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地域文化研究》
编者按：中华学术丰富多彩、历久弥新。以文献来分，有经史子集；以地域来划分，有齐学、蜀学、关学、浙学、湘学、黔学、徽学等。可以说各个地区由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传统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构建、学术的创造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 地域文化又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本刊邀请蜀学、湘学、黔学、关学研究的四位资深教授，围绕“地域”“文化”进行交流，并以“文化笔谈”的形式刊出，期望能进一步推进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
作者简介：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儒学文献、巴蜀文献；四川，成都，610000。
在祖国大西南的古巴蜀大地（约当今四川、重庆和汉中等地），自古演绎着一支学术，历史上称为“蜀学”。蜀学有着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自成体系的学术传承，也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贡献。
巴蜀地当北纬25－35度，东经100－110度之间，秦岭、岷山、大巴山横亘其北，岷江、金沙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汉江等河流纵贯全境，最后汇成滚滚长江奔腾向东。从天文上讲，巴蜀地当井络、参宿之墟；从卦位上看，巴蜀又属于“西南得朋”的坤维范围。
这里山川秀丽，特产丰富，气候宜人，历史悠久。考古发掘已经表明，早在203万年前这里就生活着巫山人，5万年前后生活着资阳人；大约5,000到3,500年的古城遗址，遍布成都平原。《蜀王本记》《华阳国志》等记载了自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以及禀君、巴曼子等古国的君臣事迹；《山海经》及《禹本记》等记载了“大禹兴于西羌”“生于广柔”（今四川岷江上游）的传说。此地文明早启、文化灿烂，呈现出与中原颇不一样的气象。班固《汉书》说：巴蜀自西文翁兴学宫办教育、司马相如以文辞显赫以来，“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谢无量《蜀学原始》曾经说：“蜀有学，先于中国（中原）。”都表明巴蜀地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又一个发祥地。
从传说来看，巴蜀早期形成了独特的“三皇五帝”信仰和概念，与本地流行的“三才合一”和“五行相生”等观念基本一致。蜀人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为五帝，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天界、人界、地界合体）和《洪范》所述大禹“五行说”十分契合。蜀王自蚕丛至开明“五主”相继出现的历史，与夏、商、周的时代大致相当。“禹兴西羌”的系列传说，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底蕴。《论语》载孔子称赞大禹：“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奉天法祖、慎终追远的孝道伦理，勤俭节用、重视礼乐的文化特征，尽力治水、发展农业的治国策略，都奠定于大禹之时。《山海经》佚文还说夏后氏得“河图”以演《连山》，奠定了“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以阴阳为元素的哲学基础；纬书又说禹因“洛书”著《洪范》，其内容则见于《尚书》中箕子所述的《洪范》“九筹”之中。
中国是农业古国，历法素来是农业生产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巴蜀大地自古发达的农业催生了古老的历法，从三星堆考古发掘看来，青铜神树（上中下三层，每层三枝，枝立一乌）结构，揭示出上古“十日历”和“后羿射日”神话的本相；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也预示了四季十二月的阴阳合历。至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等文物，无论从制造工艺，或是造型艺术，都达到同期人类科技最高峰，体现出深厚的冶炼技术、美学造诣和精神诉求。东周时期，老死于巴蜀资中的苌弘，曾经传乐教于孔子；流放于蜀的尸佼，也是法家鼻祖商鞅的老师。这些都远在秦统一巴蜀之前发生，可见巴蜀人士对于儒、法二家的产生和形成，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存在。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相继设立侯国和郡县，接着李冰治水，巴蜀人力物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开发，号称天府之国，成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基地。西汉建立，这里是汉室车官、锦官所在地，负责中央王朝衣服、出行的重要制作。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为蜀守，在成都修起学宫，传授儒家“七经”，用文化知识来造就和选拔人才，实现了儒家“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然后从政”和“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从此之后，蜀士欣欣向学，史称蜀人“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自是巴蜀人才辈出，儒风浩荡，号称“西南邹鲁”，《三国志》遂有“蜀学比于齐鲁”说法。在汉代，巴蜀地区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汉赋四大家，有两家（司马相如、扬雄）出于巴蜀；汉朝曾推“八士”、曾表彰“四义”，巴蜀人才都占其中一半。此后，蜀学虽因时代盛衰而时有起伏，但整体来讲还是绵绵不绝，高峰迭起，大师辈出，成果丰硕的。
大致而言，蜀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七个重要的发展和演变时期：除了曙光初见、独具特色的先秦外，还有人才居国之半、文章独领风骚的两汉时期，学术持续发展、政治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异军突起、经济扬一益二的隋唐五代时期，三教诸学并盛、文化世家绵延不绝的两宋时期，文教不绝如线、学术相对沉寂的元明清初时期，蜀湘双峰并峙、人物再领风骚的晚清民国时期。七期当中，以成果较多、影响较大的先秦、两汉、两宋和晚清民国最具特色。
巴蜀学术人物，除了先秦时期的大禹（其妻涂山氏制“南音”）、彭祖（为殷太史）、尹吉甫（出将入相，作四诗见于《诗经》）、苌弘（传孔子音律）、臣君子（道论）、尸佼（法家鼻祖）等外；还有两汉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女文学家）、文翁（开石室学宫）、落下闳（制《太初历》）、胡安（易学，司马相如师之）、张叔（文翁弟子，首撰《春秋章句》）、王褒（辞赋）、严遵（治《易》《老》，扬雄师之）、扬雄（创“玄”学、善辞赋）、赵典（通《七经》）、涪翁（御医）、李尤（文学）、张陵（入蜀学道、创道教）、姜诗（孝道，二十四孝）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谯周（经学、史学，著作甚多）、诸葛亮（政治家）、秦宓（博学）、李讠巽（古文经学）、陈寿（史学）、常璩（方志学）、范长生（易学）、李密（孝道）、卫元嵩（易学）等；隋唐五代的武则天、陈子昂、赵蕤（博学，李白师之）、李白、李鼎祚（易学）、马祖道一（佛学）、宗密（佛学）、昝殷（医学）、彭晓（道学）、毋昭裔（刻蜀石经）、花蕊夫人（文学）、黄荃（画家）、王著（书法，编《淳化阁帖》）等；宋代则有“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阆中四陈”（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华阳范氏”（范镇、范百禄、范祖禹、范冲）、“铜山三苏”（苏易简、苏舜钦、苏舜元）、“井研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绵竹二张”（张浚、张縂）、“丹棱三李”（李焘、李壁、李埴）、“蒲江魏高”（魏了翁、魏文翁、高定子、高斯得）等家族，以及文同（书画）、唐 慎微（医学）、龙昌期（易学）、张商英（三教）、秦九韶（科学）等；元明清初有虞集（“元诗四家”之 首）、黄泽（经学）、邓文原（文学）、杨廷和（内阁首辅）、杨慎（状元）、陈以勤、陈于陛（俱大学士）、任瀚（文学）、熊过（易学）、来知德（易学）及清初“遂宁张氏”（张鹏翮、张问陶、张问安、张问彤）、“丹棱彭氏”（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新繁费氏”（费经虞、费密、费锡璜、费锡琮）、“罗江四李”（李化楠、李调元、李鼎元、李骥元）等；晚清民国的吕吴调阳（博学）、刘沅（博学、道学、理学）、杨锐、刘光第（杨刘俱为“戊戌六君子）、廖平（经学）、宋育仁（文学）、吴之英（蜀学）、张森楷（史学）、刘咸炘（史学）、尹昌衡（思想）、吴虞（思想），以及近代谢无量（博学）、郭沫若（博学）、蒙文通（史学）、李稢人（文学）、李源澄（史学）等著名人物，真是名家大师，代有其人。
从学术成就来讲，巴蜀学人在历史长河中做出了许多不朽的成绩和贡献。首先是敢于制度创新：西汉有兴文重教的文翁石室，东汉有信仰、知识并重的周公礼殿，五代有规模最大的《蜀石经》，树立了全国地方官学、庙学合一、经典体系等范式，当时领先全国，对后世的教育制度、祭祀制度和经典体系都影响甚大，被宋人吕陶、席益等称赞为“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创举。
其次是学术造诣突出，在经学领域有“易学在蜀”“麟经在蜀”之说，在文学领域有“蜀儒文章冠天下”之称，在史学领域有“唐后史学莫隆于蜀”之评。比如《易》学上，西汉有胡安（授相如）、赵宾（授孟喜）、严遵（传扬雄，有《易注》《老子指归》）、扬雄（仿《易》作《太玄》）；东汉有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晋有范长生（著《蜀才易传》）；北朝有卫元嵩（仿《易》撰《元包经》）；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龙昌期（会通三教，著《周易注》《周易绝笔书》）、苏轼（著《东坡 易传》）、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浚（著《易传》）、张縂（著《易说》）、张行成（著《皇极》诸书）、房审权（辑百家易说为《周易义海》，李衡删存《撮要》）、李舜臣（著《易本传》）、李心传（著《丙子学易编》）、魏了翁（著《周易要义》《周易集义》）；元有黄泽（著《易学滥觞》）、王申子（著《大易缉说》）、赵采（著《周易程朱传义折中》）；明有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杨慎（著《经说易说》）、来知德（著《周易集注》），以上《易》著多收入《四库全书》。清有李调元（有《古周易》）、刘沅（有《周易恒解》）、何志高（有《易解》）、范泰衡（有《易注》）、杨国桢（有《周易音义》）等；民国以来有尹昌衡（有《易鉥》）、廖平（有《易生行谱》）、刘子华（有《周易与天文学》）、郭沫若（有《周易的构成时代》）等，皆各有《易》著，蔚然大观。
文学上，从汉代开始即有“文章冠天下”之说（《汉书地理志》）。涂山氏“南音”开启《二南》《楚辞》体裁，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则为“汉赋三家”；东汉有文史兼优的李尤和杨终；唐代有诗歌巨擘陈子昂、李白，唐宋古文八大家有“三苏”，南北宋之交有“小东坡”唐庚，元代有“诗歌四大家”之首的虞集，明代有“记诵之博、著述之富”第一的杨慎；清代有诗词戏论俱优的李调元，与袁枚、赵翼唱酬齐名的张船山（问陶）；到近世，巴蜀文学在“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中，占据两席：郭沫若、巴金；此外还有号称“中国的左拉”的文学家李稢人（著《大波》《死水微澜》等）。
史学也是蜀人所擅长的，汉有扬雄《续史记》和《蜀王本记》，晋有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其后有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宋苏洵（《谥法》《太常因革礼》）、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张唐英（《蜀梼杌》）、范祖禹（助编《资治通鉴》，撰《唐鉴》）、苏辙（《古史》）、费枢（《廉吏传》）、王称（《东都事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旧闻正误》《总类国朝会要》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杜大皀（《名臣碑传琬琰集》）、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等。尤其是对宋代历史的记录和研究，蜀人贡献独多，故刘咸炘说：“唐后史学，莫隆于蜀。”
此外，蜀学还尝试构建起经典体系、信仰体系和核心观念：文翁石室首先在汉庭“五经”基础上形成“七经”（《易》《书》《诗》《礼》《春秋》加《论语》《孝经》），五代后蜀在唐庭“九经”（《易》《诗》《书》“三礼”“三传”）基础上形成“十三经”（“九经”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七经”在东汉得到承认，“十三经”更成就了后世儒学经典的基本格局。北宋初年，张崇信等人在成都刻成的《开宝大藏经》，奠定了中华大藏经的基本规范。
在信仰领域，巴蜀在中原三人皇（伏羲、女娲、神农）之外形成“三才皇”（“天皇、地皇、人皇”）；在中原五人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外崇奉“五色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对道家神系形成具有推动作用。“蜀学”还将道家与儒家结合，形成“道德仁义礼”核心价值观念：王褒《四子讲德论》称“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严遵《道德指归》提出：“虚无无为，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应，无所不为，谓之德人；兼爱万物，博施无穷，谓之仁人；理名正实，处事之义，谓之义人；谦退辞让，敬以守和，谓之礼人。凡此五人，皆乐长生。”扬雄《法言》问道：“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其后唐赵蕤著《长短经》、宋张商英传《素书》，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实现了道家与儒家、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务虚与务实、本体与实用的统一。
此外，巴蜀在历史上还是一个移民安置地，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入蜀后都成就（或奠定）了一生功业。历史有明文记载的，如东周苌弘入蜀，其天文学、乐学也传入巴蜀；秦国派司马错伐蜀，其后人之杰出者有司马相如；秦始皇时，文信侯（吕不韦）门客千家安置蜀中，儒学与杂家学术也传入巴蜀。汉代山东富豪迁蜀，卓文君就是入蜀富商卓王孙的女儿；扬雄的先辈，也是晋国杨侯后人从长江中游逐渐迁来的。《蜀王本记》还记载，老子西出关后，来到成都隐于青羊肆，将哲理性道学带来蜀中；后有张陵“入蜀学道”，创立道教。唐代，玄奘入蜀，在成都慈恩寺接受具足戒；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是其父任利州（治广元）刺史时所生。杜甫入蜀，获得更多诗歌灵感，平生诗作以蜀中诗占绝大多数。宋代欧阳修生于绵州，司马光少年时代也是郫县度过。周敦颐入蜀作合川县令，与蜀中人士交游，得陈抟“先天太极图”，遂开启“宋易”先声；张载少年侍父于涪州，耳濡目染了蜀中儒道合流、三才合一的学术气氛；“二程”少年随父入蜀，得见蜀中易学高人，故生“易学在蜀”之叹，晚年解《易》颇多蜀易色彩。及至晚清，一代名臣张之洞入蜀，创办尊经书院，系统形成“自小学入经学”“中体西用”等教育理念；号称“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是其父在成都任官时所生，对于蜀中尊道贵德、兼收并蓄的学风颇为熟悉。
巴蜀学术，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成果众多，内涵丰富。 蜀人著作见于著录的不下5,000余种，其收入正续编《四库全书》者大约500余种；其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科技、道教、佛学等领域，都有广泛影响。特别是蜀人经典化的“阴阳”“五行”“三才”等观念，“三才皇”“五色帝”等信仰，南音、辞赋、唐诗、古文、宋词等创作，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十三经、蜀刻大藏经等规制，都对全国性文化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价值观的凝练上，蜀人构建“道、德、仁、义、礼”的五德体系，与孔子“仁智勇”、孟子“仁义礼智”、董仲舒“仁义礼智信”等，相映成趣，可以互补。认真研究和吸取这些成果，对繁荣当代学术、重建当代文明，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附：蜀学小赋
岷山巍巍，上应井络；蜀学绵绵，下亲坤维。
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山经》及《禹记》，叙事多奇幻。往事渺渺，缙绅先生难言；先哲谭谭，青衿后学乐道。班孟坚谓：“巴蜀文章，冠于天下。”谢啬庵言：“蜀之有学，先于中原。”言似夸诞，盖有由焉。若乎三皇开运，神妙契乎天地人；五主继轨，悠久毗于夏商周。天皇地皇人皇，是谓三皇；青赤白黑黄帝，兹为五帝。三才合一，上契广都神坛；五行生克，下符《洪范》八政。
禹兴西羌，生于广柔，卑彼宫室，而尽力于沟洫；菲吾饮食，而致孝乎鬼神。顺天因地以定农本，报恩重始而兴孝道。复得河图演《连山》，三易因之肇始；又因洛书著《洪范》，九畴于焉成列。夏后世室，以奠明堂之制；禹会涂山，乃创一统之规。是故箕子陈治，首著崇伯；孔子述孝，无间大禹。
若乎三星神树，明寓十日秘历；金沙赤乌，已兆四时大法。苌弘碧珠，曾膺仲尼乐问；尸佼流放，尝启商君利源。及乎文翁化蜀，首立学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郡牧民，德礼莫后。蜀士鳞比，学于京藩；儒风浩荡，齐鲁比肩。七经律令，首先畅行蜀滇；六艺诗骚，同化播于巴黔。相如、子云，辉映汉家赋坛；车官、锦官，衣食住行居半。君平市隐，《老子指归》遂书；儒道兼融，道德仁义礼备。往圣述作，孔裁六艺经传；后贤续撰，雄制《太玄》《法言》。“伏栖之易，老子之无，孔子之元”，偕“扬雄之玄”以成四教；“志道据德，依仁由义，冠礼佩乐”，兼“形上形下”而铸五德。落下主《太初》之历，庄遵衍浑天之说。六略四部，不乏蜀人之文；八士四义，半膺国士之选。涣涣乎，文章冠冕天下；济济焉，人才充盈河汉。
自是厥后，蜀学统序不断，文脉渊源赓连。两汉鼎盛，可谓灵光鲁殿；魏晋弘宣，堪比稷下学园。隋唐五代，异军突起；天下诗人，胥皆入蜀。两宋呈高峰之状，三学数蜀洛及闽。蒙元兵燹，啼血西川；巴蜀学脉，续衍东南。明有升庵，足以振耻；清得张（问陶）李（调元），可堪不瞯。洎乎晚清民国，文风丕振，教泽广宣。玉垒浮云，变幻古今星汉；锦江风雨，再续中西学缘。尊经存古，领袖群伦；中体西用，导引桅帆。于是乎诵经之声盈耳，文章之美绍先。蜀学七期三峰，无愧华章；蜀勒六经七传，播名国典。
蜀之人才不愧于殊方，蜀之文献称雄于震旦。言经艺则有“易学在蜀”之誉，言史册而有“莫隆于蜀”之称，言文章则赞其“冠于天下”，言术数则号曰“天数在蜀”。人才不世出，而曰“出则杰出”；名媛不常有，犹称“蜀出才妇”。至若文有相如、子瞻，诗有太白、船山，历有落下、思训，易有资中、梁山，史有承祚、心传，书有东坡、啬庵，画有文同、大千。博物君子，则如李石、杨慎；义理哲学，当数子云、南轩。开新则有六译、槐轩，文献则有了翁、调元，宏通有若文通、君毅，道德则有子休、正元。方技、术数，必称慎微、九韶；道德文章，首举昌衡、表方。才士尤数东坡、升庵，才女无愧文君、花蕊，世遂谓“无学不有蜀，无蜀不成学”矣！宋人所谓“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云云者，亦有以哉！
蜀之经籍无虑万千，蜀之成就充斥简编。石室、礼殿，立我精神家园；蜀刻石经，示彼经籍典范。三皇五帝，别中原自为一篇；道德仁义，合礼乐以裨五典。谈天究玄妙之道，淑世著实效之验。显微无间，体用一源。
至乎身毒偎人爱人，已见《山经》；佛法北道南道，并名《丹铅》。蜀士南航，求佛法于瀛寰；玄奘西来，受具足于慈殿。若夫蜀人一匹马，踏杀天下；禅门千家宗，于兹为大。开宝首雕，爰成大藏之经；圭峰破山，肇启独门之宗。菩萨在蜀，此说佛者不可不知也。
至若神农入川，本草于焉始备；黄帝问疾，岐伯推为医祖。涯涯水縵，云隐涪翁奇技；莽莽山峦，雾锁药王仙迹。经效产宝，首创始于昝殷；政和证类，卒收功乎时珍。峨眉女医，发明人工种痘；天回汉简，重见扁鹊遗篇。雷神火神，既各呈其神通；川药蜀医，遂称名乎海外矣。
又有客于此者，亦立不世之名，而得终身之缘。老子归隐青羊之肆，张陵学道鹤鸣之山；女皇降诞于广元，永叔复生乎左绵；司马砸缸以著少年之奇，濂溪识图而结先天之缘。横渠侍父于涪，少成民胞物与之性；蠲叟随亲诞蜀，得近尊道贵德之染。是皆学于蜀者大，入于蜀者远也。
系曰：巴山高兮蜀水远，蜀有学兮自渊源。肇开郡学兮启儒教，化育万世兮德音宣。我所思兮在古贤，欲往从之兮道阻艰。仰弥高兮钻弥坚，候人猗兮思绵绵。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