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陆对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开发，成绩丰硕，使得不少学术议题获得较精细和准确的认识。单以个人所关注的史学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长久累积的工作，便令人印象深刻。在台湾由于先天资料的残缺，恒受“文献不足征”之患，举其例：个人在探讨“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感受特别深刻；主要在本地幸存的近代教科书甚为有限，取证并不容易。故对近年大陆累积的文史研究工作更是歆羡不已。

但在此得之不易的实证基础之上，如何再推进或扩大其研究成果，乃是时常萦绕于个人脑海中的思虑。倘若“知己知彼”乃是周全掌握历史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除了广泛搜集各方中文材料之外，“知彼”仍有其必要，是故了解跨文化人物身处彼方的文化情境不可或缺。必须先行一提的，先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教授多年前于其比较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1964），业已充分展现此一进路的手法。按，史华慈教授缘融通中西思想史，故能独具慧眼，特别提示严复赴英进修时，并非纯然一张白纸，而是带有先入为主的眼光，对西方经典进行独特的阅读和诠释；而经由史氏比对西方原典和严氏的中文译作之后，他梳理出严氏理解的差异和文化意涵。而获得前贤前所未发的睿见，令人耳目一新。

另以个人近年所摸索过的三个个案：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三位皆有沉浸异文化的经验，复恰巧与兰克史学有着程度深浅不一的关系，谨略予阐述如下：

首先，以梁启超（1873—1929）为例。梁氏治学博通中外古今，曾数度滞留东瀛，后更曾远赴欧美考察。综观梁氏一生的政治与理念，尝历数变，他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此一评语施之史学发展亦不差。

本世纪之初，扶桑人士狭间直树挟地利之便，集众人之智，群策群力，探究梁氏思想形成的日本渊源，成绩可观，颇可借鉴。此外，上世纪之末，个人亦不揣简陋对梁氏史学稍作探索，兹简述于下；在史学史上，梁氏素被视为中国新史学的肇基者，尤以《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一书闻名于世。衡诸事实，以影响力之广泛，梁著显然无人可及。致连当年视梁氏为学术劲敌的胡适（1891—1962）均称许本书为“任公的最佳作”，遑论其他。那么梁氏独特的吸引力与贡献何在呢？

按梁氏早期曾数度滞日，甚受该地文化及学术氛围的熏陶，思虑为之大变。因此了解该时的思想情境，当有助于了解梁氏思想的形成背景。一如前人所述，梁著所涵摄的史学原则实本诸西学史识。个人便曾撷取日本汉学大家桑原骘藏（1871—1931）对梁氏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适可折射出梁氏史学的意涵。

整体而言，桑原氏甚为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且相信此书对中国史学的革新定起作用。惟衡诸日本史学界，凡是熟读德人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入门》（1905）或日人坪井博士《史学研究法》（刊于1903）等书的人，本书便无参考的必要。但他随下一转语，梁氏书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国史例，却是它书绝无仅有，因此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均应多加重视。要知桑氏素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有此嘉许委实不易。桑原氏的评论必须加予覆按，方能切中个中实情。

日本留心西洋史学较中国为早。1887年，德国兰克（Leopold Ranke，1795—1886）学派的门徒律斯（Ludwig Riess，1861—1928）已开始在东京帝大传授日耳曼史学。随后，日籍留欧学生陆续返国，以东大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当时西洋史家奉德国史学为圭臬，日本史学在西化的过程亦难免呈现同样的征象。桑原氏提及的坪井博士即为上述的代表人物。坪井氏的全名为坪井九马三（1859—1936），早年留欧，深受德国史学影响。返国后，长年任教东京帝国大学，传授史学方法与政治外交史。乃是日本兰克史学的掌旗者。

桑原氏所提的另位学者伯伦汉则是德国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1889年，他所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素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在西洋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兰克史学的敌对者兰布什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即说：“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尔泰（Voltaire）、伯伦汉与我自己。”由此可见一斑。]桑原氏所说的《史学入门》，顾名思义应是该氏刊行于1905年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书。该书浅显易晓，曾有“岩波文库”日译本。桑原氏之评不啻意谓：梁氏一书所表彰的史学原理不逾伯伦汉的系统。

复次，潜心史学有年的杜维运教授亦指出梁氏一书的历史概念颇有借鉴《史学原论》之处。按该书作者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与赛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咸为法国日耳曼史学的再传弟子。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论》享有与伯伦汉著作同等的地位。由于道出同源，它们均可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终的陈述。是故，无论梁氏史学确切源出何处，恐与当时的西方史学脱不了关系。杜氏之后，复有邬国义先生进而指出梁氏原初新史学的概念颇有取资日人浮田和民（1859—1946）《史学通论》之处。按浮田和民曾留学耶鲁大学，该时适是“兰克科学史学”风行美国之时。他和坪井九马三素被目为世纪之际两位日本兰克史学的鼓吹者。概言之，杜、邬两位的立论盖立基于文本之间的校勘和比对，恰与桑氏一语中的的实质论断，可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然而仅凭传播西学尚不足以解释梁著成功的理由，否则西学造诣尤佳的何炳松、杨鸿烈（1903—1977）诸人的史著，理应略胜一筹，事实上日后反倒隐没无闻。这时桑原骘藏对梁氏国史造诣的推崇就有些启发性。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致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溶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职是之故，桑原氏的两点评论揆诸日后发展，盖洞烛先机，发人深省。

另以王国维（1877—1927）为例。王氏早年与西方哲学的搏斗，乃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壮举，但三十之后，却毅然决然舍弃西学的追求，转而专攻国学，果不其然造就了一番伟业；而为后人所向往，欣羡不已。但他个人治学的转向和决裂，却不经意留下一个亟待索解的学术公案。因此若无直接取证康德哲学的文本，便无由掌握这段时期王氏的思路与变化。而往昔的处理，常令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盖史家往往回避取阅康德的著作。

诚然，康德的哲学著作素称难读，概念抽象且繁复，不只哲学工作者视为畏途，更遑论实证取向的史学家。但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不能直接亲炙其作品，终究仿若古人所讥刺的“对塔说相轮”了。

要言之，王国维之接触哲学纯系偶然。他与康德哲学四回搏斗的故事，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最后他系通过叔本华的阐释，方得其要旨。之前，王氏固然于康德的论旨略有所悉，但于康德文本本身繁复的论证程序，似一时难以掌握。但整体而言，王氏对德意志观念论的认识，是假道当时日本学界。要知日本学界接受德国哲学颇早于中国，其时康德与叔本华思想渐次风行。概言之，康德的“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向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将原本被奉为一种基本及普遍论说的形上学（metaphysics），转化为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利器，且超脱传统形上学本体论的形式。这一点王国维深得三昧，例如他曾断言：“彼（汗德）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在重新阐释及评估传统中国哲学议题，他遂亦步亦趋，取法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先天辩证法”（transcendental dialectic）的技巧，解消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他撷取中国哲学论述最多的三个概念：“性”、“理”、“命”，予以别出心裁的阐述，而撰述了《论性》《释理》《原命》三种不同凡响的文本。

他所持的高见，乃系得自康德的教诲——切勿混淆“形上”与“经验”不同范畴的论述。职是他特为表彰，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的立论。惟得一提的，王国维于《三十自序》里，毫不讳言，尝因读《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transcendental analytic），无法卒读，遂得中辍。可是在《论性》等几篇近作，他却能将“先天辩证”的推论运用自如，去解析古典中国的哲学命题，其理解康德哲学的功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请注意拙文所用的康德英译本并非王国维阅读的英译本。“先天分析论”（或译“先验分析论”）乃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而“先天辩证”（transcendental dialectic，或译“先验辩证”）才是第二部分。循理说，必得先明了“先天分析论”，方能掌握“先天辩证”的妙处。但也有学者认为“先天分析论”才是全书最难理解的。]

此外，在《原命》一篇，虽然王氏假道康德的议题，但他已能有别于康德，而提出异议，谓“责任”的观念自有其价值，而不必预设“意志自由论”为羽翼。王氏的意见真确与否并无关宏旨，但显现了他渐获自信，有所拣择，不复人云亦云了。之后，王氏竟一度认为：之所以读不通康德，乃是康氏其说“不可持处而已”。前后对照，王氏判若两人。

果若王氏的确依循着研读康德，以思索中国文化相关的议题，这段时期他所刊行的代表作，恰恰透露了他阅读的轨迹。例如：《论性》（1904）与《释理》（1904）之于《纯粹理性批判》；《原命》（1906）之于《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一文之于《判断力批判》。它们所涉的议题均呈现了与“三大批判”一一对应的情况。

于此，王国维心目中的哲学需得略加解析。他执着“纯粹之哲学”，而视其他哲学为杂糅之学。他曾抨击名重一时的严复“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故难登大雅之堂。王氏主张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他拳拳服膺叔本华的理念，谓“人为形上学的动物，而有形上学的需要”，故奉叔本华的形上学为“纯粹哲学”的典范。并以哲学为“无用之学”，方堪与唯美的艺术相比拟，同为人类文化至高的结晶。他且感叹中国故“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职是之故，梁启超和严复辈汲汲于追求经世致用之学，自是为他所不屑。他直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而国人“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且不及千分之一。

一般认为王国维在1911年再次东渡日本，经罗振玉的规劝，方才改弦更张，毅然放弃哲学，步上研究国学一途。惟个人揣测在此之前，他恐尚未放弃追寻西方哲理的念头；否则他断不会不辞舟车劳顿，将那些攸关哲学的洋书，随身携至东瀛，并暂存放京都大学图书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能一旦王氏旅日既久，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求知的热忱，不歇时便会知晓其时日本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远非他所及；而在知己知彼之后，果要在治学上出类拔萃，善尽己之长，“返归国学”不失为正确的抉择。

总之，王国维的哲学工作或许仅止于此一阶段，而有其时代的意义，但真正影响及日后学术的发展，却是他接受西方史学以及接轨国际汉学的机缘。居中最关键的人物，不外是其业师藤田丰八和一路栽培他的罗振玉。

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盖经由藤田的熏陶。藤田毕业于东京大学，该时恰是兰克关门弟子律斯赴日执教的时候，藤田一辈的汉学家不少受教于他，而受到兰克史学的洗礼。这同时是近代日本史学转化的契机。尤其当时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倾向，乃是向西方请益，而非向中国学习。而王氏最初认识兰克史学，也是因为藤田嘱其代为写序之故。

简之，兰克史学对日本或中国“新史学”的启示，最重要的无非是重视“原始史料”与史料的“系统”性而已。这点在藤田或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发挥得鞭辟入里。王氏就曾对藤田氏攸关中国古代棉花业的分析称誉备至，其优点便是善用许多吾辈不能利用的材料，而引为己方憾事。要知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乃始自研究西洋哲学，因此纵使有接触兰克史学，其影响一时并不显豁。惟一旦他跨入文史领域，其作用则立竿见影。例如：他在准备《宋元戏曲史》之前，则先大量广搜材料，编纂了《宋大曲考》《优语录》《戏曲考源》和《录曲余谈》（1909）等，这或可视为兰克史学典型的进路。

王国维步上国际汉学的另一引导者，正是罗振玉。其佐证之一，便是他少时素不喜《十三经注疏》，甫受新潮洗礼，即驰骋西学，游骑无归。此时却因罗氏规劝他“专研国学”，遂幡然一改旧习，尽弃所学；随罗氏请益小学训诂之事，并勤研《十三经注疏》，打下日后董理国学扎实的底子。这虽让他得以领会并承接有清一代的学术，却仍不足以尽道其日后绝大成就的底蕴；诚如他胞弟王国华（1886—1979）所言：“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又，王氏多年的挚友——金梁（1878—1962），且进一步称他“尤善以科学新法理董旧学，其术之精、识之锐，中外学者莫不称之”。

另有一项因缘亦不容忽视，便是罗氏和藤田毫不藏私地引荐了王氏同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直接切磋、交流，让他接引上实时性的学术议题，一展长才。总之，毋论就原创性的见解或开拓崭新领域两方面，日后王氏均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为众望所归。且援引王氏学侣——狩野直喜氏概括王氏一生为学特色的评论，以为结语，他言道：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一方面在于凡是中国老一辈大儒才能做到的事，他都做得到。……可是因为他曾研究过西方的学问，所以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为可靠。换言之，他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法理解得极透彻，并将之用于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王君作为一个学者的卓越之处。（《回忆王静安君》）

要之，狩野氏所谓“西方科学研究法”，意谓着无非是世纪之际，被奉为“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圭臬的兰克史学。职是，谓王氏甚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说，西方哲学对王氏的影响是一时的，而西方史学方是恒久的。

最后，以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为终例。原初他留学英国，再转赴德国深造。于后者他深入学习历史及语言学，盖属成学的阶段。傅斯年所遗留《史学方法讲义》一书，因为残缺不全，故难窥其全貌，书中直接攸关兰克甚少，因此，只得另循其他途径，以蠡测他与兰克史学的关系。西方思想史曾有一例，便是《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该书两位作者采行“周遭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爬梳维氏哲学志业的底蕴。由于维根斯坦之所以从事语言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界向来是个谜团，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其学生杰尼克（Allan Janik），便借重萧斯基（Carl 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的研究作为基底，烘托出维氏身处该时维也纳文化的危机，以证成维氏从事语言哲学的意义。这部作品令个人印象深刻。

杰尼克与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1973）

析言之，“周遭证据”并不若“直接证据”来得直截了当，而是多少要添几分想象力，其效用主要是间接的“衬托”而非直接的“证成”。以傅斯年与兰克的关系，诚然傅氏言及兰克之处相当有限，但若执此以探究他与兰克史学的渊源，不免落下禅宗所云“死在字下”的执悟。因此必须另谋管道，方得一窥究竟。

傅斯年屡屡振臂疾呼“史料学即史学”、“史学便是史料学”等语，意图标榜自身的治史观点，但这几句鲜明的标语，日后不意却沦为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以“史料学派”讥斥之。

吾人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以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其二乃是1928年傅斯年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发展既深且远。先前，笔者对梁氏《新史学》业略有考述，于此不再赘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义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在学界最脍炙人口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命题出现。可是要理解此一论点，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以及赋予的任务，然后才旁及他所引进“史料”的新概念。

要之，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欧洲或德国，均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境；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异文化的造访者却仍是新颖可喜，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读者只要稍加比对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至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需求，它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不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方法导论》）

若我们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而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确是殊堪玩味的线索。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记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傅氏为中国史家所塑模动态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虽然我揣测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兰克的治学特征，但此一句话似由英国史家崔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转手而来。崔威廉于1903年发表《重新发现克里欧》（注：克里欧〔Clio〕为历史女神），旨在驳斥另位史家伯雷（J. B. Bury，1861—1927）科学史学之说。1913年崔氏修订后复收入《克里欧：一位女神》。该文形容敌对的学派 “Collect the ‘facts’ --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寻资料的动态观念，此与囿于饱读经史的传统学者有所区别。]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

实言之，重视史料，尤其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并非始自傅斯年，之前梁启超、胡适受西学影响，业已阐发再三；所不同的是，留学德国、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氏复将此一论点激进化，进而申论“史料的优先性”，成就其“史料学即史学”的看法。因此，在学理上傅斯年便直截了当地概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因他认为：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同上）

依此，傅氏且分辨“科学研究”与过去“学院学究的研究”的差异，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学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无怪在西方史家中，傅氏特别推崇兰克（软克）与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史学成就；至于中国史学，他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史料应用方面，他固贬抑欧阳修《五代史》，另一方面却高度称誉欧阳氏的《集古录》乃是“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其故无它，在于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平而已。

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新史学的倡导者既是摒弃固有史学，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工夫赞赏有加？此一情结不止见于傅氏一人，梁启超、胡适之辈亦复如此。例如他们虽蔑视《资治通鉴》所蕴含的史观，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口称誉，代表考史工作的极致──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是，考证工作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必须重新对焦：传统经典已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这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的正解。

概言之，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三位均有丰富穿梭异文化的体验，因此除了详读其中文著作之外，必须深临其境，知悉其所领略的异文化，方得完整掌握其思想的原貌。复得点出地，了解“彼方”固不可缺，但细嚼作者中文原著仍是必经的途径，盖异文化浩瀚如汪洋，茫无边际，而造访者恒囿于先入为主的关怀，只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是故，造访者留存的中文著作乃是不可或缺的接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