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山东大学“校经处”，是杜泽逊教授率领弟子汇校《十三经注疏》之处。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尚书注疏汇校》已经出版，《周易注疏汇校》写定，《毛诗注疏汇校》正在撰稿之中。学界同行很想了解“校经处”的学术团队、校经工作和操作流程，故学礼堂特别邀请参加《尚书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汇校》的邵妍女史，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尚书注疏汇校》[1]于2018年10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平装9册，可谓煌煌巨著。从项目开工到成果出版，历经了六个春秋，凝聚了导师杜泽逊教授和校经处几届同仁的心力劳作。作为校经处的一份子，回想自己参加《尚书注疏汇校》项目的经历和收获，感慨良多。
2012年9月1日，是我博士入学的第一天，彼时《尚书注疏汇校》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的试验，已启动五月有余。项目组以北监本《尚书注疏》为底本，已完成李元阳本、毛氏汲古阁本《尚书注疏》的对校任务，武英殿本的三校也近尾声。一走进位于中心校区老晶体所南楼307房间的项目组[2]，就明显感受到一种肃然的氛围。房间中央放置了一张很大的长条桌，老师坐在长条桌的东头，身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面摆放着满满的图书和资料；一部分同学围坐在长条桌的两侧，一部分同学分坐在房间南北靠墙放置的书桌旁。当时大家都在埋头对校或写校记，因此没有过多寒暄，我就加入了其中。在老师和成员们的帮助下，我边学边做，很快掌握了对校的方法和要领。参加校经五天后，老师专门抽时间给我讲了《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缘起、设想以及《尚书注疏》版本对校的进展。通过老师的讲述，我初步了解了汇校的意义和价值：厘清版本源流，评判版本优劣，以期将来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文本。
《尚书注疏》的汇校流程大致如下：第一步，版本对校。通过版本调查及综合研究考量后，选择以明万历北监本《尚书注疏》为底本，通校唐宋以来较为重要的18个版本，形成18份版本对校的分校记。第二步，收集、移录前贤校勘《尚书注疏》的成果。项目组共选用前贤校勘成果15家，将每一份校勘成果逐条拆分移录后，形成15份前贤校勘成果的分校记。第三步，合并版本分校记和前贤校勘成果分校记。将数十份分校记汇集在一起，进行复印、剪裁和粘贴，形成《尚书注疏汇校》校记的底件。第四步，根据剪贴的汇校底件，誊抄、校对《汇校》校记。关于汇校的具体流程和办法，老师在《论古籍校勘中的“对校法”》（杜泽逊：《书林丛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12页）及《尚书注疏汇校》的《凡例》中，均言之甚详，在此不一一赘述。参加《尚书注疏汇校》项目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在进行每一个流程时，项目组都制定了较为科学的操作规程和方法。老师常说“以程序约束人”，科学的程序可以解决因个人水平、性格粗细不同而带来的某些偏差，这也是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版本对校时，项目组要求每一个版本都要经过三次校勘。古人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为尽可能地减少漏校和误校，项目组当时将15位成员每三人分在一个校勘小组。初校时，每人大概对校一卷，篇幅长的则2至3人合校一卷。初校完成后，三人互换进行二校和三校。这样不仅每一卷都由三人分别校过，而且小组内成员无形中互相有了督促，能保证进度基本一致，并可以相互检查、补充各自的校记，尽最大努力校出所有异文。版本对校中，常困扰大家的就是异形异体字的问题。项目组先是根据最初几个版本《尚书注疏》的对校情况，形成了一份《异体字表》，作为判定异形异体字的依据；然后通过定期开会，交流对校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增加新的异体字入表。所有版本对校完成之后，老师还专门集合大家开会讨论《异体字表》，把我们在对校过程中遇到但《异体字表》未收的字形写在黑板上，大家一起查找依据，一起商量讨论，最终经老师审定形成一份《尚书注疏异形异体字表》，作为《尚书注疏汇校》和以后校勘各经时判定异形异体字的依据和基础。移录前贤校勘《尚书注疏》的成果时，为方便拆分及汇校时的合并，项目组规定每移录前，要在校勘成果复印件上，逐条标注该条目所对应北监本《尚书注疏》的卷、页、行。对于某些体量较大，或移录有难度的前贤校勘成果，项目组会专门拟定移录的办法和要求，比如刘晓丽师妹曾整理过《山井鼎〈尚书考文〉移录办法》。这些做法，保证了拆分和过录工作的有序进行。整理、剪贴分校记复印件时，成员们先在每份分校记复印件上，逐条写上规定编号和简称，然后按照卷次将每一条校记裁剪开、规整好，再以北监本《尚书注疏》的卷、页、行、句为序，将摘句相同的校记，按照编号大小次第粘贴在A4纸上，前贤校勘记依据时间先后跟在版本分校记后面，形成汇校校记的底件。誊抄汇校校记时，项目组要求分工誊抄，每誊抄前先校底件，抄毕换人三次校对。根据每卷汇校校记的体量大小，一般是分配3至4人分抄一卷，多者则5至6人分抄一卷。誊抄过程中，因可能发现问题或产生新讹误，需要回查或修改，故每份誊抄完毕的汇校校记，都要由三位不同的成员分别进行核校，以尽可能地避免错误。
上述规程，使得《尚书注疏汇校》各项流程都有章法可依，避免了一些弯路，保障了项目的质量，也为后面各经的汇校提供了经验和参考。此外，因《尚书注疏汇校》的工作量比较大，为保证项目进度，项目组要求成员们每天坐班4小时，完成当天既定的工作量。大家都特别认真，有的同学除了上课、吃饭，一天到晚基本都待在项目组校书和学习。杜老师体谅我已成家，且女儿年幼，让我每周末回家照看家人。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进度，我一般是周五完成当天工作后离校，周日午饭后返回项目组，平日则会多做一些。师生们齐心协力，各项工作都进展得非常顺利。至2014年3月中旬，《尚书注疏汇校》初稿的三校就全部完成了。老师又用了10个月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了最后的审定。
参加《尚书注疏汇校》项目，对每一个成员而言，除了掌握汇校的流程和方法外，更是非常宝贵的学术训练过程，也为我们以后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首先，汇校的过程是熟悉《尚书注疏》各版本面貌的过程。项目组前后对校了19个版本，除了经注疏释文本外，还有单经本、经注本以及经注附释文本等。成员们至少经眼了所校版本三至五个卷次的内容，借此也就熟悉了十几个版本的样貌。例如魏县尉宅本、万历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尚书注疏》同为半叶九行，北监本版心上方有“明万历十五年刊”字样，正文字体是宋体，字形较长，特别是经文的字体明显横细竖粗；毛氏汲古阁本的版心下方有“汲古阁”字样，虽然正文也是横细竖粗的字体，但相比北监本要扁一些；魏县尉宅本的字体，则具有典型的宋代福建刻本的特点，特别是在“撇”的写法上，有明显的顿笔。因此，同学们常开玩笑说，校书时间久了之后，即使遮住版本信息，或者面对掉在地上的一纸残页，大家也基本能通过行款、字体等外部特征分辨出是哪个版本的《尚书注疏》。如果我们不参加项目，没经眼那么多版本，是不可能作出准确判断的。其次，汇校的过程也是熟悉《尚书注疏》文本的过程。老师曾叮嘱我们，对校时不要机械地比照文字，可以借此通读所校文本，这是难得的阅读《尚书注疏》原典的机会。我的毕业论文是做《尚书孔传》的训诂研究，因此完成对校任务之余，更需熟悉文本。至2012年底，我已读过《尚书注疏》12个卷次的文本，虽然初读后对具体词句不会记得特别清楚，但起码读过的每一卷的篇题和基本内容能掌握大概。版本对校完成之前，我已把《尚书注疏》各卷粗读和细读各一过，对经、注、疏等渐渐熟悉，这对于后来厘析训诂条目，写作毕业论文大有帮助。如果不参加项目，想必绝大多数成员不会刻意或有机会读到不同版本的《尚书注疏》原典。再次，汇校的过程亦是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员们在项目组坐班，和老师朝夕相处，就有大量学习和请教的机会。虽然《尚书注疏汇校》的校记长编仅列异文而不断是非，但校勘却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校文字异同，往往能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记得2012年10月对校八行本《尚书注疏》时，老师出示《汤诰》篇的一段疏文“传契始至一夫。正义曰：以汤于此称王，故本其号商之意。契始封商，汤号为商。知契始封商，汤遂以商为天下之号”，问我：是否思考过为什么北监本“契始封商”后，阙了“汤号为商，知契始封商”9字，是从什么时候没有的呢？[3]我当时虽然出校了这条异文，却没有认真想过阙文产生的原因。老师一问，瞬间懵掉了。于是，老师指导我又查阅了单疏本、魏县尉宅本、平水本，以及十行本、李元阳本、毛氏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阮元本等当时手头上已有的《尚书注疏》版本。这样一来，就发现只有十行本、李元阳本、北监本、阮元本这几个版本无此9字，其余版本都有。然后老师告诉我说：十行本、李元阳本、北监本之所以均无此9字，是因为这几个版本一脉相承；阮本无此9字，且后附校勘记中未出校，则因为阮氏主要是以十行本为底本来校的，没见过元以前的本子。也就是说，他认为理应没有，所以也没出校记。毛本之前的十行本、李元阳本、北监本等无此9字，而毛本有，那毛本是靠什么补上的呢？那只能是根据宋版补的，可能是单疏本，也可能是八行本。殿本以北监本为底本，按说应该无此9字，但是却有，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殿本要么从宋版，要么从毛本，而从毛本的可能性大。讲完之后，老师嘱我把这个问题的思路梳理一下，写成札记。随后，老师又把查找各版本之后的发现和异文产生的原因告诉了在座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我一方面对自己缺乏问题意识感到懊丧，另一方面，又被老师对问题的探究和对学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佩服不已。借此一问，我对版本间的沿递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都会按老师教过的方法去查找依据、写成札记，并及时向老师报告和请教，老师也会把他看到的一些有价值的异文告知我们。发现问题的成就感和老师指导后的恍然大悟，让同学们愈发体会到校书的魅力。
随着对校版本越来越多，成员们手头积累的札记也越来越丰富。当汇集在一起有了新发现，或遇到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时，老师会鼓励大家写成文章。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成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陆续发表了多篇质量较高的文章，这大大鼓舞了我们，也提升了我们对学术研究的自信心。我曾撰写发表了《试论张钧衡〈尚书注疏校勘记〉的价值和存在问题》《论〈四库全书荟要〉的特殊文献价值——以〈尚书注疏〉为例》等论文，每一篇文章的写就，都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导。不论从框架，还是行文，甚至题目，老师都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意见，指导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正，帮我丰富文章内容，提升文章价值。文章的顺利发表，以及毕业后我能独立承担3项泰山文献整理的课题，都得益于参加《尚书注疏汇校》项目的经历；两部泰山文献成果的整理及出版，也与在校经处受到的学术训练密不可分。因此，我始终对老师，对参加汇校项目的经历心存感激。
除了学业和学术上的收获，老师的治学态度和高尚情操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凝聚了整个团队。有媒体报道说“杜老师不在校经处，就在去校经处的路上”，这是不夸张的。老师的勤奋，校经处无人能及。我一般早上7点半左右到校经处，而老师几乎每次都比我早到。当时，除了日常教学及事务性工作，老师一般都在项目组，有时忙得连午休都顾不上，累了就在躺椅上歇会儿。甚至在吃饭这件事上，他都会想着怎么节约时间，常常就在学生食堂吃点面条或者简单的饭菜。老师每天的休息时间，大概就是晚餐后和师母程老师一起围着校园散步的时候。散步之后，他们会回到项目组继续工作，一直到晚上10点半以后才下班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没有节假日。
在同学们眼中，老师事无巨细、事必亲躬，与人为善、对人以诚，因此深受大家拥戴。项目组成员最初主要由老师的门生及何朝晖老师的门生组成，一共十几个人。后来，其他专业甚至外校的同学也自愿加入进来。据他们说，就是被老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吸引来的。参加《尚书注疏汇校》项目的成员，前后有40余人，大家性格各异，水平不一，但老师对所有的参加者一视同仁，真诚地尊重和爱护每一位成员，为大家学业、求职等提供指导与帮助。如果我们不小心出了差错，老师绝不会当众批评，只会耐心地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有同学事后说，本来忐忑的心情，竟然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程老师每天下班后，也会到校经处。她不仅和我们一起校书，帮我们解疑答惑，教我们“四角号码查字法”，而且真的像母亲一样关心大家，隔三差五就为我们烹制美食，每逢节假日，还会张罗请留校的成员到家里吃饭，让离家在外的学子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在校经处这个大家庭里，有学术，有生活，有情谊，师生们相处得愉快融洽，向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老师说过：“这项工作如果单靠个人来干，每天工作4小时，可能仅《尚书注疏汇校》这一部分就需要花费30年。”而我们2年就完成了，因为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许嘉璐先生曾在给老师信中评价《尚书注疏汇校》：“今观左右及众高足之所为，近世所无。搜集之广，逾越前贤；校必有据，断则有理，则谓此《汇校》必有功于当世，尤在永锡我类，时愈久则愈显，恐非过言也。”[4]《尚书注疏汇校》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第一个成果，将唐宋以来19个重要版本的异文及15家前贤校勘成果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清理，也为整理较为完善的《尚书注疏》通行本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条件。该成果不仅是其他经书汇校的样本，而且对经学、经学史、校勘学、版本学，甚至文字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该成果也为学习和研究《尚书》及其注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读者通过校记长编，就基本能窥见《尚书注疏》19个版本的文字异同和流变关系，能通览15家前贤校勘《尚书注疏》的成果，对文字是非、版本优劣、前人校勘成就等亦能有据可判。阮元没能校过的宋元本的异文，阮刻本的讹误，以及读者以往不能轻易见到和使用的明北监本《尚书注疏》书影等，借此一部，化身千百，能大大节省研究者访书、查书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费用。作为校经处成员，能参加这样一个有功学林的项目，与有荣焉！也期待《周易注疏汇校》《毛诗注疏汇校》及相关成果早日出版。
小文乃王锷教授命题作文，荣幸之余，倍感压力。内容的完善，有赖师母程远芬教授，同门王晓静、同事刘勇老师的帮助，在此并致谢忱！
邵妍
2019年9月17日记
[1]《尚书注疏汇校》所校之本19种：1.唐石经本；2.宋刻单疏本；3.宋刻八行本；4.李盛铎旧藏宋刻经注本；5.宋王朋甫刻经注释文本；6宋刻纂图互注本；7宋福建魏县尉宅刻本；8.蒙古平水刻本；9.宋魏了翁《尚书要义》；10.清乾隆武英殿仿刻元相台岳氏刻本；11.元刻明修十行本；12.明永乐刻本；13.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本；14.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15.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本；16.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7.清乾隆内府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8.清乾隆内府钞《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19.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其中以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为底本。移录汇集前贤校勘记15种：1.清顾炎武 《九经误字》；2.日本山井鼎、物观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3.清乾隆武英殿刻 《尚书注疏》附 《考证》；4.清浦镗 《十三经注疏正字》；5.清乾隆王太岳等 《四库全书考证》；6.清乾隆 《四库全书荟要》附案语；7.清卢文弨 《羣书拾补·尚书注疏考正》；8.清阮元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9.清嘉庆阮元南昌刻 《十三经注疏》附 《校勘记》；10.清汪文台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11.清乾隆武英殿仿刻元相台岳氏刻 《相台五经》附 《考证》；12.清孙诒让 《十三经注疏校记》；13.民国刘承幹 《尚书正义校勘记》；14.民国张钧衡 《尚书注疏校勘记》；15.日本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 《尚书正义定本》附 《校勘记》。
[2] 项目组曾是《清人著述总目》及《山东文献集成》编辑部，所以我们当时习惯称项目组为“编辑部”。后因汇校《十三经注疏》，遂有“校经处”之名，并渐渐叫开。2014年暑假，因校书人手增加，校经处打通了307和305房间，在原有长条桌西侧接续了一张长桌，南面靠墙的位置全部放置书架，北面则放置书桌，北墙上方中央悬挂刘晓东先生亲书“校经处”匾额。项目组另有303房间，乃师门从校经处“荣休”成员的学习之所。
[3] 参见《尚书注疏校议》第159页“（二一二）阮元《校记乙》之遗憾”条。老师主持《尚书注疏汇校》项目过程中，在《日记》里记录了大量的学术札记，后经整理，于2018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名曰《尚书注疏校议》。《汇校》中没有的重要异文的按断考证，版本优劣的评判，以及老师为某些重要版本的《尚书注疏》撰写的跋文，读者可通过《校议》一睹为快。
[4] 许嘉璐先生信件全文，已登载于 “校经处”微信公众号。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礼堂2019年9月28日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U4NDAzNw==&mid=2650813226&idx=1&sn=7d62c763d64f20bbccc85014e6f233d3&chksm=80bab9a0b7cd30b644b37461b0d98042a07cd38465fb86ac0c091f7b1927c009493bde85e589&mpshare=1&srcid=0928WAeRbgRHWDXAWOysI6tq&sharer_sharetime=1569661572528&sharer_shareid=d16f816171b831f70590fdfb39cafa87&from=single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569807676&enterid=1569807676&ascene=1&devicetype=android-27&version=27000736&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AABAAoACwASABMABAAjlx4AVpkeANCZHgD5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Oh3zYDIKNu3YM71u5IKcgb5%2FOsKGL9%2Bdtw%2BQ%2BC0IXB9VIXCZHZzbubnH1DgZJrgb&wx_head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