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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永祥:当前古籍整理诸问题刍议——兼谈对《文献》杂志的小小建议
2019-10-28 20:50   审核人:   (阅读: )

 

 

       漆永祥,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考据学、东亚汉籍整理与《燕行录》研究、宋诗整理与研究等。

 

       今年是《文献》杂志创刊40周年,这40年也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而《文献》作为古籍整理学界唯一坚持办刊而挺立潮头的刊物,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古籍整理方面的文章,也起到探索理论、引领学术、培养后进、团结同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40年来,无论从古籍的影印、新刊与研究,还是校点、翻译与注释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笔者的学术研究,以阅读清人著述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想阅读一部清人别集,无论是影印本还是整理本,皆寥寥无几,除了上图书馆借阅清人刻本与抄稿本外,别无它法。而今天随着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丛书的出版,以及清人全集、别集的大量点校与整理,阅读重要学者与作家的别集,已经成为极其方便的事情。由于清人著述存量极大,绝大多数尚未经整理,难免会有读不到书之苦;但如果想阅读宋以前古籍,而对版本没有苛求的话,一方面基本可以购买齐全,在家里舒适阅读;另一方面一台电脑加一个小小的U盘,就可以全数获得,轻松浏览。这些古籍整理与电子化所取得的成绩,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生活在今天的学者,就古籍阅读与获取方面而言,应该是相当幸福与满足的。

        但在古籍整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同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尤其是近十馀年来,甚至可以说是泥沙俱下,乱象丛生。本文试就存在问题的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籍整理非人人可为的简易机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经参加过一家大型出版社在北京近郊组织的研讨会,该社颇有情怀且气魄极大,提出要整理标点出版《四库全书》,笔者发言时问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古籍,去哪里找懂行的点校者?主办者不屑地大手一挥说:这个好办,能标点的人很多,廊坊中学的老师就可以。我听完后,就默默地离会了。但未曾想到,在今日整理标点出版的古籍中,果真存在着大量“廊坊中学老师”水平的点校者(此处对廊坊中学教师毫无贬低之意)。目前书店架上与读者手中的点校本古籍,有不少可以说是质量低劣,错讹满纸,顾炎武等学者指斥晚明以来所刻古籍为“灾木”、“灾梨”,如果他们读今日一些劣质的点校本古籍,应当有更深的感触。

      近十馀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与点校本古籍,林林总总,插架森森,看起来繁花似锦,欣欣向荣。但这些整理出版的古籍,质量好的当然不少,但不合格的劣本也大量存在。有不少整理者对古籍整理的常识知之甚少,亦无点校古籍的实践经验,更不愿意花大气力调查各种版本,在对版本源流摸索不清的情况下,往往随意确定一个版本为底本,或者貌似花了功夫做过调研,但所确定的底本并不可靠,导致其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工作。同时,个别整理者识读古诗文的能力平平,遇到稍有难度的句子,便随手乱点,以至于碎文破句,充斥卷中;又不愿意花时间参校众本,核查出处,甚至连基本的字典也不愿意查阅,更不用说核校他书。点校者赶工加班,潦草塞责,标点完毕,即行刊印,很难保证点校质量,导致出现大量的讹误。而且这些劣本质量之低下,远过于宋代的建阳“麻沙本”和顾炎武等人斥责的“灾木”,误导读者,有害而无益。

       如果要探讨这些劣质古籍大量椠行的原因,就是表面看起来热闹非凡的古籍整理,实际是一项被严重轻视的工作。即认为其既无学术含量与价值,亦无需从事者的学术能力与专业知识支撑,已经成为一项人人可为而简单易行的机械工作。只要观察各高校在职称评定时,将古籍整理成果打折处理,来折算科研工作量,窥其一豹,可知全体。如果这种看法不能扭转,那么质量低劣而贻误后人的古籍整理本,还会源源不断地刊行,从而极大地拉低古籍

整理的整体水平。

      古籍整理是一项需要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知识功底的工作,需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能够交叉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多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整理者有极大的甘于寂寞、久久方能有功的耐心与决心,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古籍整理校勘记处理的诸多问题

       清乾嘉时代的学者整理古书时,莫不纵向考察版本源流,横向广收众本,以确定底本,参校众本,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今天我们比清人更加幸运的是,凡收藏于国内各大馆藏的唐代写本、宋本、元本与明清稀见之本,近则可以手捧目验,远则可以网上浏览,且清晰度不减原本。即以“十三经”诸种版本而论,今天所能寓目的,远多于当年阮元主持《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的版本,经史四部之本,莫不如斯。但当我们检视今日古籍点校整理本时,仍会发现诸多的问题。

      1.底本确定不当,参校诸本混乱。点校一部古籍,首先需要釐清其版本源流,以择定底本。万不可仓促成事,略加泛览,即定某本为底本,开始校书。因为一旦底本确定不当,就如同高楼建筑在沙滩之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有些点校本所列参校本,看起来非常丰富,名目众多,实际根本未弄清各本间的关系。如有称参校了某书的《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本等,且不说《四库全书》本有文渊阁、文津阁等的区别,实际上所谓《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本等,均为同一版本,即当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者,点校者列为三个不同的版本,要么是自己不知,要么就只是糊弄读者而已;有些点校者的参校本,除国内各大馆外,日本、美国诸馆藏书尽皆列入,看起来宋、元、明、清诸本皆备,甚至宋本即有数种之多,实际这些版本有的也是同一版本,有的甚至是新刊影印本。但真正落实到实际,则未全部一一校勘,只是匆阅数页书影,即算是参校。如此马虎的校本,其质量可想而知。

      2.书出众手,且无凡例,前后混乱,水平参差。有不少古籍整理项目,为集体多人合作而成,这些书籍的校勘,事先无既定之凡例,亦无适当的校改原则,事后统稿又不仔细,校勘术语的使用,又各随己意,前矛后盾,加上个人点校水平高低不等,于是一部书中,校语千百十样,质量参差不齐。读者在握,难以卒读。

     3.校改文字,既无原则,更失例规。古籍校勘,若底本不误,而校本讹误之字,一般不列入校勘记中。而目前有不少校勘者所校之书,不仅广泛列出异文异字,而且以他本误字校改底本不误之字;更有甚者,如两宋之交、宋末元初人诗文集,《四库》本因忌讳改字甚多,今人校勘反以馆臣所改之《四库》本,校改流传有绪之宋明本,造成古籍双重、三重乃至多重错讹,遂成疮疻,良为可叹。

      4.校记繁冗溢滥,实则十之八九不必出校。今日学界校勘古籍,以多出校记为荣,凡有异文,甚至避讳字、异体字等,亦不避繁碎,尽皆列出。如己已巳、辨辩、日曰、颖颍、卻郤、末未、商啇、榖穀、雎睢等字,以及如避讳字丘邱、玄元等,亦一一出校,详为列出如“己,原作已,今据某本校改”,“玄,原作元,据某本改”等。此类校勘记,累累絮絮,充斥书中,不仅无补于读者,反而成为负累。即偶尔有数条有价值的校勘记,也湮没在这些毫无参考作用的无效校勘中。

       古人校一部书,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今人校书则不旋踵间已经校毕,急功近利,趋时赶工,且既不通校勘之学,又不愿花力气下功夫。唯愿学界视古籍如眼耳头目,放下身段,仔细校书,不随手更改原文,不轻易妄下结论,则古书幸甚矣。

三、重视探索古籍整理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古籍传抄与刊刻过程中,由于讹、脱、衍、倒的原因,导致出现错讹甚至以讹传讹,汉唐以来不断有学者总结致误规律,至清代王念孙校《淮南子》总结出62条通例,蔚为大观。近百馀年来,由于使用新式标点,也出现了新的错讹问题,此方面经过学界的努力,以吕叔湘《标点古书评议》为代表的各类专著论文,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一方面新材料如新发现古籍、出土文献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新问题如古籍标点、今注、今译、译成外语、繁简字、电脑输入、激光照排等方面造成的讹误更是前所未有,层出不穷。因此许多问题与现象是古人所未曾见到的,学术界也不断在进行探讨与研究。

       例如,由于电脑打字输入法的不同、繁简字转化、生僻字、电脑病毒与电子排版等原因,导致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讹形式,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论文进行探讨,笔者在此总结出11条通例,做些校勘学上的分析。

   1.因电脑拼音输入法组词而致误例。如使用拼音输入法时,将“北京”错打成“背景”(以下诸例凡在括号外者为正确词汇,括号内者为错讹之词),又如今存(进村)、书目(树木)、汉儒(含乳)等。

   2.因五笔字型输入法组词而致误例。五笔字型输入法,因其组词重码少,打字快,而深受行内喜爱,尤其是影印店、出版社的打字员,绝大多数均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由此导致与拼音输入法完全不同的讹误,如音韵(单间)、版本(片酬)、辑佚(加件)、刊印(朝鲜)等,这些错讹如不通五笔字形,则摸不着致误之由,完全如入云雾之中。

   3.因手机九宫格输入法而致误例。九宫格常见于手机拼音输入,因键盘有限,不少字词的摁入都重叠在8个键位上,导致更多的词语重叠。如天气(调皮)、文字(蚊子)、避讳(词汇)等。

   4.因OCR扫描转化而致误例。利用OCR光学字符识别原理扫描纸本等载体上的文字,转换成文本字符,随着其技术的越来越成熟,识别率极高,即节省了时间,又方便准确。但在识读古籍中的文字时,其准确率则大大降低,甚至极其简单的汉字也会识别错误,生僻字词更是如此。苏芃教授曾举例说,几年前在全国各地售卖糖炒栗子的包装上,常会看到板栗简介中援引《诗经》的“树之棒果”,“棒果”是“榛栗”之误,并且在网上以讹传讹,最终传播到了大众生活中[1]。

   5.因生僻字或造字而致误例。在电脑录入过程中,个别生僻字与录入者所造之字,在此电脑中能显识出,在彼电脑中则或变为奇奇怪怪的别字,或溷为乱码,或显示为空白。如盩厔、喧嚻、曮睨、灪滃等。

   6.因电脑病毒而致误例。电脑病毒,无处不在,常常在此电脑中文字内容正确无误的文档,转往他人电脑,或者经打印机打出时,便会出现毫无规律的文字更易或乱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7.因繁体字转换为简体而致误例。在电脑文档中,往往在繁体字转化成简化字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讹误。如於菟(于菟)、於于集(于于集。案朝鲜文人柳梦寅,号於于堂,其别集为《於于集》)、乾嘉(干嘉)等。

   8.因简化字转换为繁体字而致误例。由于繁体字中的大量异体字,经简化后多合为一字,当再转换成繁体字后,就出现了大量的错讹。如头发(頭發)、卜驮(蔔馱)、征战(徴戰)、深谷(深穀)、千里(千裏)、皇后(皇後)等。

   9.词组转化为繁体而变异,然其义不变或近似者。我们在将简化字文档自动转换成繁体时,由于使用的是台湾版本,因此电脑会自动转换成台湾习惯用词。如打印(列印)、计划(計畫)、网络(網路)、信息(資訊)、激光(鐳射)、小区(社區)、质量(品質)、数字化(數位化)等,其字虽变,其义基本未变。

   10.词组转化为繁体而变异,然其义莫可名状者。如字号(字型大小)、龟鉴(高抬貴手)、终南捷径(終南快捷方式)、海内存知己(海記憶體知己)等[2]。

   11.因新旧字型而致误例。近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抽查古籍整理著述时,加大了对汉字因新旧字型不同而导致错字的审检,以至于不少书籍被定为不合格产品。如黄(黃)、顔(顏)、説(說)、焕(煥)、録(錄)、真(眞)、清(淸)、内(內)、两(兩)、却(卻)、吴(吳)、衆(眾)等。此类文字太多,其是否新旧字型,不好判断,几乎防不胜防。窃以为相关部门不严格审核版本不明、断句舛讹的点校古籍,而在这些字型上找毛病,无疑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而已。

   由以上举例可知,随着影印古籍与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研究方法上,古籍整理都遇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值得我们做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四、对“e-考据”方法的再思考

       自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提出“e-考据”之说[3]以来,关于这一方法的优劣争论便从未歇息。黄教授认为,随着网际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研究手段的革新,是传统研究方法的衍生和研究手段的立体化,运用包括田野考古、社会调查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拓展。同时,“e-考据”与传统考据并不是对立的两套方法,只是传统考据学在e-时代的升级版,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能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先前较难施行的分析,并因此较有机会开创出新的研究格局[4]。

      持保守意见者认为,e-考据本质上作为一种引得式或谓索引式的网络新工具,最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仅依靠e-考据找到的片断史料便附会引申,甚至不能查回原书,“废书不观”,那么此等e-考据便有可能沦为“伪考据”。还有学者认为,就注释学而言,单纯凭借“技术”,而自身缺少“才”、“学”、“识”的能力,还远不足以成为称职的注者[5]。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化的直接结果,是勾销了古籍版本外观上的差别,勾销了纸张、墨色、装订等物质标志,也勾销了古籍版本的“工艺性质”。它既没有了欣赏精本的愉悦,也没有了翻看劣本的不快,使“观风望气”“鼻嗅手摸”等鉴别版本的传统经验,彻底失效[6]。

      笔者认为,上述诸说,各执一端,并皆有理。就古籍整理而言,e-考据方法的最大便利是我们坐拥庞大的古籍资源数据库,可在瞬间搜索到诸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中的某个具体人名、地名与各类词汇,这是古人不可相像的碾压式优势。具体就校勘古籍而论,对于一部古籍不同版本间的异文异字,以及历代引用的他校材料,皆可得之于分秒,做为校改的依据,但这些材料的获得也令我们深感不安与疑惑。

        首先,在公诸于网络间的各类古籍数据库,其文字的可靠性远较传统纸本文献为低,我们究竟应该对其持几分的信赖度(有原书扫描件者尚可比勘);其次,当一些常见词语被搜索时,往往会出现成百上千甚至数千条的各类材料,又令我们如泥牛入海,校不胜校,唯慨叹无奈而已;再次,这些孤单冷默的条目,有多少是与所校本书相关的材料?在不联系原文不串连上下句的情况下,他们能反映或还原多少当时版本的真实原貌;第四,也是最有趣的一点,这些资料中有多少是古人看到但认为是无用的资料而放弃和淘汰,而被我们视如珍宝来炫耀,并做为校勘古籍的铁证,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材料是古人所看不到或忽略了的。因此,对于e-考据方法的运用,既不可排斥反对,更不能过于迷信,作为“校书之一助”则可矣。

   

 

五、少量古籍的重复整理与海量古籍的无人问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籍的影印、点校、注释与翻译等方面,以“二十四史”校点本为代表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大型丛书的影印与各种经史四部书籍的整理,更是插架森森,数量庞大。但如果对这些古籍做认真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整理与资源浪费,这种状况截止目前仍无大的改观。

   由于读者需要与出版社射利的目的,如《诗经》、《楚辞》、《文选》、《古文观止》等书,以及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柳宗元诸家诗文,全本选本,注本译本,充斥于书肆之中,这既是名家名著的影响力,也是读者热爱的自然选择,极其正常,无可厚非。但出版社与研究者在出版选题与科研项目方面,也热衷于名家名著的重复整理,且多年来皆是如此,这种自然的个体行为,却折射出古籍整理界整体的无计划性与盲目性。

   即以清人别集的整理为例,如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戴震、钱大昕、龚自珍等人的诗文集,影印本与整理本,比比皆是,而大量的清人别集却沉睡馆阁,无人问津。笔者十数年前曾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教授选辑一套清人别集千馀种的目录,我们当时约定:凡有影印本与点校本的清人别集,一概不收,主要以未曾影印与点校的别集为主,尤其侧重于抄稿本与孤本。我们分别选择了清初、清中期与清末清人别集约1500种。但我们的选目最后未被采纳,因为不收录顾炎武、黄宗羲诸家,则本套丛书不具有权威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大套丛书还是各地所影印之地方性古籍丛书,皆莫不收录历代名家诗文集,结果就是各套丛书中出现大量的重复收录。而由于名家别集卷帙浩繁,占据了大部分的册数,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内容都是重复影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民国初期,把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与清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称做史料的“四大发现”,新材料的介入直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如果在今天也比附而论,笔者认为近年来也有“四大发现”,或已经发现并充分利用,或有待于发掘,即:以上海博物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所藏为代表的新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并电子化的各类珍贵经史古籍版本,以《燕行录全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为代表的域外汉籍,此三类新史料,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并充分利用。

   笔者以为,第四大“发现”就是在各大图书馆蒙尘插架的大量未经影印与整理的古籍。清代阮元在为江藩《汉学师承记》撰序时曾谓,“元又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翦截,引系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系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系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奥义单辞,沦替可惜,若之何哉!”阮元以为,当世学者之书,不一定都能传诸后世,理想的方式是将各家著述中“奥义单辞”,一一摘出,附于群经各相关条下,以供学界参稽。但这种方式的困难不仅在于“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的学者不可多得,而且各家著述之采获与摘选,更非易事。因此,阮元后来编纂《皇清经解》时,也仍然是以书为主,而非摘录精义的方式。当我们今天将目光转向域外而广求汉籍时,传至今日的大量经史子集四部古籍,却因无人董理而寂默在馆阁,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不是这些古籍不重要,而是我们习惯了从寻常易见的经史典籍与名家著述中寻取证据,以为古贤微言大义,尽粹于此。那些被我们视为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经史学家之著述,蒙尘插架,鲜有翻阅,至于子、集二部之书,如农医百工花草虫鱼鸟兽之书,更是少人整理,等同无有,这种状况亟需改善。

   因此,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科研项目与古籍出版方面,应该有相应的协调与调研工作,哪些著述已成烂熟之本?哪些著述却从无椠行?在项目经费与出版补贴方面,应向从未影印与整理的古籍倾斜。与其远求诸万里之外,莫如近访诸数里之间,激活这些尚未被发现而蒙尘馆阁的“第四大发现”,有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选择影印或点校出版。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则这些古籍的刊印,不仅会给学术界带来新的史料,给古籍整理增添新的活力,而且也将大

大推动传统文史哲领域各方面学术的研究。

 

   

 

六、各大图书馆应该具有更开明的态度给读者阅读真正古籍的机会

   随着古籍影印与点校本的日益繁富,以及电子版古籍铺天盖地式的增长与流行,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读者阅读,另一方面却折射出学者尤其是年轻学子们对古籍的陌生与隔膜。从好的方面来说,随着各大图书馆与藏书机构甚至私人藏家,将大量传世罕见的宋元版古籍扫描上线,不仅国内难得一见的古籍可以坐在家中网上浏览,即美、日、韩等国所藏,也可轻易获得,给版本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各大图书馆对古籍的管理却越来越严格,尤其所谓“善本”,深纳不出,难得一现。目前各馆的普遍做法是:凡一部善本古籍,一旦有影印本或制作了光盘与缩微胶卷等,则一般不再与读者见面,这种善意保护古籍的做法,却无形中对古籍整理与研究者造成了拒绝与伤害。

   我们的前辈师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北大图书馆的古籍是可以借阅拎回家中仔细品读的;在90年代,古籍已经不可借出,但大部分的古籍丛书,教师与研究生是可以入库自己查书,并拿在手上翻阅与抄录的;但今天只能在古籍阅览室借阅,已经没有入库翻检的福份了。而时下的大学本科生,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的古籍,甚至一些新刊与影印的线装书籍,也不能出借,形同古籍待遇。研究生与本科生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网上翻检古籍,有的学生四年毕业都未曾捧过一册清代刻本与抄稿本,更不用说宋元旧椠了。

   但问题是,一个学生天然喜欢研究某一学术与某一行业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需要培养与磨练,而翻阅真正的古籍,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在网上看一叶书影,抱着一部厚重的影印本,与小心戒慎、虔诚佛喜地轻拿一册古籍阅读,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一个学生对古籍版本行款、字体、装帧、墨色、纸张的目验与记忆,是影印古籍与电子书完全不具备的。

   我们谁都明白,古籍与万物一样,总有其消亡的一天。无论是虫蚀、风侵、雨淋还是火焚等,都是古籍的天敌,尽管今日图书馆的条件可以将一部书保存在常温下,不受风侵雨淋、虫蚀火烧,但这种危殆性却永远是存在的,谁也不敢保证一部古籍可以永远存留在世上。因此,保护一部绝世孤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印或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才能长留世间。同时,定期或不定期的翻阅与见光,也是对古籍的保护,古人有晒书之习,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常常被灌输翻阅一次古籍会延损多少年的寿命,但一部书长期不被翻阅何尝又不是减寿。笔者曾多次遇到一部古籍因长期无人翻阅,导致函套卡死无法抽出书册,或者书册因长久无人翻检已经粘连打不开的情况。我们永远要明白一个道理:古籍是用来阅读与欣赏的,不是用来藏着锁着的;古籍的第一属性是书,而不是物化了的文物!

   对于图书馆与藏家而言,尽管有大量影印本与电子版不断面世,但仍应该有培养人才的紧迫感、更开放的态度与宽阔的胸怀。在尽可能不损伤古籍的情况下,给读者提供目验手触的机会。不仅如此,图书馆还应该多办古籍展览与讲座,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国图的“文津讲坛”已经持续举办近20年,深受学术界以及古籍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欢迎。类似的展览与讲座还应该延伸到中小学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育种培苗,生根发芽,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成为古籍保护者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与弘扬者。

七、对《文献》杂志的小小建议

   前已述及,《文献》杂志自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的一面旗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笔者认为,从今往后,《文献》尚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以期更有利于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与引领学术的进步,为促进和繁荣我国传统文化及其研究事业服务。

   其一,可以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有关文献学理论与古籍整理新问题、新方法的探索与争鸣文章,引导学界,展开讨论,畅所欲言,共创文献学的未来;其二、《文献》杂志在行内享有特殊而权威的地位,深得作者与读者信赖,投稿踊跃,稿件质量上乘,有一批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但目前刊物在字数容量方面,稍嫌不足,应适度增加字数,以吸纳更多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文章,以培植后备力量,增加刊物活力;其三,《文献》目前刊发的文章,多数为不足万字的中短篇文章,应适当增加一些观点新颖、水平较高的长篇论文,以保证质量,吸引作者与读者;其四,应不定期地发表一些书评文章,目前各类刊物都不约而同地少发书评甚至拒绝刊发书评,主要的原因是书评质量不高,唱赞歌者多,而客观评论与批评者少,但不应因噎废食,如果有高质量有见地的书评,应该鼓励并发表,为学术界起到积极的推介与导引作用;其五,应加强《文献》编辑部的力量,在人力、物力与经费诸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解决后顾之忧,使刊物质量更上层楼,更好地为学界服务。

   以上笔者对当前古籍整理学界的诸多问题做了揭示,意在提醒同行与热爱古籍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古籍整理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素养、需要谨慎细致与热爱古籍的态度、需要大量经费与时间的专业工作。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古籍整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方法,应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目前流行的“e-考据”方法,应持谨慎的态度。目前古籍影印与点校的现状,是少量历代名家名著的重复整理与海量古籍的无人问津,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与此同时,期待各大图书馆具有更开明的态度,给读者阅读真正古籍的机会,以方便学界,培养人才。唯其如此,古籍整理行业才能出现更多优秀的继承者与弘扬者。

注释:


[1]苏芃:《互联网时代的文字错讹》,《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第12版。

[2]江庆柏:《电脑自动转换中文简繁字产生的问题》,《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4年第1期,第3页。

[3]详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张瑞龙:《e-考据是“立体”史学而非“伪考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3日,第8版。

[5]谢乃和:《别让“e-考据”成为“伪考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7版。

[6]欧阳健:《踏破铁鞋“龙二府”——黄一农先生“e考据”回应》,《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11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19年第5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漆永祥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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