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诞生于西方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生发、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自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因为“儒学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中，甚至成就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前见’，它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山东大学著名学者何中华教授在其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这样写道。
该书从哲学观点、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遇并会通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该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相贯通，内容深入浅出、别开生面、雅俗共赏，书刚出版，即引发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冲突与会通
按照通常的理解，马克思与孔子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伦理观点以及阶级立场上有诸多相背乃至冲突的地方。比如：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的统治阶层及其御用学者更将儒学的一些观点改造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显而易见，这些观点是保守的、落后的。而马克思则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运动来摆脱剥削和压迫，致力于人类的彻底解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谈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会遭遇误解甚至非议。如何回应这个困境？何中华在《马克思与孔夫子》中讲道：“马克思主义同儒学这两种学说在实践层面上早已实现了接触与融汇，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总是存在着某种类似的理路，存在着某种同构性，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性的内在根据。”在他看来，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会通何以可能，需要深入至两者的文化原型层面，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委和实质。
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这一观点言简意赅，极具洞察力，为我们破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一复杂、深刻的问题打开了思路。笔者理解，二者“在自觉层面的冲突”，主要是指具体政治观点和伦理观点的差异，而“无意识层面的融会贯通”，则指哲学观点、文化原型、思维方式、人文精神层面的深度契合。
笔者认为，《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书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其开创性地、体系化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内在理由和根据，深入发掘了儒学中的革命性、能动性、进步性思想。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契相通的，从而使得中国的先知先觉者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障碍，水到渠成。这就启发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最后取得胜利。
二、实践与革命
近代的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深受列强蹂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批批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危局，传统文化已束手无策，开不出救中国的药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究竟给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先知先觉者带来了什么“救世良方”？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开篇即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还曾回忆道：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由此可见，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强烈冲击和震撼。中国历史上不乏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但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话语体系中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深受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浸染的早期共产党人何以能接受并践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何中华在书中独辟蹊径、入木三分的分析为解答这个问题打开了思路。该书的第九部分论述了儒家推崇“践履”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深层处的贯通。
何中华写道：“确立‘做’（实践或践履）的绝对原创性，乃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同取向，也是它们的基本姿态。”而“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仁’决定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他进而分析道：儒家倡“躬行”、崇“践履”的取向，决定了它必然注重“现世”。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何中华写道：马克思同样也不关注来世而是关注现世，因为他拒绝在“天国里”“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寻求“得救”。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新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必须“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由此可见，推崇实践、注重现世、强调人的亲在性，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哲学观念上的共通之处。这种哲学观念彰显了鲜明的主体性、能动性、革命性。二者在哲学观念上的契合与共通，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所受压迫和剥削之深重，使得早期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如此地顺理成章。
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及他所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关系，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赋予“人民”的概念以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的语境中，“人民”既不是抽象的，也不包括全体国民，而是指一切推动革命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民是一个政治性、历史性概念，其划分了敌我界限：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的具体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当时的敌人来界定的。人民不是分散的群众，群众组织起来才成为人民。人民不是被动的，组织起来的人民具有强大的历史能动性。
三、觉悟与组织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以联合或组织起来的方式进行的，这就自然要求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即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和通过自觉的斗争改变这种关系以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激发人民的革命觉悟，从而调动起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巨大能量，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之前的救亡图存运动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觉悟”和“组织”是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和运用呢？何中华从多个纬度所作的独到分析给笔者以深刻启发。
何中华在该书的第七章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在人性论问题上的相通之处：二者在人性论预设上都强调人的超越性的一面，即人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的超越；二者在人性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预成与生成的统一，即人性有一个不断朝向理想状态的提升和超越的过程。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里的“异于禽兽者”是人性之所在。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说的“人皆可以成为尧舜”，都既包含着先天的人性善，也包含着后天努力的生成论意义。
儒家的性善论的人性论深深影响着自古至今的志士仁人乃至普通的中国人，其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发和升华，很容易生成一种超越个人私欲、生命、家庭的革命觉悟。无数革命先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和奋斗精神，正是这种革命觉悟的最生动体现，其与孔子说的“杀身成仁”、孟子说的“舍生取义”有着同样的精神气象。
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这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所作的诗意表达，其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对孟子思想的升华。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中等家庭出身，按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的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地主家庭或者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比如，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大知识分子；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出身大地主家庭；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向警予则出生于富商家庭。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觉悟，使得他们脱离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这种革命的理想和觉悟，超越了个人的肉体生命，体现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承续和升华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顽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这既需要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来凝聚力量，又需要加强纪律性和团结来巩固组织。儒家的思想资源在这两方面无疑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马克思与孔夫子》的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致性。他认为二者尽管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它们都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诉求，而且在理想社会的原型上具有某种同构性。也正因此，作为马克思学说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中才能真正深入人心。何中华还指出，儒家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幻想的“天国”和来世不同，而是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都追求理想与现实的贯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对儒家的“大同”理想予以扬弃，过滤掉其“空想成分”，在新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光大。在不同的革命时期，党针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对象的变化，适时提出切合大多数群众利益和诉求的现实目标，比如北伐战争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这些目标和口号脍炙人口，兼顾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对于动员、鼓舞、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最广大民众参加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儒家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推崇，在历史上有其落后的一面，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儒家所主张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的家庭伦理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交往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无不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责任和道德约束。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干。要把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增强革命队伍的纪律性和团结，激发儒家伦理道德所蕴含的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就变得至关重要。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革命实践中将儒家中的进步伦理思想予以改造和提升，形成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的道德和纪律。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而且对于读者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某种启示价值。比如，党的自我革命、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去领悟。
今天的中国，资本的食利逻辑无孔不入，封建糟粕在一定范围内也还存在，二者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互相交织形成合流，这种合流在投机资本家和腐败官员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在发掘和弘扬儒家中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同时，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清除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比如党政系统上下级间的人身依附与帮派关系、干部的特权意识与官僚作风，等等。与资本的食利逻辑和封建糟粕的斗争是艰巨的、长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对儒家中的革命性、能动性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也要警惕以儒学抽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我们尤其需要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学习、运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1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