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精神源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化实现有机衔接，使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适应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自身的优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二者具有内在相连性；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的历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把握这一论断，需要搞清楚机器大工业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农耕文明时代产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范畴。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史沿传下来的道德习惯、政治习惯和社会习惯形成的文化，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既区别而又有其必然联系的两个范畴。区别是指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也有着性质上的差别。联系则是指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望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有着必然的历史发展逻辑。

中华民族上下5000余年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以其活力推动着华夏民族发展进程，然而由于历史条件以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化中的糟粕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束缚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其不同理解，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态度。有人认为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浸淫，在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治束缚下生存的人们能够生成优秀文化吗？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相对落后、极其封闭的社会，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无优秀可言？还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即便是优秀传统文化也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观点有一定的见地，但是对任何民族的历史需要有一种辩证的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需要有一种科学求实的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价值的发挥有着一定的历史逻辑。

 

首先，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能不能产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中国社会相较于现代社会，直至其他民族的历史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即便是西方现代社会也是由一定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同样是建立在其民族古老的过去的基础之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这是一定的。在中华古代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的民族文化有着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成分，也有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文化几经荡涤，伴随着民族跌宕起伏，渗透于其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构成民族文化的血脉。这似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环境不相符，从本体与认识的视角看也不是十分匹配的。然而在华夏大地上就是产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一直在发挥其特有的价值。中华文化亘古通今连绵几千年，虽历经沧桑，饱受外敌入侵和历史巨变的考验，但依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意志力而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及不断发展的物质条件外，与中华民族的特性是连在一起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华夏民族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明，在一定时期居于世界民族发展前列。尽管近代我们落伍了，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方面与先进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涵育着千千万万华夏儿女的坚韧品性和良好的美德品格。这一点是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且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忠实记录。“我们接受前辈留下的世界，同时我们受制于这一点，即年轻的一代将以某种方式接受留给他们的遗产并且继续我们的意愿。”[2]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否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一直是起着固根、凝心和激励的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以其超强的稳定性坚守着社会发展的民族特色。对于任何新鲜事物以及外来的文化，传统文化始终都是从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视角加以审视、过滤、吸纳和借鉴。既有着一种选择心理，又有着守住民族的本色，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自强意识。中华文化根植于民族的血脉中，始终以民族的兴盛发展为重要使命，不断地强化民众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以身任天下的使命感。从孔子提出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颜元的“利济苍生”的思想，无一不是在唤起华夏子孙对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中华传统文化也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为民族复兴注入了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发人们为中华崛起而不懈奋斗和奉献的信心和决心。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每一步都留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步入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的，那为什么没有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当今社会还能够再次走向辉煌吗？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中文化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文化的发展要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历史上的中华传统文化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既由于旧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更有着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尤其是以我为大、为尊、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形成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文化、宗法制度的血缘文化、家族主义等小农意识，造成闭塞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也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不能得以很好的发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重任和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基础的问题。

传统与现代总是人们绕不开的话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我们民族的历史，但要明确的是坚持什么原则，以什么为标准，使用什么方法，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转化好。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扫清了传统社会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障碍，使其能够重新焕发巨大的生命力，并在有效地融入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而能否把传统与现实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关键是建构好在现代化建设环境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变革创新是对立的统一。人们总是要在继承传统中进行文化重建，又在创新中保留传统的东西。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然而，任何文化创新都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历史被看作是导向现在的一个连续因果进程”[6]。为什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是其他的理论？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必然要包括各种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要素，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化实现有机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而且只有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历史基础。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作一反思，认真地回味先哲们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的思考，并探索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是在先人打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没有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或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并运用于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堆积，而是两种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不断萌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因而，只有从中国、中华民族出发，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同时也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有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传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先进文化的引领。但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具体实际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自身存在的本土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文化元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关注的实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借助的精神要素。如何看待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深度和广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精神源泉。中华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自身的特色。

第一，中华文化有着强劲的民族基因和深厚的文化根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明成果，培育了不屈不挠、坚韧勤劳、奋勇拼搏、积极作为、尚中和谐、信义和平的民族品格，从而使中华文化一直固守和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而连绵不绝。一是农耕文明涵育了华夏儿女的优秀品质，使中华民族一直能够以平常心对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宠辱不惊，随遇而安，平和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9]。二是中华文化有着超强的兼容并蓄能力。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可能带来人们性格的墨守成规、不求思变，但是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外来文化和新的思想，反而以其应有的开放性、包容性进行一定的汲取和借鉴，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性和顽强的活力。

第二，中华文化具有整体思维的特性。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结构，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上呈现了一种宏观的思维整合模式，认为应从“具有相互关系的部分的总体的系统”[10]的视角分析事物，认识社会，形成了“和”的理念。即物我、人我、本我之合。物我之合是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万物是一体的。最高的“和”就是天人合一，使自己与天地相合。人我之合就是人与人和睦相处，和他人包括周围的人、陌生人以及同类人“和为贵”。自我之合，即个人的身心要统一，也就是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心性与感性、养心与养身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义利、理欲、知行的统一。讲求“和”，就是要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环境，使人能够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人的内心，以达到人的整体和谐。

第三，中华文化崇尚社会整体稳定、以人与人祥和为目的的仁爱精神。儒家的“仁者爱人”和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体现出一种团结性和利他性。坚持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的原则，人际关系中，以仁爱之心关怀他人，换位思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待人接物礼让谦恭、仪态端庄大方、彬彬有礼、言行得体，交友择朋诚信为本、与人为善、同舟共济，等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2]。和谐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家庭生活中，以孝悌为本，尊老爱幼，夫妻有义，兄友弟恭，长惠幼顺，形成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第四，中华文化主张德法相辅的治理机制。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德法结合一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注重德治，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但并不否认政令和刑罚的作用。孔子提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3]。当然，德与法还是有着不同的。儒家主张礼乐教化在先，政刑惩罚在后。法家重法，要求官吏依法断案，百姓要遵法行事。人人都要依法办事，但并没有否认道德的作用。管仲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4]因而，中华主流文化一直是把德与法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中华文化有着重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淮南子》指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5]。君王要顺民意、得民心，要关心民众之疾苦，使施政纲领符合民众的需求，获得民众的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16]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17]只有民众富足了，国家才能稳定，君王才能安心。治国理政，就是要通过理顺君与民、国与民、民与民的关系，达到国力强盛、民众富裕、国泰民安，“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18]。这种民本思想尽管只是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但是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还是值得借鉴的。

除此之外，中华文化在伦理道德、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价值文化等方面的阐释也有着民族特色，其中蕴藏着诸多优秀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其自身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动态形成过程，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而且需要借助一种介体能够掌握群众，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其与反映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相结合，而且这种文化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说，这种文化不可能是全部的中华文化，只能是代表民族的前进方向，具有巨大激励、引领和核心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只有其中的优秀成分，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其内在相连性。在本质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差异的。然而，“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9]。世界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不同文化也可以是互融共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和合哲学、德法相辅的治国理政理念，对天人、义利、理欲、荣辱、公私、群己、知行等关系的认识，有关人格境界的设想，等等，既闪耀着我们的民族智慧，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一定的契合性。如“和”文化与联系的观点、公私观与个人和集体关系的原理、知行合一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观点、理性人格的追求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爱民重民思想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些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借助的文化元素，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具体实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相结合。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演进及体系内容又是什么，是否应该包含历史的要素？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其内容当然也包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而且使马克思主义更是具有了中国特色。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20]。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世世代代生活在华夏九州的人民群众一直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得以生根、开花、结果，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的民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必须让人民群众不囿于传统，走出传统，而步入现代化。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尊重民族传统，使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又能以先进文化改造旧有文化，消弭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事情，又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最终实现。因此，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认同是非常必要的。科学的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本身具有能够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广泛认同。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证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但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结合的关键因素是由谁来结合，即要明确由谁来担当结合的主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在中华民族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时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了。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认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探求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使得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兴盛之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

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22]。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形成、民主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与中华和合文化密切相关；革命战争期间建立的军民鱼水关系与传统的“民为贵”思想也有着一定联系；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引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传统观点，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等原理的正确性，这些都融进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古代“富民强国”主张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传统德刑、德法文化的结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思想，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对传统荣辱观的扬弃相结合。这些思想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对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从中华民族的基因、精神命脉、历史渊源、突出优势、丰厚滋养等方面，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了对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到历史的新高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强调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同时落实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第二个奋斗目标进程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的历程。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蕴涵，提升其生命力；另一方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筑更加牢固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

第一，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是根本对立的，二者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有机链条。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传统的东西，本身一定带有旧时代的印记，包含着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遇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改造[23]，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挖掘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融进先进文化体系中，成为当代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点，以一种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华文化。

对待中华文化需要有一种大历史观。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当下所要认识的历史首先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历史既是人类从蹒跚学步到以智慧留下自己脚步的美丽画卷，也是一个民族文明形成、发展全部过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认知历史就是梳理我们自己从诞生到长大、从弱小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民族兴衰过程；就是懂得我们文明发展的民族特性、文化背景、心理定式，熟知是什么力量催发民族克服重重艰难困苦，自强不息，不仅创造了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民族的发展确立了巨大的历史积淀，为世界其他民族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其次，认识民族文化也要放眼看世界。不仅要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而且要把我们的文明史融入世界历史中去，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认识民族历史，走出自己民族看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人类大家庭的组成部分，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更要懂得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其在于“他们用以达到相同或相近目的的方式有所不同”[24]。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在于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比较找到我们民族发展出现的问题，以及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看世界知大局，找到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应该放眼世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探寻前进的方向，把握好自己的未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种有机结合，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并不是把它们生搬硬套地捏合在一起。实际上，这种结合应符合三个需要，即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在一个国家的传播与发挥作用需要有相应的土壤。从文化的角度就要有本土文化的辅佐和相融，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土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助力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同样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新的理论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代先进文化相结合，以增强自身的时代性和进步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新的时代，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新时代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需要有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三者需要的有机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断地把握着历史发展的机遇，探索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关节点，明确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即二者不是表面上的结合，或是两张皮的粘贴，而是它们的相互融入或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改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了先进文化的内容，奠定了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清楚二者的地位和价值。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主导、核心，需要以其为指导而实现它们的结合，不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失去应有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处于接受、应对的地位，需要守正创新，在坚守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使命。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或缺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明确是什么的结合。即二者的结合是有一定选择性的。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基本原理是其中的基本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普遍性，而一些具体内容变动性较大。只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具体内容或成分，因而不能是全部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它们结合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从共识性和历时性上加以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一定意义上是发展变化的，其方式方法也是多样化的，不能采取一个模式。同时，二者又共处于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其结合又是相对稳定的。当然，二者的结合也不是实用主义的，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随心所欲。要从客观的基本需要出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真，回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真。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有辩证的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注释：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24、26页。

[2]［德］罗伯特·施佩曼：《道德的基本概念》，沈国琴、杜幸之、励洁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6]［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10]［奥地利］L·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秋同、袁嘉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12]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02页。

[13]左丘明：《左传》（下册），郭丹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02页。

[14]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页。

[15]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21页。

[1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页。

[1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09页。

[18]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2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24]［英］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孙飞宇、田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作者简介

 

马永庆，男，山东胶州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2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