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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成中英、楼宇烈:探讨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
2018-08-26 22:49     (阅读: )

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11日

 

 

 

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

立足“返本开新” 关注生活世界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

 

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

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在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目前,这一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

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中国哲学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比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对于儒学经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

秉持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

哲学总是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今时代,儒学发展面临诸多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和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与目的问题,东西方社会新一代面临的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现代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国际整合问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利益追逐与市场竞争问题,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冲突问题,人类未来走向与发展取向问题,等等。除此之外,来自宗教信仰者的诘难,来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评等,是儒学发展的外部挑战,考验着儒学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智慧。

面对问题和挑战,我们亟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道德实践,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积极影响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

保持儒学核心价值

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学的最大特征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倡导一种自主自强之德、返本之德、创化之德、求同存异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础上,才能实践仁道、寻求义道,建立礼制亦即行为规范。儒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注重发挥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当行也可行,行不行则在乎个人自觉与否。儒学先不问效果,强调自强而后助人、自强而后立人、自强而后达人,强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见,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不同于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伦理学,更不可成为时下相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角色伦理。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关系现象,就断言儒家把有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关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这是一种消解与庸俗化儒学的观点。

其实,儒学并不只强调人在组织里扮演一个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强调在集体和组织中保持人的独立性。儒学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重视辨清是非善恶、把握取舍去留。儒学强调,为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时要真诚地面对社会关系。角色伦理注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形式与技术,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体现,这是角色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儒学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儒学的真诚性与德性,将儒学看作真诚伦理和德性伦理,而不是肤浅地将其看作角色伦理和关系伦理。

发挥儒学经世致用功能

中国的和平发展,雄辩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当代新儒学应认清自身的方向与潜能,认清自身的时代定位,认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要与世界文明积极互动,而且要坚持人类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发挥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功能。

客观地说,儒学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对于人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价值,对于人类应对危机挑战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儒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应漠视社会发展,而应将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当代新儒学应关注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思辨、伦理与政治问题,还应包括生态、经济、管理、医疗等诸多当代问题。为此,我们可以探索建立生态儒学、经济儒学特别是低碳经济儒学、管理儒学和医疗儒学,将儒学中的本体论、伦理学与知识学灌注到这些领域之中,形成相关的价值、规范与目标。

对于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儒学可以从以下认识前提出发,探索提供参考性答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不断超越自身、相互借鉴,促进内外平衡;当代人面临的价值困境,正是儒学创新发展的良机,当代新儒学可以引导人们处理好知己与知人、成己与成人的关系;儒学秉持的儒、释、道调和与统一的理论,有助于解决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与敌对问题;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与实现形式是多元的,当代新儒学可以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智慧;弘扬儒家义利观的合理要素,有助于从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入手解决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儒学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不但有助于建构当代生态文明,而且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儒学精华造福现代人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代人也经受了种种“病变”。

例如,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一种让人始料不及的矛盾: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而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使个人生活甚至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因此,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增强。

又如,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容易造成人们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上,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乏味,容易导致失落感和对生活的迷惘。

另外,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威胁现代人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将贻害子孙后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要的问题。

面对上述种种“病变”,儒学精华大有可资汲取和借鉴之处。

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这是儒学十分强调的思想。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因而倡导“仁民爱物”。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人们应当推己及物。宋代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儒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中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失调,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医治疗中,无论是诊断还是开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严格到选择药材的产地和生产时间。这种将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至今仍然适用。这种观念告诉人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人类必须全力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此外,儒学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制消费的思想。例如,荀子将“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这是有深远意义的见解。

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有一定历史根据和道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群体而存在,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凸显个人的价值。因此,儒家强调服务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形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名句传诵至今,正反映了人们对献身于社会群体这一行为的高度肯定,也反映了人们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君子。

一个人的言行受他的“心”(头脑、思想)支配,一个人观念的变化会影响其言行的变化。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是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进程中的,而人的这种参与不是一般的参与,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说的是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就像心在人体中的地位。人心一动,人的言行就会发生变化。与此类似,人类观念、行为的变化,也会引发天地万物的变化。正因如此,人类更应对自我有充分的认识,对自身言行有更多的节制。

儒家认为,人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不能以大自傲,也不能以小自卑,正所谓“泰而不骄”“位卑未敢忘忧国”。然而,这并不容易做到。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于同自然和他人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源则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妄自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儒学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又认为应合理安顿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人类的最高宗旨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天地参”,让人类的智慧参赞天地造化。这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良方。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华的自尊和自信不断增强。当此时势,我们应更加积极地开发儒学这座宝库,使其日进日新,在散发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崭新的时代风采,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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