而且一直处于一种近乎闲置的境地，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也就随之而暂时搁置了。

直到1970年代末，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民国史研究的兴起，有关北洋军阀史的历史资料也日见丰富，新知旧雨很关心我的那部处女作，敦促我增订《北洋军阀史略》以应社会需要。我也深深地感到这是我应尽的社会职责，但又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20多年来，我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方面少有建树，但是，时代的支持和鼓动，坚定了我重理旧业的信念。于是，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著述、历史档案、报纸杂志、方志笔记和文集传记等资料，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对象、范围、分期问题、特点、地位、影响及其阶级基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并拟定了编写方案，终于在焦静宜女士等人的参加下，于1983年完成了《北洋军阀史稿》的编写工作，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36万余言的新著，比之《北洋军阀史略》，不仅篇幅增大，条理较前清晰，论证较前缜密，而且论述范围也有所扩展。在中国各派反军阀统治力量的斗争史和有关历史人物的活动方面，在军阀混战的具体战役、战斗方面，在北洋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关系方面，都有较多的增加和拓展。毫无疑问，这在当时确是这方面唯一的一部专著，对军阀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北洋军阀史稿》完成后，很自然地引起我30年前参与编纂《北洋军阀》资料的情思，希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终成完璧。也许是我和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特殊缘分，1985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补足这套丛书，特派该社编审叶亚廉先生躬临天津，面商北洋军阀资料的编辑问题，并有多次信件往还。1986年初，该社又借我去沪出席中国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便，作了进一步的具体磋商，并订立了编辑出版协议。

北洋军阀专题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由于这一专题的长期阙如，丛刊未能及时配套，因而出版者亟谋完成补缺工作，但因资料零散，人力单薄，有些资料近年又多分别出版，不宜过多重复，有些资料搜求尚多窒碍，以致进展时有困难。即使如此，我们为完成前辈遗业，也竭尽绵薄，希望能较好地完成补缺填空的任务。北洋军阀的资料涉及范围较广，有许多资料尚未经时间筛选和学术考辨；有的又往往由于当时不同派系的政治需要而真伪参半；有些不仅已有较多的印本，还有近期的重印本。这些都给搜求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是鉴于教学与研究的迫切需要，我们不能不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资料的选编工作。

这套书的选录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专著、报刊和汇编等方面，凡现已流行的重印本或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尽量少选或不选，如确有一定史料价值非此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也就难以避免重复。资料门类的选用按照各阶段史实与资料多寡而各有侧重，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中选录清末北洋新军活动的资料；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争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等；从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黎元洪函电稿中选抄了新旧约法之争、中德断交和军阀虐政等内容。有些官书中虽有有关资料，但因篇幅过巨，内容繁杂，那就从中钩稽选编，如从《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中辑录的北洋新军资料；外国人著作则侧重于亲历目击、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如埃·劳伦斯所著《中国的军事力量——军阀》一书系作者亲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作，记录战争的前后比较真实详尽。有些著作确有较高史料价值，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的书信集，是一部百余万字，涉及1895至1920年间中国政情的重要资料，但就在我们选译过程中，知识出版社即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为书名，将其全译出版，那就只好舍弃不取了。

总之，从浩瀚的资料里选录若干，纳入有限的篇幅之中，确有疏漏之虞。因之，我们又编制了书目提要和论文索引等参考检索工具，以满足读者进一步求索的需要。这套资料共五册，第一至四册系按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四个阶段，并围绕各阶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选编六七十万字不等，各成一册；第五册则包括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与附表等，总字数达三百余万字。

这套资料于1993年春全部面世后，与《北洋军阀史稿》相配，既有专著，又有资料，应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备结题。但是，我总以为应该再努力以赴，把《北洋军阀史稿》撰写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于是，我重读《北洋军阀史稿》，发现确有增订余地，反复思考，重新草拟写作提要，邀约分撰者，除了我的学生焦静宜、莫建来、张树勇和刘本军外，日本学者水野明和贵志俊彦等也应邀参与了一些章节的研讨，同时，我编写了各篇章的要点，供分撰者参考。从1994年开始搜集资料，分头撰写专稿；1996年，个别章节完稿，而大部分章节尚待订正，难以总纂成书；1997年，我尽量协调参与者的撰稿时间，又历时一年，终成初稿百余万字，遂由我通读全稿，审定内容，划一体例，润色文字，即于2000年夏交付出版社。

新撰《北洋军阀史》较之《北洋军阀史稿》，显有改观，篇幅约增近三倍，内容颇多增删修订，虽尚难称尽善，然已各尽心力。设新著《北洋军阀史》能为北洋通史补空而在一定时期内可备研究与教学参考之选，则数年辛劳亦足以自慰。至于有不当或错谬之处，则司主编者不得辞其咎，愿恭聆各方之指正！

我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路途，别人看我似乎有点痴迷，而我则非常欣慰地感到此生没有虚耗，因为我终于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我的这一历程充满着坎坷艰难，《北洋军阀史》的告成，既为学术书林增植一株树木，也体现出一种人间的冲刷。我感谢奖掖和支持过我的前辈和同道们！

选摘自《混乱中的行走——来新夏说北洋》，三联书店，2018年版。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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