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大不过开刀手术，小不过打针吃药，殊不知以上看来稀松平常之事，却均不是我们中国自身的产物，而是在近代由西方传来的，那么，这一切如何能与政治制度及近代历史相勾连？西医这个舶来品究竟是如何在切开我们古训中“不可损伤”的身体的同时，又令我们感到习以为常的，这本身就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不仅如此，西医东来，携解剖学、人种学等现代科学话语及诸多技术优势，令开堂坐诊的中医及走街串巷的草医、巫医渐成迷信糟粕。在“东亚病夫”的刺激及“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西医竟具有了“政治正确性”而登堂入室成为国家医疗现代化的首选。

所以，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如何促使我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本身，又怎样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等诸种因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这都是重要而有趣的话题。

最近，杨念群老师第一个音频节目“传教士、手术刀与阴阳先生：近代中国之大变局”在“蜻蜓FM”上线，在节目中，杨老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详细追溯。

以下内容根据对杨老师的采访口述整理而来，杨老师分享了他的研究由来，以及音频中几个有趣的小故事。

在人物与事件之外，寻找中国近代史的“非主流”进入方式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一聊起中国近现代史，冲入你脑海中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个“变”字，有人形容近百年的中国史是三千年没有过的大变局，那么如何看待这个“变”，可就大有学问了。

以往史学界惯用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然后把它们串接起来，形成一条清清楚楚的因果解释链，这就像一串珠宝项链，鸦片战争就是这条项链开端的第一颗装饰品，然后顺序排列出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拳起事，一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种种醒目的事件。

用大事件串连起来的链条中，到处闪烁着大人物的形象，比如像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些伟人的身影。他们总是最吸引众人的眼球，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却被彻底遮蔽在了他们的阴影之下，不见天日。

当然，老百姓并不是没有出场的机会，大家没注意到吗？教科书只有在叙述“造反”“起义”的特定时刻，历史的画面上才晃动着老百姓的身影，可即使如此，他们也是在巨人领袖的指挥下活动，像个被操控的木偶，有充当炮灰的嫌疑，可当他们一旦恢复常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时，却仿佛一下子就隐形起来，完全消失掉了，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当手术刀插入一个病人身体的时候，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发生了

那么，在大事件与大人物之外，如何寻找到新的进入历史的方式，这时候我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认为以前的历史过度关注上层结构的变化和大人物的言行，比如马克思就关注的是政府组织机构的构成方式，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眼光具体缩微到每个人的身体上，把身体当作历史的出发点，来重新看待历史的演变历程呢？

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如果从身体来切入的话，就可以从治病的角度入手，因为医生的关注对象就是身体，治疗过程也与病人的周边世界和生活环境有关。而中国与西方治病的理念和手段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了中西医生如何治病，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与环境下治病，有哪些因素影响了病人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问题，而且也关系到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特点。

我在节目中说过一句话，当一个医生的手术刀插进一个病人的身体的时候，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发生了。所以，一个重大事件可能表现为整体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或者一个大人物的一言一行有可能就决定了某个重大历史进程。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往往在于，一个老百姓身体发生变化的细节，也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出发点。比如说一把手术刀插入某个人身体的时候，这个人的生活就由此举动被彻底改变，许多个体的身体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整体中国历史演变的缩影。下面我来举几个有意思的故事对此加以说明。

传教士、手术刀与阴阳先生

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我为这个音频节目提炼出了几个关键词，那就是“传教士”“手术刀”和“阴阳先生”。先说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本是为了传播基督的真理，但是直接向老百姓展示血淋淋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能够拯救芸芸众生的形象并不容易被接受，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做些好事来吸引百姓的注意，给民众治病就是常见的一种行善方式，承担这部分职责的传教士叫做西医传教士。我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谈中国近代史，就回避不了他们所起的作用。

不过在刚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的时候，西医传教士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交往关系是很透明的，传教士进村以后开始修教堂，教堂是一个封闭的场所，大门经常紧闭，非教徒又不能入内，大家不知道里面到底在干些什么，大家也不理解教徒在里面做礼拜，常常把这种行为与秘密宗教组织联系在一起，感觉很神秘。

教堂常常设有育婴堂，专门收养被遗弃或者病弱的小孩，这些小孩的死亡率非常高，这在当时实属正常，因为这些孩子身体本就虚弱，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再加上乡村的卫生条件又不好，中国传统育婴堂孩子的死亡率也很高。但是，老百姓本来对教堂、对老外就不了解，所以西医传教士开设的育婴堂的死亡率被放大了，乡村中甚至流传着很多恐怖的故事，比如传说育婴堂里经常残害小孩，并把他们的尸体拿去做非法勾当等等，我小时候就看过一本小册子，里面就以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为标题，讲了许多恐怖故事。比如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人担着担子把小孩尸体偷偷从教堂后门担出去，埋在了一个乱坟岗上等等。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余新忠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这种陌生空间与熟人社会之间发生的剧烈碰撞，使得医学传教遭遇了严重的困境，所以有些西医传教士就变得聪明起来，他们治病时开始学会想方设法地尽量接近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这么一条记载，在1889年这一年，一个英国医生在中国做的第一例手术，居然就是在一棵大树下公开进行的，而且非常成功的切除了一位妇女的病眼。这类手术完成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只病眼装在一个酒精瓶子里，归还给了病人。

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就表示我没有拿你的眼睛去做药，你可不能再诬陷我们了。还有一份报告说，有一例由西医传教士主刀的腿部的全身麻醉手术，就是在一百多双眼睛的观看下完成的。这样一来，一个封闭的手术室就被转换成了一个公共环境，麻醉手术也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展览。甚至为了消除病人的陌生感，有的传教士会大力营造一种当地人熟悉的环境，比如把医院的通道就直接连接到了外面的街道上，医院就被安置在各种各样的旅店和商店之中，在外表看上去与这些生活设施没有什么区别。

有些医院病人还自带床铺被褥衣服，经常有家人陪伴着喂吃喂喝，甚至在病房里边烧火做饭，这屋里就到处充斥着烟火的气息。那么在西方人看来，医院简直看起来活像个储藏室。有人形容医院里就此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家庭。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现在我们的很多医院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如此看来，西医传教士的工作其实就不仅仅是治病和传教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当地的人际关系，如何重新协调地方社会矛盾，如何使西方的文化要素通过某种仪式进入到传统中国社会的问题。西医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它的加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乡土社会整体环境的变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梁其姿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再讲一个小故事，我曾经看到一组油画，上面的中国人都长着大瘤子。传统的中医其实是不动刀的，所以瘤子会越养越大，形成的图像就是拖着大瘤子面色憔悴的东亚病夫。但是西医传入以后，就一刀下去把瘤子切掉了，这其实是非常震惊的经验，切除之后，这个人几乎算是一个新人了。所以，实际上西医承载着怎样把中国人脱胎换骨再造成一个新人，甩掉东亚病夫这个帽子，而不仅仅是单纯治病这么简单。

我们再讲一下阴阳先生的故事，也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择医看病的问题，这里要提一下北京协和医院，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医疗保健专家叫兰安生，他认为不应该被动地等老百姓来看医院看病，而是应该主动地去社区里面展开医疗服务，所以在今天王府井这一带设立了卫生区。

这就牵扯到西医如何与当地社会相处的问题了，因为在传统上，大部分所谓医疗服务人员是由老百姓所信任的熟人担任的，比如说生孩子的时候要请产婆来家里来接生，家人去世的时候要请阴阳先生，这些人都是当地社区里经常照面的熟人。阴阳先生通过一系列仪式把尸体的“殃气”，也就是污浊之气驱逐出去，这样尸体就不会害人了，还要在棺材上贴“殃榜”，这样棺材才能出城安葬。现在我们觉得这是迷信，可当时这正是老百姓遵循的生活习惯，是他们对死亡的理解。在老北京的传统社会里，产婆管生，阴阳先生管死，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过程，都和现代医学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自从设置了医院以后，西医就开始参与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要制止这些不科学的事，还和警察一起配合，比如让产婆接受训练，接生必须要用一个消过毒的接生筐，至于大家所说的殃气，按科学观念可以理解成病气，这是可以通过医疗方式来消毒的。医院和警察也建立了出生和死亡人数的统计，传统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管理是很混乱的，人死了之后由阴阳先生贴个“殃榜”出城埋葬后，这套流程就结束了。

就这样，协和医院建立了卫生区，接管了产婆和阴阳先生的工作，这其实是通过科学手段管理民俗的过程，这显然不仅仅是医疗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的问题，可以说，破除“迷信”的不仅仅是科学，还有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社会治理的强化，日常生活的改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的历史变化，如果我们从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去解释日常生活的很多事情。

不止于此，中西医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中医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与周围老百姓的生活联系紧密，是地方社会网络秩序中的一员，中医的治病过程也是经常被包围在一个人伦关系里的。但是，西医不考虑人际关系，医院是熟人社会之外的空间，医生经过严格的科学规训和理性化的管理。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时候有的产妇宁死不去医院，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被一帮穿着白大褂的人戴着口罩来围观，她心理压力很大。但如果是邀请产婆到家里，产婆会举行很多仪式，会唱一些歌谣，会和刚出生的婴儿说一些升官发财的话，跟产妇也有很多交流，陪她聊天，跟她唠嗑，整个过程是非常亲切的，非常亲情的。但是，西医就不管这些，直接开刀接生，效率很高，给这个产妇做完了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心理辅导。

所以，中西医的碰撞不仅仅是医疗差异，也是文化差异，西医在中国慢慢传入和落地生根之后，除了对治病和看病本身的方式加以改变之外，也在慢慢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观念。在西医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医也越来越科学化了，传统中医是个体对个体，师父带徒弟，但是接受了西医这套规训之后，也开始建立了中医院，建立了培训中医的体系，这样中医就被纳入了西医的科学管理系统。不过我个人觉得，这可能还是有问题的，中医这种师父带徒弟的个人经验非常重要，不是一个规范的科学管理所能生产出来的。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辑刊2019年5月2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oglf14N9C_vRVDpD_ww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