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采访人：您认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陈平原：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就拿《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吧，他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采访人：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平原：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职称评审中，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外部评审，可以通过匿名评审和学校保密两方面来避免人情压力。”

采访人：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构成，除了学校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下面应该到几级学科？

陈平原：北大基本上是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学术委员会，有的院系有两个一级学科，如历史系；当然也有自身学术水平不够，须与其他院系合组学术委员会的。但说到底，只要是内部评审，表面上尊重专家，其实还是不够专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是正常状态，也会严重受制于人情。

采访人：您认为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关注度，是否可以用来为人文学者的影响力加分？

陈平原：没有关系，而且不应该。你愿意上电视，没有问题，但除非你是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如果不是的话，粉丝不能成为评价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者，参加大众媒体活动，相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获得荣誉、名声也更容易。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关键是教授评审制度很难改变，一般都是大学人事部门下达名额，然后院系学术委员会做评议。所以，对你的整个评价，是你在系里面的名声、人际关系以及教学科研等一大堆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国外或港台大学，不是这样的。到时间了，你愿意的话，我给你送出去评审。主要评审你的论文和著作，论文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前提是保密，如果有人不服气，学校只给你看评审的结论，你无法追问是谁评审的。而在中国大陆，都知道谁在评审你。所以大陆的整个评价体系，客观上成了内部评审。我常说，一定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否则，很容易让人情代替学术。我们的职称评审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名额制，在欧美大学没有名额的说法，只问你合格与否。这个制度不改变，每年同事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残酷，久了就会变形，各种下三滥手段就会出来，导致人际关系成为必须时刻经营的东西。这对于全心全意做学问的人非常不利。会鼓励这么一种风气，也做一点学问，但花很多精力在人际交往上，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才再三说，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若怕标准不同而导致放水，可以让若干名校组成联盟，我们互相评审，用这个办法，是能解决弊端的。否则，那些学问好而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是很难评上的。这个制度之所以难改变，可能是权力问题，学校不怎么愿意放权。还有就是教授的比例问题。但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美国越是好大学，教授的比例越高，他们并没有比例限制这一说法。

采访人：外部评审怎么避免人情压力？

陈平原：第一是匿名评审，第二是学校保密。这不应该由院系来操作，应该由大学的相关部门来操作。主事者签订保密协定，泄密会被开除。作为申请人，你有权提供一个名单给他们，选哪些，他们来定；最后收回来的评议，如果有强烈争议的，可以另外找人。如果不是的话，主事者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这套制度在国外玩得很熟，谁触犯这个制度，是会被赶出去的。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既不能真正尊重外部评审，也无法保密，这个制度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参与这种评审，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比如哈佛大学选聘讲座教授，看得上你，才请你来做评审，这是一种荣誉。所以，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评审费用，即使有也不多，教授们也都会认真做的。对大学来说，选上一个好学者，是管二十年、三十年的，所以值得投入精力。而且，好大学的著名教授，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义务做这个事，所以，不会计较钱的事情。

“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

采访人：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常说，人文学如此拼项目是不对的。因为，给钱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学问。经费和学问是两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项目经费对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特别重要，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等。现在很多大学评教授，已经从研究成果退到了研究计划。我们以前看你的科研成果如何，不问你得到了多少钱，哪里来的科研经费，也不追究整个运作时间的长短。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计划学术”，一开始就告诉你几年完成，准备写几章，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成果是什么样子。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我不反对年轻学者积极申请课题费，但你拿到了，必须心里明白，这跟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必须等课题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学界好评，这才可以挺直腰杆。

采访人：您觉得学校或国家的科研经费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平原：我反对用得到多少经费来看待一个学者。评判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成果，也看他的教学情况，唯独拿多少钱不重要。而目前的状况是，科研经费在评估体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我们培养博士，是希望他们训练有素，独立思考，将来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若都投进了老师的项目里，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可能独当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论文是通过了，但出去以后怎么办？他不太可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领军人物”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你必须号令天下。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喜欢“独行侠”，千里走单骑。学科不一样，一个好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不需要很多帮手，也不需要很多课题费的，关键是心境、时间及空间。

“希望各个专业有青年学术奖，可以规定参加者的年限，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

采访人：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平原：在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里，教育部颁发的人文及社会科学著作奖，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评奖，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相对于其他评奖，这个奖项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也大致公允。但有一个问题，为了管理方便，教育部规定每个大学要推荐多少著作参加评奖。这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因名额限制，年轻老师上不来。若校门都出不去，年轻人很难进入全国性的竞技舞台。有感于此，从去年起，我全面退出此类评奖，因不想成为年轻人往上走的障碍。所以，请记得，评上的著作大都不错，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第二，因为著作是各个学校推荐上来的，评委有义务为自己的大学争取。每年到了那个时候，重要奖项和重要基金评审，若请你参加，学校会恳请你不要推辞，因为你在场，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有时候会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书，那就是由于各方妥协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各个名校在“分赃”。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评审的时间很短，书的数量又很多，评委只能勾选熟悉的名字。

采访人：您觉得如下想法是否可行——成立一个顶级专家团，将他们几年内所看到的好的论文、著作，尤其是年轻人的论著，列一个推荐榜单。时间久了会形成公信力和权威力。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榜单，作为其他高校挑选人才时的依据？

陈平原：教育部曾组织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而且给予重奖。在我看来，效果并不好。博士毕业5年后，那时候影响出来了，评奖才比较可靠。不然，单靠答辩期间的互相推荐，那是不作数的，也很容易被有心人操纵。希望各个专业都有很好的青年学术奖，规定一个年限，多少岁以下，他们的著作或论文可参加评审，然后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只要拿到这个奖，就等于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后发展比较顺利。困难在于，博士毕业找工作，那时候还来不及出大成果，也没有此类奖项可以“担保”。

采访人：有些年轻老师讲课好、学问也好，但是论文项目等硬指标不够，所以无法升职。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吗？

陈平原：若真这样，学术委员会可以敲定。特殊人才，必须有著名专家推荐，且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来判断。论文数量少，但质量很高，那就请这个领域国内外最著名的教授来做鉴定，学术委员会若相信这个鉴定，那就报上去。院系以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必须有这个担当。但这个权力不能随便或经常使用，理由必须十分充足，经过慎重考量才能使用。

“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采访人：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可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陈平原：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采访人：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陈平原：这取决于你的专业。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努力获得领导批示，我不觉得是人文学发展的方向。

“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采访人：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都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陈平原：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你的学术成果。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采访人：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陈平原：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若你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采访人：王烨、陆艳，受访人陈平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题为“人文学科学生评价的7个问题”，原载《中华读书报》）

延伸阅读：陈平原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本文为陈平原先生在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程千帆书赠陈平原对联

客厅里挂着程千帆先生书赠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常有不熟悉的访客误认为我是程先生的学生。很遗憾，不仅没能“程门立雪”，因专业上的差异，我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对于程先生，我只是个热心读者，站在很远的地方，观赏与赞叹。程先生生前，我只拜访过一次；但先生去世后，我却与之展开了持久且深入的“对话”。

这么说并非自抬身价，而是我坚信学术史上的“薪火相传”，靠的不是高山仰止的“问学”，而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对话”。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这个意思，我曾在北大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说过（参见《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目的是打破国人以资历论学问的陋习，努力养成不卑不亢做学术的姿态。反过来，对于前辈学者来说，能够吸引众多后来者与之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那可是巨大的成功。依我浅见，去世二十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是个重要的关卡。因最初的哀痛与追怀己经过去，公众的评断日趋客观公正，不再夹带感情色彩。而且，评价的标尺明显拉升，你已经进入历史了，就必须与无数先贤一起争夺后辈读者的目光，能否“永垂不朽”，某种程度取决于你有无介入当下话题的能力。

程先生2000年6月3日在南京逝世，一个月后，我在北京整理自家随笔，编成了《掬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在此书的序言中，我谈及当初去南京拜谒程先生的经过：

“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古诗词、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研究文学的人，多少总有点‘文人气’。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有另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就是我愿意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的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题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样子煞是可爱。”

这里所说的条幅，正是唐人于良史《春山夜月》诗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专栏，以及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书，之所以都选用“掬水集”，都是为了纪念先生。

▲陈平原《掬水集》

同年十月，我去东京大学探望正在那里讲学的夏君，随行带着六通程先生的书札，观赏之余，深有所感，撰写了《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东方文化》2001年1期）。老一辈先生讲究礼节，收到后辈寄赠的书籍，一般都会稍为翻阅，且在复信中表扬几句。那些近乎客套的好话是不能当真的，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学术理念，则值得认真品味。我辨析程先生评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和《北大精神及其他》那两通书札，称“先生的‘关注当代’，不只是古今贯通，还兼及了‘雅俗’与‘南北’”。通“雅俗”的说法，有程先生的直接表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至于通“南北”，则更多的是我对程先生信札的引申发挥：

南北学风的差异，“古已有之”，而且，说不上“于今尤烈”。只是由于《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隐含着东西、新旧、激进与保守等文化理念的冲突，很长时间里不被公正对待。一旦涉及此现代思想史上的南北之争，很容易由绵密的学理分辨，一跳而为明确的政治划线。半个多世纪的“扬北抑南”，以及近年开始出现的“扬南抑北”，都是基于南北学术水火不相容的想象。在承认“东南学术，另有渊源”的同时，我想提醒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即南北学术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我在文章中提及，王瑶先生与程千帆先生的治学路数不太相同而又能互相欣赏，可视为所谓的“南北学术”走向沟通与融合的象征。

从1996年到2009年，我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讲了四轮专题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其中有一讲，因自知学力不足，始终不敢整理出来发表，那就是“抒情诗的世界”。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后记”中，我专门提及此事。这一讲，除了描述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古典诗词的大趋势，更着重讨论了游国恩(1899-1978)、闻一多(1899-1946)、林庚 (1910-2006)、程千帆(1913-2000）四位学者的贡献。关于程先生，我主要从考据与诗情的张力这一特定角度，谈论其如何“披文以入情”。当初讲课的效果不错，可阅读诸多程门弟子怀念老师的文章，发现我确实没有资格谈论程先生的“诗学历程”。

不谈“诗学”，那就换一个角度，从“教学”的角度入手，尝试与程先生对话。2006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其“开场白”日后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1期，后收入增订本《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2010)。此文主要讨论五个问题：第一，关于“学术文”；第二，何谓“Seminar”；第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第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五，学术文章的经营。其中，谈及自己之所以“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推介过程先生的课程设计以及《文论要诠》（即《文论十笺》），追忆当初赴宁拜访，谈及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程先生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

身为教师，我深知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比教科书更重要。只是因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却随风飘逝，因此，学术史家一般不太关注那些以讲学为主的好老师。有感于此，我撰写了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此文第四节“教授们的‘诗意人生’”，着重讨论原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的教授们如何讲授文学，多处引述了程先生文，除了作为史料，更表彰其兼及诗学与考据的批评方法与研究思路。结论是：“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陈平原先生在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今天南大隆重举行“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很多友人及弟子会有精彩发言，作为后学兼门外汉，我这回与先生对话的题目是“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在《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中，我谈及：“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多年过去了，我也带过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此时回想，方才逐渐领悟王先生为何特别看重会不会带学生。

单从结果看，程门多才俊，这固然令人歆羡。可这里有大的时代背景，有匡亚明校长的慧眼识英雄，有周勋初先生的鼎力相助，不全是程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说，作为学者兼导师的程先生，其视野开阔与见解通达，起了决定性作用。前者保证其高瞻远瞩，能为学生指明方向；后者使其不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允许学生纵横驰骋，自由探索。

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当老师的，对于自己的学生，既不能过分漠视，也不能过多关爱，更不能过度役使。记得王瑶先生说过：已毕业的学生，我是不管的。他会关注你的脚步，关键时刻帮一把，但平日里不动声色，希望你自己往前闯。程先生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注意到，他的学生多有出息，但并非一个个“小程千帆”。这是十分可喜的局面。学问有传人，这固然很好；但如果弟子只会依老师的样画葫芦，那也没出息。说到底，上一辈人的才情、学识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的师兄钱理群说了一句“大树已倒”。那时我阅历不够，体会不是很深。二十多年后，我也成了老教授，突然间发现，自己虽也能做点学问，却无法像王先生、程先生那样撑起一片天，为后辈学子遮风挡雨。念及此，深感惭愧。

2013年9月21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期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美国史教学与研究》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

原文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XNAb2DWexjSZAP9i_AZX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