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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龚书铎先生离开我们业已七年了。然而，师恩难忘。
2009年，先生八秩初度，弟子们鉴于先生一向低调，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遂公议在年前举办一个学术座谈会，探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藉以向先生表达贺寿之意。2008年11月，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龚门弟子，齐集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座谈会。先生莅会，对众弟子提出了殷切期望。翌年，金冲及、李文海先生赐序的纪念集《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底，先生辞世。第二年，在先生去世周年之际，弟子们复集议编辑《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收集同门的纪念文章，也收集了少数先生生前好友、同事的回忆性文章，是为追思录。十分感念李文海先生，当时已抱病在身，仍勉力为本书作序。之后不久，李先生也离世了。我们也借此深切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光阴荏苒，明年，即2019年，适逢先生诞辰90周年，同时，距上述编辑出版《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也恰好是10周年。中国人看重整数，今年7月初，在京同门缘此集议，赓续传统，定于明年初，再次举办学术座谈会，并编辑出版《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提议在微信公布后，很快得到了京内外同门普遍热烈的响应。是为本书的缘起。
十年的光阴，无论是对学科还是对个人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可资观测的重要时间维度。本书共收27位作者的27篇文章，较之前书收30位作者的31篇文章，规模上略有减少。这与分散各地的弟子们多样化的个人时间安排难以统一调剂有关，但本书27位作者中有19位是前书的作者，则说明了作者队伍的相对稳定性。27篇文章中，着眼于宏观，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潮流变动的文章，仍占相当的数量，一些人物研究虽是重在探讨个体的思想取向，但也注意到与普遍性的思潮相联系，作综合的考察。与前相较，探讨具体问题的文章占了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是学术史方面的研究。这反映10年来多数龚门弟子仍活跃在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其涉及面却是大为展拓了。从上述19位作者选送的文章看，他们个人的研究兴趣与侧重点，也明显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
李文海先生在为前书写的序中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以文化史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强项，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做到这一点，是他们全院师生长期奋斗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固然是李先生的褒奖，却也反映了客观的实际。对先生教诲的最好回报，就是将先生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从今天看，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学科仍然坚持与发展了龚先生开创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科方向与特色。本书的出版说明了这一点。十年中，这里主办过两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从这里走出的一批又一批龚门再传弟子，正充实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金冲及与李文海两先生在前书的序中，在高度评价龚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都高度赞扬了龚先生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之难能可贵和令人钦佩。金先生说：“龚书铎同志是我相交近五十年的挚友，彼此无话不谈。多少年来，深知书铎同志治学严谨，勤于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他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在仔细研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注重研究的原始性，注重对复杂问题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这是很令人钦佩的。”李先生也说：“书铎同志的学术成就，著作俱在，无需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书铎同志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似乎“不行时”的前些年，龚先生与学界李文海等诸位先生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曾被人说成是“极左”与“棍子”，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先生与其他诸位先生一样，坚持初心，不以为意。例如，1997年他就坚持这样写道：“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等种种说法，均无益于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恰恰相反，只有进一步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健康的百家争鸣，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近些年来，上述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正得到纠正。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现在，柳暗花明，今是昨非，情况自然是不同了。但是，先生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却愈显其光华。故我以为：弟子们继承先生优良的学术传统，其中，根本一点就是：以先生为榜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令人欣慰的是，弟子中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做的。看看这两本文集的学术取向，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学科也始终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研究生的培养，包括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导与答辩上，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点，已成为了好的传统，可以告慰于先生。
学术与学科的发展，除了需要“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之外，还有赖于学者间彼此的团结互助与友谊之滋养。章开沅先生在怀念龚先生的文中，道及新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时说：“作为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深深感到真诚深厚的学术友谊的可靠，而精诚团结与相互支持乃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李文海先生的两篇序言，都用了相当的篇幅回忆自己与龚先生等学界同行历久弥坚的友谊。尤其是写后一篇序时，抱病在身，往事如歌，感怀尤深。他追忆为了让手术后的龚先生舒缓心情和让主持国家清史工程的戴逸先生减少压力，自己策划组织了还包括金冲及、胡绳武等共11位先生在内的一次圆明园小聚：饮茶、闲聊与赏荷。今天读先生这篇序文，其情其景，仍令人神往与感动。李先生说，大家有机会碰到一起聊聊天，“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不必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讲究分寸，注意方法，相互之间无所戒备，套一句老话，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彼此意见有相同的，也有分歧和争论，“但争完后一如既往，并不心存芥蒂。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交往，实在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老一辈学者间的此种交谊佳话，在当下的学界，成了稀缺品，似乎见不到了。功利主义弥漫学界，与团体和个人的利益紧密挂钩的各类评优、评奖、评头衔，不仅让原先的“兄弟院校”在今天都变成了公开的竞争对手，也令学者间原本“淡如水”的交谊多变了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行相争、同门相残的事屡见不鲜，让人唏嘘不已。为学之道离不开师友之道。上述章开沅先生说学术友谊与精诚团结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保证，他所说的学科是指中国整个的近现代史学界，兹事体大；我只想下一转语：促进龚先生开创的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海内外同门弟子的学术友谊与相互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郑师渠　2018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