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卷《甘肃通志》是清初陕甘分治后第一部全面反映甘肃历史的通志，纂修于雍正末年，因刊行于乾隆元年（1736年），学界一般称之为（乾隆）《甘肃通志》。

282年后的2018年，由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策划，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光华教授主持点校整理出版了乾隆版《甘肃通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整理本辑为上下两卷，这是我省第一部通志点校整理本，其对于研究甘肃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甘肃巡抚许容监修的《甘肃通志》

上下卷的乾隆版《甘肃通志》点校整理本，是刘光华和汪受宽两位师生学者在近10年后的又一次携手。

2009年，由刘光华主编的400万字的《甘肃通史》出版发行，这是填补甘肃空白的史学巨著。彼时，同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的汪受宽则是《甘肃通史·秦汉卷》的作者。

这一次点校整理乾隆版《甘肃通志》，由刘光华总负责，汪受宽挑大梁身兼统稿、点校之责，整个点校整理工作历时一年。而刘光华他们点校整理的这本通志，仅撰写就历时6年——从雍正七年（1729年）初开始动手，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全书撰成。然后又用了一年多才雕刻印刷装订成书，由巡抚许容审定通过后，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六日撰出进呈皇帝的奏疏。

“准确说这部书叫敕修《甘肃通志》，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收藏的那个本子以及《四库全书》里收录的，都有‘敕修’二字，这意味着它是经过皇帝批准的一个国家级的成果。”汪受宽说。

《甘肃通志》通盘收集了上古至清雍正间甘肃历史各个方面的资料，共五十卷，总分为图考、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关梁、祠祀、贡赋、兵防、水利、驿递、蠲恤、盐法、茶马、物产、风俗、古迹、祥异、陵墓、封爵、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忠节、孝义、隐逸、流寓、仙释、方伎、列女、艺文、杂记共三十六类。

“清代各省通志的撰修照例由总督和巡抚负责，担任通志馆的监修。那时，甘肃巡抚是刚刚到任的许容，他接到雍正皇帝要求各省编撰本省通志的谕旨后，就担负起《甘肃通志》的撰修总负责。”地方史志专家邓明也参加了这一次《甘肃通志》的点校整理。“这个许容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举人，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擢甘肃巡抚。他到任后，弹劾贪官，惩治奸猾。裁减州县陋规，赈抚饥民，疏浚开辟水渠。捐俸修缮金天观，还将雍正二年（1724年）甘肃巡抚卢询捐资所建正业书院，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奉旨建为官立全省书院——兰山书院，并到书院训导诸生，使士风日以向上。只是等到乾隆元年《甘肃通志》进入最后的刊刻审定之际，许容因赈济灾民事被人举报于朝廷，随后又因‘隐匿灾情、营私树党’被革职，解京治罪。而《甘肃通志》的刊刻和修改工作则由署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的刘於义主持。”

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许容终是功不可没的，从《甘肃通志》面世的那一刻，他的名字就印在了其封面上，百世流芳。而由他监修的这部《甘肃通志》，在汪受宽眼中，要评价它，首先必须肯定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甘肃全省的地方史志，其首创之功，实在难得。“重要的是，就是在今天看来，该书无论从总体构架上，还是资料全面上，以及史事的丰富和扎实上，都是前无古人、树立了典范，成为后来所有撰述和研究甘肃地方志和地方史的基本依据和参考。”

二、 “学习进士”的治史态度

陕甘分治以前，甘肃省之政区名称与实体都是不存在的，更遑论会有甘肃省志的。

汪受宽说，自明初以后的近三百年间，甘肃始终归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康熙二年（1663）初以陕西右布政使司分驻巩昌（今甘肃陇西县），河西等诸卫所仍归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康熙七年（1668）改巩昌布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分省之事方才实现。

“甘肃要修志，困难重重：既缺少旧省志参考，能参考的——康熙初未分省前由贾汉复、李楷纂修成的《陕西通志》，又详于陕西诸府，略于甘肃各地，尤疏于河西卫所——参考价值又有限。”汪受宽直言。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李迪、张能第、甄汝翼、郑铎、樊初荀、田吕叶、曹最他们七位是具体从事撰写的作者，除田吕叶系陇西县儒学教谕，曹最是岁贡生外，其余的5位都是学习进士，也是许容奏请朝廷从各部要来的。像李迪，他在撰稿者中名列首位，或为主笔，《甘肃通志》刊印后被补任平番县知县，加一级。”邓明说。

封官加级是清王朝给予李迪这些修志有功的学习进士的一种肯定，两百多年后，汪受宽觉得他们所做的点校整理工作的一个意义，是对那些士子的一种安慰和表彰。“至少，简体字版的点校整理本的发行，不会再让李迪他们心血为之的著述束之高阁，落满灰尘了。”汪受宽说，“作为整理者的我们，在点校整理工作中，也不能不为那些撰述者客观严谨、精细考据的治史态度而生发赞叹与敬佩。”

汪受宽说，《甘肃通志》卷二十一《风俗》不足三千字，但就此三千字，明确列出引用的《汉书》、《后汉书》、《隋书》等八十四种典籍，真可谓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书今已不存在了，地方史研究者从这部通志中或许能搜寻到本地历史的珍贵资料。”

分类精到，涵盖广泛，资料丰富，引证详明之外，汪受宽表示《甘肃通志》的优势还体现在撰述者做了许多历史与地理的精细考据工作，这为该书资料基本可靠奠定了基础。“清雍正、乾隆间考据之风日盛，学界最终形成讲究专精研思踏实治史的乾嘉考据学派，而《甘肃通志》也体现了这一学术潮流，其历史及地理的考据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汪受宽说书中卷二十二《古迹·狄道州》中有“武街故城”条的考证，此考证不仅解决了武街位置的问题，而且指出《水经注》卷二相关记载中“武阶”为“武街”之讹，为后来的整理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杂引诸种书籍，再加上采访和诗集勘查，《甘肃通志》还将甘肃历史上千余古迹及数百名人陵墓都定位于某州县厅的具体位置或大致方位，为后人研究相关历史和地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之中，又以对玉门石油的考证令人侧目。

“卷二十三《古迹·直隶肃州·赤金所》中杂引《后汉书》、《博物志》、《元和郡县图志》、《明一统志》和《肃镇志》的记载，肯定石脂水就是露出头的石油矿，且以按语的形式坐实石脂水就是石油泉，可用以做灯油。请勿小看这一考证，在乾隆四十七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十四的玉门县之石油河条中，几乎全引了《甘肃通志》的这一考证，可见此书考据的重要价值。”汪受宽说。

三、“点校整理就是要指出缺憾恢复历史原貌”

古籍点校整理，首当其冲是摸清古籍的版本状况。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乾隆版《甘肃通志》只有两种版本。事实上，经刘光华、汪受宽他们查考发现，该通志当代至少有八种本子，虽然这所有的版本也都是在乾隆元年甘肃原刻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各本的文字以及图片无一种完全相同，更多的不同都是乾隆元年刊刻后不断增删补改的。

“（乾隆）《甘肃通志》是200多年前的作品，如果原封不动地将其影印出版，现在的绝大部分读者都难以看懂。我们所从事的点校工作，主要是将原书的繁体字改为标准简体字，再对照几种不同的版本对原书进行校勘，纠正其中的历史或文字错误，然后对全书进行分段、标点，对难懂的字词语句进行注释，做成方便专家和读者阅读和参考的本子。”汪受宽说。

“只是遗憾，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却未能找到《甘肃通志》乾隆元年原刻本。该书撰成于雍正十三年初，所收资料截止于雍正十年。”但汪受宽表示相信这一原刻本仍有留存于世的可能。

面对复杂的版本情况，刘光华、汪受宽他们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为代表的抄刻合一本”为底本，明确了整理目标：尽可能恢复该书雍正十三年原清稿的正文文字，并指出或纠正其中的错误和问题。然后对各种版本中乾隆元年以后的添加改补，以每卷之后的校勘记之。

乾隆版《甘肃通志》白文（净字数）80余万字，图表110幅/叶。点校整理本有260万余字，其中净字数是原来的一倍。“我们在书中加了数千条注释，此外，找出原著中间的问题，纠正其错误是我们整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刘光华说他们参考了数百上千种经史子集的各种资料，尤其是史部著述，以及清代以来学者对甘肃历史和文化的各种研究成果，对《甘肃通志》内容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认真考究，对发现的问题和不当，在注释和校勘中杂引各种资料进行讨论，指出问题之所在及造成错误的原因，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像在对卷七至十二校勘时，我们参考了颇多古籍，对原作中的人名异同、事件经过、年代别说进行了细致的甄别，指出百余处问题，补正了原作中的遗误。”

对于原著中图表“折缝”的处理，算得上是此次点校整理的一个亮点。“因为是线装书，地图都有折缝，此外，有的图的标示业已模糊，我们那些年轻的博士就用电脑拼图，把图表的折缝处理了，然后将其拼凑在一起。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将那些图表中标示模糊的给清晰化。”汪受宽说这项工作无法交给专业绘图的，“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底子，干不了这个活。”

“点校整理本出来，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和欣慰，多次讨论，反复校对，数易其稿，质量有保证，非常不容易啊。”汪受宽慨言。

注：本文源自“法律史研究通讯”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