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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休斯 | 历史学家如何思考
2019-07-26 19:19 斯图尔特·休斯  新史学1902 审核人:   (阅读: )

美国历史学家Henry Adams

当某一个人平生第一次接触到历史学研究时,这门学科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从表面上来看,对历史的观照并不像其本身那样轰轰烈烈,不必钩沉来龙去脉,在书海和诸多文献中品味,安闲自在地思忖反刍、追溯过往的岁月。在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坚实的学科基础和漫长的摸索,这些对待学术坚持不懈的品质,德国人将之归结为一个不可言喻的词汇:坐臀(Sitzfleisch)。这种方式收效甚微,鲜少有人在20岁时成为这方面的天才。然而,如果能假以时日,这确实是一个安全稳妥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并不需要未雨绸缪,也不需要掌握数学专业的词汇和知识。当业余的研究者将了解到的知识群分类聚,他们发现自己就成了行家里手。毫无疑问的是,在大学的学科中,历史学并同英国文学成为学术兴趣尚未确定的人群比较青睐的研究方向,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甚至在性格自卑的时候,一度将“精神怠惰”选为其研究的方向。

然而,所有这些在瞬息万变间换了面貌:在过去,历史的书写比起它固有的叙述结构变得更加松散、琐碎。哲学家的方法和假设仍然受到缜密逻辑分析的牵绊。史学界已经开始着手建构与邻近知识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譬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简而言之,在这些展开讨论后的一个多世纪,历史学家最终演变为科学家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艺术与科学并非像他们原本设想的那样相距甚远。正如E.H.卡尔(E.H.Carr)写道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参与到了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研究中:对人与其所在环境的研究,人对其所在环境影响的研究以及环境对人影响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不谋而合:夯实人对其所在环境的理解力和驾驭力”。

《历史是什么?》([] E.H.卡尔  著,陈恒 译,商务印书馆,2011

或者,引用一个科学家针对运思方式的观点,即“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学科的研究过程大致相似。在人类语言发展历经的几个世纪中,科学与艺术的表达形式是这样呈现的:通过我们谈论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片段,几组条理清晰、合乎逻辑的概念,以及不同艺术风格在这种语境下显现出不同的文字或者几组词汇来表达”。科学家和艺术家在交流他们所理解的内容时,默契地运用到语言中的隐喻。如果一个科学假设是一种修辞手法,那么塑料质地的艺术品或一段音乐亦是如此。与此同时,这些隐喻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精确的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艺术隐喻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语法。”前者通过精确的思维结构传递其内涵,后者通过暗示与迂回的方式阐释其价值所在。两种思维过程互为补充,而并非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历史的书写兼有两者的性质。也许不只是在其他学科领域,人类对知识的探索延伸出的这两个方向往往与人类历史的追溯相互交织,难舍难分。

因此,历史学为艺术与科学的互补优势提供了鲜活的证据。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令历史学家引以为豪的根源所在。而且我猜测,很多历史学同行引以为豪的是,与清晰阐释学科特征相比,他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调解其自身学科的特征上。然而,情况往往事与愿违,他们所追求的半科学化、半艺术化让其他人感到费解,而且当他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阐述学科意义时会遭遇到瓶颈。特别是,依附于历史的社会科学与日俱增,这对研究者来说,更趋向于一种威胁,而并非一个契机。一些历史学家坚持将历史的传统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方法论的严谨度得到新的重视,暗示一些没有得到研究者观照的素材依然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对依附于科学学科的畏惧起因于早年间令人深感遗憾的经历:这可以追溯到一个青年学者的大学时代,他痴迷于文学,觉得自己与实验室格格不入。这也许能够从审美角度反映出,对那些被视为毫无语感的文化野蛮人的科学家反感至极。这也可能掩盖了一种自卑感:毕竟,对于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科学家在理解上毫无障碍,然而相反,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很多历史学家似乎都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

对此,我强烈反对。对于历史应该讲求如科学那样更加严谨的精确性的观点,我从来不为此辩解,也没有在当下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抗拒诸如历史学家改变有特色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等观点,对于将其研究课题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这种想法应悬崖勒马。我坚信,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大错特错。历史越科学化,越会在未丧失审美价值的情况下意识到假设和运思过程。的确,在科学论域中,对于历史地位的明确认知也许能提升其传播过程中的学术兴趣。这可能会给历史学探索传统意识增添一个新的维度。

这些新的探索,与融合了科学与艺术的历史学研究相隔甚远,我将会在当下一系列论文中做出阐述。我认为,首先是要回顾历史知识的独特性,哲学的陷阱就潜伏于历史散文矫饰的风流蕴藉中。

相比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研究者,历史学家当中鲜少有人直面数据或者文献资料。文学家、艺术家将先入为主的诗歌或绘画作为观照对象;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探索宇宙万物;地质学家跋涉于他所致力研究的土壤;物理学家、化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着多项试验。数学家和哲学家通过客观的定义从现实中提取抽象的概念,不必佯装拥有经验能力。单单历史学家一边固守着经验事实,一边迫不得已将其研究论题视为第二阶段的产物。甚至在他开始提出依据之前,只能先接受他人的言论。

不论有多少实验法被采纳,至少基于多种档案、文献和一种历史书写的传统史学研究法定会赢得声望。当然,这里包括考古遗迹的确凿证据,针对这些,我将会在稍后详细加以阐释。这也有一个或者两个历史学家通过再现历史片段完成一种实验的著名范例。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一位博学的德国人在普鲁士军械库举办一场模拟战斗,以此来检验温泉关(Thermopylae)的权威性叙述。最近,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身体力行,自驾航船从西班牙驶向西印度群岛,证实了哥伦布原始航海日志的准确性。这是打破一般规律的激动人心的例外之举。我认为,能有如此之举的大有人在,历史学家确实应该扩充其想象力,寻求接近历史经验本身的新方法。然而,不论他们多么的尽心竭力,历史学家中鲜少有人能有幸发现证据,就像我引用过的例子那样整齐划一。(伟大的、决定性的战役会采取人海战术,战争的场地也被明确的限定在某一个地点,比如斯巴达在温泉关关口的防御。)大多数时候,历史学家仍然迫使自己接受文字记载中不可控制的证据。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Benedetto Croce

另外,即使我们有大量历史文物,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回顾性实验,但对于历史知识的质疑将始终伴随我们。因为我们只是需要确定某些东西,准确无误地标识或者依时间顺序给予定位,并非是要知道它在历史学术语中的既定意义。历史学知识包括其含义。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遵循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无意义归责的论辩中,历史散文只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年代记。

对于词语“意义”的多重含义,我将不在此赘述。如果这样做,将会加重这场博弈中令人难以接受的语义过载。我做的仅仅是历史学家经常遭到指责的事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的意义将会逐渐浮出水面。历史学家天生就对精确的定义如履薄冰;他们反感被束缚在狭隘、局促的术语范畴中,并且曾几何时,他们警惕陷入错置具体感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中;他们更倾向于以他们惯常的方式书写普通的语言,让读者逐渐意识到这些词是如何在岁月的流转中微妙地改变其原有的意义的。而现在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在说“意义”的时候,就能联想到相关的事情。

接下来,为了挖掘意义,则会牵涉到理解力。在历史学家的意识中,认知力和理解力如此接近,以至于完全可以将这两个问题画等号。我猜想,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是如此。只要有一些生活经历,任何一个人在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都可以意识到大脑不可能孤立地辨认出某个对象,它们通常隐藏在相关和相似的密集组织中,在某一时刻映入眼帘或是灵光乍现。既然比起其他学科的知识,历史更接近于日常经验,特别是在关联烦琐复杂的领域,就再自然不过了。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事件”,仅仅是叠加了无穷无尽经历中的一部分,为了更清晰的理解,我们已经将其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

所有这些已被一系列当代历史思考分析解释得淋漓尽致。然而,大多数人研究处理“微观史学”时,在阐释和理解一连串相对小的事件上都存在着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所作所为要慎之又慎。在“宏观史学”的层面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谈到构建起长远“趋势”时,历史逻辑的规律纷纷失效,研究者在与初衷背离且希望渺茫的海洋上随波逐流。然而,一旦接近人类对其周遭环境更广泛联系的认知,那么,这个层面正是需要被历史书写的。在此,对历史知识的质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它被归结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甚至被视为一个信仰问题。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个经典的回答。第一个基本的答案,源于19世纪德国历史书写学派,代表人物乃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我们将这种回答称为传统唯心主义的姿态。兰克最常引用的一句格言,他提出历史书写的原则,即“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还原其本真”,历史不应该像大多数后来者那样望文生义。对于兰克在其书写中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简单的效仿,我并不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单纯;正如任何一位实践历史学家,他隐约意识到,在铺陈概述过程中,必须通过筛选和个人判断来扮演建构其价值的角色。然而,他与合作者的共同信念有着宗教式的虔诚以及狂热的新教色彩。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参透一个事件或其独具特性的核心观点,就能抓住本质所在,其余的自然就能随之而来了。传统唯心主义的姿态暗示着一种以“最有共鸣、最具变通性、最恭敬的态度,来对待过往各种原创之作”的态度。这意味着完全以“接近直觉”的方式寻求“上帝之手”。兰克提出的方法意味着历史学注重的并不只是分析:强调静观沉思,更确切地说,“来源于一种‘无与伦比的甜蜜、妙不可言的生命力’,这样看来,理解知识和信仰崇拜如出一辙,所见略同”。

这正是《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创作者,也是第一个将历史视为一个完全自觉学科研究学派奠基人所说的隐性认识论。如此曲高和寡,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哲学的运思。它没有将这些术语受制于批判性的审视,而是直接承袭了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朦胧绮丽的辞藻。也就是说,19世纪实证主义的敌对者和后续者,是与它并行不悖的。典型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甚至不会对哲学能力提出要求: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屑一顾以及对历史知识的质疑视而不见。他的目标仅仅是“将那些在其他分支学科,也就是在自然科学收效颇丰的调查方法应用于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中”。正如那些最初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早期实证主义哲学家采纳了其他人的认识论。他们也拥有一个信念,即历史能变成一种科学,而且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看来,至少他们的这种想法值得我们尊敬。然而,他们对于科学的构想过于单纯,而且在理解上流于单向、线性;他们内化了自然科学家抱有的绝对信心,也就是将寻求“原因”和“规律”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对于最新的研究则身体力行。凑巧的是,正是自然科学家自身推翻了实证主义史学。世纪之交,科学思考的伟大变革使那些有着科学理念的历史学家失去了哲学思想基础,尽管就是这些唤起了他们下一代人曾经发生过什么。

起初对历史知识质疑的两个答案在现在看来不过是好奇心驱使而已。然而,19世纪的每一个主要学派都是20世纪学派的分支,以其全新的面貌示人的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定会为当代历史学家的哲学思辨提供切入点。

德国哲学家Wilhelm Dilthey

在新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中,最具影响力的解读者当属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以及意大利的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他们致力于将历史学重建为一个具有独特属性和方法的知识学科,以防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带来威胁。新唯心主义者充分意识到19世纪先贤在哲学思辨上的缺陷所在。他们深知,在科学理念时代,并不仅限于重复兰克所说的,即将最终实在理解为“理念”或“精神”。因此,他们着手细化历史话语逻辑,并试着追寻历史学家思维的运转方式,真正整合成一种对往事清晰连贯的叙述。这项工作中的大多数证明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会去否认新唯心主义者论点的核心,即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也就是要以非凡的努力唤起无法挽回的、死水一般的生活。

然而,对于历史知识的核心问题,新唯心主义者的答案却不尽如人意。如果历史学家不能以自然科学家的方式找到原因和规律,而此后他又能如此奈何?普通唯心主义者的回应依照德文动词“理解(verstehen)”在主题上有些许变化:历史学家则得出“内在理解力”的结论。但对于一个兼并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倾向的思维的人,这听上去好像在回避问题的实质:某个人理解是因为他理解其中的内涵。也许我们对verstehen概念最好的理解,即是转向少数的法国人,后者在德国历史术语的泥沼中奋力前行,所表现出的理解力却丝毫不减。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解释道:“谈到理解力,即是当知识显现出了一个内化于现实的意义,已然可以通过那些留在记忆里和突然意识到的进行思考。”

法国思想家Raymond Aron

历史意识的维度

作者:雷蒙·阿隆

如此定义十分真切,但也极为无用。这表明,当每一个历史学家试图再次体验历史事件意义所在之时,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应配得上他的职业使命,意味着信念在他艰难的学术追求中赋予其力量,缭绕在他思维中感同身受的想象力,与处于另一个时代中那个人的所思所感相契合。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心怀这种信念,他就连书写的勇气都没有;他会屈从于被压抑的质疑声,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历史当真不过是“我们对死人玩的把戏而已”。与此同时,将思维活动定义为verstehen并没有告诉我们与运思过程有关的任何事情,这让新唯心主义者茫然不知所措。克罗齐自己提不出比“闪电”更恰当的通达历史本质的修辞了。即使是在英国,在克罗齐的弟子R.G.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掌控之下,该学说受到神秘主义的暗示,这和那些在德国被弦外之音笼罩的神秘主义虽有所不同,但却同样招致理性的焦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某种“反思”或“再体验”的角度审视历史理解力,那么人们不会完全精确地感受到历史学家以何种姿态呈现。他不能唤回曾经已被彻底宣告终结的历史。他不能表达出正在发生的现实进程所展现出的历史事件的完整意义——因为他知晓了历史事件的结局。他体会到,重获历史的本真并非凭借虚假蒙昧的文学手段或技巧;对他来说,声称做出一个愚弄所有人的、经不起推敲的判断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摆出他惯常的姿态,以他所描述的当代事件作为伪装。他的真实立场存有诸多的不确定。正如普鲁斯特抵达似水年华的追忆终点尘埃落定之时,历史学家正“栖息”在他曾体验过的历史长河“令人目眩的巅峰”之上。

从这个视角来看,相对于很久以前的研究,近期的历史研究困难重重,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唾手可得。对于那些想写人们经历过的新近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而言,必须知晓这些作为前提条件。同样,当他将思绪回溯到早年时期,他的理解就会被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渲染。他不仅知道结局,还明晰随之而来的事情:无论他多么跃跃欲试地想要扭转自己得天独厚的立场,无论他多么精挑细选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与自己的判断不相关的内容,先知的阴影始终潜伏在其意识的深处。即使当后续的事件从未提及也是如此。当我与小部分学生一起细读了两本最有影响力、取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时,这个简单的真理给了我当头一棒的顿悟。其中一本出版于1928,另一本确切地说,则诞生于10年之后。这两本书讲述了对战斗的恐惧,充斥着仇恨和厌恶,从超越国界的、共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团结。但是第二本书的重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战争的厌恶始终存在,但令人厌恶的是,以距离和感觉缓和欧洲再次准备应对的冲突,并且不可能再写出这类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系列结果具有所有类型和层次的特殊性,不只是行为或事件,而且还有思想和感情。它们构成了现在与过去,也就是历史学家与研究论题间部分的无限关联,然而,在传达如唯心主义者隐喻“重现”的复杂性上表现出无能为力。

然而,更糟糕的是,主观认识论的逻辑最终将我们带入哲学相对主义的流沙。在唯心主义思想的外围,历史真实性的基础的确岌岌可危。如果被称为verstehen的理解过程不受制于实证检验,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理解力的“内在”性质排除科学论证的惯用方法,如何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些观点的真实性,甚至以明确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我们如何评估一位历史学家的判断比另一个历史学家的判断更好?最终,我们将一切疑问交给投硬币来回答——事实上,“各种选择之间没多大区别”。

历史唯心主义耗费整整一个世纪才找到这一通道。个人判断的相对性问题没有给兰克增添一丝困扰;他有支撑自己的虔诚信仰。两代之后的新唯心主义者才发觉到,在他们之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鸿沟;他们已经失去了质朴年代那份宁静致远的信念,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认为,确实有某种如神一样的存在,它们在历史记载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然而他们仍坚持那些令人深信不疑的片段,其余的信念则存在于“精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之中。没有一个20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学家愿赌服输并且承认史学判断的总体相对性。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最终鼓起勇气,换句话说,怀着对知识的征服欲断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当然,这样的结论不能否认的是,有一些论断比其他的观点更加炉火纯青。但也清晰地表明在历史阐释更广泛的论域中,比较性评价标准乏善可陈。眼下这个问题依旧如此。在唯心主义的视域下,怀疑主义的局限性毫无疑义:历史思想步履维艰。

对于19世纪新实证主义在当代的其他再阐释,在表达上远不如新唯心主义理念来得清晰。其追随者都是业内的历史学家,相比于对哲学终极问题的研究,他们更愿意谈及技巧和方法。当然,我不能确定“新实证主义”这个词能否被他们所接受,但是现阶段我还找不到更好的词。另外,它具有将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历史学学派与20世纪哲学与自然科学前沿思想主体结合起来的优势,并自觉将实证主义的标签应用到自身的工作中。

一言以蔽之,新历史实证主义者,以及将我带入深思的当代法国学派(French school)的经济与社会历史学家,他们在默认新唯心主义主观认识论的同时,在更优越的条件下已经恢复了旧实证主义历史学科的研究。他们不再认为科学研究仅仅是一套依据原因和规律的简单程序:自然科学家本身并不认可。我之前提到的科学思维的巨大动荡,在世纪之交后剥夺了原来实证主义者所拥有的正当理性。当自然科学家将自然规律仅仅重新定义为诸多假设,当他们开始将相对论、多元的解释甚至诸多不确定性代替为之前深信不疑的宇宙一致论,颇有科学头脑的历史学家没有追寻其缘由,反而紧随其后。其中的一些人始终沿袭旧的科学语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大多数久经世故的人和克罗齐共同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永远不会被视为一种科学。只有个别人对能从理性的残骸中挽回些什么拭目以待;正如在奥地利和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少数锐不可当的法国历史学家开始着手探索在流体宇宙中是否仍然存在一些固定点,这是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以及历史评价中的相对主义交付给他们的残酷难题。

法国历史学家Marc Bloch

西学经典书系: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Marc Bloch

以中古史学家、经济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为首的历史学家,其思想的养成有赖于在历史方法的广阔地域随心所欲地徜徉。布洛克发觉,通过改写自己研究领域的隐喻,摆脱了晚期唯心主义怀疑的噩梦,实现救赎。狄尔泰和克罗齐所说的几乎是全部思维的内化过程,布洛克将重心转移到何为外在的以及实在的阐释。他并不否认历史评价的主观特征。他只是再一次关注到这些事实,即历史学家实际上对历史可以做到耳闻目睹、触手可及,并且的确比19世纪的学术前辈阐述得更为系统化:考古遗迹、语言、民俗文化等类似的东西都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他认为,这些都为历史学家的思想提供了栖息之地,也可以将此作为新的起点,就像测量员即刻就能读出一块矗立在地上的金属板的精确高度,准确度亦毋庸置疑。

那么不难发现,布洛克将其尽心竭力、精心撰写的著作看成一种手艺(métier)则不足为奇。他视自己为手艺人,不只是以唯心主义教授的传统经典之作的方式在脑海中“重演”过去,而是像技术人员一样精益求精,不论以聚落形态还是以土壤耕作的方式,在历史画卷展开的过程中追本溯源。就其本质来看,这些无可非议,因为他发现这些是有形的在场,它们可以真实地展现在历史学家眼前,而不是仅仅从意义模棱两可的文献中“反思”。他强调,“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也许就是令人毫无疑义的”。它们所呈现的器物和理念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件更接近于历史的基石:思想,技术,社会和经济结构则远远不能像一段叙述遭受掩盖或扭曲。而且布洛克提出,与其说历史学家是一个讲述者,不如说他是一名再现者,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得到一些他敢于赋予真实性的东西。

事实上,这些被扭曲的基本证据可以为真理服务。一段传说可能略显荒诞,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明显与科学数据相矛盾,但比起大篇幅的铺陈直叙,这种歪曲的性质和方向更多地表明了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情感假设,也就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期待和努力。除此之外:

实物(physical objects)远远不是唯一一个容易被直接理解的。一种语言特征,一个法律问题在文本、仪式中得到体现,就像现实中石器时代工匠昔日的钻燧取火、砍树伐林一样,也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所理解和阐述的实体。在此,无须动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思维做出解释……历史学家只能通过他人的眼睛了解实验室进展一说并非确实可信。但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实验尘埃落定得出结论,他才知道结果。然而,在优越的条件下,完全可以透过他自己的眼睛看见实验留下的某种残余。

布洛克没有“解决”历史知识的问题,但相较于之前轻省了不少。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扪心自问,对于他自己所知晓的范畴,在回答时可能会比上一代人多一点自信心。

历史书写中有一个“真实性”理论,与新实证主义者对历史知识问题的重述并驾齐驱。历史学家一直主张以其技艺代代相传,以此来超越真理的本质。从广义上来说,传统实证主义者提出一个“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也就是他们始终认为,一个历史性的解释如果与“事实”相对应,那么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普遍唯心主义者的反驳包括各种各样的“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这样的解释是在其内在逻辑和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判断的。但这些观点都不尽如人意。“符合论”的优势在于其实事求是的判断力:只有堂吉诃德式不切实际的幻想才会全盘否定历史中令人信服、毋庸置疑的资料,或将争论聚焦于历史学家的解释是否名副其实。然而,这种断言只对微观历史效果显著;在宏观普遍的范畴中,几乎不可能说出事实的真相。至于“融贯论”,其缺陷在于所有唯心主义者都以常识为代价,转而强调逻辑与审美。如果判断的标准几乎无一例外是主观的,如果一个观点被接受或否定主要源于其艺术性和哲学品味,那么很难看出历史的书写与人类精神想象力的运用的差异之处。

这再一次证明,正如布洛克看到的,当他重新定义自己所追求的本质时,消散哲学迷雾即扭转问题的惯常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强调什么是真的转向强调什么是假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探求就此揭开帷幕。根据这一推理过程,要求历史学家只写出什么是真实的,的确过于矫情;更为谨慎的是,如此要求让创造性的想象力背负上难以忍受的枷锁。更确切地说,应该要求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知道的有悖于事实的事情缄默不语。(如果这看起来是一条适度的禁令,他只是将其视为浩荡文学长河中一小段针锋相对、盲目推崇的历史,由此意识到它往往遭到蔑视。)由于过去的事情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历史学家几乎不能确定什么是真实的。但他对什么是完全错误抱有相当明确的态度。这里有一些为迸发的想象力设限的界石或者界标,它们往往是布洛克所写的直接证据。

这个边界或界限理论是完全符合当代自然科学和分析哲学的常规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如其分地被称为新实证主义者。毫无疑问,正如在物理学或者语言符号学中,比起建立起某个东西,反证其虚假性更加轻而易举。所以,从历史话语的逻辑之中,新实证主义者最终可以验证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要得到一个坚实的立足点,一条通往理论的重建之路才就此畅通无阻。一旦历史学家否定了一些不可能,一旦他给自由散漫的创作冲动建立起某种限制,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勇往直前地踏上探索与发现知识的旅程。在20世纪,自然科学家弃置了陈旧的假设,开辟出对全新未知领域的思考,由此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如今,同样的进程也开始在历史学家这里得到显现。

因此,一方面防止理解力过于简单,另一方面抵制怀疑主义与缺乏自信的侵蚀,比起普遍意义上历史学家得心应手的工作,当代历史学家正在努力寻找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逻辑一致性的阐释结构。在如今的文化氛围背景下,在指导优秀学生的过程中,最振奋人心的一个事情是接近于伟大发现的共鸣。作为他们的老师,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觉察到,我们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置身于历史学界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新鲜感。25年前,当我自己开始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的时候,对未来前景的展望似乎截然不同:历史文献被精益求精的筛选,并且其阐释的标准也已建立,主要工作都已大功告成,面对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陷入郁郁寡欢的情绪中。我们将自己视为微不足道、拙劣的追随者,在一代代伟大历史学家阴影的笼罩下,我们的研究工作望尘莫及。

那么,新唯心主义者与布洛克的理论作为双重互补的经验汇聚于此,我们在绝处逢生之时得到了一丝喘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稍微转变一下历史棱镜的传统视角,映入眼帘的将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新世界。克罗齐教会我们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创新性思想的练习;法国学派阐释了我们如何将这种思想根植于如风往事之中那些可感知的证据。同时,让我们摆脱了束缚,从而投身到一种类型的研究中,即将历史的目标缩小为对文献资料的系统化应用。这些在语言中表现出来更有助于其多样性,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绝不能止步于井然有序的“历史文献”。事实上,这才是万里之行的第一步。对于那些牵动人心问题的阐释几乎都将在未来拭目以待。而那些问题,我们当中思虑稍微不那么周全的、不经世事的人便几乎注意不到。

我认为,如今的历史研究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诸如在20世纪的头30年以物理学为特征的学科便是如此。这种进展是在很多方面同时进行的。社会历史学家将会对一连串阶级与地位的思考纳入其观点中,以及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那里沿袭下来的经济活动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一并收入其中。在类似经济与政治历史的领域中,富有想象力的学者正在尝试应用量化的方法与概率的计算。由于人类学、生物学、人文学科与心理学的跨学科交汇与融合,历史学家最终开始着眼于扩展对人类动机与身心变化的定义。

《历史学是什么? : 科学与艺术之争》

[]斯图尔特·休斯 著,刘晗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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