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华读书报 ，作者葛兆光 蔡纪风
当思想史“化身万千”
思想史高端论坛之缘起和文史研究院十二周年纪念
文 | 葛兆光
先报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缘起。在2007年之前，我的主要兴趣是中国思想史，在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建立之后，我才把重心逐渐转向“从周边看中国”，于是，东亚和中国，疆域、族群、信仰、国家与认同问题，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
十二年之后，我放下文史研究院的工作，所以，还是想回到思想史研究领域。刚好前年“双一流”建设会议上，许宁生校长曾提及，要重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上海市“高峰计划”中，历史系就设置了一个课题，就是思想史高端论坛。
思想史在中国很重要。传统中国，常常会讨论究竟什么是末，什么是本？什么是器，什么是道？什么是用，什么是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里面，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搞清楚本、道、体，只抓住末、器、用就不成。
所以，即使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人也不太愿意采取实用方式，把知识技术简单抄来抄去，把时装穿上一件脱去一件，好像总要追问个“什么道理”？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一句名言就是“道理最大”，而现代学者林毓生先生也说，中国习惯于“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所以，思想史很重要。思想史就是研究道理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它为什么会变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晚年，就引用冯友兰的话说，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里面是“画龙点睛”，只有点了眼睛，历史这条龙才活了起来。所以，连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何炳棣，晚年也要在思想史上插一脚。
葛兆光致辞
不过，思想史研究在西方曾经很没落。这次没能来的老朋友黄进兴就引用美国老帅麦克阿瑟的名言说，思想史研究就像“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可思想史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很兴盛。很多学者都说过这个学术界的反常现象。并不是我研究思想史，就说思想史繁荣和重要，其实大家数数，在中国这几十年影响最大的人文学者，很多都可以说是思想史学者，而在座的好些学者，也都是思想史研究者。所以，我2010年担任普林斯顿访问学人，在普大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中国很重要”。
原因就在于前面讲的，中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习惯于“从思想文化解决问题”，说实在话，我从来没看到过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像中国知识界那么喜欢讨论体用、道器、本末这些大道理。
但是，近来思想史研究遇到一些曲折——我不用“困境”“挫折”或者“衰落”这样丧气的词眼——只是曲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思想史似乎被“五马分尸”，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什么领域都说自己在讨论思想史，研究边疆的人说有“边疆思想史”，研究地理的人说有“地理思想史”，研究制度的人说有“制度思想史”。
这就好像以前谜语里面讲大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来，衣服就扯破。思想史好像被五马分尸了，用五马分尸这个词不好，我觉得还是“化身万千”这个词好一点儿，所以这次论坛的题目就用了“化身万千”。其实，我们也赞成化身万千，毕竟各个领域都讨论思想史是好事，所以，我们又加了个副标题叫“开放的思想史”。
问题是，开放了的思想史，它还能守住自己的领地，写出明确的脉络，划出清晰的边界吗？
国内如此，国外也有冲击。现在，国际学界的思想史又有一点儿“复苏”，但这个复苏，好像特别表现在所谓“国际思想史”领域，就像入江昭（Akira Iriye）提倡的国际史一样，重点是研究超越国境的、跨区域的思想观念，所以，传播、变形，日语里面说的“受容”和“变容”成了相当引人瞩目的话题。
可是，中国思想史呢？我曾经回应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mitage）教授，就是那个写了轰动一时的《历史学宣言》的教授所提出的“国际思想史”说法，希望他们也考虑历史上的“王朝”“帝国”和“国家”对思想史的影响，不要忽略那些不那么跨越国家和区域的思想观念，毕竟在中国传统里，国家对思想、王朝对文化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思想史研究里面，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关注重心？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特别脉络？
就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过去，大家知道，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傍哲学史来建立自己的主轴和脉络的，那么，在化身万千之后，开放的思想史，怎样提出问题、站稳脚跟、呈现立场和划清边界？
这就是我们办第一届思想史高端论坛的缘故。
回到文史研究院十二周年纪念这件事儿上来。
这次，我们的海外委员除了哈佛的王德威、斯德哥尔摩的罗多弼、京都的末木文美士，合作过的老朋友里面，除了东京大学的羽田正、史语所的黄进兴、哥廷根大学的施耐德之外，大家都来了，真让我高兴而且感慨。我一直记得2007年3月20日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如果拿出那个时候的照片来看，大家会看到，那时候我们头发还是黑的，可是十二年以后，我们都已经一头白发了。
十二年里，我们做了什么？这一点一会儿章清教授——接替杨志刚教授的新院长——会向大家报告。我这里只是想说一点儿我自己的感慨。这十二年里，文史研究院还能有所影响，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三点：第一点是“有方向”，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重心”，比如像“从周边看中国”，已经很有影响。人文学术领域太广，你没有方向，就等于“泯同众人”，没有特色也不会有影响。
第二点是“做学术”，我们不去跟随风潮，也不去迎合主流，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学术本位，这是人文之所以是学术，而不是“鸡汤”“八卦”或者“宣传”的原因。第三点是“国际化”，我们努力和国际学界合作，争取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研究生，不敢说“引领”，至少能“介入”国际学术的前沿，像陈寅恪先生讲的“预流”，而不是“不入流”。
在中国的高校中，各种高等研究院纷纷建立，能够坚持十二年，保持自己有特色、让大家记得住的，究竟有几个？现在，其他院校的研究机构，百花齐放各显神通，我们文史研究院究竟怎么办？
在纪念十二年的时候，我作为文史研究院的一个老人，要感谢各位委员和朋友，一直和我们一起走过；也要感谢文史研究院各位同仁，大家在一起努力，还要感谢复旦校方，你们十二年来的一贯支持。
谢谢！
（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上的致辞，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于12月10-11日举行，论坛主题为“化身万千：
开放的思想史”。
论坛首场，桑兵、罗志田和王汎森三位教授就“历史与思想”这一话题分别发表了演讲。
浙江大学教授桑兵从思想分析与历史研究的困境出发，指出思想史本身存在于思想和历史的内在紧张中：
思想可能有系统，但是历史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思想的脉络清晰了，历史的线索就若即若离；
历史的秩序井然有序，则思想已经散乱不见。
到底思想是按照历史的方式来理解，还是历史按思想的脉络来编排？
这是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近代有关“中国哲学”的争论很有代表性，这一语汇本是日本东京大学学者的发明，却又很快被他们放弃。
尽管“中国哲学”在日本已然蜕变成了“中国思想史”，但却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问题，王国维、胡适、金岳霖和傅斯年都开始反思历史是否可以依据后设的思想系统来解读。
晚清制度的变革、学术的分科、学术的传播都不断涌现类似的新旧古今之争。正因如此，游走在历史与思想之间的思想史家就需要深入领会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具有统系而不涉附会”这一标准，才不致陷入以今律古的泥淖。
四川大学教授罗志田认为思想史曾有过认同的尴尬与门类的遮蔽，但如今的思想史研究已经渐渐摆脱了哲学史的框架和束缚，转向竞出。
研究取向也进一步开放，变得越来越多元。
近年来美国思想史学界主要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阿米蒂奇(David Amitage)的国际转向，二是包弼德（Peter K. Bol）的地方转向。
而罗志田教授最为关心的是名相的变换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随着西方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出现思想消失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着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来研究，“人”就会消失在概念的游移中；
但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看法太过强调文本的脉络，继承他的研究方式又会导致文本不断隐去。
在历史上不断变换的名相该如何被纳入思想史的考察范畴呢？
举例来说，明末清初的士人总是热衷于探讨的封建、郡县和井田等话题，这些议题的提出其实有特定的动机和潜在的意图，这类话题往往也具有超时空的意义。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轴心时代之后的种种名相是如何在另一个时代被发掘和再造，重新成为新的有影响的概念呢？
罗志田教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心得被李孝悌教授总结为对西方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简要概括，很有意义。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院士认为思想史研究应当采取跨学科的方式继续展开，利用其他学科的助援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王汎森以经济学上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传信系统论”（signaling system）为概念工具，来讨论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的影响。
在他看来，如果试图想象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要先想象他们是如何沟通的。
由于考生的能力和德行是一个黑匣子，无法被考官直接观察到，那么在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便需要传讯，这个机制为考生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使他们能够理解考试以及考官的意图和偏好。
传讯机制深刻地影响着每个时代，它自上而下帮助人们建立起“真的”“对的”乃至是真理的观念。
在晚清的科举改革中，传讯机制由“八股文=才能”转变为“策论、史论和西方知识=才能”。
而当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强传讯机制”中断，开始出现复合式的传讯机制。
许多士人既在学堂读书同时也接受私塾教育，这意味着他们既掌握经典知识同时具备新的思想。
这种复合的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传讯之间存在着竞争，从侧面体现出清季民初具体的社会变动。
以传讯机制为切入点来理解晚清的科举制度，才有可能正面地理解与看待晚清各式各样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传讯机制也才不因其混乱和偏离主轨的特征而被研究者所忽略。
两天的论坛中，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学术演讲部分陆续展开，分为“思想与历史”“文学与社会”“人物与派别”“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东亚”等主题。
东京大学大木康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晚明白话文学的兴起，香港城市大学李孝悌教授通过观察二十世纪初上海戏剧演出来理解新思想在社会中下层的流布，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介绍了他对清代经典考证的性质与内容的再思考。
郑培凯、叶文心、李焯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张隆溪、白永瑞、黄克武等学者也与复旦大学的师生分
享了他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心得。
据悉，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今
后将成为一
年一度的国际思想史研究盛会。
（蔡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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