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职官就任，必先册命，册命可以说是早期国家政治运作的重要制度。而今传本《尚书》的《肆命》《原命》《旅巢命》《微子之命》《贿肃慎之命》《冏命》《蔡仲之命》等，多为《古文尚书》的篇目，其文献出现的时代比较晚，真实性备受学者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命书文献的匮乏，是制约殷周之际册命制度研究的主要瓶颈。清华简是新见文献，其中《傅说之命》《封许之命》《摄命》作为“册命”类文献，分别被认为处于商代中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晚期，为研究早期册命制度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们把三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结合青铜器铭文等材料，以纵向的、长时段的演进，管窥上古时期册命制度的规律与特点。
清华简《摄命》简32记录了册命的时间、地点、傧者等信息，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简文应该被看作两篇，是书序与正文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其就是一篇文献。李学勤认为，清华简《摄命》加上最后一支简为一篇文献，不是两篇（《谈清华简〈摄命〉篇体例》，《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一篇完整的西周册命金文，一般包括册命的时间、地点、傧者、宣命、赐物、委派职责等。但册命金文中缺少一两项内容，也不鲜见。如士山盘、吕簋未曾记载册命礼仪的“右者”；师毛父簋、师道簋、王臣簋、师藉簋、召簋等铭文缺少周王授予受命者的具体职事；大克鼎没有记录克接受册命的具体时间。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在于清华简《摄命》是一篇还是两篇，而是它为何写成这种样式？
交接命书，是册命礼的重要环节。颂鼎铭文：“尹氏受（授）王令（命）书，王乎（呼）史虢生册令（命）颂。”（《殷周金文集成》，器号9731）尹氏将命书交给王，王命令史虢生当庭宣读册命颂的命书。据此可知西周时举行册命仪式之前，命书一般是提前制作好的。制作命书与宣布册命分属不同的史官。接受册命者“受令（命）册，佩以出”，回去之后“舍奠于庙”，将册命之书，刻铸成青铜器铭文，以永志不忘，垂教后世。
清华简《摄命》说“王乎（呼）作册任册命伯摄”，周王命令作册任宣读册命之书。可见，《摄命》第1至31支简的简文可能是周天子册命伯摄的命书，而且是册命仪式之前预先写好的。《摄命》中虽然多处出现“王曰”，但在册命典礼上，命书实际上是由史官代替时王宣读的。册命仪式结束后，一份留史官备存，一份作为册命礼的重要信物，赏赐给受册命之人。
西周不同官员的职责不同。册命择取吉日，由筮者通过占卜决定。史官负责命书撰写，但无权确定册命的日期，也不能提前将之写到命书里面。我们怀疑《摄命》第32简的内容，包括册命日期、佑者及史官代宣天子之命的仪式，是册命仪式结束后的补记。以简31为界，《摄命》前后两部分的撰作时间是不同的，清华简《摄命》第31、32支简简末有分隔符号，展现的是两部分尚未合成一篇的原始状态。
大臣辅佐君主，屡次建功，天子会多次册命大臣。陈汉平将册命分为始命、袭命、重命、增命、改命、追命六种类型（《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1页）。可以确定，清华简《封许之命》是“始命”。清华简《摄命》时王曰“今余既明命汝”，先让伯摄处理政务，然后“明命”——正式册命。过去一般认为王朝官员须先接受册命，然后才能封官受职、处理政务。伯摄年龄小，天子先让他履行职责，反复历练，能胜任后再举行册命，明确其职位。这种富有灵活性的“先用后命”，让我们对西周册命制度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知。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不是上、中、下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般而言，一次册命只能有一个命书。《书小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作《说命》三篇之“作”，不能理解为武丁见到傅说后，一次性连续撰作三篇命书，而应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理解。赵平安把《傅说之命》甲篇看作是《书序》，非常富有启发性。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与乙篇、丙篇呈现的是一种总分式结构。乙篇与丙篇虽都是命书，但内容迥然不同，它们可能分属于两次不同时期的册命。
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云：王
清华简《傅说之命》丙篇说：王曰：“敓（说），汝毋
（狂）曰：‘余克享于朕辟。’其又
（中）乃罚，汝亦惟有万福业业在乃备（服）。”
武丁告诫傅说曰“汝毋
（狂）”，不要依仗我的崇信，在处理政务时轻狂傲慢。可知武丁与傅说相处已久。更为关键的是，“司四方民”一句，说明傅说管辖的范围涵盖王畿，泛及四方之民众。商代天的地位极其崇高，武丁叮嘱说“女亦惟克显天，
（恫）眔（瘝）小民”，让傅说彰显天意，关心黎民疾苦。此时傅说位高权重，职权或许已经与“公”相当。
《史记·殷本纪》：“（武丁）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司马迁的记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武丁当时便任命傅说为相。实际上，《傅说之命》甲篇曰：“说逨（来），自从事于殷，王用命说为公。”傅说原为筑城的胥靡，武丁不可能一见傅说，便立刻提拔他为公。“自从事于殷”一句，可知傅说率军征伐失仲、进言纳谏，多次建立勋功之后，才被武丁册命为公。我们怀疑《傅说之命》丙篇册命，可能是傅说“升以为公”的那次册命。不然，甲篇所说的“王用命说为公”一句便无着落。
总之，“册命”类文献中的君臣对话，是现场记录。而命书，包括委任以前天子的讲话，多是提前写好，届时由史官现场宣读的。以简31为分界点，清华简《摄命》前后两部分写成的时间是不同的，展现的可能是两部分尚未加工成一篇的原始状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甲篇为总体叙述武丁册命傅说的背景及其从政经历，乙篇和丙篇分别是两次不同册命的命书。乙篇是“始命”之书，丙篇或许是武丁册命傅说为公的命书，即“增命”。《书小序》云“武丁作《说命》三篇”，不能理解为一次性地撰作三篇册命，而应从长时段、多次册命的角度进行解读。
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殷高宗册命傅说为“公”，《史记·殷本纪》纣王任命文王为西伯，陕西周原卜骨“
（册）周方伯”。这些记录遥相呼应，可知册命制度早在商代已经萌芽。现将商代与西周的册命制度，比较如下。
第一，册命仪式日益周密、程式化。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云：“说逨（来）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门，入在宗。”从清华简《傅说之命》看，武丁以命书的形式册命傅说，地点在太庙。西周册命制度的基本特征，在高宗时期已经出现。商代卜辞中虽出现了“岁”“年”纪时，但清华简《傅说之命》只是笼统地说“说来自傅岩，在殷”，以事件领起全文（甲篇、乙篇皆是）。至于册命的具体时间、是否由史官代宣王命，并未详细记载。
在册命时间中加入月相，是周人的突出特色。清华简《摄命》云：“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镐京，格于大室，即位，咸。士疌佑伯摄，立在中廷，北向。”清华简《摄命》册命的时间，包含月份、月相、干支三要素。册命地点在镐京，时王在太室即位，士疌引导伯摄入内，然后立于中庭，听史官宣布册封。傅说在太庙入见武丁，估计也有专人引导，但商人对此礼仪没有给予特别关注。“殷质周文”，商人注重内容，而疏于记录礼仪的形式。周人强调仪式感，已形成相对完备的册命要素与礼仪，如时间、地点、佑者、时王宣命（或由史官代劳）、册命缘由、职位或职事、赏赐物品、训诫之语及受命者拜谢等。无论内容还是程式，这些由粗疏到细密的变化，都标志着西周册命制度的成熟与完善。
第二，譬喻修辞减少，政治套语大量涌现。由于时代特征或者时王的个人性格，商代与西周命书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征。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武丁曰：“若金，用惟汝作砺。……若天旱，汝作淫雨。若
（满）水，汝作舟。”武丁将傅说譬喻为磨刀石、甘霖、舟楫，训诰傅说要尽心竭力地辅佐自己。在武丁册命中，譬喻大量出现，取材广泛，上至天旱、飞鸟，下至舟楫、冰玉，形象生动，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到周成王以后，譬喻修辞明显减少，“勿废朕命”“敬夙夕”“作周厚屏”等套语大量出现，政治意味浓重，而语言略显呆板。
第三，思想主旋律的变化。上帝是商人的至上神，鬼神崇拜占据着他们的思想世界。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曰：“王
（原）比厥梦，曰：‘汝逨（来）惟帝命？’敓（说）曰：‘允若寺（时）。’”武丁问傅说，你的到来是不是奉上帝之命？武丁说是的。《傅说之命》记载傅说奉上帝之命前来辅佐武丁，鬼神色彩浓厚。傅说无功勋、无资历、无血缘背景，仅凭借上帝之意，便可受册命。
清华简《封许之命》云：（文王）……雩（越）在天下，故天劝之乍〈亡〉斁，向（尚）（纯）厥德，膺受大命，
（
）尹四方……（武王）□司明刑，釐氒（厥）猷，祗事上帝，（桓桓）丕敬，严将天命。
自周成王以后，册封之时一般要追溯文王、武王之德，叙述受命者祖先或本人辅佐周王的功绩，“爵有德而禄有功”。与清华简《傅说之命》相比，周代册命巫鬼色彩明显减弱，而人文理念升腾。册命的内容多强调因先祖（或本人）辅佐周天子有功、德行出众而受到册命。敬天保民、褒德赏功，已经成为西周册命理念的主旋律。
简言之，由商代到西周，册命时间、地点、佑者的记载由粗疏到翔实，册命程式日趋烦琐，仪式感渐趋强烈。由鬼神崇拜转向追溯文武之德，由天道向人道靠拢，殷周册命制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早期中国政治制度、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变迁。
作者：刘光胜，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