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四川冕宁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祖先故事的形成表明，作为屯堡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屯堡叙事，是一个历史结构的过程。从地方历史脉络尤其是村落生活语境当中的家族关系出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上述过程。屯堡叙事的建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不如说是对当下家族关系的理解和解释。
关键词 冕宁；屯堡叙事；地方历史脉络；村落语境；家族关系
作者简介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持续升温，屯堡作为明代军事移民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论者多有强调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把屯堡视为封闭、孤立的文化体系，由此解释屯堡文化为何得以保存完整。换句话说，即强调土著冲击这一外部因素是导致屯堡文化坚守并延续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思路下，屯堡文化往往成了“泥古不化”的代名词，或者想象的原封不动的明初移民文化。“凝固”、“停滞”、“六百年不变”等词常常被用以描述屯堡文化。这一研究思路已经遭到部分学者的挑战，如卢百可（Patrick Lucas）利用人类学的族群边界理论来分析屯堡叙事，试图在明初以来六百年的长时段中，动态找寻不同时期塑造和维持族群边界及文化的各种因素，从而对“停滞论”的研究取向进行反思。不过，他对于地方历史语境的把握亦显得不足——并非从具体的地方历史脉络出发，而是从整个贵州的社会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出发——使其更多地从外部因素来考察屯堡叙事演变的环境，而忽视屯堡自身的内部因素，如宗族发展、宗族间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主要从地方历史脉络尤其是村落语境出发加以分析，希望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屯堡文化的发展及其动力等问题。
一、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的祖先故事
菩萨渡是四川省冕宁县的一个汉族村落，位于县城以东约三公里处，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城厢镇。该村东面高山环绕，西面安宁河及群山连绵，北边藏、彝村落星罗棋布，南面汉人屯堡密密麻麻，菩萨渡刚好就处在东西高山之间的隘口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号称“东枕高山，西临大河，北扼番族，南控河谷”，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据传，菩萨渡及其附近曾经居住的是西番人（今被识别为藏族），因明初大军曾在此驻扎，所以后来变成了汉族军事移民的一个屯堡聚落。该村现有周、王、邓三大姓，约150户，700余人，传说他们的始迁祖来自南京应天府兴（新）化县青石桥（板），具体来说，邓家为江南应天府新化县孝感乡青石板，王家为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王家巷，周家为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街，三者皆贵为王侯后裔，比如邓家始迁祖邓宝是明初开国功臣宁河王邓愈之后，王家始迁祖王观是定远侯王弼之后，周家始迁祖周全是江夏侯周德兴之后，于洪武年间来此镇守，后来便长期驻扎下来并担负起镇守疆土、抵御番夷的重任，经过六百余年的人口繁衍，发展成今天菩萨渡的三大望族。
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的这一祖先故事，对今日当地村民来讲早已是耳熟能详，甚至冕宁县其他许多家族也都知晓这一说法。归纳起来，其主要反映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周、王、邓三姓始迁祖都来自南京应天府兴（新）化县青石桥（板），而且还有具体的小地名，如孝感乡、王家巷、猪市街。第二，周、王、邓三姓分别为宁河王邓愈、定远侯王弼、江夏侯周德兴的后裔。尽管如此，这些说法却并非历史真实。例如，王观侄子王裕的墓志铭记载，王观的父亲叫做王恩，哥哥叫做王宝，是河南开封府人。明代档案《武职选簿》也记载，王观的哥哥为王宝，王观因接替患病的王宝才来到此地，他们为祥符县人（属于河南开封府）。可见，菩萨渡王家并不是来自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其祖先也不是明初开国功臣定远侯王弼，那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究竟是如何变成来自南京应天府兴化县的王侯后裔的呢？
二、清代“南京青石桥”叙事的建构
（一）清代族谱中的“南京青石桥”叙事
据出土材料显示，冕宁及相邻的西昌等地明代家族文献记载其祖先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祖先经历记载详细；第二，没有关于来自“南京青石桥”这样的说法。这一祖先叙事是清代才逐渐产生的：
余家祖籍江南应天府新化县孝感乡青石板。明洪武年间补镇斯土，同周、王二姓由云南而来，驻扎高山堡棠梨坝，镇守北沙关。（冕宁菩萨渡邓氏乾隆二十五年《谱序》）
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猪市街。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奉命来斯。（冕宁菩萨渡周氏乾隆三十四年《周氏族谱世系源流录》）
祖父辈隶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宁府溧水县青石板赵家湾。乃明洪武二十五年，因宁郡初经开辟，设立指挥，分治八所。始祖赵讳重义，补授中所长，奉檄来宁。（冕宁瓦糯赵氏乾隆四十二年《谱序》）
余等世祖江南宁国府宣城孝感乡麻柳屯青石桥猪市巷人氏，耕读世业。因大明洪武年间入蜀中所安插。（冕宁三河村陈氏道光六年《谱序》）
自弘武七年设法至十七年至，原籍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初入建南[任]左所镇军千户。（冕宁菩萨渡王氏道光十八年抄录旧《王氏族谱序》）
始祖阿伏公，江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安上乡第一都青石桥人也。明初附调将军，累立大功，钦授怀远卫后千户所百户，给荒字文凭一道，后与祖弟阿演同调发四川建南苏州卫，继改宁番卫，即今冕宁县也。（冕宁县枧槽村同治四年《卢阿伏墓碑》）
杨氏一家原籍江南京都苏州府新阳县青石桥杨半街，八翰林一将军。大明洪武初登大宝，南京人稠地密，设法迁民，吾始祖因酒失言，奉法迁居于宁番卫百户军，安居杨秀也。（清末冕宁杨秀屯杨氏灵牌）
余之祖籍也，世处南京应天府溧水县青石板猪市街……洪武二年奉命来斯，为后所之总军。（冕宁谢氏清代《谱序》）
从以上材料可知，来自“南京（江南）某某府县青石桥”的说法是清代逐渐形成的现象。最早记载这一说法的是菩萨渡邓氏乾隆二十五年《族谱序》，此后又有周氏、赵氏乾隆年间的《族谱》加以记载。可见，乾隆中后期是“南京青石桥”叙事产生的关键时期。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何在这一时期各家族开始重视撰修谱牒并强调祖先的来源呢？
（二）乾隆中后期修谱之风的盛行
1、四川清丈与修谱重要性的凸显
宁番卫与其他明代卫所一样，卫军逃避屯粮军役的情况时有发生，到明末已变得非常严重。清初“吴三桂之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宁番卫赋役征收困难的问题。康熙中后期，宁番卫一度难以完粮纳税，地方官屡次向朝廷申请豁免。就宁番卫来说，清初赋役难征并非完全由人口稀少、土地抛荒所致，而是大片的土地实际上控制在大家族手中，长期不向政府纳税。关于这点，冕宁胡家堡（又叫胡家嘴）胡氏便可为证。据《胡氏宗谱》记载，始迁祖胡贵祖籍江苏如皋，于洪武年间来到宁番卫，此后胡氏一族在胡家堡、高家碾等地生息繁衍。至明万历年间，子孙胡全礼由岁贡出任湖广道州知州，后升任贵州思南府同知。至清初，胡氏一族仍然保持着发展活力：
康熙三十年间（辛未至辛巳），欲振家声，公设义学，必筹义学之所资，先辈纉承祖业，世守公田四十八石，旱地十余石，坐落安家堡、詹家坎二处。七世祖讳濬、汇、潜、□、□、□、□、浩等公议曰全仁公曾孙名其英，字襄六，文行兼优，继若愚公志，而可齐家者也，立为义学师范，将公项田地一并附与收租，以作义学之资。
可见，明末虽战乱频频，但胡氏一族却以家族公产的形式占有了当地大量的土地，并在经历清初“吴三桂之乱”后，将这些土地交与族人胡其英收租办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地在很长时间内并未报税，“雍正七年（己酉），自首田粮，凛遵法令……义田无粮，恐干国法”。可知，直到雍正年间四川清丈土地时，胡氏“公项田地”才被迫向政府登记和纳税。为此，胡氏族人找管理义田的胡其英清田报粮，但胡其英不愿就此失利，想尽办法侵吞公产，最后只交出公田二十二石。此后，其他族人竞相相仿，不光瓜分盗卖办学的义田，就连祭祖的祭田银两也被人占去，使得家族公产日渐消减。乾隆十年，胡氏族人又因公产问题互控公堂，搞得家族内部四分五裂。至乾隆三十年，胡氏家族原来的四十八石公田，只剩下二石零六斗，旱地则全部卖光。
从胡氏个案可知，雍正清丈是冕宁等地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至乾隆中期，胡氏家族内部围绕族产问题四分五裂，几近崩溃：首先，公田遭到偷卖和瓜分，导致义学难以为继，胡氏子弟不识诗书者日多。其次，祭田银两被吞，家族无钱祭扫墓地，景象凄凉。最后，族人互控，矛盾重重，尊卑尽废，人心涣散，胡氏一族大有分崩离析之势。因此，至乾隆中期，整饬家风便成为胡氏的首要之务。乾隆二十八年、三十年，新族长胡今儒上任不久，便先后两次撰修《胡氏宗谱》，一方面是要记录家族公产，另一方面则要凝聚人心，希望通过修谱来敬宗收族，重振家声。由此可知，雍正清丈导致乾隆中后期地方家族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危机，而撰修谱牒成为解决危机的途径之一。
2、应试与修谱
除上述原因外，证明旧族的身份以应对考试是乾隆中后期冕宁等地家族重视修谱的另一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清初宁番、建昌等卫饱受战乱，人口大量减少，人才凋零，故普通百姓家参加科举应试的较少，一些旧家大族则因人多丁繁而成为主要的应试对象。但一个地方的学额必定有限，所以他们又通过在邻卫输粮来获得读书应试的资格，称为“寄学”。例如，清代建昌卫陈、赵等姓便是如此：
生等虽居西昌，粮课实纳盐源，自顺治初年夷多汉少，诗书不通，无一应试，蒙宗师郝将西昌陈、赵、谌、宋、尹、孙拨入盐井卫充学。康熙八年，盐井卫教授陈所性上宣圣王教化，下尽陶淑，众民渐易，夷风稍知书考，然所取者仅额八名，教授陈所性恳恩宗师孙又增四名，盐庠始有十二名学。
寄学并不符合清朝的规定，但边远地区应试者少，所以清初并未严格控制。然而雍正以来，由于人口的发展，土著读书人越来越多，与寄学的旧家大族之间矛盾日渐突出。上述寄学盐井卫的旧家大族在雍正年间便屡次遭到告发，但并未受到惩处，对其家族利益尚未形成威胁，此后各家依旧寄学应试。
至乾隆中期，因各地人口流动日益增强，外省人寄籍边远地区考试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鞠恺便因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外省人多有在广西冒籍考试，奏请将其改归原籍并加以严惩。朝廷对此事高度关注，著令云贵川广等地也留心检查有无冒考行为。四川学政陈筌接到命令后，对川省情况做了清查，并奏请将查出寄籍生员改拨原籍并暂时剥夺其参加乡试的资格。这一举动极大鼓舞了土著民人。乾隆三十五年，住居盐源的西昌人凌英等帮助马维铎冒籍应考，便遭到盐源人马德修、高正元阻考，于是署盐源知县王尔昌将西昌纳粮寄学子弟通通视为冒籍，不准考试，并以廪生王心乾、尹素贤等闹场为名，将西昌籍廪保九人、文武童生一百三十九人通报四川总督、学政。西昌寄籍生员等人则认为正是由于清初西昌民人的输粮报课，盐源才得获12名学额，因此只凭户籍来决定能否应试是不合理的。他们以此为由，向西昌知县申诉并恳请其向上级反映，希望按照“旧制施行”。结果，其请求获得准许：凡是旧族先前输粮纳课并且有廪生做保者仍得以按照旧制寄学，否则发回原籍补考。因此，旧族这一身份对西昌、冕宁、盐源等地寄学的大家族来说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在乾隆中后期，西昌、冕宁等地多有家族撰修谱牒来证明自己的旧族身份，以应对科举。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乾隆中后期冕宁等地修谱之风盛行，然而修谱及对旧族身份的强调自然就无法回避始迁祖来源这一问题，为“南京青石桥”的叙事开始写入谱牒提供了客观上的需求。
（三）“南京青石桥”：修谱与对始迁祖的叙述
1、文献匮乏与修谱的困难
那么，祖先何时而来，来自何处？这一问题在当时并不容易弄清，因为当地明代留下来并能看见的家族文字资料少而不详。例如，就连宁番卫最高官员卫指挥史李家，在明代也未能修成一部完整的家谱，仅传下来一张万历年间由指挥史李应春画的宗图，上面简单记载了自明初以来历代祖先的名讳，并没有关于祖先来历的记载。此外，明代墓碑也很少，当地许多家族自始迁祖以下的好几代都没有墓碑，其名讳、世系往往也很难弄清。比如西昌毛家屯刘氏，据说其始迁祖为刘元，苏州府昆山县人，洪武初年领兵镇守建昌卫。而乾隆十年创修族谱时，刘松蔚在《谱序》中便说：
每忆先代以来，祖灵木主森森并列，不乏其人，而坟山墓穴独有古房侧西河岸十余坟冢，二三四世全无碑碣，表扬姓字全没无征，五六七世半有碑碣，纪功名号，犹可考证。
《刘氏族谱》还记载：“第一世祖：元，……庐室坟墓俱在毛家屯大河左右，伊时土地初开，风气朴素，率多简陋，未能安立碑石表扬姓氏，至今坟墓无考。”可见，由于没有墓碑记载，刘氏在乾隆年间修谱时，已不知始迁祖刘元坟墓的具体所在，只模糊记得在毛家屯大河左右。而自刘元以下的二三四世祖也没有墓碑，根本分辨不清哪一座墓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人出自哪一祖先。例如，刘氏根据木主得知二世祖有：刘现、刘惠、刘章、刘正、刘海、刘相六人，但“此世六祖，俱无祖所出，坟墓全无碑碣，不知某祖所出某祖，传述无人，不敢妄书”。其余，自三世祖以下至七世祖，要么“碑碣全无”，要么偶有碑碣却“碑碣残坏，名号脱落”，因此就连祖先字号、世系也难以厘清，更不用说知晓祖先具体来自何时、何处这样的问题了。
上述现象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家族在清代创修《族谱》时，也都暗示本族最开始的几代祖先没有墓碑，或名号世系难以考证。此外，调查和相关资料显示，冕宁许多家族墓地中，往往始迁祖及其以下几代都没有明代墓碑，一般都在清代道光及其以后才为其补立。因此，在乾隆中后期开始重视修谱的时候，是极少有明代碑刻可供参考的。
2、借助“南京青石桥”集体记忆追述祖先来历
由于时间远隔，又缺乏相关资料记载，因此修谱之初往往只能凭借故老传闻来书写祖先的来历。由此，地方的集体记忆开始在这一时期成为各族追述祖先来历的文化资源。而“南京”、“青石桥”恰恰是其集体记忆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方面，冕宁许多屯堡人祖先确实是来自南京，洪武二十五年“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人往戍之。”由此可知，冕宁、西昌有相当的屯堡人祖先是从“京卫”，即南京的卫所抽调而来的。因此，来自“南京”（清代多称江南）是冕宁、西昌许多屯堡人的重要记忆。
另一方面，明代南京城内确有叫做“青石桥”的地方，并且部分军户到达西昌、冕宁后仍以此为落脚地命名，“青石桥”也因此成了他们重要的集体记忆。据明代《南京督察院志》记载：“青石桥，在攸字铺以上，俱系府军左卫四连仓旁地方。”可见，明代南京城内的确有“青石桥”，而且刚好是卫所驻地，自然成为附近军户记忆自己来源地的重要标志。为了加以纪念，他们到达建昌卫后，即以青石桥作为落脚地的名称，这点在冕宁文家屯邓氏《族谱序》中有所反映：
始祖端一公……（洪武）十四年辛酉秋九月，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征云南，凉国公蓝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公以指挥使从。十六年癸亥春三月，颖国公还，西平侯留镇，加公征南副将军，进抚小云南（即今宁远府，现改西昌）公携夫人郑氏及家将百余，周吴邓王与焉。彼都底定，旋于青石桥（即今穿心堡）代管留守苏州邑（后改宁番卫，现在改冕宁县），驻菩萨渡（在城东门河外二三里）。
文中小字注明“青石桥”即“穿心堡”，据邓家人说“穿心堡”就在西昌市邛海边上。笔者曾前往穿心堡调查，当地人说“穿心堡”老地名就叫做“青石桥”。由上可知，“青石桥”是军户刚到达建昌（今西昌）时命名的，后来屯堡修建完毕才正式命名为“穿心堡”。由于它是部分军户最初的落脚地，所以西昌县的许多屯堡人也具有“青石桥”的记忆。可知，“青石桥”确实是当地部分军户共同的记忆。此外，据冕宁城南三分屯几位陈姓老人回忆，宁番卫官衙旧址位于现在冕宁县城西街靠北处（今已改建为县粮站），其旁就是“青石桥”，那一带以前是个洼地，很多在城内及城边居住的人家都知道。可见，冕宁也有作为地名的“青石桥”，而且就在卫衙旁边。关于“青石桥”到底在西昌还是冕宁的问题，三分屯陈家和文家屯邓家曾就此事争论不已。实际上，两地都有“青石桥”的说法并不矛盾。原因是，冕宁部分屯堡人祖先是先到西昌，后调冕宁。上文提到的菩萨渡始迁祖王宝即先于洪武二十三年到建昌卫（今西昌），洪武二十五年升苏州卫指挥（今冕宁）。又如宁番卫指挥佥事程谅，先是洪武二十三年任建昌卫中所世袭正千户，二十五年因在月鲁帖木儿之乱中守城有功，升苏州卫世袭指挥佥事。这两个例子与文家屯《邓氏族谱》也记载其祖先先在西昌“青石桥代管苏州邑”，后来才驻守冕宁菩萨渡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此，“青石桥”最先指西昌的穿心堡，是部分京卫军户到达西昌后最早的落脚点，后来又有部分卫所官兵因平定月鲁帖木儿之乱立功，被派往宁番卫镇守，青石桥的记忆也因此被带到了冕宁，并成为卫衙旁边的一个地名。故，“青石桥”才成为冕宁、西昌部分屯堡人的共同记忆。
综上可知，“南京”、“青石桥”是冕宁、西昌屯堡人集体记忆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在祖先情况无文可征的情况下，就成了地方家族借以书写祖先历史的文化资源，同时由于是部分军户共同记忆，自然也就成为大家认可的族群符号，一说起是从“南京”、“青石桥”来的，也就意味着是明代旧族，所以许多屯堡家族在修谱时，都把它作为祖源地写进自己的族谱中。
3、菩萨渡的案例
“南京青石桥”作为集体记忆成为家族书写祖先来历的例子，可以菩萨渡周王邓三姓为例加以详细说明。
由明代《王裕墓志》可知，菩萨渡王姓始迁祖王宝、王观为河南祥符人，其父王恩在洪武初年因从征有功，升金吾右卫百户。后来王宝继承官职，先后调任贵州普安卫、四川叙府、建昌卫、宁番卫。王宝病后，王观接替兄职来到宁番卫。从王氏祖先经历来看，他们老家在河南祥符，但却因调动到过很多地方，这一特点使得不好简单说祖先究竟来自哪里。说是河南祥符人自然没错，但后来王家又搬到了南京，再后来又陆续搬过很多地方。所以，明代墓志或者传记对祖先经历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避免简单化的叙述。但到了清代，情形却大不相同，因为时间久远，其祖先经历不可能记得这么详细，只能有个大致的印象，因此只有那些重大、深刻的集体记忆才最有可能成为书写祖先来历的资源，而其余细节则被遗忘和过滤掉。例如，王氏到了乾隆四十三年编修《王氏族谱》时，就只能跟据当地集体记忆来追述祖先来历了：
兹有王氏之裔绪，号超先者，追念始祖王讳观，字音儒，太原故郡，江左世系，自移建南，近四百载矣。其始不过一人，至衍庆数百男，此亦积厚而流长，根深而叶茂者也，遂殷然有报本之思焉……
自弘武七年设法至十七年止，原籍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初入建南左所镇军千户，于时屡遭兵燹，族谱失散，世远年湮，难以详记，姑记所闻，以祀诸后。
可见，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王氏对明初之事的记忆已是十分模糊，甚至只能记得王观为始迁祖，而不知道王氏兄弟两人均来到宁番卫的情况，而且对王观来到当地的时间记载也有误。至于其来自“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自然也是“难以详记，姑记所闻”的结果，即在当地集体记忆“南京青石桥”基础上加工编撰出来的。
道光二十九年，王氏子孙为王观树立墓碑，上书：
公者，太原著籍，江左世系。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王家巷其故里也。因洪武英烈荡平天下，于二十三年奉命补镇，初入建南居于左所，身膺户侯之职。厥后番夷猖獗，来兹把守，遂创业于斯。”
可见，“青石街”又进一步被修正为“青石桥”，以便更符合广为流传的说法。而王观达到的时间被修改成洪武二十三年，正好是王宝调任建昌卫的时间，当时与其同来的军士不少，因此这一时间点也就成为共同的记忆，如大约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的邓氏《谱序》便写到其祖先邓宝于洪武二十三年到达。王氏应当是在进一步搜集旧闻的基础上对移民时间做了修订，但却因为不知道有王宝的存在，所以又张冠李戴到王观的头上。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对祖先叙事的深刻影响。
除王氏外，周邓二氏对祖先的追述也是如此。周氏在乾隆三十一年首次编修族谱时写道：
余家祖籍南京，创业兹土，荷蒙祖功深厚宗德悠长，荫佑绵远，子孙繁茂。历今数百余年，十有数世，原谱之传，兵燹失之。百十年来，无籍可稽，虽族人重本笃亲，而系序之淆其曷能免，今我族共际，国运昌隆之世。欣逢皇上仁孝之恩，家声亦振矣。乃见远近昭穆，涣散难稽，繁衍曾孙愈传愈远，几不知本源，所自心焉虑之，因是仰体。
从“百十年来，无籍可稽”可知，周氏修谱时并无文字可据。而且又提到“纵五世以前，稽考不周，未免得罪于先人，而百世以后，率从有据，尚可籍于后代”。按照这一说法，其根本不知道从始迁祖开始前五代人的具体情况，那么祖籍南京自然也是传闻而已，至于始迁祖姓名和移民时间在整篇序文中丝毫没有提及。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周氏再次修订谱序：
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街。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奉命来斯，为左所八名总军。
此时，周氏始迁祖明确为周全，职务为八所总军，移民时间为洪武年间，来源则采用了“南京青石桥”的说法，周氏祖先来历由此变得更为清晰。至道光二十六年为始祖立碑时，“始祖周全公原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其人出类超群，以明洪武七年奉抚治此地番夷……遂家于普咱渡。”，移民时间又进一步明确为洪武七年了。而洪武七年恰恰是乾隆年间王氏谱序记载的祖先移民时间，周氏对祖先移民时间的确定极有可能就是受到王氏的影响。以上周氏的情况，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清代冕宁家族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如何一步步利用传闻来建构祖先来历的过程。
三、晚清以来“王侯后裔”的附会及传播
由上可知，明代并无祖籍“南京青石桥”的说法，该说是清乾隆中后期才开始被强调并写进谱牒的。那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为明初功臣邓愈、周德兴、王弼之后的说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前可知，菩萨渡《邓氏族谱》最早创修于乾隆二十五年，序文由邓其玙撰写。此后，大约在乾隆四十二年又有邓其玙、邓其顺撰写谱序一篇。两篇序文皆根据传闻将始迁祖邓宝（一作“邓保”）视为“江南应天府兴化县孝感乡青石板”人士，但都丝毫未提及邓宝与宁河王邓愈有任何关系。至光绪年间，邓启位续修谱牒，他在光绪十七年撰写的谱序中写道：
吾思宝公，南京世族，奉命携家南征，落业冕邑，由公来已十四世传于兹矣。予幼读儒书，愧一衿之难得；长考世系，赖先世之莫明。亟取谱而理之，访其所藏，得曾叔祖国世、叔祖健康公所注之谱，阅之，仅有其名与妻，未注承先者何人，启后者何人，然仅及十一世而止。其下无有也。夫以二公之敏，犹不及详先世履历，予生也晚，去祖逾远，而才力又不逮，苟凭臆撰，即欲信今而传后也，得乎？于是遇族人即询之，询其祖何人、高曾远祖何人、某祖移居某处、葬某处、始有几人、继有几人？有告者必录之。放访之下，一二年得过半矣。
由此可知，族中就连邓启位这样的读书人也只听说始迁祖邓宝是“南京世族”，到冕宁已经传了十四代，但却不明其先世，即不知道邓宝究竟是谁的子孙。所以他急切地翻出家谱希望找到答案，结果再参阅曾叔祖国世、叔祖健康公所修族谱后很失望，因为上面只是简单记载了邓宝及其以下十代祖先名字，却没有标明他们究竟是谁的儿子，又生了那几个儿子。此处“国世”即乾隆二十五年创修族谱的邓其玙；“健康公”名叫邓成国，于乾隆三十六年在前谱基础上有所增修，但两者均不能详述先世履历。可见，邓氏乾隆年间所修谱牒并未提到邓宝的上一辈是谁，邓宝以下也只能分出辈份，而人物间的具体关系却不清楚。这正是邓启位感到纠结的地方。无奈，他只好通过收集传闻来补充祖先的履历，所以邓宝是邓愈之后的说法其实并无明证，只是传闻而已。但却被他采入谱牒，于是由其编撰付梓的光绪木刻本《邓氏宗谱》在世系中首次提到了邓宝的“身世”：
皇明勅赠将军职邓公讳保，郑氏。公，宁河王邓愈之后也，原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于明洪武二十三年统兵补镇斯土，抚治有功，落业普咱渡，生二子，名乾、坤。。
至此，菩萨渡邓宝为宁河王邓愈之后的说法便有了文字“依据”。此外，文家屯邓姓始迁祖邓端一与邓宝之墓同葬菩萨渡，据说两者关系密切。光绪十八年文家屯邓全忠（官至甘肃提督）在祠堂内将《邓氏族谱序》刻碑为记，里面提及邓端一“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明宁河王邓穆顺讳愈之后也”，但该序并没有署明撰写时间及原因，也没有其他任何材料再证明邓端一与邓愈的关系。
或许因为邓氏开了追查始迁祖先世的先河，与其同堡而住的周氏也在民国年间开始试图寻获始迁祖周全的先世。一篇民国二十年左右撰写的《祖籍源流考》写道：
祖籍也，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猪市巷。因元祚寝衰。群雄肆起。明太祖以火光烛天、红绫浮水，应运而生，力扫群雄。布衣而成天子之统，国号洪武。尔时之将相周德兴等或其流派，则其为南京世族，谅不愧周氏裔焉，无如人生地，食养有方。
从表述来看，周氏显然很想跟明初开国功臣周德兴建立关系，但因没有证据而使得其底气不足，所以只是说“周德兴或其流派”，很委婉地表达了菩萨渡周全可能与周德兴同族。1997年，周氏在民国谱牒基础上续修族谱，在上述文字下面又补充了一段文字说：
根据上述记载，再印证《晚笑堂明太祖功臣图》，共四十四幅，为名太祖朱元璋开国的四十四位功臣。此图为清乾隆年间上官周所绘，第二十七幅为江夏侯周德兴。周德兴封江夏侯，按明惯例，江夏为江浙一带，可见周德兴也非祖籍南京，而是江浙一带居住随朱元璋起兵的将相。因明定都南京而迁至南京应天府。且可能是周全公的父辈。
如此，周氏在毫无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将周德兴附会成了周全的父辈，使得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从2002年起，一次偶然的机会，冕宁文家屯邓端一子孙与安徽泗县邓愈后裔取得联系，后者前往冕宁进行了考察联宗活动。同年，菩萨渡邓宝子孙听说此事，也开始搜集谱牒试图与安徽方面进行联宗。为此，邓宝子孙邓天亮根据菩萨渡《邓氏族谱》、文家屯《邓氏族谱》、安徽《古虹邓氏宗谱》以及其他资料对邓端一、邓宝与邓愈的关系进行了多方“考证”。最后将邓端一、邓宝分别认定为邓愈第四子邓铎、第五子邓铨。在“认定”了邓端一、邓宝为邓愈之子后，邓天亮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菩萨渡周王邓三姓身份进行“考证”。
该文首先解释为什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关系十分密切，认为：
要搞清邓、周、王三姓始迁祖的这种亲密关系，只有先弄清他们父辈的关系，才能准确地了解他们当年为何会一道来到这边陲之地。邓端一和邓宝的父亲是宁河王邓愈，周全的父亲是江夏侯周德兴，在两家的谱中都有记载，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王观的父亲是谁呢？王姓谱中无记载。
由前可知，1997年续修《周氏族谱》的补充文字还只是将周德兴附会成周全的父辈，不一定是其父亲，也有可能是伯伯或者叔叔，言辞模糊，尚留有回旋余地。但此时周德兴却又被邓氏文章确信无疑地认定是周全的“父亲”了。在坚信邓周为“王侯后裔”身份的前提下，文章接下去便开始“考证”王观的父亲是谁：
要能与宁河王邓愈和江夏侯周德兴的儿子于明初一道来此“补镇”（三姓谱均有此语）的人，其父也一定是与宁河王及江夏侯名位相当的人，换句话说，也一定是能在《明史》中有“列传”的人……按照这个思路，笔者在《明史》列传中找到了许多位王姓者，经过反复比较，只有定远侯王弼符合条件。
选定王弼为王观的父亲，原因是史书记载王弼与邓愈、周德兴二家关系紧密，且门户相当。所以“从以上记载可以推论，王观之父应是定远侯王弼。只有这种关系，邓、周、王三家公子才有可能同进退”。如此，王观为定远侯王弼之子的说法也产生了。
紧接着，文章又以周王邓三家关系紧密为出发点，来推论三姓族谱所记载祖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的来由，认为《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周德兴曾在福建沿海筑城防倭，而福建莆田在明初曾有兴化府，所以洪武二十年时，邓宝、周全、王观跟随周德兴在福建兴化筑防，而洪武二十三年周王邓三家因胡惟庸案受到牵连，三人为了避祸，才请旨从兴化镇守西蜀，并改成邓宝、周全、王观，然而其父辈官邸皆在南京应天府，所以就有了“应天府兴化县”的记载。
最后，文章为了自圆其说，又对各家《族谱》记载的不同进行了弥合。文家屯《邓氏族谱》记载洪武十六年，邓端一和周吴邓王一同南征；菩萨渡《邓氏族谱》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邓宝同周、王前来补镇。而且《周氏族谱》记载除始祖周全外，同来的还有周理，但其后来还乡。对此，文章则解释说前后两批人马为兄弟关系，洪武十六年来的皆为十四年南征云南的王侯子弟：邓愈之子邓端一、周德兴之子周理、王弼之子某人（王观之兄），江阴侯吴良或其弟靖海侯吴桢之子等。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邓愈之子邓宝、周德兴之子周全、王弼之子王观为避免牵连通过从兴化来到宁番卫补镇。洪武二十五年，周德兴等因胡惟庸案被诛杀，周理、王观之兄因此回原籍守丧。如此，一个较为完整的明初开国功臣之后通过征战或者避乱而来到边疆的历史叙事便最终形成了。
然而，对照明代王裕墓志铭和《武职选簿》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菩萨渡王宝、王观父亲为王恩，河南祥符人，而非开国功臣定远侯王弼。王宝、王观来到冕宁的过程也绝非如上所述。但在现实的村落生活语境中，王观却因周王邓三姓的亲密关系，被推定为“王侯后裔”。值得注意的是，周王邓三姓故事“成文后又印发给三姓人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请教了凉山州和冕宁县的有关学者和机构，作了进一步的修改，现刊载于谱，以供参考”，即通过文字化、相互传阅、文化交流等形式，使该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嵌入到当地相关人群的记忆当中。
四、余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屯堡叙事是一个动态结构的过程。
从上文分析可知，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祖先是明初来自“南京青石桥”的王侯后裔这一叙事经过了很长时期的发展。当地任何可靠的明代资料都没有关于这一说法的记载。至清代乾隆中后期，由于整顿家族和参加科举的需要，冕宁、西昌等地修谱之风盛行，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他们大多只能通过传闻来叙述始迁祖的历史。而在当地集体记忆中，“南京”、“青石桥”是明初军事移民的两个重要的记忆符号，因此也就成为许多屯堡家族追溯祖先来历的文化资源被写进家谱，以至于“南京青石桥”逐渐成为屯堡人在叙事祖籍时的一种话语模式、族群象征和身份标识。菩萨渡周王邓三姓来自“南京青石桥”的说法也正是在上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历越往后变得越统一、越清晰。至清朝末年，菩萨渡邓氏率先追寻始迁祖先世的来历，并附会出宁河王邓愈后裔的身份。与其同堡而居的周氏也在民国时期开始建构起与江夏侯周德兴同宗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民间文化的复兴，修谱寻根之风再度盛行，再次推动了周王邓三姓祖先身份的建构。周氏在续修族谱时进一步将周德兴附会为父辈。而这一说法又在同堡邓氏修谱时被当成是父子关系加以确认。与周邓二姓相比，王氏在始迁祖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更多地去追述其先世。然而，其身份也在最新的修谱浪潮中，被邓氏考证为定远侯王弼之后。菩萨渡周王邓三姓是来自南京青石桥的王侯后裔的祖先叙述最终形成。从以上可以看出，作为家族叙事的屯堡文化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六百多年来不断变化和逐步形成的。
第二、屯堡叙事的建构逻辑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加以推演的特征，而屯堡内部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屯堡叙事提供了可以推演的前提。以菩萨渡为例，邓氏祖先通过传闻将始迁祖附会成邓愈之子。此后历代子孙修谱都以此为建构屯堡叙事的逻辑起点，并结合现实生活中周王邓三姓的关系来推测其祖先在历史上也一定具有不错的关系，其地位也必定相当。在这一逻辑下，一旦认定其中一家为王侯后裔，那么其余便自然要符合这一身份，所以也都一步步被推演成了王侯子弟。而这一过程恰恰又能使自身获得在当地屯堡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地位，成为推动屯堡叙事逐渐趋同的一股重要动力。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村落语境和家族关系对于屯堡叙事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叙事与其说是在追述祖先的历史，毋宁说是通过祖先历史的建构来解释当下屯堡内部的关系。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引用请注明出处。
注释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