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花开在日常断裂之处的悬崖之上，史学工作者为此不断追寻。2018年10月25日至29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天忠、李欣荣两位教授带领系史工作小组一行10人赴广西进行实地田野考察。此行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凭祥市政府、龙州县委、龙州县档案馆等机关单位的鼎力支持。此次活动在搜集抗战时期中大西迁档案史料的同时，还对50、60年代历史学系在邕部分系友进行口述访谈，充实了系史编年的生动细节，收获颇丰。此次系史之行追寻中大历史学系在广西发展的足迹，无论是在抗战之时的迁移路线，还是现今留在此处的系友，都是我们需要珍惜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一、学与政：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龙州之行

25日下午，系史工作小组到达南宁后，第一站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调取中大西迁以及历史系相关档案，并在历史系80级校友覃世进处长的带领下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展”“红色广西——革命历史档案史料展”等展览。“信仰的力量”是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承办的展览，通过“追求真理”“坚定信念”“严守党纪”“勤政为民”“修身齐家”五个部分，展现革命先辈的责任与担当。历史学系师生们在参观以后被中国革命先辈在艰苦条件下的坚守所感动。“红色广西”展览集中关注广西区域对近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诸如朱锡昂、韦拔群、陈漫远等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系友覃世进慷慨地赠送了《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广西卷》、《广西通志》等一大批图书和资料。

系史小组成员与档案馆覃世进处长合影

系史小组参观主题展览

此外，在此次考察过程中，系史小组途径位于龙州县城新街的红八军军部旧址，该处原为瑞丰祥钱庄，由一幢法国建筑风格的楼房和一幢中式传统建筑组成。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在广西龙州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和创建的红八军时，便在此处办公和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红军楼”。在楼附近的院子中至今还生长着由邓小平当年亲自栽种的柏树。随后的行程中，系史成员参观“中国龙州胡志明展馆”，其中保存了胡志明、黄文树、范文同等越南革命者到龙州进行革命活动的珍贵史迹，同时也记录着中越两党两国深厚的革命情谊。古树无言，却见证着着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斗的峥嵘岁月；誓言无声，却引领着无数共产党人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二、起与伏：在邕历史学系系友口述访谈

26日上午，历史学系系史工作小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对在南宁的系友进行口述访谈，这是此行的工作重点之一。经广西社科院原院长黄铮（66届）的积极协调与组织，老系友沈亦巨（广西社科院研究员、离休副厅级研究员，59届）、刘君达（广西人民出版社科编审，59届）、周中坚（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所研究员，60届）、陈赞才（广西区党校教授，63届）、刘钦麟（广西区外事办边境处原处长，65届）、方益珍（广西区直机关党校原校长，66届）等人参加了活动。除了口述访谈之外，大家还展示了许多保存多年的日记、笔记本、照片和文章等珍贵史料。

此次口述访问涉及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历史，当时中大历史系在时代的大潮中跌宕沉浮，一方面陈寅恪、刘节、岑仲勉、梁方仲、戴裔煊等教授使得这里学术氛围浓烈且自由，但另一方面政治活动频繁的开展与生活条件的艰苦，也给亲历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参与口述访谈的系友们深情地回忆了在校时的情形。沈亦巨回忆，50年代末中山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历史系齐名，历史系每年招生100余人，下分为3个班，1个班又分为3个组。刘君达还深情地回忆了老师刘节及校园生活的点滴。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历史系停课闹革命，组织种菜。据刘钦麟回忆，今天的中大南校园图书馆西边宣传栏空地上，当时种满红薯；方益珍也记得当时每周有半天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课。谈到这段历史，陈赞才说，由于当时食物匮乏，经常食用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代食品”，在1962年引发学校师生食物中毒现象。同时，由于营养不良，在校学生中肝炎、肺病患病率较高，甚至学校专门开辟出一个养病专区，并出现“不考试”“不跳舞”“不上体育课”的情况。直至1963年，食物匮乏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作为亲历者，周中坚回忆当时历史系任课的老师，诸如陈寅恪、刘节、岑仲勉、杨荣国、戴裔煊等名家，并讲述自己撰写“中大第一张大字报”《向未名湖畔的战友们学习》的前因后果。在1958年处理右派运动中，周中坚需要进行劳动改造两年，直至1960年初复学。个人的命运也因此而发生巨大改变。谈到这段特殊的经历，周学长达观、幽默地说“正因为如此，自己得以在中大历史系多学习两年，达六年之久”。随后，陈赞才则回忆历史系所办的墙报《火焰报》的具体情况。

个人的际遇因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沉浮跌宕，生逢变革年代的人们更加注重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多年以后，洗尽铅华，便可以从容地对后辈讲述自己的历史与历史中的自己。

口述访问活动现场

原所长李建平赠送图书

当日上午，社科院文史所原所长李建平接待了考察团师生，介绍了该所抗战文化研究的现状，并赠送师生们《抗战文化研究》及《广西抗战文化史》等一批著作。

三、碎与通：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师生座谈会

26日下午，工作小组抵达崇左，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师生进行座谈。座谈会由科研处处长王晓军系友主持，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韦福安等约50位师生出席了活动。曹天忠、李欣荣两位教授在会上分别做了“中国近现代的史料与史学”“漫谈中国通史的学习与研究”为题的主旨报告。曹老师论及历史学因其研究对象的过去性，也由此决定了历史学科在认识论上的不可替代性。他指出，历史学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具有传承人类文明、节约人生成本的作用。随着国家的发展，历史学的战略价值与其参与塑造中国文化基因的作用越发凸显。李老师结合自身学习与科研经历，建议大家善于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多与老师们沟通。同时，他向同学们讲解了张荫麟、钱穆、吕思勉等名家对于通史的认知与观念，并指出对于“通”的追求方能弥合当今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在师生互动环节，两位教授回答了如何进行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建议摒弃站在汉族视角观察来书写少数民族的历史，要放下身段从事民族的研究；同时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碑刻、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多学科方法的运用都能使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走出一条新路径。对于这一区域的研究，两位老师都建议需把握好地方史与大历史的关系，在地方的近代史中挖掘时代的整体趋势，将地域特色与宏观背景相结合，使研究工作更好推进。

四、留与离：重走中大西迁之路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南下，广州岌岌可危。为保存文脉精粹，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山大学迁址办学。1938年6月间，中山大学已将大部分重要物资迁往异地。是年10月，日寇在惠州大鹏湾登陆，中大匆忙迁往广东罗定。1938年10月20日凌晨二时，首批教职工和家属乘电船一艘、民船五艘退出广州，29日抵达罗定。在抵达罗定之后，校方发现中大在罗定办学存在校舍不足、距离战争前线过近等不足，于是考虑再次进行迁移，并决定在广西、云南二省内地中选择校址。11月25日，奉教育部及校长命，中大在广西龙州区内宁明、上金、凭祥等地选址。师生们“先在南江口集中，至12月1日乘动轮西驶梧州，并一面派人在龙州计划校址，一面在广州湾及梧州各地设置通讯处，以便师生登记。”在西迁龙州途中，中大奉教育部令迁往云南，后决定迁往澄江。滞留在罗定的中大学生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向云南迸发。其中大部分人员是先到广西龙州，然后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转河内，在河内承火车由滇越铁路至昆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在进入柳州后，即步行至贵阳转昆明；有的是由百色步行入云南，经开远到昆明；有的是由坪石动身的学生，是经衡阳步行到贵阳再转昆明的。更有数百名学生不畏艰苦，步行从广东赴滇归校。（参见吕雅璐主编：《抗战风火中的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01-104页）由此可见，龙州、凭祥等地在中大内迁云南的过程中意义重大。

27日，系史工作小组在王晓军处长的陪同之下考察抗战时期中大西迁选址的崇左宁明县城，受到了宁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湛达海的热情欢迎。随后，大家顺利到达凭祥，考察镇南关大捷、镇南关起义等遗址，并触摸了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清军的大炮。次日，考察团沿着惊险的“中国第一路”龙南公路到达龙州，重走当年中大师生西迁之路。师生们在龙州县副县长赵昕（曾在中大培训学习）、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雷丽、档案局局长何凝福等相关领导的欢迎下参观了法国领事馆旧址、广西提督府旧址、胡志明展馆、红八军军部等史迹，并在龙州档案馆获得一些有关中山大学西迁史料。

战争打断了学校日常的教学与运作，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同样也滋生其对于自身定位的重新认知。战争烽火中的中山大学虽有所损失，但仍然屹立不倒，完成了保存学脉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持久抗战的决心与斗志。有人曾概括大学内迁的特点为：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在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着眼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培养质量；在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抗战时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诸多大学内迁的历史，打破了“南渡而不能北归”的魔咒，于烽火连天之际在中华大地谱写出动人凯歌。

五、史与思：在档案与田野中重返历史现场

在此次调研活动中，考察团在28日在龙州上金码头、南疆边防要塞小连城、陈勇烈祠等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并对当地老人进行口述访谈。

上金码头旧址上有一条上金旧街，又名上金鱼街、船街，呈南北走向，两端较窄，中间宽敞，全身172.3米，其中鱼头、鱼身全长105.8米，鱼尾全长66.5米，鱼嘴宽12米，鱼腹至鱼背最宽处25米，鱼身与鱼尾交界处宽8米。街上多是盖有小鱼鳞瓦的清代骑楼风格建筑，上层住人，下层作为商铺。现今的上金旧街已失去往日的繁华，年轻人多已外出谋生路，沿街的房屋中多半已无人居住。当日，师生们对何姓老人进行简短的口述访问，并在其屋内发现多处柱础、清代碑文和码头遗迹，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该地变迁历史的了解。

作为研究史学的重要工具，档案史料与田野调查成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的媒介。断裂处所呈现的历史一经发生便难以重复，时间与历史之间的裂缝亦难以弥合，惟有仔细梳理所留下的史料和寻访相关田野遗迹，方能体察平日断裂处所呈现的历史。对于档案等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是与前人之间进行交流对话，走访田野村落则是由历史亲历见证之人指点迷津。

此次中大历史学系系史工作小组赴广西之行，旨在搜寻中山大学暨历史系散落在广西的资料。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口述资料，官方史料还是私人资料，本事还是旁涉，都是各种流俗日常生活碎裂之后的产物。战争的爆发冲击了中山大学本部的正常办学秩序，不得不走上内迁之路，方形成今日的中大西迁史；政治运动影响了历史系学生在特殊年代的日常学习生活，方形成今日对历史系系友的口述访谈与历史书写。此次田野考察是与相关参与者的学习生活常态亦有所差别，因此促成对历史理解维度的拓展。在平日断裂之处，可以发现不同的景观与面相，田野考察的意义不在于猎奇，而是让我们转换角度，打开思路，在别处发现昔日的历史，在彼岸找寻平日的精彩，追寻先辈足迹，传承优良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