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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 | 历史学的宗旨是评判还是理解?
2019-07-19 22:19 马克•布洛赫  新史学1902 审核人:   (阅读: )

马克•布洛赫

可敬的兰克有一句治史名言:“如实直书”,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希罗多德也早就说过:“如实记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学者或史学家要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史实。或许像其他许多格言一样,这句格言的成功也是因为其含义的模糊。人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史学家正直的品德,我们相信,这就是兰克的原意。但是,如从被动意义来看,自然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

如果确实存在公正无私这个命题,那完全是由这个词的模棱两可造成的。

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公正无私,一是法官的公正无私,两者的基本共同点都是忠于事实。学者记录或更正确地说是欢迎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一个好的法官,不管他内心倾向于何方,在向证人提问时唯一的目的还是搞清事实,而不考虑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两者都受良心的支配。

然而,接下来,两者就要分道扬镳了。学者观察事实并做出解释,任务就完成了;而法官还得判决,若能不受一己好恶的支配,依照法律裁决,他就是公正的。我们是在法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谈论他的公正,因为若不接受一套与实证科学无关的价值规范,人们就既不能定罪也不能赦免。某人杀死某人是可以证明的,但只有假定杀人者罪有应得,才能对杀人犯严加惩罚。然而,这一观点并未为所有的文明社会接受。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任何批改过学生考卷的老师都知道,学生喜欢在课桌下玩弄地狱判官的把戏,这是很难劝阻的。帕斯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愿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准则的要求迫使我们应用这些相当简明的标签,而当无须受行为准则束缚时,当公认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截然相反之时,这标签就会使我们难堪了。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起伏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衣。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

蒙田

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蒙田曾告诫:“每当评价有倾向性时,人们的叙述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其影响而一边倒。”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行了。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

且不提人性问题,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大革命时期没收土地的问题。在恐怖时期,政府废除了过去的法律,决定将土地分小块出售,而未进行竞争性的拍卖。此举的确严重损害了财政部的利益,某些当代学者严厉抨击这一政策。要是他们敢在当时的国民议会中这样大声抗议,那才算得上有勇气呢!在远离断头台的地方猛烈抨击当年的政策,这只能令人发笑,与其如此,还不如考察一下在共和三年人们的真实想法。当时的人希望小农能获得土地,首先考虑的是救济贫农,以确保他们对新政权的效忠,而不是考虑预算平衡。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当然,人类思想发展史所提供的教训是很清楚的,较前而言,科学已显示出更大的成果,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越是进步,人们就越是自觉地抛弃以人为本位的善恶观。今天,如果还有哪位化学家将气体分为恶的气(如氯气)和善的气(如氧气),那定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但是,在化学的童年时期,若不采取这种分类法,它就可能止步不前,不利于人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不要扯得太远了,当然,人文科学的术语自有其特性。自然科学的术语排斥目的论,“成功”、“失败”、“无能”、“能干”这类词至多只起虚构的作用,何况,使用时还充满着危险。然而,它们却是历史学的正规用法。因为人是史学的对象,人天生就能追求有意识的目的。

军官总想获胜,如果双方兵力相等却打了败仗,就完全有理由归咎于他的指挥不善,要是老吃败仗,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就证明他肯定不是一个高水平的战略家。假设,过去某时,有个金融机关的目的是牺牲贷方利益以利借方,若加以评论,说这做法很出色或很可悲,你的立场就在借方或贷方中必居其一,从而,将自己对公共福利的主观看法任意卷入了这桩历史公案。但是,若假设这一政策旨在减轻债务,而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往往确有其事),我们就会说:“它失败了”。这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不成功的行为正是人类演变过程中一种至关重要的数据。

还要补充一点,或许那位将军是故意打败仗的呢?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指责他叛变。“叛变”一词最直截了当。历史学若排斥这类简单明了的常用语汇,就会迂腐不堪。接着,我们来看看当代的共同道德观是如何看待这种行为的。过去,在意大利雇佣兵看来,背叛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行为。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是恶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历史学家的技艺》([] 马克·布洛赫 著,张和声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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