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11日

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

立足“返本开新” 关注生活世界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

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

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在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目前，这一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

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中国哲学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比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对于儒学经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

秉持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

哲学总是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今时代，儒学发展面临诸多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和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与目的问题，东西方社会新一代面临的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现代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国际整合问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利益追逐与市场竞争问题，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冲突问题，人类未来走向与发展取向问题，等等。除此之外，来自宗教信仰者的诘难，来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评等，是儒学发展的外部挑战，考验着儒学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智慧。

面对问题和挑战，我们亟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道德实践，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积极影响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

保持儒学核心价值

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学的最大特征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倡导一种自主自强之德、返本之德、创化之德、求同存异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础上，才能实践仁道、寻求义道，建立礼制亦即行为规范。儒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注重发挥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当行也可行，行不行则在乎个人自觉与否。儒学先不问效果，强调自强而后助人、自强而后立人、自强而后达人，强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见，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不同于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伦理学，更不可成为时下相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角色伦理。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关系现象，就断言儒家把有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关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这是一种消解与庸俗化儒学的观点。

其实，儒学并不只强调人在组织里扮演一个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强调在集体和组织中保持人的独立性。儒学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重视辨清是非善恶、把握取舍去留。儒学强调，为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时要真诚地面对社会关系。角色伦理注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形式与技术，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体现，这是角色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儒学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儒学的真诚性与德性，将儒学看作真诚伦理和德性伦理，而不是肤浅地将其看作角色伦理和关系伦理。

发挥儒学经世致用功能

中国的和平发展，雄辩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当代新儒学应认清自身的方向与潜能，认清自身的时代定位，认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要与世界文明积极互动，而且要坚持人类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发挥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功能。

客观地说，儒学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对于人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价值，对于人类应对危机挑战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儒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应漠视社会发展，而应将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当代新儒学应关注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思辨、伦理与政治问题，还应包括生态、经济、管理、医疗等诸多当代问题。为此，我们可以探索建立生态儒学、经济儒学特别是低碳经济儒学、管理儒学和医疗儒学，将儒学中的本体论、伦理学与知识学灌注到这些领域之中，形成相关的价值、规范与目标。

对于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儒学可以从以下认识前提出发，探索提供参考性答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不断超越自身、相互借鉴，促进内外平衡；当代人面临的价值困境，正是儒学创新发展的良机，当代新儒学可以引导人们处理好知己与知人、成己与成人的关系；儒学秉持的儒、释、道调和与统一的理论，有助于解决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与敌对问题；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与实现形式是多元的，当代新儒学可以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智慧；弘扬儒家义利观的合理要素，有助于从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入手解决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儒学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不但有助于建构当代生态文明，而且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儒学精华造福现代人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代人也经受了种种“病变”。

例如，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一种让人始料不及的矛盾：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而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使个人生活甚至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因此，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增强。

又如，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容易造成人们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上，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乏味，容易导致失落感和对生活的迷惘。

另外，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威胁现代人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将贻害子孙后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要的问题。

面对上述种种“病变”，儒学精华大有可资汲取和借鉴之处。

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这是儒学十分强调的思想。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因而倡导“仁民爱物”。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人们应当推己及物。宋代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儒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中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失调，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医治疗中，无论是诊断还是开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严格到选择药材的产地和生产时间。这种将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至今仍然适用。这种观念告诉人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人类必须全力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此外，儒学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制消费的思想。例如，荀子将“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这是有深远意义的见解。

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有一定历史根据和道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群体而存在，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凸显个人的价值。因此，儒家强调服务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形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名句传诵至今，正反映了人们对献身于社会群体这一行为的高度肯定，也反映了人们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君子。

一个人的言行受他的“心”（头脑、思想）支配，一个人观念的变化会影响其言行的变化。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是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进程中的，而人的这种参与不是一般的参与，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说的是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就像心在人体中的地位。人心一动，人的言行就会发生变化。与此类似，人类观念、行为的变化，也会引发天地万物的变化。正因如此，人类更应对自我有充分的认识，对自身言行有更多的节制。

儒家认为，人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不能以大自傲，也不能以小自卑，正所谓“泰而不骄”“位卑未敢忘忧国”。然而，这并不容易做到。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于同自然和他人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源则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妄自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儒学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又认为应合理安顿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人类的最高宗旨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天地参”，让人类的智慧参赞天地造化。这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良方。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华的自尊和自信不断增强。当此时势，我们应更加积极地开发儒学这座宝库，使其日进日新，在散发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崭新的时代风采，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