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贯通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的文化血脉，它经络分明，连绵不断，举世无双。整理它，修订它，也是历代史家义不容辞而又坚持不懈的责任。前贤明言，校书犹如扫落叶，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于是就出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大规模整理之后，而今中华书局又要重新修订的事情。这自然是浩大的工程，不朽之盛事。我在闻之兴奋之余，不由得怀念起当年从事此项工作的几位老先生。

其实，那次校点工作早在50年代即已开始，“前四史”就是从50年代末陆续出版的，待后来又把专家集中起来校点其他各史。那时中华书局还在海淀区翠微路办公，特为专家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优渥的条件、周到的服务，因此工作亦颇有进展。只是因为“文革”狂潮的不期而至，人走了，单位散了，一切都戛然而止。直到1971年，校点工作奉命重新开始。中华书局为此重新开业，几位刚刚被摘下“反动学术权威”桂冠的专家才得以再度聚首，那已是劫后重逢的幸存者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已搬至地处闹市的王府井大街，较之外界乱哄哄的“斗批改”来，这里却另是一番景象：群贤毕至，史家云集，鸿儒出入，学者往来，“两耳不闻窗外事”，竟一门子搞起业务来，真是好一个世外桃源，清凉世界！我恰于此时调来书局，因为不是搞历史的，更不曾学过古籍整理专业，所以无缘窥其堂奥；但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时亲聆謦欬，和一些老先生也逐渐熟谂起来。其间，虽不见甚惊世骇俗之举，不闻甚振聋发聩之声，但耳闻目睹也有不少趣事，颇值一记。

要说学术人品，最为当时中华同仁所称道的，当推唐长孺先生。唐先生来自武汉大学，是治唐史的专家。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看书时得用手捧着，脸几乎要贴到书本上。一次见他患了感冒，流涕不止，一边鼻子吸着，一边手帕擦着，仍手不释卷，那情景十分感人。唐先生只身来京，全亏同行的陈仲安先生照料。每日清晨，师徒二人，一人拿一块湿抹布，从所住的五层递阶而下，一层一层地擦干净楼梯的扶手，为全楼做出表率。唐先生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150元交纳党费，自己却捧着个小饭碗到食堂打饭。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魏连科、唐长孺、白寿彝）

唐长孺先生负责校点的《周书》是出版发行的第一种。发售那天，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有的人买到手一看是记载西魏和北周历史的，又全系文言，看不懂，只好又去退。当年，只听说排队买《红旗》的笑话，却不知还有又买又退《周书》的趣闻。书荒一至于斯！平素略显呆木的唐先生听说此事，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爽朗地开怀大笑，那笑声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张政烺先生是史学界的名宿，“文革”前一直受聘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在校点工作中分工《金史》，倒不是因为他专工《金史》，而是因为他无史不通。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林彪想了解中国的政变史，责令社科院历史所整理历代政变史料，所里诸公自然不明其所以。只得按史分人去爬梳材料，独问到政烺先生想搞哪一史时，回答是看着办吧，剩下的给我。其史通如此。

张先生还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我们几个青年人怂恿他给讲讲版本，他终于答应了，在一个办公室开讲。先生讷于言，只反复说确认版本全凭实践摸索，积累经验，看得多了，自然辨认也就容易了。边说边将他带来的本子一一翻出，听得我们大感乏味。这也给心浮气躁的我们一个警示，那就是治学并无捷径可言，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摸索才能掌握。事后我曾拿一套《笠翁十种曲》向他请教，他只用手捻了捻纸的质地，又拿起来透着亮光看了看，便说：这是清初从朝鲜进口的高丽纸印的，版本的年代虽不能确定，但从墨色、字体清晰度来判断，可以肯定是初刻初印本。让我心悦诚服。

这期间书局领导布置标点清人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由身在四川江油的徐调孚先生分点散文部分，我和方南生同志分点诗词部分。我非常珍惜平生第一次整理古籍的实践，不愿意只作简单的标点，而要将王琦的注文与出处一一进行核对。好在领导并没有时间要求，王琦又是乾隆时期的学者，所引用的书籍今天大都可以看到，书局所藏线装书已大致够用，这就给我练习查阅古籍基本功提供了机会。

当时，中华文学编辑室的老同志大部分还没从干校回来。标点工作全凭个人摸索，幸亏有校点“二十四史”的老先生在，可以随时请教。碰到最多的问题是王琦的注文往往不注明出处，使我无从核查，比如多次出现的“郭璞诗⋯⋯”即是。我就去问张先生，他告诉我，这是郭璞的《游仙诗》，郭璞没有文集传世，所作《游仙诗》都收在《文选》里头。这一点拨使我豁然开朗，在《昭明文选》中一查，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后来又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都是有求必应；也有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就说，容我回去查查，第二天总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后来知道，这种请教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不明就里地贸然提问，很容易让对方为难。张先生不愧为大家，对于晚辈的冒失不以为忤，反予以耐心指导。我至今仍为自己唐突而受惠感到内疚。政烺先生身体魁伟却心细如发，情致闲雅，一个秋日，见其办公桌上置一佛手，此南方物当时北方尚不多见，金黄澄亮，散发出来的芬芳馥郁袭人，嗅之心旷神怡，直至枯萎，其香气不减，次年又复如是，先生真个好兴致！

张政烺先生肖像，约摄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

风雨无阻从北大蹬自行车准时来上班的是阴法鲁先生，其谦冲待人、和蔼可亲、热心提携年轻人，向为人所称道。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见我暑天午休就睡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上，阴先生操着浓重的山东腔提醒：“老黄，这样睡可不行，会落下病，要当心啊！”如今自己年纪也大了，每一腰腿疼痛就会想起先生当年的关切。当时正值长沙马王堆轪侯墓的成功发掘，这在老先生中引起了极大兴趣，分别对其中的帛画、帛书和竹简进行研究，而竹笛的考订和确认，就是由阴先生完成的。这才知道先生还是著名的古代音乐研究的专家。

阴法鲁先生

叨着烟斗不管冒烟不冒烟不时吸两口的是翁独健先生。翁先生是元史专家，曾见先生藏有一枚四周带边框、中刻一手体“翁”字的石印章，他说这是元代一县令墓中的出土物。翁先生专治元史，又得元代“翁”字章，这种巧合实在太难得了，难怪先生悉心把玩，爱不释手。

翁独健先生

孙毓棠先生因患严重的皮炎，不能常来上班，每次驾临，请教他的人都很多，原来他精通蒙满文字，举凡蒙元、满清时期的一些人名地名读音断字难定之处，在他那里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原在中国剧协工作，知道孙先生乃戏剧家凤子的前夫。凤子是《日出》中主人公陈白露的首演者，而孙先生则是当年著名的白话诗人，皆一时人物。孙先生与剧作家曹禺是清华同窗，据说《北京人》一剧就是以孙先生外祖父的家事为雏形创作出来的。先生晚年虽风流不再，但专意治史，又成史坛奇才。

孙毓棠先生

启功先生则是最有亲和力的学者，诙谐幽默，出语快人。到哪儿都能给人带来欢笑。他是我南开读书时的导师华粹深先生的“发小儿”，一块儿念过小学，华师常跟我提到他，所以我对启先生并不陌生，反倍觉亲切。

我曾同方南生同志去他家拜望。那时先生还住在小乘巷的南房，房子进深很浅，师母在右首盘腿面朝东坐在炕上，而启先生在左首正面朝北窗伏案提笔练字，分明是在照仿传为王羲之的“千字文”帖。

室内别无长物，唯两件家什引人注意，一是先生用的书桌。似乎是由两个满是抽屉的高茶几架起整方的大木板组成，一水儿的紫檀木，可以想见或坐或站写字绘画都十分舒适，显系家传旧物（后来搬到师大红六楼依然用此）。

另一物件则颇为新奇，只见房檩子上垂下一绳，上设滑轮，下坠四块红砖。当时启先生正患颈椎病，平日脖子上架着上下形似两个相扣的塑料托盘，中间用螺丝棍撑开，松紧固可操纵，但脖子却难扭动。家中所备自然也是用作牵引颈椎的。正如《启功韵语》所云：“牵引颈椎如上吊，又加硬领脖间套”；“头拴铁秤锤（吾见是砖），中间系长练。每日两番牵，只当家常饭”，真是惟妙惟肖。不想此种“恶治”竟见了奇效，从中不能不佩服先生毅力之过人。说到治病，有趣的是，先生不信中医，却交有不少中医朋友。一次，知我妻有病，还专门陪我们去地安门附近一位王大夫家，为之号脉开方（记得那一次白寿彝先生也去了）。后来每次去看望，先生都会关心地先问：“嫂夫人身体可好？”弄得我这做学生的很不好意思，只好搭讪：“让您惦记着。”

先生在书局上班时，每到中午便去外面散步，顺便解决吃饭问题。一次问他：“您今天午饭又在哪儿吃的?”“间壁儿康乐，吃了碗过桥米线。”“多儿钱一碗?”“九毛二。”先生那地道的京腔京味儿，听着都是一种享受。

启功先生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版后，启先生仍常来书局，一次，大约在师母仙逝之后不久，书局几位老同志如李侃、赵守俨等都半开玩笑地促其再寻个老伴，先生婉言拒之，并一再以“没有物质基础”来搪塞。我听了也不明何意，后来拜读先生亲赠的《启功韵语》，乃知先生与师母四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情深意笃，非比寻常，其《痛心篇二十首》有云：“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若当时书局诸公早知此“韵语”，恐怕就不会再如此多事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校点工作，当然离不开守俨同志（“守俨同志”，是当时书局同仁对赵守俨先生的习惯称呼）。这方面他自己既撰有多篇文章，别人怀念他的文章也提到不少，最近程毅中先生还有专文发表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所以不容我多作重复。下面只略述我所亲见的几件小事。在书局，守俨同志以其家学渊源的学术水平，丰富周详的编辑经验，择善而从的判断能力，以及谦诚待人的人品声望，赢得了同仁的尊重和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的老先生们的信任。当时，“文革”尚在进行之中，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仍影响很深，甚至一个标点，如句号、惊叹号之差，都要体现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今天听来或许不可思议，可当时却是不容争辩的“真理”。这虽是形势所迫，但心存余悸的老先生也不能不作如是观，否则什么“右倾”“回潮”帽子就会不客气地压下来。一向被人们视为行事谨慎的守俨同志面对这种矛盾，顶着压力，巧作周旋，强作解人，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其中所付出的偌大勇气和智慧，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赵守俨、翁独健、白寿彝、何英芳

一次，见南开大学郑天挺和杨志玖两位教授风风火火联袂出现在书局。他们是华师的挚友，我是认识的，忙上前问候，并把他们引到守俨同志办公室。两位先生显然是刚获“解放”，和守俨同志见面都很激动。我虽退身出来，但他们的谈话声不时传出，特别是郑老，嗓门儿挺高，似乎还带有情绪。事后听守俨同志解释，《明史》的校点过去一直由郑老主持，此次集中校点因为造反派不放人，于是易手他人来定稿，其中不少体例违背了原来的初衷，招致郑老的不满，一俟“解放”，郑老即由杨先生陪同前来“兴师问罪”。又是守俨同志，不仅虚心接受了郑老的意见，而且当机立断，改弦更张，特别烦请周振甫、王毓铨两位先生重新整理，恢复了原来的体例，风波平息，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校点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从一衣带水的邻邦传来日本汉学家的评论，文章的题目大约是叫“内容与形式”。对于校点工作的新成就，本是“我家生活”，他们自然无可指责；但对于冠于各史之前的“出版说明”，千篇一律地大谈“阶级斗争”，却颇多微词，意即这种外加的形式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孰不知即或那样牵强附会的“时文”，也是老先生们挖空心思抠出来的，其中自然少不了违心之论，又岂是他们左右得了的呢。辛辛苦苦的校点工作，最后硬要“穿靴带帽”，纳入完全跟校点主旨无关的躯壳之中，以致授人以讥柄，恐怕也应在意料之中。

守俨同志让把这篇文章的译稿打印出来发给每位老先生，但并没有组织当时所时兴的声讨和批判，不了了之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手掂着打印文稿无可奈何地苦笑的神态。后来就全变了，拨乱反正之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重印，“脱靴摘帽”，把那些外加的非关内容的“形式”悉数删掉，还校点工作以本来面目。虽然迟了，却是对日本同行批评的最为认真的回应。我猜想，守俨同志当年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今，当年参加校点工作的老先生大都已作古人，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然而那又是什么样的“昨日”啊！当其时，“文革”的花样仍在不断翻新，几位老先生都是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脚”下被抢救出来的幸存者，而一旦获得“解放”，这些老先生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似乎在这里他们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两点，一是不讲条件，一是不计报酬。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参加校点工作是不署校点者名字的。只是在“文革”结束后重印时，才在“出版说明”中一一列出历次参加校点工作者的姓名，而当时，这些专家只能隐其姓埋其名做无私的奉献，但并没听说过有哪位老先生对此提出过异议。至于报酬。他们除了得到恢复了的工资待遇外，并无一分钱的额外收入，就连吃食堂，购饭票，排队买饭，也是自行解决。后来王仲荦先生及其夫人来，也就住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招待弟子友人吃饭，也就在外边买些熟食，在办公室里凑合。今天想起来，真够委屈这些“国宝”级专家的。对于这一切，老先生们毫不计较，争分夺秒，踏实工作，一心要将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将被耽误的工作补上去。看，这就是被“四人帮”在“学术权威”之前冠以“反动”的老先生们的革命风格，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合影

相比之下，如上我所记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难以体现老先生们奇风异采于万一，实在微不足道。不过，念及这些小事都发生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中，因而还可以做另一番诠释。或赏花、或玩物、或书法、或休养，或出于自愿的劳动、甚或对青年人的谆谆教诲，这些都是在结束了被“文革”专政之后才能有的闲适之举，犹如风浪之后的平静，紧张之后的放松，让他们感受到了重新自主自己生活的喜悦。唐诗中曾记述了遭贬谪又重回长安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故事。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些位可敬的老先生，没有刘禹锡式的傲岸与牢骚，有的只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潇潇洒洒地生活。透过那些细细微微、点点滴滴的琐事，闪现的不正是另一样的劫后灿烂吗！

2008年5月20日

于红北诚斋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2019年8月27日

文章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