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献》杂志创刊40周年，这40年也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而《文献》作为古籍整理学界唯一坚持办刊而挺立潮头的刊物，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古籍整理方面的文章，也起到探索理论、引领学术、培养后进、团结同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40年来，无论从古籍的影印、新刊与研究，还是校点、翻译与注释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笔者的学术研究，以阅读清人著述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想阅读一部清人别集，无论是影印本还是整理本，皆寥寥无几，除了上图书馆借阅清人刻本与抄稿本外，别无它法。而今天随着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丛书的出版，以及清人全集、别集的大量点校与整理，阅读重要学者与作家的别集，已经成为极其方便的事情。由于清人著述存量极大，绝大多数尚未经整理，难免会有读不到书之苦；但如果想阅读宋以前古籍，而对版本没有苛求的话，一方面基本可以购买齐全，在家里舒适阅读；另一方面一台电脑加一个小小的U盘，就可以全数获得，轻松浏览。这些古籍整理与电子化所取得的成绩，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生活在今天的学者，就古籍阅读与获取方面而言，应该是相当幸福与满足的。

        但在古籍整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同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尤其是近十馀年来，甚至可以说是泥沙俱下，乱象丛生。本文试就存在问题的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籍整理非人人可为的简易机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经参加过一家大型出版社在北京近郊组织的研讨会，该社颇有情怀且气魄极大，提出要整理标点出版《四库全书》，笔者发言时问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古籍，去哪里找懂行的点校者？主办者不屑地大手一挥说：这个好办，能标点的人很多，廊坊中学的老师就可以。我听完后，就默默地离会了。但未曾想到，在今日整理标点出版的古籍中，果真存在着大量“廊坊中学老师”水平的点校者（此处对廊坊中学教师毫无贬低之意）。目前书店架上与读者手中的点校本古籍，有不少可以说是质量低劣，错讹满纸，顾炎武等学者指斥晚明以来所刻古籍为“灾木”、“灾梨”，如果他们读今日一些劣质的点校本古籍，应当有更深的感触。

      近十馀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与点校本古籍，林林总总，插架森森，看起来繁花似锦，欣欣向荣。但这些整理出版的古籍，质量好的当然不少，但不合格的劣本也大量存在。有不少整理者对古籍整理的常识知之甚少，亦无点校古籍的实践经验，更不愿意花大气力调查各种版本，在对版本源流摸索不清的情况下，往往随意确定一个版本为底本，或者貌似花了功夫做过调研，但所确定的底本并不可靠，导致其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工作。同时，个别整理者识读古诗文的能力平平，遇到稍有难度的句子，便随手乱点，以至于碎文破句，充斥卷中；又不愿意花时间参校众本，核查出处，甚至连基本的字典也不愿意查阅，更不用说核校他书。点校者赶工加班，潦草塞责，标点完毕，即行刊印，很难保证点校质量，导致出现大量的讹误。而且这些劣本质量之低下，远过于宋代的建阳“麻沙本”和顾炎武等人斥责的“灾木”，误导读者，有害而无益。

       如果要探讨这些劣质古籍大量椠行的原因，就是表面看起来热闹非凡的古籍整理，实际是一项被严重轻视的工作。即认为其既无学术含量与价值，亦无需从事者的学术能力与专业知识支撑，已经成为一项人人可为而简单易行的机械工作。只要观察各高校在职称评定时，将古籍整理成果打折处理，来折算科研工作量，窥其一豹，可知全体。如果这种看法不能扭转，那么质量低劣而贻误后人的古籍整理本，还会源源不断地刊行，从而极大地拉低古籍

整理的整体水平。

      古籍整理是一项需要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知识功底的工作，需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能够交叉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多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整理者有极大的甘于寂寞、久久方能有功的耐心与决心，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古籍整理校勘记处理的诸多问题

       清乾嘉时代的学者整理古书时，莫不纵向考察版本源流，横向广收众本，以确定底本，参校众本，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今天我们比清人更加幸运的是，凡收藏于国内各大馆藏的唐代写本、宋本、元本与明清稀见之本，近则可以手捧目验，远则可以网上浏览，且清晰度不减原本。即以“十三经”诸种版本而论，今天所能寓目的，远多于当年阮元主持《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的版本，经史四部之本，莫不如斯。但当我们检视今日古籍点校整理本时，仍会发现诸多的问题。

      1．底本确定不当，参校诸本混乱。点校一部古籍，首先需要釐清其版本源流，以择定底本。万不可仓促成事，略加泛览，即定某本为底本，开始校书。因为一旦底本确定不当，就如同高楼建筑在沙滩之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有些点校本所列参校本，看起来非常丰富，名目众多，实际根本未弄清各本间的关系。如有称参校了某书的《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本等，且不说《四库全书》本有文渊阁、文津阁等的区别，实际上所谓《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本等，均为同一版本，即当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者，点校者列为三个不同的版本，要么是自己不知，要么就只是糊弄读者而已；有些点校者的参校本，除国内各大馆外，日本、美国诸馆藏书尽皆列入，看起来宋、元、明、清诸本皆备，甚至宋本即有数种之多，实际这些版本有的也是同一版本，有的甚至是新刊影印本。但真正落实到实际，则未全部一一校勘，只是匆阅数页书影，即算是参校。如此马虎的校本，其质量可想而知。

      2．书出众手，且无凡例，前后混乱，水平参差。有不少古籍整理项目，为集体多人合作而成，这些书籍的校勘，事先无既定之凡例，亦无适当的校改原则，事后统稿又不仔细，校勘术语的使用，又各随己意，前矛后盾，加上个人点校水平高低不等，于是一部书中，校语千百十样，质量参差不齐。读者在握，难以卒读。

     3．校改文字，既无原则，更失例规。古籍校勘，若底本不误，而校本讹误之字，一般不列入校勘记中。而目前有不少校勘者所校之书，不仅广泛列出异文异字，而且以他本误字校改底本不误之字；更有甚者，如两宋之交、宋末元初人诗文集，《四库》本因忌讳改字甚多，今人校勘反以馆臣所改之《四库》本，校改流传有绪之宋明本，造成古籍双重、三重乃至多重错讹，遂成疮疻，良为可叹。

      4．校记繁冗溢滥，实则十之八九不必出校。今日学界校勘古籍，以多出校记为荣，凡有异文，甚至避讳字、异体字等，亦不避繁碎，尽皆列出。如己已巳、辨辩、日曰、颖颍、卻郤、末未、商啇、榖穀、雎睢等字，以及如避讳字丘邱、玄元等，亦一一出校，详为列出如“己，原作已，今据某本校改”，“玄，原作元，据某本改”等。此类校勘记，累累絮絮，充斥书中，不仅无补于读者，反而成为负累。即偶尔有数条有价值的校勘记，也湮没在这些毫无参考作用的无效校勘中。

       古人校一部书，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今人校书则不旋踵间已经校毕，急功近利，趋时赶工，且既不通校勘之学，又不愿花力气下功夫。唯愿学界视古籍如眼耳头目，放下身段，仔细校书，不随手更改原文，不轻易妄下结论，则古书幸甚矣。

三、重视探索古籍整理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古籍传抄与刊刻过程中，由于讹、脱、衍、倒的原因，导致出现错讹甚至以讹传讹，汉唐以来不断有学者总结致误规律，至清代王念孙校《淮南子》总结出62条通例，蔚为大观。近百馀年来，由于使用新式标点，也出现了新的错讹问题，此方面经过学界的努力，以吕叔湘《标点古书评议》为代表的各类专著论文，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一方面新材料如新发现古籍、出土文献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新问题如古籍标点、今注、今译、译成外语、繁简字、电脑输入、激光照排等方面造成的讹误更是前所未有，层出不穷。因此许多问题与现象是古人所未曾见到的，学术界也不断在进行探讨与研究。

       例如，由于电脑打字输入法的不同、繁简字转化、生僻字、电脑病毒与电子排版等原因，导致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讹形式，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论文进行探讨，笔者在此总结出11条通例，做些校勘学上的分析。

   1．因电脑拼音输入法组词而致误例。如使用拼音输入法时，将“北京”错打成“背景”（以下诸例凡在括号外者为正确词汇，括号内者为错讹之词），又如今存（进村）、书目（树木）、汉儒（含乳）等。

   2．因五笔字型输入法组词而致误例。五笔字型输入法，因其组词重码少，打字快，而深受行内喜爱，尤其是影印店、出版社的打字员，绝大多数均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由此导致与拼音输入法完全不同的讹误，如音韵（单间）、版本（片酬）、辑佚（加件）、刊印（朝鲜）等，这些错讹如不通五笔字形，则摸不着致误之由，完全如入云雾之中。

   3．因手机九宫格输入法而致误例。九宫格常见于手机拼音输入，因键盘有限，不少字词的摁入都重叠在8个键位上，导致更多的词语重叠。如天气（调皮）、文字（蚊子）、避讳（词汇）等。

   4．因OCR扫描转化而致误例。利用OCR光学字符识别原理扫描纸本等载体上的文字，转换成文本字符，随着其技术的越来越成熟，识别率极高，即节省了时间，又方便准确。但在识读古籍中的文字时，其准确率则大大降低，甚至极其简单的汉字也会识别错误，生僻字词更是如此。苏芃教授曾举例说，几年前在全国各地售卖糖炒栗子的包装上，常会看到板栗简介中援引《诗经》的“树之棒果”，“棒果”是“榛栗”之误，并且在网上以讹传讹，最终传播到了大众生活中[1]。

   5．因生僻字或造字而致误例。在电脑录入过程中，个别生僻字与录入者所造之字，在此电脑中能显识出，在彼电脑中则或变为奇奇怪怪的别字，或溷为乱码，或显示为空白。如盩厔、喧嚻、曮睨、灪滃等。

   6．因电脑病毒而致误例。电脑病毒，无处不在，常常在此电脑中文字内容正确无误的文档，转往他人电脑，或者经打印机打出时，便会出现毫无规律的文字更易或乱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7．因繁体字转换为简体而致误例。在电脑文档中，往往在繁体字转化成简化字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讹误。如於菟（于菟）、於于集（于于集。案朝鲜文人柳梦寅，号於于堂，其别集为《於于集》）、乾嘉（干嘉）等。

   8．因简化字转换为繁体字而致误例。由于繁体字中的大量异体字，经简化后多合为一字，当再转换成繁体字后，就出现了大量的错讹。如头发（頭發）、卜驮（蔔馱）、征战（徴戰）、深谷（深穀）、千里（千裏）、皇后（皇後）等。

   9．词组转化为繁体而变异，然其义不变或近似者。我们在将简化字文档自动转换成繁体时，由于使用的是台湾版本，因此电脑会自动转换成台湾习惯用词。如打印（列印）、计划（計畫）、网络（網路）、信息（資訊）、激光（鐳射）、小区（社區）、质量（品質）、数字化（數位化）等，其字虽变，其义基本未变。

   10．词组转化为繁体而变异，然其义莫可名状者。如字号（字型大小）、龟鉴（高抬貴手）、终南捷径（終南快捷方式）、海内存知己（海記憶體知己）等[2]。

   11．因新旧字型而致误例。近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抽查古籍整理著述时，加大了对汉字因新旧字型不同而导致错字的审检，以至于不少书籍被定为不合格产品。如黄（黃）、顔（顏）、説（說）、焕（煥）、録（錄）、真（眞）、清（淸）、内（內）、两（兩）、却（卻）、吴（吳）、衆（眾）等。此类文字太多，其是否新旧字型，不好判断，几乎防不胜防。窃以为相关部门不严格审核版本不明、断句舛讹的点校古籍，而在这些字型上找毛病，无疑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而已。

   由以上举例可知，随着影印古籍与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研究方法上，古籍整理都遇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值得我们做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四、对“e-考据”方法的再思考

       自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提出“e-考据”之说[3]以来，关于这一方法的优劣争论便从未歇息。黄教授认为，随着网际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研究手段的革新，是传统研究方法的衍生和研究手段的立体化，运用包括田野考古、社会调查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拓展。同时，“e-考据”与传统考据并不是对立的两套方法，只是传统考据学在e-时代的升级版，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能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先前较难施行的分析，并因此较有机会开创出新的研究格局[4]。

      持保守意见者认为，e-考据本质上作为一种引得式或谓索引式的网络新工具,最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仅依靠e-考据找到的片断史料便附会引申，甚至不能查回原书，“废书不观”，那么此等e-考据便有可能沦为“伪考据”。还有学者认为，就注释学而言，单纯凭借“技术”，而自身缺少“才”、“学”、“识”的能力，还远不足以成为称职的注者[5]。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化的直接结果，是勾销了古籍版本外观上的差别，勾销了纸张、墨色、装订等物质标志，也勾销了古籍版本的“工艺性质”。它既没有了欣赏精本的愉悦，也没有了翻看劣本的不快，使“观风望气”“鼻嗅手摸”等鉴别版本的传统经验，彻底失效[6]。

      笔者认为，上述诸说，各执一端，并皆有理。就古籍整理而言，e-考据方法的最大便利是我们坐拥庞大的古籍资源数据库，可在瞬间搜索到诸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中的某个具体人名、地名与各类词汇，这是古人不可相像的碾压式优势。具体就校勘古籍而论，对于一部古籍不同版本间的异文异字，以及历代引用的他校材料，皆可得之于分秒，做为校改的依据，但这些材料的获得也令我们深感不安与疑惑。

        首先，在公诸于网络间的各类古籍数据库，其文字的可靠性远较传统纸本文献为低，我们究竟应该对其持几分的信赖度（有原书扫描件者尚可比勘）；其次，当一些常见词语被搜索时，往往会出现成百上千甚至数千条的各类材料，又令我们如泥牛入海，校不胜校，唯慨叹无奈而已；再次，这些孤单冷默的条目，有多少是与所校本书相关的材料？在不联系原文不串连上下句的情况下，他们能反映或还原多少当时版本的真实原貌；第四，也是最有趣的一点，这些资料中有多少是古人看到但认为是无用的资料而放弃和淘汰，而被我们视如珍宝来炫耀，并做为校勘古籍的铁证，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材料是古人所看不到或忽略了的。因此，对于e-考据方法的运用，既不可排斥反对，更不能过于迷信，作为“校书之一助”则可矣。

五、少量古籍的重复整理与海量古籍的无人问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籍的影印、点校、注释与翻译等方面，以“二十四史”校点本为代表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大型丛书的影印与各种经史四部书籍的整理，更是插架森森，数量庞大。但如果对这些古籍做认真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整理与资源浪费，这种状况截止目前仍无大的改观。

   由于读者需要与出版社射利的目的，如《诗经》、《楚辞》、《文选》、《古文观止》等书，以及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柳宗元诸家诗文，全本选本，注本译本，充斥于书肆之中，这既是名家名著的影响力，也是读者热爱的自然选择，极其正常，无可厚非。但出版社与研究者在出版选题与科研项目方面，也热衷于名家名著的重复整理，且多年来皆是如此，这种自然的个体行为，却折射出古籍整理界整体的无计划性与盲目性。

   即以清人别集的整理为例，如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戴震、钱大昕、龚自珍等人的诗文集，影印本与整理本，比比皆是，而大量的清人别集却沉睡馆阁，无人问津。笔者十数年前曾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教授选辑一套清人别集千馀种的目录，我们当时约定：凡有影印本与点校本的清人别集，一概不收，主要以未曾影印与点校的别集为主，尤其侧重于抄稿本与孤本。我们分别选择了清初、清中期与清末清人别集约1500种。但我们的选目最后未被采纳，因为不收录顾炎武、黄宗羲诸家，则本套丛书不具有权威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大套丛书还是各地所影印之地方性古籍丛书，皆莫不收录历代名家诗文集，结果就是各套丛书中出现大量的重复收录。而由于名家别集卷帙浩繁，占据了大部分的册数，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内容都是重复影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民国初期，把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与清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称做史料的“四大发现”，新材料的介入直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如果在今天也比附而论，笔者认为近年来也有“四大发现”，或已经发现并充分利用，或有待于发掘，即：以上海博物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所藏为代表的新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并电子化的各类珍贵经史古籍版本，以《燕行录全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为代表的域外汉籍，此三类新史料，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并充分利用。

   笔者以为，第四大“发现”就是在各大图书馆蒙尘插架的大量未经影印与整理的古籍。清代阮元在为江藩《汉学师承记》撰序时曾谓，“元又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翦截，引系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系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系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奥义单辞，沦替可惜，若之何哉！”阮元以为，当世学者之书，不一定都能传诸后世，理想的方式是将各家著述中“奥义单辞”，一一摘出，附于群经各相关条下，以供学界参稽。但这种方式的困难不仅在于“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的学者不可多得，而且各家著述之采获与摘选，更非易事。因此，阮元后来编纂《皇清经解》时，也仍然是以书为主，而非摘录精义的方式。当我们今天将目光转向域外而广求汉籍时，传至今日的大量经史子集四部古籍，却因无人董理而寂默在馆阁，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不是这些古籍不重要，而是我们习惯了从寻常易见的经史典籍与名家著述中寻取证据，以为古贤微言大义，尽粹于此。那些被我们视为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经史学家之著述，蒙尘插架，鲜有翻阅，至于子、集二部之书，如农医百工花草虫鱼鸟兽之书，更是少人整理，等同无有，这种状况亟需改善。

   因此，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科研项目与古籍出版方面，应该有相应的协调与调研工作，哪些著述已成烂熟之本？哪些著述却从无椠行？在项目经费与出版补贴方面，应向从未影印与整理的古籍倾斜。与其远求诸万里之外，莫如近访诸数里之间，激活这些尚未被发现而蒙尘馆阁的“第四大发现”，有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选择影印或点校出版。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则这些古籍的刊印，不仅会给学术界带来新的史料，给古籍整理增添新的活力，而且也将大

大推动传统文史哲领域各方面学术的研究。

六、各大图书馆应该具有更开明的态度给读者阅读真正古籍的机会

   随着古籍影印与点校本的日益繁富，以及电子版古籍铺天盖地式的增长与流行，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读者阅读，另一方面却折射出学者尤其是年轻学子们对古籍的陌生与隔膜。从好的方面来说，随着各大图书馆与藏书机构甚至私人藏家，将大量传世罕见的宋元版古籍扫描上线，不仅国内难得一见的古籍可以坐在家中网上浏览，即美、日、韩等国所藏，也可轻易获得，给版本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各大图书馆对古籍的管理却越来越严格，尤其所谓“善本”，深纳不出，难得一现。目前各馆的普遍做法是：凡一部善本古籍，一旦有影印本或制作了光盘与缩微胶卷等，则一般不再与读者见面，这种善意保护古籍的做法，却无形中对古籍整理与研究者造成了拒绝与伤害。

   我们的前辈师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北大图书馆的古籍是可以借阅拎回家中仔细品读的；在90年代，古籍已经不可借出，但大部分的古籍丛书，教师与研究生是可以入库自己查书，并拿在手上翻阅与抄录的；但今天只能在古籍阅览室借阅，已经没有入库翻检的福份了。而时下的大学本科生，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的古籍，甚至一些新刊与影印的线装书籍，也不能出借，形同古籍待遇。研究生与本科生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网上翻检古籍，有的学生四年毕业都未曾捧过一册清代刻本与抄稿本，更不用说宋元旧椠了。

   但问题是，一个学生天然喜欢研究某一学术与某一行业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需要培养与磨练，而翻阅真正的古籍，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在网上看一叶书影，抱着一部厚重的影印本，与小心戒慎、虔诚佛喜地轻拿一册古籍阅读，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一个学生对古籍版本行款、字体、装帧、墨色、纸张的目验与记忆，是影印古籍与电子书完全不具备的。

   我们谁都明白，古籍与万物一样，总有其消亡的一天。无论是虫蚀、风侵、雨淋还是火焚等，都是古籍的天敌，尽管今日图书馆的条件可以将一部书保存在常温下，不受风侵雨淋、虫蚀火烧，但这种危殆性却永远是存在的，谁也不敢保证一部古籍可以永远存留在世上。因此，保护一部绝世孤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印或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才能长留世间。同时，定期或不定期的翻阅与见光，也是对古籍的保护，古人有晒书之习，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常常被灌输翻阅一次古籍会延损多少年的寿命，但一部书长期不被翻阅何尝又不是减寿。笔者曾多次遇到一部古籍因长期无人翻阅，导致函套卡死无法抽出书册，或者书册因长久无人翻检已经粘连打不开的情况。我们永远要明白一个道理：古籍是用来阅读与欣赏的，不是用来藏着锁着的；古籍的第一属性是书，而不是物化了的文物！

   对于图书馆与藏家而言，尽管有大量影印本与电子版不断面世，但仍应该有培养人才的紧迫感、更开放的态度与宽阔的胸怀。在尽可能不损伤古籍的情况下，给读者提供目验手触的机会。不仅如此，图书馆还应该多办古籍展览与讲座，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国图的“文津讲坛”已经持续举办近20年，深受学术界以及古籍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欢迎。类似的展览与讲座还应该延伸到中小学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育种培苗，生根发芽，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成为古籍保护者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与弘扬者。

七、对《文献》杂志的小小建议

   前已述及，《文献》杂志自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的一面旗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笔者认为，从今往后，《文献》尚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以期更有利于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与引领学术的进步，为促进和繁荣我国传统文化及其研究事业服务。

   其一，可以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有关文献学理论与古籍整理新问题、新方法的探索与争鸣文章，引导学界，展开讨论，畅所欲言，共创文献学的未来；其二、《文献》杂志在行内享有特殊而权威的地位，深得作者与读者信赖，投稿踊跃，稿件质量上乘，有一批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但目前刊物在字数容量方面，稍嫌不足，应适度增加字数，以吸纳更多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文章，以培植后备力量，增加刊物活力；其三，《文献》目前刊发的文章，多数为不足万字的中短篇文章，应适当增加一些观点新颖、水平较高的长篇论文，以保证质量，吸引作者与读者；其四，应不定期地发表一些书评文章，目前各类刊物都不约而同地少发书评甚至拒绝刊发书评，主要的原因是书评质量不高，唱赞歌者多，而客观评论与批评者少，但不应因噎废食，如果有高质量有见地的书评，应该鼓励并发表，为学术界起到积极的推介与导引作用；其五，应加强《文献》编辑部的力量，在人力、物力与经费诸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解决后顾之忧，使刊物质量更上层楼，更好地为学界服务。

   以上笔者对当前古籍整理学界的诸多问题做了揭示，意在提醒同行与热爱古籍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古籍整理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素养、需要谨慎细致与热爱古籍的态度、需要大量经费与时间的专业工作。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古籍整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方法，应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目前流行的“e-考据”方法，应持谨慎的态度。目前古籍影印与点校的现状，是少量历代名家名著的重复整理与海量古籍的无人问津，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与此同时，期待各大图书馆具有更开明的态度，给读者阅读真正古籍的机会，以方便学界，培养人才。唯其如此，古籍整理行业才能出现更多优秀的继承者与弘扬者。

注释：

[1]苏芃：《互联网时代的文字错讹》，《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第12版。

[2]江庆柏：《电脑自动转换中文简繁字产生的问题》，《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4年第1期，第3页。

[3]详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张瑞龙：《e-考据是“立体”史学而非“伪考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3日，第8版。

[5]谢乃和：《别让“e-考据”成为“伪考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7版。

[6]欧阳健：《踏破铁鞋“龙二府”——黄一农先生“e考据”回应》，《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