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二零一八岁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颜炳罡先生受邀，为我校组织的“2018年第四、五期山东省优秀传统文化骨干教师培训班”学员和部分在校本科生作题为“《四书》与圣贤之道”的精彩报告。报告中，颜先生介绍了“四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并结合朱熹和梁启超等先贤的相关论述，揭示“四书”的内容、特色，指示同学们研读“四书”的次第与途辙，告诫同学们要沉浸“四书”与儒家之道，身体力行，立志做君子圣贤。为求嘉言广布，经本刊主编特约、颜先生惠允，由编辑部同仁当场录音，而后整理、润饰，成此文稿，并经颜先生的最终审定。今将成稿刊于此，以飨同好。囿于录音效果、刊物栏目篇幅和整理者知识等因素所限，成稿对录音原文多有删削，但务求存其纲目，保其大义，特此说明。另，衷心感谢颜炳罡先生、周海生老师等对稿件整理的亲切指导与大力支持，感谢参与录音稿整理的赵玲梅、刘亚东、王月、赵性杰、刘亚奎、刘佳、杨雲荃等编辑同仁。
“四书”与圣贤之道
颜炳罡 孔子文化编辑部
“四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士大夫必读“四书”，所以中国几乎没有人不受四书的影响。“四书”对于中国人的意义，犹如《金刚经》之于佛教徒，《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犹如《旧约》《新约》之于基督教徒的意义。两千多年，“四书”通过教育、官吏选拔等制度性设计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家庭管理、国家管理、文化管理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四书”蕴藏中国人价值观，是中国人衡量是非善恶的定盘星，是中国人人生指针和方向盘。时至今日，我认为作为中国人，人人还需要读“四书”。
一、“四书”与中国文化
我们一般所说的“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是朱子的排序法。本来这四部书都是各自独立的，《大学》和《中庸》原为《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它们在“四书”形成之前已经受到关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戴颙和梁武帝曾经为《中庸》作注释;北宋司马光作《大学中庸广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接着二程兄弟进一步对《大学》进行了特别地编排;直到南宋初期，朱熹在程氏兄弟的基础上著《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不是凭空产生的，“四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文化的代表为“六经”，说“六经”是前孔子时代中华文化的集结也不为过。“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比较普通的说法是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孔子对“六经”进行删、削、整理，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通过他的学生把“六经”传承下来。有学者说，孔子，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孔子前2500年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那里，孔子后2500年的中国文化都由孔子所开辟。我们今天说的儒家典籍，最具经典性的是“四书五经”。追本溯源，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哪里?“五经”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先秦诸子的源头，同样也是“四书”的源头。“四书”的出现和成立，最大的意义是确立儒家正宗和嫡传，也就是确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孔孟之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八家齐头并进，谁代表了正宗的儒学?谁代表了孔子的义理方向和价值观念?“四书”确立了孔子的义理方向及其思想的本质。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代表了中国文化里的“道”，道就是核心价值观，道之相续就是道统。在孔子之前，所有传承道统的人物都是政治人物，孔子之后道统人物不再是政治人物。换言之，前孔子时代，“道”或“政”的代表人物是一而非二，因而政统即道统，道统即政统，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即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是合一的。孔子有圣王之德，但无圣王之位，是圣人不得势者也。主观上说，这是孔子的不幸;客观上讲，将政道与治道，政统与道统分离，反而成就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幸!政治领袖代表“政统”，政治领袖具有社会地位，具有权势;孔子则代表“道”，代表了一套价值观，道与政分开了。孔子虽具有“圣王之德”，但却没有获得“天子之位”，甚至孔子一心想做周公，成为周公式的人物。遗憾的是，孔子连周公政治地位也没有得到。一生颠颠簸簸，周游列国，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犬”，这是孔子个人命运的不幸，但他个人的不幸，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万世之大幸!
二、研读“四书”之次第
南宋以后，“四书”之名才得以成立，把四部书称为“四书”的第一人当然是朱熹。朱熹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在一起，著《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四书”之名最早的来由。在朱熹看来，“四书”之间不是孤立、互不联系的拼凑，而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告诉人们，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再读《孟子》，最后读《中庸》，这一读法可以一层一层地深入、递进。为什么《中庸》放在最后?因为《中庸》最难理解。后来，人们为了印刷的方便，往往将《大学》《中庸》印为一册，《论语》印为一册，《孟子》印为一册，“四书”排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按照时间产生顺序说，《论语》产生最早;如果《大学》与曾子相关，《大学》应该是第二;如果曾子真的教过子思，那么《中庸》应该排第三;如果孟子是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产生更晚，应该放最后。这样“四书”的次第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大学》言简意赅，总共不到一千七百多字，《孟子》三万七千多字，《论语》一万一千多字。《中庸》和《大学》加起来都没有一部《论语》多，把《大学》、《中庸》编成一起，把《论语》编成一块，把《孟子》编成一块。我认为朱子的编撰不是按时间的，也不是为了刊行方便，而是思想的、义理的，朱子将“四书”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朱熹不仅把“四书”放在一起，而且他对“四书”有独特的理解。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四书”，怎么样读“四书”。《朱子语类》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朱熹告诉我们读书要循序渐进，不要从那些非常玄乎的、晦涩艰深的地方入手，要从比较容易理解的地方读起。在朱熹看来，“四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四书”的道理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情常理，非常清楚明白。“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孔子那个时代这就是大白话。“四书”给中国人的是人生的方向盘，是核心价值观，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四书给中国人的是正能量，它指示我们的人生的坦途，是光明大道。
怎样读“四书”呢?朱熹说过，“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大学》给中国人提供的是一个修齐治平的逻辑框架。“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论语》是《大学》的根，是儒家文化的根。《大学》所讲的“三纲领八条目”不过是《论语》中孔子所讲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具体化，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化、层次化、规范化。“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孟子》是仿《论语》而作。我们在座的都读过荀子的《劝学》，《劝学》就是在讲如何学习，怎样学习，学习目标是什么。因为《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把开篇的前两个字作为全篇的篇名，所以《荀子》一书编写者仿照它，把《劝学》放在第一篇。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他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与孔子一样的人。《孟子》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是《论语》的传承与发扬。“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中庸》代表儒家的哲学原则，是天人性命之学，是诚明明诚之学。朱子说：“《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当今之世，有多少读书人完整地读过四书?当今之世，许多人活得很任性，不少人充斥着暴戾之气，无所不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这就与不少人的人生失去方向盘有关。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每一位同学乃至每一个人应该翻一翻“四书”，因为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书籍。我们今天高校通识课，有电影欣赏，有戏曲国粹，有诗歌鉴赏等等，但这些仍然是一技之长，不是培养人格的通识课程。我理解的通识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的公约道理，或者说不懂得这些道理人就没有自觉，不知什么是人，如何为人。人不能不懂仁义，不能不通人道，仁义和人道就在“四书”里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儒释道组成，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儒家是主体，佛、道是两翼，其他之学是爪牙，是羽毛，是肌肉。司马光给宋神宗的奏疏说：“臣闻国之政治在于审官，官之得人在于选士，士之向道在于立教，教之归正在于择术……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词，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佛道老庄只可以作为个人信仰，个人爱好，要全国人民都去学道教、学佛教是不可以的。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去信仰《论语》之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去信仰《老子》或《金刚经》之道就有问题。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成为君子、成为圣贤，这没有问题，但是全国人民都出家去做道士、和尚就有问题。
梁启超说：“《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学习“四书”，学习《论语》不在于《论语》可以倒背如流，“四书”背得滚瓜烂熟。“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要把古人的教训变成我骨子里淌出来的。“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你把“十三经”倒背如流，背得再熟，不放到实践上去，也只能是书袋子，最上乘者不过资深学者而已。“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你能够记住《论语》的几章几句，一辈子去实践它，这才是善读《论语》。子贡问老师：“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梁启超说“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我深切地期望广大青年千万不要瞧不起、抛弃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不要相信黑格尔对《论语》评价的话。黑格尔非常蔑视《论语》，但他从哪里读到《论语》呢?我相信他所接触的《论语》都是传教士翻译的，都是传教士在基督教的教义指导下翻译的。由于他不通中文，读不到原汁原味的《论语》，黑氏之鬼话，不亦宜乎?
梁启超又说：“读《论语》《孟子》一类书，当分两种目的：其一为修养受用，其一为学术的研究。为修养受用起见，《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孟子》如药，最宜祓除及兴奋……要之，《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钞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大家都知道，孟子非常强调养浩然之气，你永远有这种浩然之气，你不就永远年轻吗?永远充满活力与正能量吗?如果全国人民都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么全国人民就具备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只要向上，有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永不放弃，我们就永远不会衰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
三、“四书”内容与读法
朝仁宗元祐年间，《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钦定的教科书。“四书”的形成，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发展，由重“五经”向重“子学”的转变，由重圣王向重圣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我们可以追溯到韩愈的道统论。我们一般说“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经学和理学是不同的，经学更注重的是经义训诂、记诵之学，理学更多注重思想义理。
儒家之道就是圣贤之道。什么是圣贤之道?周敦颐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周敦颐不愧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仁义中正“四字，字字千钧。仁就是我们的同情心和善心，义就是公平、正义，中正是方法。仁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别的?人有了“仁”，才能成为人，如果没有这个“仁”，人就不是人了，这就是“仁者，人也”。《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仁义是本体，中正是方法。本体通贯方法，方法即本体，方法践行本体，本体即方法。“四书”之道，圣贤之道很简单，仁义中正而已。
为什么说“四书”是圣贤之道呢?在朱熹看来，《论语》是和孔子相关的，主要内容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弟子相与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把夫子的这些话编纂起来，就是《论语》。《大学》按照朱熹的说法，和“宗圣”曾子相关，但这个说法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中庸》是“述圣”子思所作，《孟子》是“亚圣”孟子及其门人所作。“四书”是真正的“圣经”。“经”就是常道，也就是核心价值观。我们一说“圣经”，大家就会想到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四书”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圣经”，《论语》是“圣经”中的“圣经”。孔子晚年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死了。第二年即孔子71岁时，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颜子也先他而死。颜子死，孔子哭之恸，发出了“天丧予”之叹。这时的孔子已是风烛残年，眼见着自己的接班人先死他能不恸哭吗?
后世学者王阳明谓：“颜子没而圣学亡”，因为只有颜子“见圣道之全”。所以“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颜子早卒，孔子死后，儒学只有分为八派乃至更多的学派，这些学派齐头并进，谁代表孔子之嫡传?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旨在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是否解决了，需另当别论。
学习《论语》旨在扩大吾人之胸怀，变化吾人生命之气质。《论语》不是“术”，而是道。修道就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胸怀广大，心包天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何以这样说?人最高的志向，最高的理想是什么?是成圣、成贤。王阳明曾问他的私塾老师，什么才是天下第一等事?老师告诉他，像你父亲那样，读书中状元是天下第一等事。王阳明的父亲是状元，但王阳明不以为然，他认为读书做圣贤才是天下第一等事。读《论语》，没有什么功利，要在变化气质，成就士、君子、圣贤人格。什么是士?士致力于精神价值的追求、道义的追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责任的人。荀子说学习“始乎为士，终乎为圣”，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最后是要成为圣人!圣贤之道就是人道，就是如何成人、成君子、成圣贤之道。
我们说说《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也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王阳明认为，一部《大学》，“诚意而已矣”。为什么王阳明独标“诚意”呢?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回到《大学》本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的第一个“明”是个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德性，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将此光明的德性向外扩充、发扬光大。“亲民”之亲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是革故鼎新的“新”，一个解释是亲近的“亲”。朱熹解释“亲民”为“新民”，就是“作新民”，只是自己明明德了，还不行，还要教化百姓，让百姓也革故鼎新，作新民。王阳明认为“亲民”就是“安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就是安民，也就是“亲民”。朱子与阳明各有所长，朱熹的解释更好理解，王阳明的解释更具有当代价值。“止于至善”，至善是无限的善，最高的善，圆满的善，至善好像是只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吧。但儒家文化的妙处，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善当下即时，无处不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是至善，具体而真实。今天我在这里讲课，尽我之能，竭我之诚，就是我的至善。至善在生活中呈现，在实践中圆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说“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至善”是“内圣外王”的合一，那么“修身”就是由“内圣”通往“外王”的转换点，也是由“外王”回溯“内圣”的一个中间环节。大学之道，是所有人的生存之道，它不是专门为帝王设定的帝王之道，也不是专门为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职业设定的专业之道，它是为所有人设定的人道。
《论语》总共有二十篇，第一篇是《学而》，最后一篇是《尧曰》，我们把“而”和“曰”去掉，就是“学尧”。《论语》这部书的主旨就是让我们“学尧”。儒家文化是学习文化，终身学习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所到之处就建教堂，而儒家所到之处是建学堂，所以儒家文化是学习文化，基督教是传教文化。“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仅学习，还要爱学习，进而通过学习获得了由内到外的一种“悦”或者说学本身就是乐。梁漱溟先生说曾为演讲，翻遍了《论语》，却不见一个“苦”，而“乐”字却随处可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从哪里体现出来?通过儒家文化体现出来的，通过《论语》体现出来。《论语》要熟读，反复回味，最后要达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正爱上《论语》，以《论语》为乐。能达到这个境界，实现由“人人心中有仲尼”到“人人行为皆仲尼”的转变。
我们再说说《孟子》。著名的儒学学者刘述先先生是哲学出身，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常常去拜访前辈一代大哲牟宗三先生。有一学期他们正在上《孟子》课，授课老师是毛子水先生。牟宗三先生问他《孟子》思想的主旨、义理纲维是什么?刘述先先生一时语塞。牟宗三先生说：“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刘述先一时不太高兴，但后来越琢磨，越觉得牟先生概括得有道理。我认为，牟宗三先生这八个字的概括抓住孟子思想的哲学本质和内在精髓，孟子就是把仁义礼智看成是内在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获取的，孟子的性善就是“人性本善”，不是“人性可善”，也不是“人性向善”。现在有好多学者说孟子“性善”是“向善论”，你这样理解是你自己理解的孟子。孟子就是“本善论”而不是“向善论”。“本善”就是天所赋予人的天性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灵明是善的。人与动物有相同的“性”，但这只能说明人的动物性，不能说明人性。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不否定“食色，性也”，“食色，性也”是本性，但这个本性不是和动物区别的本性，因为动物也有“食色”这个本性。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本性就是“善”，“本善”具体说就是“仁义礼智”，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本性由心而显。
我认为《中庸》是“儒家的天书”。《中庸》之学也可以说是“诚”学，是天道性命之学。“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天所赋予人的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本着人性的善，走人该走的道路就是人道。人不能偏离人的道路，什么是偏离了人的道路?当人一味追逐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人实际上就走向了鸟兽道路。
“四书”是一套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山东大学创校的校长是周学熙，周学熙的父亲叫周馥，曾做过山东巡抚，他写了一部家训，叫《负暄闲语》。他说：“一部四书，凡淑身、淑世、经济、权变以及大地、鬼神、男女、饮食，凡幽渺不可知之数，细微不可穷之事，无不包括靡遗。”“人能沉思静虑，细细体察，无不愈推越远，愈研愈深。”“四书”是圣贤之书，是成圣、成贤、成君子的学问。无论你是传统的中国人，还是西方化了的中国人;也不分你是少年、青年、中年或老年，人人都要读四书。我们在座的都是教育工作者，大家都以“立德树人”为旨趣。这个“德”如何立?经典是中华美德的载体，回到经典，回到四书，去探寻中华文化的根基，发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演讲者简介：颜炳罡，男，1960年生，山东临沂人，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颜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近年来利用教学与研究之余，从事乡村儒学的运动，并以各种形式向在校学生和社会大众讲读、宣传儒家经典，卓有成效，尤以“四书”为最，故坊间有“颜四书”之美称，可见其传习儒学之诚与社会影响之大。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曲园孔子文化》2020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