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出处：《高教战线》1985年5月31日

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周振鹤、葛剑雄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提前毕业，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文科博士。作为导师，我做的工作很有限，更谈不上什么经验；但回顾他们获得学位的过程，我也有儿点体会，写出来对今后的博士生培养工作或许有一点参考作用。

一、把好招生关,选好培养对象

我觉得要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把好招生关，选好培养对象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因为博士的培养目标是高级科研、教学人员，在目前人才缺乏、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培养学科的接班人和带头人。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获得了硕士学位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条件。而且博士生的年限短，除去写毕业论文,剩下不过一年或一年多时间,导师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改变或大大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如果选择不当,往往事倍功半，师生都不得其所。

在招生方面,首先,应该摒弃“左”的那一套,让导师自己掌握录取权。“文革”前我也带过研究生,但录取名单是由系总支决定的,即使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挑选的标淮又是首先考虑出身成份以及所谓“政治表现”,结果挑出来的并不是可以深造的人才,可以深造的人才又往往不符合这些“左”的标淮。象周振鹤和葛剑雄这样经过考试,又由我自己挑选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的情况感到满意,也增强了信心和责任感。

我认为对研究生的表现要有正确的看法。现在有些人还习惯干用“左”的眼光看待青年。有的单位为了阻止职工报考,往往在表现上做文章;有的单位个别人拓贤嫉能,也会有所动作。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让导师根据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来全面衡量。只要符合报名条件,导师就应该有挑选的全权。周振鹤在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原单位就写过“不安心本职工作”一类评语;报考博士生前,又有个别人抓住一些小事做文章,唯恐他毕业以后会留在我校。但我们感到象他这样的人才目前并不多,应该大胆培养使用,所以坚决排除这些干扰。要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路线的指引,象他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会失去读博士生的资格了。

其次，招生应不拘一格。

不拘一格不是不讲条件、不要严格的标准,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特别是要注意挑选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学历当然要讲,但不能只讲学历,更不能只看有没有文凭。在这方面,周、葛两人的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周振鹤是福州大学探矿专业一九六三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在煤矿搞电气设备。葛剑雄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在中学当了十几年教师。他们都通过自学在历史地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七八年报考我的专业的有几十个人,其中有历史系毕业的,有地理系毕业的,还有我们历史地理专业“文革”前的毕业生,但考试结果他们两位的成绩最好。试卷中有一道题,是根据《水经注》中一段文字绘一张地图,这不仅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古文阅读、理解能力,也要求考生懂得一定的地理概念和绘制地图的方法。结果是毕业于我们专业的人都画错了,而他们却都画对了。在口试中,我发现他们两人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反应敏捷,是有能力、有潜力的。入学以后,他们很快就崭露头角。在这以前,他们没有系统地学过大学本专业的课程,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沦文,但由于他们理解力强,适应性好,很快就弥补了课程的不足,一年后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其他研究生。

现在不少单位喜欢招本校、本系、最好是本专业的毕业生,这种近亲繁殖没有好处。其实只要学生能力强,基础知识扎实,没有读过你的课程并不影响他受你指导,相反还可以使你的专业兼收并蓄,得到新的活力,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所以我认为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应当优先招收外系外校的考生。同时还应注意招收在职人员。在职人员尽管年龄偏大一些,但他们都参加过多年工作,有实际经验。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学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大学这几年就能完成的。更主要的是,分析问题、观察问题的能力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现在对科技人员的要求,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往往还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社交能力,在职人员更能适应这种要求,能比较快地作出成绩来。

周振鹤先生博士学位证书（编号83001，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文科博士）

二、培养过程中应注惫的几个问题

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认为有这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要选好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应该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应该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但是博士生的时间有限,而且他们毕竟还处于研究的初期,课题选得太大,容易流于空泛;课题选得太深,可能做不出结果来。在这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博士生本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也要由导师切实把好关,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周、葛两人的论文虽然情况不同，但都选得很合适。周振鹤的论文是《西汉政区地理》,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传统课题。历史学者,特别是清朝乾嘉以来的学者以至我本人都作过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但是西汉的政区变化相当频繁复杂,过去的学者尽管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却谁也没有全面地、系统地解决过这一课题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过去对其中有些重要问题的认识显然并不正确。所以把这个课题交给有根抵、有头脑、肯下功夫的博士生去钻研就有可能超过以往著名的学者。葛剑雄的选题是《西汉人口地理》。尽管三十年代有人做过西汉人口分布的研究工作,但做得很粗糙,距离历史人口地理应该达到的要求还很远。所以,按断代历史人口地理的标准去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西汉的史料比较集中,《汉书·地理志》的户口数比较可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成提供了政区方面的依据,加上葛剑雄对人口学已具备了足够的理论基础,所以是有相当把握去完成这个的课题的。由千选题适当,所以他们的论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二是注意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的延续性。博士论文的要求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比硕士论文要高,但并不妨碍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这样无论从资料的积累、动态水平的了解,还是从研究方法、手段方面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要求师生都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要能正确估价论文的时效、潜在价值和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周、葛两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延续性,而且确定方向比较早,成果也出得比较早。周振鹤在硕士生的第一年就写成了一篇《西汉长沙国疆域变迁考》,发表在《文物集刊》上,硕士论文扩大到西汉全部诸侯王国,博士论文扩大到西汉全部郡国级政区。葛剑雄在硕士生一年半时就完成了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以后又陆续写成了西汉人口分布、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几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当然,延续不等于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大,而是应该在深度、广度两方面都有提高,所以并不是所有题目都能用这种方法来做。

三是处理好博与专、课程与论文的关系。博士生当然要博,知识面要宽,基本功要扎实,但是博的目的还是为了专,为了能在本学科的某一方面达到高水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求博士生要注意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和趋势,掌握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研究手段,鼓励他们多参加一些实际活动,包括有关的学术会议、科学考察、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但同时要求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专题上,环绕自己的专题进行这些活动。有的投入时间长、把握不够大的课题要放在博士后去做,至多只能作些探索性的工作。现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本学科内部的研究领域也日益扩大,我们自己都感到应接不暇。因此对博士生的要求一定要恰如其分，过分强调博,就会影响专。拿我们历史地理专业来说,涉及的面很广,内部分支很多,但基本的要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掌握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二是了解中国历史概况并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能熟练地运用、鉴别熟悉史料。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今后要扩大研究范围,掌握新的成果并不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课程的设置不必多,也不可能多。因为博士生的质量和结果,主要还是反映在论文上。博士生的专业分得很细,人数有限,就是以学校为单位也很难开多少公共课,导师本人更不可能开出很多课来，如果一定要规定多少门,无非是把一门课分为几门,或者多编造出几门课程的名目来罢了。文、理、工、医、之间以及同一学科不同专业之间允许有差别,就是同一导师对不同的学生也该有差别。象周、葛两人的基础比较好,知识面宽,就没有必要搞很多课程。当然如果招的学生是另一种类型,就可能要适当多开几门课。总之，不能一刀切，不能规定得太死。

四是要扩大在职培养。

葛剑雄是在职博士生,他从一九八一年初开始当我的助手,当时硕士生还未毕业。一九八二年三月考为在职博士生后,继续作我的助手。在这期间,他除了帮助我处理日常的工作以外,还随我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以前他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现在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在职培养有利于博士生熟悉本学科的学术动态,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可缓和目前大多数单位人员不足的矛盾。这几年博士生的来源不足,本科一硕士连续的应届毕业生质量不够理想,扩大在职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也是提高在积人员的素质的一途径。

从他们入学到毕业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我们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的有些规定是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起了消极作用,必须加以改进。如博士生和博士的待遇太低,这方面最近虽有些改善,但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他们毕业后的职称问题也没有及时地得到解决。这几年招生不足,这方面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又如要求博士论文先发表(或大部分发表)再答辩,由于出版力量所限,,是难以办到的。博士论文一般较长,杂志容纳不了,出书的周期又长。怎么可能赶在毕业前发表呢?而且时间拖长了,有些新成果就不新了。博士论文的出版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文章来源：青年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