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徽州经济和学术两个方面,其研究虽然散而简,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在安徽大学徽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安徽大学在机构设置、会议主办、平台搭建、人员培养和方向凝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为当时徽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世纪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2017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在学术层面上主要致力于徽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徽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17年以来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出现全新的面貌,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被列为安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培育学科,徽学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队伍迅速扩大,显示度较高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协同创新工作全面展开,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咨政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资料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与时代同步,与学科发展同步,体现了一个地方综合性高校的责任和担当。

• 关键词：新中国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

安徽大学的历史包括两个时段，以195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主席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为界,前期先后经历了安徽大学、安徽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等几个阶段，办学地址先后在安庆、芜湖等；后期迁建合肥，被称为新安徽大学。本文关于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回顾，涉及以上两个阶段而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始。

安徽大学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

徽学是以徽州历史地理、徽州传统社会、徽州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创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徽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而在此之前，学界对徽州历史文化问题的关注、研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其成果为以后的徽学成为专门学问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与同期国内外学术界众多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的成果不断问世相比，[①]安徽大学关于徽州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尚处于零散的状态。迄今所见最早的关于徽州研究的成果是许杰、马振图的关于徽州地质的研究著述。许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家，1949年10月至1954年2月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曾任地质部副部长。早在1937年，他就与马振图合作，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上发表了《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一文，[②]为推动皖南地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他的笔石动物群和含笔石地层的研究工作，也涉及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地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于1958年9月至1962年3月间兼任安徽大学校长，其间他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关注了皖南和徽州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徽文化中的徽剧，鉴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濒临消亡，曾希圣指示省文化局把徽州地区仅存的十余名老艺人请到合肥，又招收了40多名学员，组建了安徽省徽剧团。剧团整理、演出了一批传统和创新节目，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公演，使得徽剧重新焕发生机，传衍至今。[③]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杰，1949年10月至1954年2月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这一时期，安徽大学从学术层面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出现在70年代末，主要涉及徽州经济和学术两个方面。其中代表性的著述如下所述。

1978年，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崔思棣在《安徽大学学报》发表了《徽州地区经济开发史要》一文，这是学术界较早关于徽州经济开发史的宏观性论文。文章提出：“徽州地区偏在江南，又四面环山，唐以前经济是很落后的，农业甚至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东晋以来，特别是隋朝大运河的开通，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徽州地区的经济开发才慢慢开始，但进步仍比较缓慢。经唐到宋，特别在南宋，徽州地区的经济方得到很大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徽州的经济作物、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盛的阶段。”[④]这段描述是符合徽州经济开发大势的，也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崔文详述了徽州经济开发的状况，并讨论了徽州经济发展的原因，其中所引用的不少方志、文集和笔记中的材料，现已成为徽学界耳熟能详的重要史料。

1979年，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发表了成稿于1964年的《戴震经学方法论初探》一文，这篇关于徽州学术史研究的论文阐释了戴震经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并追溯其学术渊源，同时还在清前期的政治与学术背景下考察了当时学者群体的治学特点。[⑤]自90年代以后，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中一直有徽州学术史研究一脉，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安徽大学有关徽州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的问题是零星的，除了在徽州经济和徽州学术人物的研究方面有为数不多的成果以外，其它徽州问题的探讨尚未提到学术层面。二是相关的研究，与后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契合度不高。除了关于徽州学术史的研究尚有传承之外，许杰等的皖南地质研究，在安徽大学已经“失传”；被新安徽大学首任校长看重的徽剧，此后安徽大学乏人问津、无人整理和研究；即使是徽学重要研究领域徽州经济史，也未能发展成为安徽大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三是研究人员大多是以历史文献研究为背景的学者。尽管徽州历史上出了朱熹、戴震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而安徽大学研究哲学和思想史者无人关注到徽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尽管徽州历史文化丰富璀璨，但安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亦未能关注到徽州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学术环境、学者旨趣，以及新安徽大学组建时间短等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平心而论，20世纪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有关徽州问题的研究虽然散而简，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在安徽大学徽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

二、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徽学研究

这一时期，学术界从徽州问题研究出发，开始自觉构建徽学学科，并最终使之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笔者在20世纪初，就此前学术界的徽学研究做过一段评述：“近20年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进步主要表现在：一，迄今为止，徽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著作、论文集，几乎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问世的。此外，每年徽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也是成倍增长。该领域成果之丰硕及其增长速度之快，反映了现阶段徽学研究的繁荣。二，徽学研究的领域被不断拓展。原先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徽州社会经济史方面。随着思路的开阔和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课题得到发掘，许多学者开始多角度、全方位审视徽州的历史文化，徽州宗族、学术、教育、风俗、建筑、艺术、戏曲、方言等课题近20年来先后成为徽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三，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从年龄结构上来说，‘老、中、青’三代结合；从地域分布来看，形成了北京、合肥、上海、南京、芜湖、黄山等几个中心。四，成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州学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所、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等。五，学术活动频繁。国际性的徽学学术讨论会已召开多届，国内专题性的研讨会每一、二年就举行一次，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此外，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科研基金的立项中，有关徽学研究的课题逐年增加。这些都反映了徽学研究在近20年的成就与进步。”[⑥]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与国内外徽学研究同步发展，并成为徽学潮流的主流之一。

一是在国内高校中安徽大学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徽学研究机构——徽州学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92年，由赵华富先生担任所长。在安徽大学校领导及科研处的支持下，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徽州学研究所成立后，得到日本中华宗亲谱系学会会长陈福坡先生及其夫人詹佩筠女士的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了旅日华侨张萍女士的大力帮助，张萍女士还在徽州学研究所设立了“张萍奖教金”，用于资助召开学术会议和出版学术著作。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获批，徽州学研究所改组并入新的研究机构。在其存在的7年中，徽州学研究所积极开展海内外交流，组织学术会议，开展徽学研究，为安徽大学的徽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主办了系列国际与国内学术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徽大学克服经费匮乏、人员紧张的困难，先后联合国内相关科研院校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徽学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包括：1988年，在安徽大学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安徽大学和安徽省博物馆共同发起主办的“徽州文书契约整理学术讨论会”，就徽州文书契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1993年，安徽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山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在黄山市召开，来自京、津、沪、冀、赣、皖等地的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1994年，由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科联和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市召开，来自国内与日本、美国、韩国的近80位专家与会，就徽州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研讨。会后由安徽大学赵华富先生主编出版了《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⑦]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州学研究所和黄山市社科联共同发起主办的国际徽学盛会“’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市召开,来自海内外80余位代表就徽州宗族、徽州社会、徽商、新安理学和徽州历史人物等专题展开讨论。会后，由中国社科院周绍泉先生和安徽大学赵华富先生共同主编了《’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⑧]1998年，由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在绩溪县召开，来自国内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学者围绕徽州文化各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其研讨成果由周绍泉先生和赵华富先生共同主编为52万字的《’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⑨]。80--90年代国内的重要徽学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都以主办方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些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国内外的徽学研究，也为安徽大学在徽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发声，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赵华富主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

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三是借助安徽大学出版社和《安徽大学学报》两个平台，推动徽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传播。安徽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95年2月，是以教育出版为主体、以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为两翼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出版社致力于徽文化成果的出版与推广，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版的重要徽学研究成果就包括了1995、1998年两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60年，由安徽省教育厅主管，安徽大学主办，是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学术期刊。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安徽大学学报》刊发了40余篇徽学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作者多为国内著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徽学研究者，其中安徽大学的作者占有一定的比例。发表论文所讨论的主题涉及徽州历史文化、徽州社会、徽州历史人物以及徽州的诸种文化现象、学派流派等，不少文章成为徽学研究相关领域的经典作品。从1995年开始，《安徽大学学报》还专门开设了“徽学”专栏。[⑩]安徽大学出版社和《安徽大学学报》两个平台，为安徽大学乃至海内外的徽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展示和传播工作，也成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研究人员无论规模和学术影响力均得到了扩大和提升。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关注到了徽州区域与徽州问题。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安徽大学出现了一批研究者，他们分布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管理等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和学科，集中关注徽州区域和徽州历史文化、历史人物等，成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成员。其中，赵华富先生之于徽州宗族研究、章尚正先生之于徽州旅游研究、沈寂先生之于徽州人物胡适研究、杨应芹先生之于徽州文献研究、孙以昭先生之于戴震研究、刘秉铮先生之于徽州书院研究、卞利先生之于徽州社会史研究等，均是著述丰硕，在徽学相关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五是形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特色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的徽州问题研究呈现散而简的特征，而80年代后，一直到90年代末，徽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多个有特色、有影响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关于徽州宗族的研究。安徽大学关于徽州宗族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学术重头戏。其中贡献最大者为赵华富先生。他在80年代后从原先的元史研究转向徽学研究，选择徽州宗族研究作为突破口。经过多年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从1991年开始连续发表数十篇关于徽州宗族研究的论文，后大部分被收入《两驿集》中。[11]其中《论明清徽州社会的繁荣》[12]《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13]二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徽州宗族研究中，赵华富提出了“三结合六步走”方法，“三结合”是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六步走”分别是第一步阅读文献资料、第二步社会调查、第三步个案研究、第四步整体研究、第五步专题研究、第六步综合研究。[14]该研究方法对徽学其它领域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赵华富：《徽州宗族论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

第二个方向是关于徽州社会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安徽大学关于徽州社会史的研究，以卞利、周致元等先生为代表。卞利先后发表了《16至17世纪徽州社会变迁中的大众心态研究》[15]《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堪舆风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16]《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与徽州社会》[17]《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18]《明代徽州的诉讼:兼析明代民间诉讼观念的变化》[19]等系列论文，对徽州社会大众心态、诉讼现象、堪舆风气等问题作了细致的考察，在徽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周致元的《明代徽州的教化措施及其影响》[20]《明清徽州妇女节烈风气探讨》[21]梳理了明代徽州多样化的教化措施及其对徽州基层社会的影响，分析了明清徽州女性节烈风气盛行的原因。该研究方向安徽大学的参与者甚众，甚至历史系本科学生也多选择徽州社会史作为论文写作的课题。比如，1989届本科生邵本武，毕业当年就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徽州崇尚风水之俗的历史考察》一文。[22]

第三个方向是关于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徽州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名人众多，这一时期，安徽大学的学者突破禁区，对现当代有争议的徽州绩溪人胡适开展了集中研究。历史系沈寂先生于1993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政论与近代中国》一书，主要探讨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见的影响和作用；1996年又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代碣鉴》一书，从文学、政治和婚恋等方面探讨胡适思想的全貌。这两部著述对推动当时学术界的胡适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时安徽大学研究胡适的学者还有傅正、钱耕森、陆发春、徐国利等人，[23]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了胡适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历，由此安徽大学成为当时胡适研究的重镇之一。胡适之外，戴震也是当时安徽大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徽州历史人物。1992年，孙以昭发表《关于戴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认为深入开展戴学研究，一要重视研究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影响；二应把戴震的有关思想放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大文化背景和清代徽州文化的地方文化背景下，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加以考察，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价值；三对一些有关具体问题,需要下功夫搞清楚。[24]杨应芹则在《戴震与江永》一文中，“根据《东原年谱》的文献资料，确证戴震与江永首次相见不是在乾隆七年，而是在乾隆十八年。他们二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而是师友之交。戴震于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及最终治学目的等方面，皆不同于江永，而表现出近代气息。”[25]杨氏还有《戴震与水经注》[26]一文，1998年获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历史系王朔柏和哲学系解光宇还对戴震的理欲观、人性学说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27]这一时期，朱熹与新安理学家也成为安徽大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人物。赵华富先后发表了4篇相关文章，辨析朱熹与徽州的史实，探讨元代新安理学家群体的活动；[28]解光宇则就“程朱阙里”与新安理学的关系做了分析。[29]其他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涉及了胡宗宪[30]等。

徽州历史人物 戴震

第四个方向是关于徽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安徽是古籍大省，古籍藏量居全国前列；徽州是文献之邦，历史文献数量近万种。198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由魏心一先生牵头，成立了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决定编纂出版《安徽古籍丛书》，甄录历代皖人著述，搜辑珍稀版本，精心校理释读。1988年，经安徽省编制委员会批复，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即省古籍办，县处级建置)“由新闻出版局划归安徽大学管理”。[31]安徽大学还专门设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从事包括徽州文献在内的安徽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截止2000年，安徽大学学者主持或参与整理出版的《安徽古籍丛书》4种，其中《杜诗说》（黄生著，徐定祥整理）、《皖人诗话八种》（朱弁等著，贾文昭等整理）、《唐诗评三种》（黄生等著，何庆善整理）等，或为全国重点古籍图书，或多次获得地方乃至全国的优秀古籍图书奖，影响广泛。1987年，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办了《古籍研究》集刊，刊发了大量包括徽州文献整理与研究在内的高质量稿件，至今仍在持续出刊。杨应芹等学者协助张岱年先生主编《戴震全书》，该书为国家“八五”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1998年获安徽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因此，关于徽州文献整理与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安徽古籍叢書：黄生撰/何庆善点校《唐诗评三种》，黄山书社，1995年。

安徽古籍叢書：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7年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之外，安徽大学专家在徽州商人研究[32]、徽州书院研究[33]、徽州家谱研究[34]等徽学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涉猎。

总之，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安徽大学在机构设置、会议主办、平台搭建、人员培养和方向凝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为当时徽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21世纪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21世纪以来的徽学研究

1999年12月，经过严格的评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正式入选教育部首批15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著名徽学研究开拓者、奠基人张海鹏先生出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时任安徽大学常务副校长的黄德宽教授兼任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先生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1.21世纪的徽学研究（2000—2017年）

进入21世纪后，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在学术层面上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一是徽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研究并构建徽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徽学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徽学之名称、定义、性质、内容等涉及学科成立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看法。2000年3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海鹏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徽学漫议》一文，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对徽学有关问题的看法。其中,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有三。一是关于徽学的定义问题。张海鹏先生认为：“徽学即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根植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这一定义，在诸家之说中，可谓独树一帜。二是关于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张海鹏先生提出：“作为地域文化的徽学，其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徽州在晋代为新安郡，后人常沿用这一郡名），以及徽州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派朴学、版画、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等。这些以‘新安’或‘徽’为标志的文化‘特产’，反映了当日的徽州是商成帮、学成派，并由此而构筑了‘徽学’这座地域文化大厦。”这一对徽学主要内容的概括，是相当全面的；而“商成帮、学成派”之说，更是极有见地。三是关于徽州文化的成因问题。张海鹏先生认为，徽州之所以形成斑斓驳杂的地域文化，“考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原文化是徽学形成的‘基因’；第二、徽州商帮是‘徽学’发展的‘催化剂’”。[35]这篇文章，解决了徽学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教授发表《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文，提出徽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空间上以历史上的徽州一府六县为基本范围，时间是从宋代徽州之名正式确立到清代末年”，并强调“徽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徽州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但是“并不意味着徽学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36]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徽学的理论与方法，安徽大学在2004年4月10日，召开了“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学术研讨会，校内外40位专家围绕徽学的内涵及其学科体系建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徽学的内涵也更加明确。这次会议的成果被编成论文集《论徽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37]论文集分上下两编，集中刊发了一批有关徽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文章。2012年，《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又将该刊三十余年所刊载的徽学研究论文精选40余篇，题为《徽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结集出版，其中不少论文均聚焦于徽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一阶段，安徽大学关注该问题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如胡益民、陈晨、赵华富、卞利、徐国利、王邦虎等，[38]均有相关成果发表。这些成果，构成了安徽大学这一阶段关于徽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是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徽州文书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再次被大规模发现并受到徽学界高度重视以来，有关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于2001接受了刘伯山先生捐赠的12000件徽州文书，并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教授为徽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开始了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05年，由刘伯山先生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辑10卷正式出版，这是继《徽州千年契约文书》[39]之后，以大规模影印的方式集中整理和公布徽州文书，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是空前的盛事。[40]截至2017年，《徽州文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辑（2005年）、第二辑（2006年）、第三辑（2009年）、第四辑（2011年）、第五辑（2015年）、第六辑（2017年）共计6辑60册。这批文书的公开出版，对推动文书整理和徽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安徽大学的研究者对徽州文书整理的方法及其意义，也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刘伯山先生先后发表了《“伯山书屋”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41]《关于徽州文书的计量标准》[42]《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三尊重”原则》[43]等文章，就徽州文书的整理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思考。徐国利的《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44]《关于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理论初探》[45]、周晓光的《徽州文书的归户整理与宗族史研究》[46]等，也是探索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相关成果。

《徽州文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此外，徽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重点工作。2001年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合力打造了《徽学研究资料辑刊》项目。该项目广泛收列有关徽州历代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科技、军事、地理、物产、名胜、风俗、异闻、掌故等内容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史乘及部分日记、方志（主要为县以下的志书）和谱牒，尤重手稿和孤本的收录。所辑各书，或标点、或校勘、或注释，皆依内容而定。丛书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由黄山书社先后出版了《新安名族志》（全一册）、《太函集》（全四册）、《新安文献志》（全三册）、《新安学系录》（全一册）、《休宁名族志》（全一册）、《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全一册）、《茗州吴氏家典》（全一册）、《寄园寄所寄》（全一册）、《东原文集增编》（全一册）、《紫阳书院志》（全一册）、《程朱阙里志》（全一册）、《素园存稿》（全一册）、《新安蠹状》（全一册）等十数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徽州历代文献。同时，2000年之前即已实施的“安徽古籍丛书”项目，继续得到有效落实。安徽大学学者整理出版了徽人著述《俞正燮全集》（于石、诸伟奇等整理，2005）、《皖人戏曲选刊·郑之珍卷》（朱万曙整理，2005）、《黄生全集》（诸伟奇等整理，2009）、《勉行堂诗文集》（魏世民整理，2012）、《杜诗提要》（陈道贵等整理，2015）、《分篇水经注·戴震分篇》（杨应芹整理，2015）等。关于徽州文书和徽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此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是徽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7年，安徽大学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共出版学术著作9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100余篇，内容几乎涉及了徽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赵华富著《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卞利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和《徽州民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朱万曙著《徽州戏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徐道彬著《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和《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章尚正主编《黄山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胡益民著《徽州文献综录（上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翟屯建、周晓光和卞利主编《徽州文化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等。这些著述，既有宏观层面的综合性徽文化研究，也有对某种文化现象的深入探讨，在徽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17年之前，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成果共获得包括安徽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在内的各类奖项26项。

翟屯建、周晓光和卞利主编《徽州文化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上述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是新时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围绕徽学研究，安徽大学还集中开展了如下工作。

首先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十五”期间（2001—2005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安东国立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双方保持经常性的人员往来，开展了徽学与安东学的比较研究，2005年在韩国出版了《安东与徽州文化比较研究》一书。“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安徽大学共派出21人次赴国外或境外进行学术交流，徽学研究中心与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签署了合作协议5个。“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安徽大学赴国外或境外进行有关徽学的学术交流、讲学与访问31人次，其中1人次作为国务院侨办“文化中国·名家讲坛”嘉宾，赴荷兰、挪威和丹麦等国华人华侨社区宣讲徽文化。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高等学校暨研究院所签署(含续签）合作协议5个。

其次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每年均主办或承办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徽学学术研讨会，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会议如表1所示。

表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主办或承办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会议

这些学术研讨会，为海内外徽学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促进了徽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同时，安徽大学建成中央与地方共建优势特色学科徽学中心重点实验室（陈列室）1个，建设《徽州家谱》等专业数据库5个，并向国（境）内外研究者开放徽学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含徽州文书特藏室）、数据库和信息网站。徽学中心已成为协调徽学研究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的平台与资料信息基地。

再次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期间，安徽大学积极参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徽商大会，并负责每年举办的“徽商论坛”分会的组织与承办工作，参加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安徽省人文讲坛等社会活动，致力于徽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十二五”期间，安徽大学在徽学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把足迹留在大山里，把文章写在田野上”的号召，研究人员深入徽州乡村，开展田野调查，致力于优秀徽文化的抢救、保护与传承，解决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等重大实践问题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显著增强。为此，《光明日报》和《安徽日报》分别以《用学术打造地方文化名片——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如何服务文化建设》《徽文化的“思想库”》为题进行了报道。

与此同时，安徽大学在徽学研究人员的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软硬件环境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当初制定的把安徽大学建成徽学学术研究中心、资料收藏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2.新时代的徽学研究（2017—2019年）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郑重宣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呼唤新徽学。2016年，徽学研究中心在顺利通过第三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后，安徽大学主动寻找差距，认真谋划发展，积极落实举措，近三年来有了全新的面貌。

一是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被列为安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培育学科。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安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随后，安徽大学组建了实体性的“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时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李仁群兼任院长。作为安徽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建设高端学术平台之一，研究院将徽学学科的建设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学校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工作有充裕的稳定经费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徽学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队伍迅速扩大。作为安徽大学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目前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有15人，其中正高职称6人、副高职称1人、讲师8人，研究人员中95%以上具有博士学位，最后学历单位包括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科技史、宗教学、法学等。兼职人员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类，近三年已实际聘任30多人。

三是显示度较高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近三年徽学研究中心出版了包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徽学文库》（第一辑）在内的著作15部，专职研究人员发表论文100余篇。2018年，在时隔7年之后重新开评的安徽省社会科学奖评奖中，徽学研究中心专兼职人员共有5项成果分获一、二、三等奖。近年来安徽大学还承担徽学方面研究课题35项，其中科技部支撑计划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9项，其他省部级各类项目29项，研究内容涉及徽州宗族管理文化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徽商精神与核心价值培育、徽文化传承与创新、徽州古村落园林景观保护和规划研究、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徽学研究资料整理等方面。

四是协同创新工作全面展开。安徽大学以协同创新理念为基本原则，结合徽文化自身特色及实际，联合国内徽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局、黄山市人民政府、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等，签署多边协议，共建“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搭建了徽文化基础研究平台、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平台、徽派建筑文化研究平台、新安医学与文化研究平台、徽文化产业开发研究平台。以上述五个平台为支撑点，积极开展徽文化基础研究、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相关领域的协同创新。2019年，在安徽省教育厅协调下，由安徽大学牵头，正式成立了徽文化协同创新联盟，联盟成员包括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淮北师范大学、黄山学院等高校。

五是学术交流更加广泛。三年来，安徽大学主办了“文化传承发展与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地区现代性与徽州社会”中韩文化论坛（2017）、“东亚礼俗传统与社会治理”中韩文化论坛（2019）、“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首届徽学学术大会”（2019）等5场国际学术会议。其中2019年6月召开的“首届徽学学术大会”，由光明日报社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大学主办，来自海内外徽学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会议。大会以“新时代·新徽学：传承徽派文脉、创新当代文化”为主题，开展了学术研讨、徽文化展示、征文颁奖等活动，旨在搭建一个交流研究成果、深化徽学研究、展现徽文化魅力的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此外，安徽大学还主办了“湘学·蜀学·徽学高层论坛（2019）”、“第三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2018’两岸四地朱子学研讨会暨儒商论坛、安徽省徽学学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暨2017’学术年会、徽州“记住乡愁”村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实践研讨会、“徽学学科建设暨赵华富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等10余场全国或全省的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到安徽大学举办了30多场“徽学论坛”。徽学研究中心出境参加学术交流达9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交流达到100多人次。与兄弟院校和地方部门之间的调研交流频繁开展。徽学研究中心编辑的《徽学》集刊出版至第十二辑，与安徽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中国徽学网”，作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官网正式上线。集刊的出版和网站的运行，为海内外徽学研究者提供了成果发布和信息交流的平台。

2019年6月，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在合肥召开，同时举办了中国徽学网上线启动仪式。

六是咨政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近三年来，安徽大学研究人员在报刊理论版发表了《徽文化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用徽文化滋养新时代的安徽人》等系列文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鼓与呼；为中国文联第10期研修班、各地企业和单位、高校举办10余场徽文化宣讲活动，服务地方和基层社会的文化建设；开展调研活动，为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报告8份。咨政活动成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七是资料建设工作持续推进。2018年下半年，安徽大学投入500万元，购入徽州文书5万余件，徽学研究中心特藏的徽州文书已达到6万余件，整理并出版了《徽州文书》7辑70册、《徽州家谱》2辑20册。承担了多个高校古委会项目，与黄山书社合作，出版了徽学资料丛刊。资料室的藏书量已突破6万册，订阅专业杂志50余种。

八是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安徽大学授权徽学研究中心独立招收中国史学科徽学与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在读研究生30多人，已有三届研究生毕业。从2019年起，开始独立招收和培养徽学博士研究生。具有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导师6人，均有较为丰富的指导经验。2017年开始招收徽学师资博士后，目前在站博士后2人。

新中国建立70年来，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与时代同步，与学科发展同步，体现了一个地方综合性高校的责任和担当。如今，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回望历程，我们有几点体会。第一，人才队伍是一流学科平台的核心竞争力，而在人才队伍中，培养学科领军人才最为关键。第二，基础资料是一流学科平台的“重器”，推动徽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文献和文书资料。第三，科研成果是一流学科平台的靓丽“名片”，要成为一流的学科平台，应当有一流的高显示度的成果。第四，凝练方向是一流学科平台的重要法宝。第五，学术交流是一流学科平台的必然要求，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平台，离不开与海内外一流学者和机构的交流。未来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应着力在这几个方面寻找抓手，落实举措，以开放的胸襟引领徽学学科的发展，开创新时代徽学研究的新气象。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文章选自《徽学（第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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