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南京大学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南京大学校园里，探讨大型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工作，在此我向会议的组织者与主办者表示感谢。下面，我报告《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情况，并谈几点体会。

湖北的《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是2013年谋划，2014年开始启动的。《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担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历史学家章开沅和冯天瑜担任主编。编纂出版委员会下设编辑部，我退休之前即在编辑部专职负责统筹协调此项工作。

文库经过编委会反复讨论，参照《湖湘文库》的体例，采取“以人系书”的整理方式，分设为“文献编、方志编、研究编”三编。文献编收录传世文献、民间文书、出土文献、散失佚书；方志编是将湖北历代旧志影印出版，重点方志点校整理；研究编收录今人研究湖北的论著。文库计划收入1372种文献共约1600册图书。文库当初预算是2个亿，后来财政厅表态根据实际开支上不封顶。目前我们编印发环节通过招标共下拨了约一个亿资金。此项工作已经推进了六年，由于湖北过去没有专业的古籍出版社，专业编辑人员较少，资源积累不多，目前仅出版了334册图书。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于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我的体会是：

1、文库出版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我们探究其文化的特质，其本原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汇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思想集合体。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曾说：“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从这种意义上来，各地对本地区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是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上报的关于编纂出版荆楚文库的报告上批示的一句话，今天我用在这里，说明我们所从事的地方文献的编纂与出版，都是一项积德行善的千秋大业，江苏省委宣传部及南京大学、凤凰出版集团组织召开这样一个全国型的会议，也是功德无量的举措。今天我们每一个参加本次会议的同志，我想都会有这种“与有荣焉”的感受。

2、文库出版是传世工程，要高标准、高质量，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系列，动手前一定要通盘考虑，整体规划。

中国编纂大型文库的历史比较悠久，从唐代的100卷的《艺文类聚》，宋代的1000卷的《太平御览》、1000卷的《册府元龟》，明代的22877卷的《永乐大典》，清代雍正年间的1000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的79337卷的《四库全书》，这些大型的类书和丛书，对文化的积累、传承、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在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上，文库的编纂与出版正当其时。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历史上的重要典籍一样，编纂的质量不仅决定着图书能否传之后世，也决定着从事者的功业能否得到时代之承认。我认为，从国内已经编纂出版的大型地方文献来看，有成功之处，也有应当总结汲取教训之处。

如《湖湘文库》“以人系书”分为三编是一种模式，《广州大典》整体影印也是一种模式，中原文库按类重新编纂又是一种模式，究竟以何种模式为好，要听从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为宜。文献编纂整理是项专业性的工作，不能由领导摸脑袋想当然去做什么“政绩工程”，更不能“塞私货”。近来某省要组织一套文化传承项目，据说在全国征稿，要用高稿酬，请国内一流学者，一流作家来重新写。据该省同行告诉我，要请余秋雨、于丹之类的学者，撰写老少咸宜的作品。此类选题未尝不可做，图书市场上不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普及国学的图书。但是，这不是文献整理的做法。该省的同行提起此事哭笑不得。湖北的《荆楚文库》的书目制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后定下文献编拟收736种，方志编拟收全部旧志396种，研究编拟收240种。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如果访到的图书质量不达标就撤下，如有遗漏的优秀著作我们再增补。总之，这是一个需要专业主义精神，需要担当奉献的出版工程，不能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3、文库出版耗时长，涉及单位多，要打造精品，一定要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亲自领导，组建以纪昀等高官为首的360多人的专班，前后耗时13年。为了保证质量，曾制定了严苛的《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据说乾隆居然也还能从书中找出错误（也有论者认为是纪昀等故意留下错误好让乾隆来体现领导水平的）。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先后下了二十多道圣谕。他自己亲自看出不少“鲁鱼亥豕”的错误，最后他要求军机大臣负责查核，如三个月内记过三次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罚俸三月。因此负责分校的大学者、藏书家周永年先后被记过一千多次。

文库作为传世工程，质量一定要高标准，但由于涉及的单位和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如无一定的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图书质量则无法保证。从《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来看，我们收录的图书，大多是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或者是从权威的专业出版社购买回来的版权，出版社三审三校后，甚至是四校五校后，到了我们编辑部，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如有一本《教育史》，这本书在出版社曾经先后重版过两次，这次送到了我们编辑部审读，发现有史实上的、论述上的错误，前后退修了两次。作者是博士生导师，学教育的，但我们指出的问题他还是都接受了。后来我们要求出版社找一个研究历史的专家从头到尾再审读一遍，目前这一稿还没有交到我们手上。因此，我认为各地不管地方文献的整理交给任何一家部门，最后要有一个部门负总责，从内容到形式把关，要有一个人最后来签发，以保证图书的质量。后出转精，在文献整理和图书的重版重印上，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

另外对进入文献的项目我们是分批进行招标的，相关单位在结算最后一笔款项时，我们要请有关专家对成品进行一次质量检查，如果专家提出了问题，相关部门必须逐一进行说明。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他们要拿钱重新制作。这种情况我们也出现过，有一本唐代作家作品合集，出版社修改后重印，由他们自己承担重印的费用。

4、专业人做专业事，要调动本省本地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通力合作，是打造精品的保证。

湖北省《荆楚文库》的实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鼎力相助，他们把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当成份内之事。如各所高校的专家学者，承担了文库入选文献的整理工作，保证了稿件的质量和数量；财政部门给予经济支持，让我们无后顾之忧；各家出版社又相继引进了一批专业人员，古籍文献编辑队伍正在成长壮大。再如省图书馆负责编纂396种旧方志，他们组成上十人的专班，负责清理书目，寻找底本，扫描底本，撰写前言，为方志编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大家知道各家图书馆的底本都是视若珍宝，如果出版社出面到各地找底本，相对比较困难。省图书馆一是人熟，二是他们可以与兄弟馆互通有无，找起底本就容易些。如我们最近影印出版的《雍正湖广通志》，省图书馆先后在省外找了五家图书馆，方才配齐最理想的筒子叶，保证了图书的质量。昨天复旦大学的吴格教授还告诉我，他帮我们图书馆在日本找到了国内一本明代孤本旧志。在此向吴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当然，我在前面说了，很多省在文库出版方面都走在我们的前面，这次来是向兄弟单位学习的。刚才发言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此系在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学术传承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0.12.28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责任编辑：张金果

《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作者简介

周百义  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1600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江西高校出版社《长江十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