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著作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我与陶敏教授自1986年起通信交往，前后历28个年头，因治学兴趣相近，常有相知难得之感。

文献考订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工作，要求学者利用可信文本，通过文献的相互比较参证，揭示出前人未知的看法。陶敏以出色的记忆理解和学术感悟，加上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勤奋，做出了大量超迈前修、启发后学的工作。可以认为，他对唐代基本文献的解读甄辨，是岑仲勉以后成就最高的学者。

——陈尚君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增订本的出版，标志着陶敏先生学术遗产清理工作的全部完成。陶敏先生（1938—2013）从事唐代文学研究数十年，出版专著20多种。陈尚君先生先后撰写《陶敏：一生心力献给唐诗研究》和《陶敏教授的遗著》两篇文章，回忆与陶先生的交往点滴，并逐一介绍了陶先生的著作及取得的学术成就。今合编推送，题目系编者所拟。

我认识陶敏颇富戏剧性。1986年4月参加学术会议，是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会长程千帆教授特别奖掖年轻人，天刚亮就敲我房间的门，夸奖我刚发表的《杜诗早期流传考》将他早年作《杜诗伪书考》没解决的问题说清了。我大感惶恐，当晚就到他房间请教，恰好他送客出门。坐定，程先生说刚走的客人是湖南的陶敏，这次仅能列席会议，但他对唐代文献有全面而细致的理解，今后一定可以有大成就。

就这样，我与陶敏擦身而过却没有认识，回来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刚发表他的《陈陶考》，从晚唐到宋人典籍记载中揭出唐诗人有两个陈陶，一位生活在唐宣宗前后，与晚唐诸多诗人有交往，另一位是南唐时期洪州的修道者，也能诗，但作品不多。举证的丰备，考订的坚确，相信程先生识人的眼光。

与陶敏认识且有过往，应该是在两年后了。我那时做全唐诗文的辑补，他则做《全唐诗》所见人名的辨析和诗人生平的考释，对一代诗文有共同的兴趣和不同立场的诠解，因而有较密切的交往。

[元]王振鹏《伯牙鼓琴图》

上世纪90年代前中期，有两件事使我们的学术合作很密切。一是《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一群学者合作希望完成闻一多、李嘉言等前辈重定唐诗文本的遗愿，几年间开了许多次会，但后来有变化，就不在此展开说了。二是《唐才子传校笺》的补正。

元代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记录了约400位唐诗人的生平，原书在日本发现后，日本学者有较简明的校注。傅璇琮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觉得这本书影响很大，但许多记载都是二三手材料，应该做全面详尽的校笺，以期全面揭示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命历程。傅先生从1983年开始约集全国著名唐诗学者分担此一责任，持续十年，到1993年出齐四厚册约150万字，是那时唐诗人生平研究最重要的结撰。

陶敏比我认识傅先生稍晚，当时没有参与，书出后傅先生希望给以具体的批评，陶敏很认真，逐条批核，历时两月，居然写出了15万字。傅先生是坦荡的学者，对陶的意见极其珍视，但稍显尴尬的是15万字附在原书后太多，单出一册又太少，于是与我商量，嘱我也将所见写出。我为做全唐诗文校补，那时几乎翻遍了四部群书和新出文献，因此补充了许多原校笺未及的史料，居然也写到15万字。两部分书稿由我拼贴定稿，因此而体会到陶敏在精读唐代诗文所涉人、事、时、地等细节中，努力追求还原唐诗人生平的可贵努力。这本补正作为《校笺》第五册出版后，获得不少肯定，北京学者曹汛曾有陶主内证而陈重外证的评价。

《唐才子传校笺》，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

最近二十年，陶敏著作如井喷般连续出版，论文超过百篇，学术著作则有《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998年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前书增订为《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11月，2007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中唐卷（分别与傅璇琮、李一飞合作，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唐代文史考论》（与郁贤皓合作，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6月），《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与李一飞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2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4月）、《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2月）。古籍整理著作则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与郁贤皓合作，中华书局1994年5月），《韦应物集校注》（与王友胜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与易淑琼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1月），《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与陶红雨合作，岳麓书社2003年11月）。已经完成等待出版的著作有他主编并主要执笔的《全唐五代笔记》，已撰写过半的著作有《元和姓纂新校新证》等。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内容则几乎覆盖了唐代文学各领域的所有作家作品，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达到国内一流。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陶敏1938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沙坪茶子山，1955年在长沙市第三中学（原明德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在《作品》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抒情诗中的我》（笔名既白），1958年初被口头宣布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安排到学校修缮组劳动，1959年被分配到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农场劳动。他老实说明自己是右派，但到次年要摘帽时，才发现档案里并没有结论，于是组织外调，戴帽及摘帽仪式一并完成。1961年，他被调到四平市的省农业机械厂（后改名四平收割机厂），历时十八年，先后做过工人、农民和小学教员。直到1978年，他方调到湘潭师专外文科，任外国文学及现代汉语教师。1983年，他到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开始专业教学与研究。他大学毕业后荒废了20多年，45岁时进入专业队伍，虽然年长我14岁，似乎学术出道时间差不多，他为人又随和，不摆大前辈的架子，我对他一直随意称呼。

近代以来，唐代文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首推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人都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都很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在学术取向方面则有很大不同。陈寅恪秉承家学，又曾长期游学欧洲，他更关注从宏观上揭示中古文化的特点以及民族、宗教、制度、家族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岑仲勉则试图在校订全部唐代文献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文学的全部细节和真相，包括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中的历史演进。两人在学术细节上虽然有许多分歧，但都以阔大的气象和探索的勇气，为后学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

岑仲勉先生

在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唐代文学的诸多研究学派中，从傅璇琮、陶敏到我，都属于立足唐代本身研究，试图在诗人的生活道路、诗人的写作过程、诗歌的写作本事和具体寓意等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揭示真相，还原事实。就此点来说，更多承袭岑仲勉的工作。因为这样，我对陶敏的上述著作及其达到的成就，有很切身的体会。他在回归学术之初，主要做刘禹锡诗歌的笺释解读，与一般唐诗研究者路数差别不大。但达到一定深度，他就发现，在刘禹锡一生交游的诸多人物中，有的正史有传，生平线索大体清楚，更多的则史籍中仅留下片爪只鳞，要理清很不容易。

从宋代以来无数唐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大多根据传说事迹和常见诗歌，诵读并理解唐诗，体会其从遣词命意到兴象谋篇的成就，加以模仿写作，很少作客观科学的探究。现代学术的起点，首先必须是文献准确，事实清楚，然后再予以研究。但唐诗虽然已经有逾千年的研究史，不仅缺漏错讹极其严重，而且所涉史事极其纷繁，诠读更为不易。陶敏的工作大体以岑仲勉为起点，以清理岑氏的遗著《元和姓纂四校记》为基础。

唐代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由无数家族和各层官员，以及不同地位的仕庶人等组成，史书仅能记载很少高层士人。《元和姓纂》是林宝为朝廷加封授爵而编成的士族谱，如同无数枝条的大树般记录了唐人的世系家牒。前举岑著则是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几乎将该书所载数以千计的人物履历弄清楚了。陶敏以此掌握全部唐代人事关系的谱图，加上他对唐代存世文献的深细理解和对新见文献的及时掌握，他的学术研究在多个层面展开。以下摘要酌作介绍。

[唐]孙位《高逸图》（局部）

《全唐诗人名考证》及其增订本《全唐诗人名汇考》，是陶敏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后者多达120万字，为5万多首唐诗诗题、诗序、诗篇中所见唐代人名逐一作了解释。比如最常见唐诗中《夏日南亭怀辛大》、《戏作花卿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中，与诗人有关者为谁，书中逐一给以说明。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不涉猎极其广泛的文献，没有超强的记忆和敏锐的感悟，很难完成。这里摘录陶敏文章中提到一段与我有关的往事：

“记得1990年在西安参加编纂《全唐五代诗》的筹备会，和陈尚君住在一间房里，他从书店买回了几本《文博》，随手一翻，发现其中提到西安出土的天宝十四年《唐故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铭》，猛然想起王维集中有一首《宋进马哀辞》，两相对照，宋进马果然就是宋应，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和尚君不禁相对抚掌大笑。如果平时脑袋里不是装满了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条资料就会失之交臂了。”

全书无数人名的澄清，就是这样逐一积累起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为他考辨作品归属，考索诗人事迹，提供了无数线索。

《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收录陶敏三十年间重要论文七十多篇，内容涉及辑佚、年谱、书评、专书研究等多种类型，但最具学术价值的是一组唐诗甄别辨伪的论文。如《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认为《全唐诗》周繇下所收的在襄阳与段成式、温庭筠等唱和诗，是另一位作者元繇的诗歌，从《唐诗纪事》开始就弄错了，只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下保存了一处元繇的署名。在理清周、元二人的生平轨迹后，确认这组诗与周繇无关。再如《全唐诗·牟融集证伪》一篇，指出牟融其人明中叶以前无闻，从朱警《唐百家诗》开始出现，其中记载的唐代著名人物居然横跨了几个时代，而另一批人物则属明代著名人物，再从地理、典故等加以佐证，确认此集为明人伪造。另如考证同时与白居易、刘禹锡来往酬唱的有两位卢贞，考证李白送贺知章诗为伪作，考证《大唐新语》之不伪和《龙城录》的决伪，也都堪为定论。

《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构想由傅璇琮先生提出，分初盛唐、中唐、晚唐和五代四卷，陶敏负责前两卷，所承逾全书之半。此书采取编年的方式，立体式地展示唐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年有哪些政治事件，每一位文学家有何作为，哪些人之间有交往，哪些作品在此年出现，全部逐一记录。书出版后，学者赞许为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叙述体式。要将数以千计作者总数超过八万的个体作品，准确定位到每一年，纂者的努力可想而知。

《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肇端于上世纪80年代陶敏与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的合作计划，后来停顿了，而唐文学的研究格局已经完全改变。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证》对重要诗人的梳理，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对所有唐代作家生平的叙述，我也参与其事，觉得再做小传笺证已经剩义无多。但陶敏坚持独立做完全书。近期我因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参考本书逐一重写《全唐诗》小传，已经比读了全书三分之二，确认其发明之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全唐五代笔记》是陶敏晚年主编的用力极深的著作，为此陶敏与他的团队经历了近十年的艰辛工作。虽然笔记不能如诗文那样文体清晰地加以甄别，但能在此一总题下将此类著作作完整的清理，足可方便学人。唐人笔记原本保存至今的不多，多半靠《太平广记》等书引录而得有部分保存。明清两代对唐诗的癫狂虽然也连带引起对唐小说笔记的热情，但书坊不负责任的编造带来唐稗的无序混乱。唐笔记之清理要做到区分真伪，区别正讹，写定可靠文本，要学者去发掘善本，剔除伪杂，陶敏做到了这一点。从他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刘宾客嘉话录》在唐兰、罗联添两种新辑本以外又有许多新发现，考定《尚书故实》叙述者张宾护就是书画名家张彦远，发现海日楼旧藏《贾氏谈录》比通行本多出许多内容，对中华书局已经有新整理本中问题也有许多纠订。此书三年前已经定稿，交到出版社，可是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至今仍没有面世。

文献考订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工作，要求学者利用可信文本，通过文献的相互比较参证，揭示出前人未知的看法。无论文献获得的难度，文献解读的准确，文献论证的逻辑联系，以及论证结论的不循旧说，都非浅尝者可以达到。陶敏长期在湘潭任教，既不在中心城市，又非主流院校，图书资料和学术信息的匮乏，给他的研究带来很多的困难。他曾说到八十年代想看《舆地纪胜》、《全唐文》要到长沙的省图书馆，要看徐松《登科记考》、劳格《郎官石柱题名考》要到上海、南京，可见研究之艰苦。好在三十年来学术图书的出版和科技手段的进步，大大缩小了这些差距。而陶敏更以出色的记忆理解和学术感悟，加上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勤奋，做出了大量超迈前修、启发后学的工作。可以认为，他对唐代基本文献的解读甄辨，是岑仲勉以后成就最高的学者。

（本文节选自《陶敏：一生心力献给唐诗研究》，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2日）

陶敏教授的遗著

陈尚君

陶敏教授于2013年1月17日因肺癌去世。他的助手李德辉教授曾是我的学生，当天下午将他的生平履历、著作目录及后事交待邮发给我，特别提到还有许多已完未完稿有待整理出版。我当天晚上撰写悼念长文，同时交《东方早报》与《中华读书报》发表，次日赶到湖南湘潭送行。

告别会上，我发言中特别提到，陶敏教授的著作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部分，希望他所任教的湖南科技大学校院领导和学生同事，对他遗著的出版给予重视。很感欣慰的是，各方出力，尤其是李德辉教授倾注几年的心力，完成老师遗著的整理，已基本完成出版。

陶敏教授遗著的价值和出版情况，简略介绍如下。

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中华书局2015年6月出版。《景龙文馆记》原书十卷，唐武平一撰。平一是武后族曾孙，武氏权倾天下之际，他采取躲避态度，得以远祸。此书详尽记录景龙二年（708）四月至四年（710）六月，唐中宗与文馆群臣几十次游历唱和的过程和作品，参与者包括几十位著名文人，如此大规模唱和最终导致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成。《集贤注记》三卷，唐韦述撰。述为盛唐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至今能完整读到初盛唐史事，靠他在安史之乱中拼死保存下来。玄宗即位后重视文化建设，初命群臣整理图书，继设集贤院于两京，由宰相知院事，凡图籍宝藏、著作编纂、文化建设诸事，皆由集贤院主持。韦述供职集贤院长达40年，对院事始末、制度建设、图籍管理、文人出入均极其熟悉，此书成为了解盛唐文化繁荣的重要记录。二书宋以后久佚，但宋人引录极多，仅《景龙文馆记》有过贾晋华辑本。陶辑二书各有12万字，校订认真，征引丰沛，足可信任。

《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陶敏主编、李德辉副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此书完成较早，陶敏前言写于2005年，出版一再延滞，版权页时间在陶敏去世前一个月，实际见书则在2014年。全书篇幅多达363万字，首次完成全部唐人笔记校订，收书数达143种，都能征存较早记录，调查善本与存世文本，在反复比读后写定文本。无论存本之校订，佚著之辑录，以及条目交叉之认定与文字讹误之改正，都尽了努力。

陶敏主编、吴广平副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岳麓书社2014年6月出版。此书本为校内教材，200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经十多年应用及反复增订，完成新版。此书以我悼念长文代前言，我又新写了一节附记，认为该书“融合了陶敏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在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许多具体实例，如关于唐代笔记校订、唐代诗歌订误、古籍文本解读、唐人生平梳理等方面的心得。此外，有关避讳学、总集编纂、四角号码检索、常见学术网站的介绍，也简明清晰，便于掌握运用”。

陶敏遗著、李德辉整理《元和姓纂新校证》，辽海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元和姓纂》，唐人林宝撰于元和七年（812），根据唐代重要官员的家族实际情况，并广征当时得见的汉唐姓氏书与公私谱牒，编纂而成，是研究汉唐士族谱系的最重要文献。原书久佚，清四库馆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所载多达近两万人名，文本错讹极其严重。四库本为一校，光绪间洪莹刻本为二校，民初罗振玉为三校，稍后岑仲勉作四校，1994年中华书局约陶敏与郁贤皓，将岑著与洪本整理刊布，此《新校证》近乎是五校或六校了。陶敏工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新出石刻文献，作全书的考证校勘辨伪，具有重要价值。

《元和姓纂》

陶敏原著、李德辉编校《唐代文学与文献论考》，辽海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这是陶敏的第二部学术论文集，是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的续编，收录已发表未发表、已完成未完成的文章140多篇。编次包括十个部分：1.唐代诗文综合研究，2.唐代作家生平事迹研究，3.唐人墓志及《姓纂》研究，4.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5.唐五代文集提要及正史校勘，6.书评，7.自著前言后记，8.治学经验谈，9.书序，10.陶敏论著目录、年谱及纪念哀挽文字。其中有很多未成稿，保存了一位学者从酝酿选题到积累文献的原始记录。

陶敏遗著，除《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增订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都已问世。李德辉在前书后记中说：“本书编校的完成，标志着陶敏先生学术遗产清理工作的全部完成。”“尽管编校累一点，但我在所不辞，心甘情愿。”“可以对得起陶先生亲友了，陶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20年前，陶敏推荐德辉到复旦跟我读博士，现在他以这一方式回报老师的关爱，我为有德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陶敏经历坎坷，45岁方进入专业领域，初任教于湘潭师院，并校后称湖南科技大学，既非中心城市，学校藏书也有欠乏，他硬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超人的感悟，以存世唐代基本文献为主要依凭，完成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跻身国内一流学者而无惭色。这里无法作全面评述与介绍，仅举他在《全唐诗人名综考》中，对宋本白居易诗的校订，与他没有见到的日本存古本相印证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喜与杨六侍御同宿》，陶谓杨六为杨汝士，作侍郎为是，今知《千载佳句》及藤原基俊古笔正作侍郎；《旱热》注：“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韶。”陶谓杨、李二相指杨嗣复、李珏，会昌初贬潮、昭二州，“韶”字误，金泽本白集“韶”正作“昭”；《春来频与李二宾客郊外同游因赠长句》，陶谓李二宾客为李二十宾客之误，为李绅，藤原基俊笔“二”正作“廿”，恰可据改，今人或谓“李”上疑夺“刘”字，则属误校。类似的例子很多，我还记得他曾考某诗内容与诗题人名不合，认为诗是赠给该人之下一代者，我近见宋元《镇江志》引《润州类稿》此诗题下有“之子”二字，圆满解决了他的怀疑。当然，古籍校改中的考证推定并非皆可以作结论，如白居易《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一诗，陶谓刘十九、崔二十四皆称行第，张大夫之“夫”字疑为衍文，推测当作“张大”，日本大江维时《千载佳句》卷上《人事部·招客》引此诗，“大夫”作“十八”，知此处确有疑问，但推测与书证稍有差距。前人说古籍宜慎改，原因在此。举例虽皆细节，但集腋成裘，于一代文献建设关系巨大。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著作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我与陶敏教授自1986年起通信交往，前后历28个年头，因治学兴趣相近，常有相知难得之感，他读书之慎密精微，更让我常有瞠乎其后之感。他生前已出版专著16种，身后还有上述诸书留给学林，足为当代楷模。

（本文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1月14日）

延伸阅读：

笺注刘禹锡集引导我走进唐代文学研究殿堂|陶敏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文章来源：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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