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史上，福建算是后来居上的区域。

经历了东晋、中唐、南宋几次大移民潮，浙、闽之间的仙霞岭，早已不是分隔内外的屏障，而成了沟通南北的通道。历史使得福建越来越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唐宋两代，特别是在“背海立国”的宋代，东南的经济发达，海洋的地位凸显，福建逐渐从被文明中心影响的边缘地带，成为反向影响全国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七世纪的初唐，诗人骆宾王曾说“龙章徒表越，闽俗本殊华”（《骆临海集笺注》卷二《晚憩田家》，陈熙晋笺注），前一句说的是华夏的衣冠对断发文身的越人没有用，后一句说的是福建的风俗本来就与华夏不同，意思都是瞧不起东南。但是，到了十五世纪的明代中期，黄仲昭在弘治《八闽通志》序里却说，八闽虽为东南僻壤，但自唐以来文化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实际上它的文明程度，已经“可以不愧于邹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七七册）。

的确，自从福建在唐代出了第一个进士薛令之，而且晋江有欧阳詹，福清有王棨，莆田有徐夤、黄滔这些杰出人物之后，到了更加倚重南方的宋代，福建出现了蔡襄、陈襄、游酢、杨时、郑樵、林光朝、朱熹、蔡元定、陈淳、真德秀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这些出身福建或流寓福建的士人学者，大大繁荣和提升了这里的文化，甚至使得整个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也许，就像程颐说的那样“吾道南矣”（《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二·杨时传》）。也就是说宋代之后，原本偏在东南的福建，逐渐成了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

不过，习惯于中原中心的学者，当时也许还有偏见。以来自中心的偏见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时福建似乎还是“边缘”。虽然人们早已承认福建“历宋逮今，风气日开”（黄虞稷《闽小纪》序，撰于康熙五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七三四册），但有的中原士人还觉得福建“僻在边地”。像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一面承认“此州（福州）之才子登科者甚众”，一面仍沿袭秦汉旧说，称闽地之人“皆蛇种”，并引《十道志》说福建“嗜欲、衣服，别是一方”（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江南东道》一二）。所以，历史上某些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和风俗的著作，似乎还在以中原或者江南的眼光，特别留心福建地区与核心区域不同的特异之处，笔下一面凸显异域风情，一面鄙夷南蛮鴃舌。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看到宋代以降，实际上福建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越来越趋向同一，正如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所说，“海滨几及洙泗，百里三状元”，前一句里所谓“洙泗”即孔子故乡，这是说福建沿海文风鼎盛，几乎赶得上孔子故里；后一句里“三状元”是指南宋乾道年间福建登第的三个状元，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的萧国梁、乾道五年的郑侨和乾道八年的黄定，他们都是福建永福（今永泰）这个地方的人（祝穆《新编方舆胜览》卷一〇）。

文化渐渐发达，书籍或者文献也就越来越多，福建文献的撰写者中不仅有本地人，也有流寓或任职于闽中的外地人。日积月累，这些文献记录了这个多山临海区域千年的文化变迁史，而《八闽文库》的编纂，正是把这些文献精选并汇集起来，为现代人留下唐宋以来有关福建的历史记忆。

《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宋将乐杨时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福建漕治刻本

02

福建乡邦文献数量庞大，用一个常见的成语说，就是“汗牛充栋”。那么多的文献，任何归类或叙述都不免挂一漏万。不过，我们这里试图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福建文献或书籍史的某些特征。

毫无疑问，中国各个区域都有文献与书籍，秦汉之后也都大体上呈现出华夏同一思想文化的底色，但各区域毕竟有其地方特色。如果我们回溯思想文化的历史，那么，唐宋之后福建似乎也有一些特点。恰恰因为是后来居上的文化区域，所以福建积累的传统包袱不重，常常会出现一些越出常轨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这使得不少代表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人物与文献，往往先诞生在福建。众所周知的方面之一，就是宋代儒家思想的变迁。应当说，宋代的理学或者道学，最初乃是一种批判性的新思潮，一些儒家士大夫试图以属于文化的“道理”钳制属于政治的“权力”，所以，极力强调“天理”的绝对崇高，人们往往称之为道学或理学，也根据学者的出身地叫作“濂洛关闽之学”。其中，“闽”虽然排在最后，却应当说是宋代新儒学的高峰所在，以至于后人干脆省去濂溪和关中，直接以“洛闽”称之（如清代张夏《洛闽源流录》），以凸显道学正宗，恰在洛阳的二程与福建的朱熹，而道学最终水到渠成，也正是在福建。因为宋代道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虽然祖籍婺源，却出生在福建，而且相当长时间在福建生活。他的学术前辈或精神源头，号称“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也都是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一带人，他的提携者之一陈俊卿，则是兴化军即今莆田人，而他的最重要的弟子黄榦是闽县（今福州）人、陈淳是龙溪（今龙海）人。

正是在这批大学者推动下，福建逐渐成为图书文献之邦。庆元元年（一一九五），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曾经说，一个叫常濬孙的儒家学者，在福州地方军政长官詹体仁、赵像之、许知新等资助下，修建了福州府学用来藏书的经史阁，即“开之以古人教学之意，而后为之储书，以博其问辨之趣”（《朱文公文集》卷八〇，《朱子全书》第二四册）。宋代之后，经由近千年的日积月累，我们看到福建历史上出现了相当多的儒家论著，也陆续出现了有关儒家思想的普及读物。大家可以从《八闽文库》中看到，这里收录的不仅有朱熹、真德秀、陈淳的著述，也有明清学者诠释理学思想之作，像明人李廷机《性理要选》、清人雷鋐《雷翠庭先生自耻录》等等，应当说，这些论著构成了一个历经宋元明清近千年的福建儒家文化史。

《儒行集传》二卷，明漳浦黄道周辑，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间刻本

03

说到福建地区率先出现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当然不应仅限于儒家或理学一系。更应当记住的是，从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南，一方面由于中原文化南下，被本地文化激荡出此地异端的思想，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东来，同样刺激出东南滨海的一些更新的知识。

我们注意到，在福建文献或书籍史上，呈现了不少过去未曾有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比如唐宋之间，福建不仅出现过谭峭《化书》这样的道教著作，也出现过像百丈怀海、沩山灵佑、雪峰义存那样充满批判性的禅僧，还出现过禅宗史上撰于泉州的最重要禅史著作《祖堂集》。又如明代中后期，那个惊世骇俗而特立独行的李贽，有人说他的独特思想，就是因为他生在各种宗教交汇融合的泉州，传说他曾受到伊斯兰教之影响，当然更因为有佛教与心学的刺激，使他成了晚明传统思想世界的反叛者。而另一个莆田人林兆恩，则是干脆开创了三一教，提倡“三教合一”，也同样成为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再如明清时期，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梯航九万里”，也把天主教传入福建，特别是明末著名传教士艾儒略应叶向高之邀来闽传教二十五年，从而福建才会有“三山论学”这样的思想史事件，也产生了《三山论学记》这样的文献，无论是叶向高，还是谢肇淛，这些思想开明的福建士大夫，多多少少都受到外来思想的刺激。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于宋元以来，福建成为向东海与南海交通的起点，所以，各种有关海外的新知识，似乎都与福建相关，宋代赵汝适撰写《诸蕃志》的机缘，是他在泉州市舶司任职；元代汪大渊撰写《岛夷志略》的原因，也是他从泉州两度出海。由于此后福州成为面向琉球的接待之地，泉州成为南下西洋的航线起点，因而福建更出现了像张燮《东西洋考》、吴朴《渡海方程》、叶向高《四夷考》、王大海《海岛逸志》等有关海外新知的文献，这一有关海外新知的知识史，一直延续到著名的林则徐《四洲志》。老话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史总有其连续处，由于近世福建成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中心，所以，这里会成为海外新知识最重要的生产地，这才能让我们深切理解，何以到了晚清，福建会率先出现沈葆桢开办面向现代的船政学堂，出现严复通过翻译引入的西方新思潮。

甚至还可以一提的是，近年来福建霞浦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摩尼教文书，这些深藏在道教科仪抄本中的摩尼教资料，说明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思想、文化和宗教在构成与传播方面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八闽文库》中，不仅收录了谭峭《化书》，李贽《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林兆恩《林子会编》等富有挑战性的文献，也收录了张燮《东西洋考》、赵新《续琉球国志》等关系海外知识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唐宋以来，福建历史上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潮起潮落。

正学堂五经通解不分卷，清福清张甄陶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04

在《八闽文库》收录的大量文献中，除了福建的思想文化与宗教之外，也留存了有关福建政治、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如果我们看明人邓原岳编《闽中正声》、清人郑杰编《全闽诗录》收录的福建历代诗歌，看清人冯登府编《闽中金石志》、叶大庄编《闽中石刻记》、陈棨仁编《闽中金石略》中收录的福建各地石刻，看清人黄锡蕃编《闽中书画录》中收录的唐宋以来福建书画，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历史上福建的后来居上。这正如陈衍在《闽诗录》的序文中所说“余维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七册）。可见，《宋史·地理志》五所说福建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真是一点儿不假。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闽中多藏书家”（《曝书亭集》卷四四《淳熙三山志跋》，《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二七九册）。千年以来的人文日盛，使得现存的福建传统乡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之书都很丰富，翻检《八闽文库》，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这里不必一一叙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建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文献留存，也是各种书籍刊刻与发售的中心之一。福建多山，林木葱茏，具备造纸与刻书的有利条件，从宋元时代起，福建就成为中国书籍出版的中心之一。宋元时代福建的所谓“建本”或“麻沙本”曾经“几遍天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更有所谓“麻沙、崇安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的说法（《新编方舆胜览》卷一一）。版本学家也许将它与蜀本、浙本对比，觉得它并不精致，但是，从书籍流通与文化贸易的角度看，正是这些廉价图书，使得很多文化知识迅速传向中国四方，也深入了社会下层。淳熙六年（一一七九），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曾说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无远不至”，可当时嘉禾县学居然藏书很少，“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于是一个叫姚耆寅的知县，就“鬻书于市，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当地刊刻的书籍，丰富了当地学者的知识，也增加了当地文献的积累，甚至扭转了当地仅仅重视“世儒所诵科举之业”的风气（《朱文公文集》卷七八，《朱子全书》第二四册），这就是一例。到了清代，汀州府成为又一个书籍刊刻基地，近年特别受到中外学者注意的四堡，就是一个图书出版和发行中心，文献记载这里“以书版为产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咸丰《长汀县志》卷三一《物产》）。所以，美国学者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就深入研究了这个位于汀州府长汀、清流、宁化、连城四县交界地区的客家聚集区的书籍事业，继承宋元时代建阳地区（如麻沙）刻书业，这里再一次出现中国书籍出版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福建书商群体。

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福建刻书业也传至海外。福建莆田人俞良甫，元末到日本，由九州的博多上岸，寓居在京都附近的嵯峨，由他刻印的书籍被称为“博多版”。据说，俞氏一面协助京都五山之天龙寺雕印典籍，一面自己刻印各种图书，由于所刊雕书籍在日本多为精品，所以被日本学者称为“俞良甫版”。

从建阳到汀州，福建不仅刊刻了精英文化中的儒家九经三传、诸子百家以及《文选》、《文献通考》、贾谊《新书》、《唐律疏议》之类的典籍，也刊刻了很多大众文化读本，诸如《西厢记》《花鸟争奇》和话本小说。特别在明清两代书籍流行的趋势和作为商品的书籍市场的影响下，蒙学、文范、诗选等教育读物，风水、星相、类书等实用读物，小说、戏曲等文艺读物，在福建大量刊刻。如果我们不是从版本学家的角度，而是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去看，这种“易成而速售”（《石林燕语》卷八）的书籍生产方式，使得各种文献从福建走向全国甚至海外，特别是这些既有精英的、经典的，也有普及的、实用的各种知识的传播，是否正是使得华夏文明逐渐趋向各地同一，同时也日益渗透到上下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三溪集》存三卷，明侯官陈宏己撰，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明崇祯间刻本

05

《八闽文库》的编纂，当然是为福建保存乡邦文献，前面我们说到，保存乡邦文献，就是为了留住历史记忆。

这次编纂的《八闽文库》，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集成”，计划选择与收录唐宋以来直到晚清民初的闽人各种著述，以及有关福建的文献，共一千余种，这部分采取影印方式，以保存文献原貌。这是《八闽文库》的基础部分，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是为了便于呈现传统时代福建书籍面貌，因而数量最多；第二部分是“要籍选刊”，精选一百三十余种最具代表性的闽人著述及相关文献，以深度整理的方式点校出版，不仅为了呈现历代福建文献中的精华，也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第三部分则为“专题汇编”，初步拟定若干类，除了文献总目之外，还将包括书目提要、碑传集、宗教碑铭、官员奏折、契约文书、科举文献、名人尺牍、古地图等，我们认为，这是以现代观念重新汇集与整理历史资料的一个新方式，它将无法纳入传统的四部分类，却是对理解福建文化与历史至关重要的文献，进行整理汇集，必将为研究与理解福建，提供更多更系统的资料。

经历几年讨论与几年筹备，《八闽文库》即将从二〇二〇年起陆续出版，力争用十年时间，经过一番努力，打下一个比较完备的福建文献的基础。

当然，不能说《八闽文库》编纂过后，对于福建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就已完成。《八闽文库》仅仅是我们这一两代人的工作，还有更多或更深入的工作，在等待着未来的几代人去努力。无论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还是以新眼光发现新材料，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而又对前人的工作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还是朱熹写给陆九龄的那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用旧的传统融会新的观念，整理这些纵贯千年的历史文献，也就无论“人间有古今”了。

《八闽文库》由“文献集成”“要籍选刊”“专题汇编”三部分组成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