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号援庵，广东新会人，历任民国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是我国著名的考证史学大家之一。他亲身从事大型图书和新发现文献的阅读、清查和考证，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切实的努力。

清点《四库全书》

以考证闻名的史学大家陈垣，历来注重图书、文献材料的积累、考查。1913年，陈垣从广州搬到北京定居。1915年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被移存至北京京师图书馆，这是陈垣渴望已久的书。借此绝好的时机，陈垣每天到馆借读，坚持不懈，前后共花了十几年时间，对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型丛书进行了全面的浏览和研读，他有关《四库全书》的多种著作就是在这个时侯撰写的。陈垣阅读《四库全书》非常辛苦，那时他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象来街，储存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的方家胡同，来回路程需要3个多小时。

《四库全书》过去一直处在严密的封存状态，一般的学者无从阅读，致使该书的详细情况鲜有人知。1920年5月，法国总理来华 “建议退还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当时徐（世昌）总统允诺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但是，要影印《四库全书》之前，必须先要确知《四库全书》有多少页，才能预算出纸张、印刷、人力、物力等费用和需花费的时间。为此，陈垣决定对《四库全书》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他聘请了7个助手，每天一早就到京师图书馆工作，直至傍晚才离开。而前一天晚上，他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写好书目，画好表格和要调查的项目。第二天安排每两个人为一组进行工作，每部书每个人清点一半，然后两人互相调换，进行核对。将每部书的书名、作者、卷数、函数、册数、页数等都一一调查填写，最后由一人复校。面对如此枯燥烦琐的调查，陈垣不畏辛苦，不仅统筹规划，而且身先士卒、带头实干。自1920年5月开始至8月完成，整整历时3个月。

1933年，陈垣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于文襄手札》，并作《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于文襄曾自承德致函京城内的陆锡熊，前后手札56通，被人误作一年中之手札进行编排，裱为册页，故次序颠倒混乱。手札是于文襄和陆锡熊谈论修纂《四库全书》事宜的，有的无月日，有的有日无月，有的有月有日，均无年份，因此，很难知道它们的前后次序。如按月日计，最早的五月十八日，最晚的九月初十日，其年代绝对不止在一年。陈垣详细考定每札之年月日，考出这些信札共历时4年。按其考证后的次序连续阅读，对于了解编纂《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有帮助。陈垣曾说：“编纂《四库全书》掌故，私家记载极稀，诸函备述当时办理情况，多为官文书所不及，事关中秘，殊可宝贵。”

编撰《敦煌劫余录》

1913年陈垣到北京后，听说京师图书馆中藏有甘肃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轴，很是惊喜，因他当时正在研究宗教史，非常希望能在这批写经中找到佛教以外的宗教史料。他就到京师图书馆检其目录，从中发现了“宇”字56号摩尼教经，并与伦敦博物院、巴黎图书馆所藏摩尼教残经作了校录，附于《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遗憾的是当时写定者才2000余号，不能窥其全豹。1922年，陈垣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对馆藏敦煌经卷文书进行通阅调查，摸清了8000轴的基本情况。“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1924年夏，陈垣被推举为新成立的“敦煌经籍辑存会”的采访部长，要做好敦煌经籍的采访，首先得把现有馆藏作出一完整的目录，以备稽核。于是，他“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原号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起止者，每轴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宇也。稿成，名曰《敦煌劫余录》”。项目之所以设计得这样烦琐，就是为了既便于查找，又防止再次被剪裁盗窃。目录完成后，因所录经卷皆为外国人劫夺之余，故起名《敦煌劫余录》以志不忘。王重民就此事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说道：“这样的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两个《劫经录》（指英法所编的敦煌目录）所能比拟的。”

注：本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