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说，古籍目录是记录古籍的账簿，并且形式多样，既有只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信息的简明目录，又有记录了后人题跋题款题识及行款和版框尺寸的善本目录，还有详略不同的提要、叙录、书志型目录，乃至配备了古籍书影的图录型目录。古籍目录形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是要更加客观、全面的揭示古籍。编制得体的古籍目录，能够促进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迟滞、阻碍的作用。因此，古籍目录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编目质量和服务功能，以适应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发展需要。我想就当前古籍编目和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古籍目录应该重视配补本

近几十年来的一些主流古籍目录，在著录宋刻残本配补它本古籍时，往往只标注宋刻本的行款及尺寸，即使宋残本占比很低的古籍，仍旧如此。例如《外台秘要方》，存三十六卷，宋刻本只有五卷，其他三十一卷配补明、清抄本；《王黄州小畜集》宋本残存仅三分之一，其他卷配补清呂無党吾研斋抄本；《王建诗集》十卷，七卷为清抄本等等。由此延伸，一些影印古籍的牌记，在标注底本时，遇到宋刻配补它本时也是仅标注宋本，不言其他。此类与实际使用底本大不相符的牌记，非但起不到版本提示作用，且有误导读者之嫌。究其原因，与传统古籍编目思想中的“佞宋”情结不无关系。

因各种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时期已残缺不全，为其配补者大多为明清时期的藏书家和学者。明清距宋较近，与残缺古籍有关的文献资料远比今日丰富，配补起来比较容易。所配缺卷的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写本；三是直接或间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仅以《中国版刻图录》所收宋版书为例，共计191种，残缺者94种，将近一半；残缺的94种经配补者41种。此41种配补本之单行本已佚，仅靠依附的母本而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佞宋思潮下的古籍书目著录方式，亦延及明清本古籍，对配补之书均不注行款尺寸。据某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记载，该馆配补本古籍善本总数不下七百种，并且其中多数原本已佚。这些配补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有些甚至超过了母本，是中国古籍发展史和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六卷，残存后三卷，卷一至三配补元抄本。重要的是，此残宋本有明代影刻全本；配补之元抄本抄自另一宋刻本，文字有所不同，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此类情况还有许多。然而，因古籍书目的著录未加重视（似未计入该馆古籍善本总数之中），相关古籍图录亦不提及，致使这些珍贵史料长期信息不明，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古籍目录应该标注古籍的开本尺寸

古籍目录是什么时候开始著录版框尺寸的，我没有考证过，但1919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四部丛刊》，牌记中就标记了影印底本的版框尺寸；1928年出版的《盋山书影》著录了所收古籍的行款和版框尺寸；1941年出版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也标注了版框尺寸。古籍目录著录行款和版框尺寸，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目录的使用者，尤其是见不到古籍原书的使用者，提供了快速区分古籍版本的捷径。但近几十年以来的主流古籍目录，非但著录版框尺寸的甚少，并且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著录古籍的开本尺寸，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现代图书版权页中必须填写的一项就是开本尺寸，古籍编目也不应例外，需要尽快标准化。再有，图书制作前的装帧设计，首先要决定的也是开本。中国古籍难道与此不同，刻印者不用考虑书的大小，只需制订版框的尺寸？显然不是。回顾中国书籍发展史，再与西方相对先进的近现代书籍比较，二者的发展脉络大致相当，并无明显差别。只是以往的版本研究和编目者，忽视了古籍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装帧设计。

现代图书的装帧设计，是对一部书的整体设计，其中不仅包括封面设计，还包含了正文的版式设计：多大的开本、多大的版心，版心与成书尺寸的比例、相对位置等等，不仅是设计者十分重视的元素，也可能是作者、出版者的独出心裁。古籍也是如此，开本大小、版框尺寸、字体、字号大小、行款，都是古代刻书者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图书的内容、读者对象及刻印者的身份、审美观、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很有讲究。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春秋经传》，开本尺寸高约41.7厘米，版框高却是21.3厘米，仅占成书尺寸的一半多一点。除天头地脚外，书叶左右的空白面积也很大。版框内字大行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如此做法颇费纸张，但却显得疏朗大气，赏心悦目，极具特色。更有甚者，宋刻本《国语》，版框尺寸高21.8厘米，宽15.4厘米；开本尺寸高45厘米，宽31.5厘米，高度和宽度均为板框的两倍有余，书叶留白面积是版心面积的3倍多；元刻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每叶版框高15.5厘米，宽10.1厘米；开本尺寸高42.6厘米，宽28厘米，高度和宽度接近板框的三倍，书叶留白面积多达版心面积的6.6倍。在现代书刊中，小版心大面积留白，也是常用的一种设计风格，这种风格往往与图书的内容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如果古籍书目只标注版框尺寸，不注明开本尺寸，就显示不出应有的版面效果，原书的装帧设计理念也就无从说起。古籍书叶大面积留白的异类版式，是一种艺术表现特征，在古籍中虽属少数，却也有一定的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如宋刻本《陈书》《论语集说》《欧阳文忠集》，元刻本《古文会选》《金史》《叶先生诗话》《周书王会补注》，明刻本《淮南子》《水经》《新刻官板周易本义》，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涧泉日记》《列子解》《孟子外书》《南楼吟稿》《歐香館集》等。这些版面设计特异的古籍，只有同时参照版框和开本尺寸，才能知晓。古籍中有一种开本很小，便于携带的巾箱本，仅从版框尺寸是不能判断出来的。例如版框很小的《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开本很大，就不是巾箱本了。

注明古籍的开本尺寸还有一个用途，有利于辨别一种古籍不同的印次。图书的版次和印次，是现代图书版权页中需要标明的重要数据。古籍的版次，有时在该书的序跋或木记、牒文中有所表述，印次则难以判断。古籍目录如果在标注版框尺寸的同时注明开本尺寸，就会对印次的区分提供很大帮助。因为古籍印版只设定了版框以内的尺寸，每一次刷印时，书叶的尺寸可以根据用纸的大小而改变。例如，宋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国图藏本与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开本尺寸差别较大；宋刻宋元递修本《陈书》，国图本与南京图书馆藏本开本不同；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园遗稿》，国图藏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开本差异较大；元后至元六年（1340）庆元路儒学刻元明递修本《玉海》，国图藏0915号和3316号本子开本尺寸差别甚大；国图藏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辞》，索书号9851与9852的本子开本差别较大；国图藏明嘉靖十四年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书号3903、192藏本与11933号藏本开本尺寸差别较大，均可能不是同一个印次的本子。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当然，如遇“金镶玉”本子，就得分别测量原书和改装之后的尺寸了。

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图录，大多是去除了图像底色的“白纸黑字”图录，古籍书影开本的大小，即是图录开本的尺寸，与古籍原书无关，等同于未注开本尺寸。个别制作精良的图录，采用灰度模式印刷，可以直观显示原书的开本和版框大小，但制作者往往将版框以外的部分裁掉，原书的开本尺寸也就无从可考了。例如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就是如此。该图录内容精到，采用铜版印制，质量甚佳；然而切掉版框外余纸后，失去了古籍原貌，部分藏书印也被淹没，殊为可惜。《中国版刻图录》亦将版框外部分余纸裁掉，致丧失了一些藏书印和后人题跋信息。其实不仅古籍图录，当时的影印古籍也如此。民国初年董康影印的第一部古籍《刘梦得文集》，请日人小林忠治用珂罗版印制，灰度印刷层次丰富，质量甚佳，不足之处也是裁掉了版框以外的余纸。从日本那一时期的古籍影印图书来看，似未发现此种情况，大概是国内同行特有之意识吧。总之是不重视古籍版框以外的内容。此种意识从本质上看，就是忽视了古籍叶面上的“纸色信息”。这种认知源于照相技术发明前，人们复制古籍时只能采用影刻和影写的原始方式，将底本上的文字、版框等复制下来；纸色的变化等繁复信息无法复制，只能放弃。所以不惟版框以外的余纸，即使版框以内，文字、框线栏线以外的空白处，均不予重视。这种观念导致我们对古籍原貌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影响到影印图书的制作方式和质量。下面就简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三、如何理解古籍的原貌

古籍原貌分为初始状态下的原貌和现存状态下的原貌。所谓初始状态，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状态：纸白字黑，版面整洁无瑕。现存状态，是指历经千百年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从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变成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现存状态下的古籍原貌，保存了文字、版框、钤印等信息的同时，还保存了岁月留在书叶上的痕迹，即“纸色信息”：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破损，后人修裱、补写文字，甚至挖改造假等等。古籍书叶上的岁月痕迹，是我们研究古籍变迁、辨别版本的重要依据，古籍图录和那些传本扬学的影印古籍，均应予以保留。

但是，正如上面提到过的，国人传统的观念是忽视古籍的纸色信息，他们认为古籍的原貌必须是白纸黑字，文字、框线以外的岁月痕迹，统统要去除掉。这就是早年间古籍（或民国文献）影印时的“去底色”或“去脏”。须知，现存状态下的古籍原貌是不可逆的，去除底色的同时，必定会伤及文字，使原先笔画较浅的文字更浅，甚至消失；原先笔划较多，墨色重的文字糊成一团。这是文献影印出版工作中一大突出问题。只有彩色或灰度印刷才能更好的保留古籍（或其他老文献）的原貌，保证影印图书的质量。

直到最近，仍有所谓仿真印制的图书，先去底色，再印上一个假底子，专色墨印刷正文。其结果，笔道不是糊了就是丢失，原书的韵味荡然无存。在科技相对落后的年代，人们在这方面的认知不足，情有可原；然而，今天我们再固守旧观念，不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作者：徐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原载2018年12月7日《图书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