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28-1947年的西南边疆调查，是中国社会研究史上激活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边疆调查的关键时期。三个学科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此后影响深远的新传统。本文结合边疆研究的生平史和对研究作品的概念考察，表明1934年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促成了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各自的关键转向，使其分别形成了结合经济史与民族史的田野工作理念。其中深蕴的历史想象，与南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在边疆继续“民族志社会学”的“自然史”理念有着深刻的区别。

关键词 历史社会学  定位  议题  方法

1947年4月19日，结束抗战的中国在成都蜀中饭店迎来了边政学者和蒙藏委员会官员举行的“边疆自治与文化”会议。①从事边疆调查的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根据战时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如何重建边疆的问题。这一会议，更像是这些经历了艰苦的边疆调查的学者据此对边疆之未来的交流。与会学者从事研究的边疆地点并不相同，但无不在战前和战时的边疆调查中完成了各自关键的学术转型，成为20世纪上半叶边疆民族调查的中坚力量。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旧一新的两部边疆民族考察报告：凌纯声和芮逸夫1940年写就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所依据的调查却隔了十年之久。《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是凌、芮两人1933年在湖南进行苗族调查的民族志，而《凉山夷家》总结的是已随燕京大学从成都返回北平的林耀华1943年进入四川、西康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所做的田野观察。

成都会议和两部边疆民族调查著作的出版距离和凌纯声同年，长林耀华八岁的杨成志孤身进入凉山正好20年。在以中国西南的凉山开启和结尾的20年中，边疆调查逐步变成中国学术史上独立的研究类型。要继续讨论上述20年间作为学术类型的边疆民族调查，边疆危机的加深和学术传统的转化是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史情境。首先，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田野工作多是在193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加深之后进行的，研究者们会时时遭遇到在内地与边疆之间激荡的关于国家、国族与民族的争辩（马戎，2016；温春来，2018:31-264）。边疆危机引发的论证也变成了国家与国族观念演变的契机。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这一学术类型的建设者在族与国的观念上区别于没有此经历的上一代学人。而这段学术史很自然地变成了重新理解和书写民族与国家的历史。

第二个基本的视角是将这20年的时间视为西南边疆民族调查运动（survey movement）开展的历史，因此将西南视为学术传统转换的场域。在此转型发生之前，传教士融民族学、民俗和语言观察为一体的田野调查不仅极大地启发了早期汉学，也在20世纪初达到了为现代中国学者认同的高峰（黄文山［1936］2013:29；徐益棠，1946；王建民，1977:61-73；王利平，2016:120）。②因此，本文从西南边疆民族调查的历史中选取的20年，首先是大量接受西学和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密切进入中国田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学者除了需要在田野中思考训练自己的域外传统，还需要面对数量非凡的传教士调查记录和早期汉学写就的地理，历史和人群之风俗。③

随着抗战开始以及大量的学术机构向内地迁移，作为整个抗战后方的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与传统的边地有所区别。向边疆去和建设后方的情势同学者们在迁徙之后的学术转向重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1940年代展开的边政学问题。众多以边疆研究为学术专长，或关注边疆的知识人投入到这个学术名目的界定与争论当中。相当一批的学者也在政府中担当起了边疆政策的设计角色（王建民，1997:265-275）。这种转向边政学的现象为我们提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从彼此不同的研究传统进入到不同的边疆，对边政学赋予的意义和内涵有何不同？以边政学为一个思考框架，反过来对边疆或者说边疆研究的想象力有何改变？

近年来，学者们对“边政学”的历史进行了有效的讨论和材料积累（杨天宏，2010；汪洪亮，2014）。但在边政学成为中国学者所自觉采用的说法之前，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边疆民族研究经历。从学术史上看，这些边疆民族调查各有其产生的思想与学科资源，而且其在此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继受和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仅存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边政学”之名，固然可以在历史语境下标识这些边疆调查和研究，但仍不足以揭示出这些调查研究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型在学术流变上的内涵。如何以学术史的眼光和方法来揭示边政学转向背后的中国学术生态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中国社会学史蓬勃的今天仍然是一项值得努力的尝试。本文试图从西南边疆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川滇地区在1928-1947之间的变化，来进行学术史的尝试。

上述两个基本的情境中包含了两组学术史探究需要重视的关系：一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族群及与国家观念之书写的关系，二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学术范式转移的关系。在最直接的边疆民族志与国家的关系中，发现和再发现边疆的人民和空间，不仅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产物（Febvre，1973；Craig，1984），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力量在边地的形成和扩展（Sahlins，1989）。这种相互刺激的一个后果是瓦解了“自然边疆”背后预设的国界和族界的合一。④以巴特（Fredrik Barth）为代表，关注族群的社会学家瓦解了将自然边界（地理和生态）作为“族界”的含义，由此对族群身份进行了新的理解（Brubaker，1996;Adelman and Aron,199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费弗尔的影响，将边疆视为临近之族群、宗教、语言和生态竞争的结果（Barth，1969；Cole and Wolf,1999）。

如果从地缘政治中的国与国转到文明想象中的国家关系，那么对地理上的边疆的认识，也会折射出对文化中的他者的想象。例如，对罗马边疆的想象，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认识自身传统的一部分(Whittaker 2000)。观察学术类型的内在视角就从这种想象边界之外的他者开始。不同的国族想象竞争的场域之一，就是对文明的他者的语言、人种和风俗的知识考察的竞争。这种考察产生于对边缘的田野和语文考察，也对边疆和族群的田野观察有最深的影响。对19世纪后几乎影响全世界族群分类的印欧语言学，来自人类学和西方中古史背景的学者致力于理解其中的德国浪漫派思想背景，以及法国思想对这一种观念的批判（Bloch 1990； Dumont,1994:57-65；埃利亚斯，1998：第1章；Geary，2002）。

上述两个视角构成了学术史上考察和田野工作相关的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入手点。然而，整合内外视角要服务的根本问题则是，我们如何通过学术史的勾陈重建研究类型。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断重返学术史的原因，是要获得对实质的概念与似乎熟稔的经验的新鲜感受，以及持续研究的动力，而不是囿于对学派和学人的定见，或是寻找“遗珠”的好古之学（antiquarianism）。因此，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学术史写作的方式——来整合上述两个基本的视角就非常关键。

从考察对象上来说，学术史的对象一定是在具体历史开展中形成的知识，但对这一时间性的对象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学术史写作的对象具有内在紧张。一方面，学术史的确非常接近以知识为对象的历史社会学考察，无论是从学术的从业人口入手，或者是从学科或机构的组织沿革入手，学术史的考察对象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学术道路被走出来的轨迹。这种在高度有序的时间性的勾陈中恢复的是学术的日常生命，当然也包括在田野工作中最基础也最微观的行动。但极为日常或者微观的生命史并不意味着不可预见。就此而论，无论是聚焦在人，还是聚焦在物（学刊、系科、学社等等），对传记性的材料（biographic materials）的使用就非常关键 （Lindner，1996:31-114；Abbott，1999）。

但另一方面，学科史的对象又可以是非常具有时空错置性（anachronism）的理想和观念力量。这种学术理想固然和学术人物的主张大有关系，但也未见得是明确标榜的理念。它可以与同时代人互通声气，但也非常可能是从跨越时代的理念中找到灵感。我们如何对待一个时代的“预流”和“逆流”，如何对待面临大量外来观念和研究传统冲击下的反省，非常需要解放学术史在时空错置的观念交织中的想象力，也就是要将学术史写作中的“情景化”（contexualization）作更为复杂的架构，在学术实践的有序进程和概念的时空错置之间搭建有效的分析，使得学术史的转折，分期和类型化具备新意。在这个意义上，借鉴思想史的概念考辨来对学术文本加以理解和比较，是扭转学术史和学科史走向机械的情境决定论的一个关键（Ringer，1969；Aarsleff，1982；Pagden，1982:119-200；Olender,1992；Lindner，1996:115-153）。

在以上的思考线索中，本文试图结合两个分析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何以构成学术类型。一方面需要对研究作品的文本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需要从研究开展的具体的情境，特别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生平史中看到学术演变的动力。蔡元培论民族学的文字，构成了观察这一学术类型的着眼点。

01

蔡元培振作民族学的想法，可以在他1926年冬发表在上海《一般》杂志上的《说民族学》（［1926］1962）一文中看出来。在这篇文字中，蔡元培的重点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别。民族学以共享文化生活之民族（Folk）为对象，因此可以说是对各民族文化的比较之学，而人类学则是以人的生物构成（体质）为前提的研究。⑤1930年蔡元培在中国社会学社上致辞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则将民族学和社会学视为文化-社会比较的“原初”与“发达”两端。但这两端都是置于当前历史，而不是考古式的研究。事实上，在清末至蔡先生发表两文之前的十余年当中，从丁文江1914年在四川和云南进行的体质测量开始，到李济归国后的人类学尝试，及至蔡元培推荐出书的俄国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off），由体质测量进而辨析人种都是最主要的民族学形式（王建民，1997：85-89）。尽管蔡元培两文秉持的民族学概念极受19世纪德语学界的民族学或东方学的影响，但它们提出了将民族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分的第一个说法，其将民族（folk）与人种（race）加以区分的做法与此前中国学者（例如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03））将民族学与人种志混用的做法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这三个学科正是在战时中国非常关键地塑造了边疆调查实质的学术脉络。

蔡元培的学科区分，在他直接推动成立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门类里面更是看得清楚。1927年，蔡元培兼任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的民族学组长。⑥次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将研究西南的苗、瑶族放在最初的计划之列。⑦德国学者颜复礼（Fritz Jaeger）和在北大师从莱辛学者欧内克（Waldemar Oehlke），担任史语所特约编辑的商承祖（章孙）即在这一年前往广西凌云县调查瑶族的生活和文化状况。7月到8月，两人在凌云县的北部调查了6个瑶族聚居的村庄。在蔡先生的支持下，这次调查后写就的《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成为“中研院社会科学所专刊”的第二号在1929年出版。对这个报告兴趣最大的是刚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萨丕尔（Edward Sapier）拿到博士学位的李方桂。1929年入职史语所后便着手西南的壮-侗语言研究的李方桂随后写了《广西凌云猺语》一文（李方桂，1930），试图证明猺语更近苗语，而不是如颜、商二人认为的那样近泰语。

就在颜、商二人在广西山中开展调查的时候，影响早期中国边疆社会研究甚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1928年7月成立于广州。人类学与民物学组是该所初设的八个组别之一，而史禄国被聘至该组主持研究。同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则在半年前就成立了和史语所名称相仿、学术旨趣接近的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语史所、杨成志，1931）。两所机构对边疆研究的共同期待在1928年的夏天迈出了第一步：史禄国夫妇和两位年轻的广东学者容肇祖与杨成志，一起离开广州向西。他们准备取道河内，前往云南进行边疆调查（杨成志［1930a］2003）。此时，距离史禄国第一次到北京从事研究已经超过了10年，他关于通古斯的研究也在四年前出版。⑧在和西伯利亚与中国的东北迥异的西南，史禄国一方面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另一方面也准备完成地方文献的搜集。如果两方面的计划实现，史语所和中山大学共同期待的边疆调查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昆明停留了月余之后，容肇祖带着他搜集的地方文书材料返回广州，此后写作了未曾公开发表的《云南种族及民俗调查报告书》（王传，2015：13）。史禄国夫妇则在昆明完成了体质测量后，找到了居住在昆明的一家四口的倮倮族人，对这家人进行了语言学，特别是发音的观察和记录（Shirokogoroff，1930：183）。史禄国没有再继续前往计划中的云南东南部，而是返回了广州。他在昆明的语言学观察后来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二分本上，名为《記猓玀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

这一行中最年轻也最固执是杨成志，他9月独自从昆明继续向北，10月抵达了凉山。⑨此后的2个月里面，他结识了彝民首领，在上百个彝族村落里面开展了他第一次长时间的西南边疆调查。在《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于1929年初出版的时候，杨成志则在凉山下的巧家县开始学习彝文。流过四川、西康和云南的金沙江西岸开始慢慢变成了他脑中清晰一点的民族志田野。1929年5月，他在对西南民族的方志又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决定在未来四年内对云南全省进行深入的调查。可惜，他最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入滇经费，1930年3月经河内、香港返回广州。

在杨成志1年8个月的田野跋涉中，早期边疆调查的局面发生了从南到北的变化。史禄国中途返回广州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合作而专事史语所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工作。1929年5月迁往北平的史语所将原来的8组减为3组，人类学和民族学被放在了李济领衔的考古组之下。傅斯年并不希望这部分工作就此停止，仍让史禄国实际主持史语所留在南方的这部分工作（王传，2015：10）。但从史语所北迁到史禄国1930年北上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堪称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社会科学所发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的前八号（1929-1933）中，边疆民族调查占到了半数，除了上文提到了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猺族调查（第二号，1929）之外，还有中研院特聘的民族学家林惠祥的第一部民族志作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三号，1930）和任职同济大学的德国医学家史国博（H.Stiibei）与同济学生李化民用德文发表的对浙江景宁畲民的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余田民调查记》（第六号，1932）。而《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的前三号作品中有两部是边疆民族调查的成果：除了陈翰笙主持写作的《难民的东北逃亡》（第二号，1930）之外，还有中研院委托林惠祥将卢作孚得自西康，于1929年赠予中研院的彝族器具进行说明所得的文字《猡猓标本图说》（第三号，1931）。

1920年代末加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年轻学者陈翰笙与凌纯声以各自的学术路径，进入了东北，并在那里开辟了边疆调查的新局面。1929年的春天，提前结束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翰笙转到了同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年夏天，陈翰笙组成的调查队伍前往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进行调查。从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刊和集刊上的调查报告来看，调查的主要动机是东北的农业经济和从河南、山东等地流落到东北的难民问题。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并不是调查者在当地的深入访谈，而是较为系统的基于文献的经济趋势分析。陈翰笙带领的研究者除了接触辽东省铁路经济局的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也广泛利用了国外，特别是日文的社会经济调查资料以及当时中国报刊所见的难民报道。在危机日盛的东北，陈翰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出色的文献研究（library research）。系统融合档案与传播文献的调查报告在陈翰笙这段时间主持的两项东北调查中非常一致。而同一时期由他在无锡和河北主持的农村调查则有明显的区别。

1930年4月，入职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到一年的凌纯声携商承祖一道赶往东北，进行满族-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路线为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即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这三个多月的调查产生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和凌纯声一样深受莫斯（Marcel Mauss）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影响的徐益堂曾认为这个民族志重族群资料而轻地理，并且对方志材料采纳不够（转引自黄文山，［1936］2013:240）。但这一民族志事实上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的新起点。

赫哲族调查结束后，凌纯声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活跃的学者。1933年的初夏，他和三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芮逸夫以及负责技术的勇士衡从南京出发，溯江西行，从武汉和长沙转道沅江前往湘西进行苗族调查。在湖南的凤凰、乾城和永绥三县交界的地区，凌纯声等人完成了三个月的“内边疆”调查。［11］就在凌纯声等赶往湖南后的一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杨杏佛被暗杀的事件加速了该所的改制。当凌纯声和芮逸夫从湖南返回南京的时候，社会科学所内的学科组已经开始裁撤。某种程度上，这是该所从1929年开始陷入缺乏核心领导局面的结束。机构变更和随后的学人流动，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史语所共同从事边疆民族调查的局面结束，而这两个所也都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重心。

在丁文江和北平调查所陶孟和的协商之下，继续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持的北平调查所在1934年的7月变为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的集刊和专刊在合并前后停刊。而北平社会调查所此前主持的两份刊物，《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创刊，每年一卷分四期出版）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创刊，每年一卷，分两期出版，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成为合并后主要的刊物。此外，社会调查所原本主持的专著系列“社会研究丛刊”则在合并后被新启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取代，第一本著作为吴承禧的著作《中国的银行》（1934）。［12］

如果我们对比完全由北平调查所主持的“社会研究丛刊”（截止到1934年）和合并之后开启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两个系列的出版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改组带来的学术转向。“社会研究丛刊”主要刊载的是以著名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活调查，既包括研究发现，也包括生活指数的编算办法。陶孟和与他早期的助手樊弘、杨西孟是以进步主义时代盛行的“账簿法”进行的细致调查为代表作品。而“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中，这类以家庭支出为基础的微观调查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类基本研究：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和国内外贸易与工业化有关的统计和估算）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

《社会科学杂志》的生命则跨越了这次机构的调整。它早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从纽约宗教调查部独立之后就开始刊登文章，到1937年因为抗战停办，共出版了8卷31期。这本期刊涵盖的学术范围要比上述两个专著系列都广，但大体上分为三类：国民经济指标的统计报告（包括估计），［13］经济理论和统计办法的简介，［14］以及中外经济史的研究［15］。如果算上外贸统计，经济统计类的作品占据了第一大类。很明显，在这个期刊当中，接近生活指数调查或任何微观社会调查的作品仍然是极少数。［16］换而言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在独立后其实高度转向了国民经济统计和贸易研究，而非陶孟和此前领导的以劳工生活调查为重点的社会调查。对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统计，是和陶孟与年纪相仿、经历相似的早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公法研究者在20世纪头20年非常关心的主题。［17］对贸易和工业化的关心，对统计海关数据，对货币情况的分析等尝试在时间上也和中国经济学在20世纪的第一次高峰重合。［18］

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34年之后真正的新转向是受整理清代大内档案激发的经济史研究。这一变化，除了陶孟和的见识之外，也和调查所从193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大有关系。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南学生汤象龙成为首批研究生中的一员。两年后调查所则招收到了整理和研究各省厘金档案的罗玉东、1933年离开北大经济系的青年学生千家驹，以及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梁方仲和巫宝三成为又一批的研究生。新的史料和社会调查数据使得中研院的社会研究产生了实质上的新学风。这些利用经济史材料整理中国史的年轻人推动新的社会科学所走上了社会经济调查与新的经济史并行的道路。［19］“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这个系列的出版物中真正和工业、贸易与货币等国民经济学统计并进的，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作品。［20］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激发的史料与史学变革，到1940年代已经扩展至了更为广阔的明清以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21］

陈翰笙在“杨杏佛事件”之后离开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正式去职之前，他在1933年5月加入了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和马寅初、陶孟和等一道成为该农村政策研究机构首批聘任的学者。在农村复兴委员会主持的第二批分省调查中，如何在“九一八”之后认识和开发西南边疆的意识更加明确。而奔赴广西和云南的调查者使用的正是陈翰笙设计的调查方案。从各省调查报告来看，此前在东北调查时候形成的融合文献研究的特点则逐渐消失，这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更紧密地从经济史考辨入手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倾向形成直接的对比。

当时几乎所有关注工业化问题与农业经济前途的学者都采取了社会经济调查的形式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34年之后与何廉、方显廷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路径非常一致，都强调从经济史和工业调查的结合入手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一方面清理现行的公共数据，另一方面以地区和行业为基本单位进行个案研究。［22］而陈翰笙此后的经济调查不仅淡化了此前有过的经济史痕迹，也不再有明确的社区单位的原则和社区比较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这是早期陶孟和式的社会调查在农家经济领域的继续。

02

1934年的调整使得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的研究取向有了非常明确的区分。凌纯声、芮逸夫和陶云逵成为史语所中的人类学组成员。这个团体也构成了中研院边疆民族研究的中心。［23］就在这一年，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成志返回了学者生涯起步的中山大学，但没有回到启发他田野工作的川康之边。不过，在他返回的时候，这个被西南的巨流和峻岭南北向开出的通道，已经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学者边疆民族调查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战时中国的学术历史上，这个区域大致被分为了川-滇与川-康两个亚区。［24］史语所的民族学者从1930年代到抗战转移后所带动的调查，使得川-滇地区民族志作为学术类型开始成型。

在凌纯声和芮逸夫辗转于浙江的山地时，淞沪会战迫使他们供职的史语所从上海迁到了南京。在鸡鸣寺路落户的史语所迎来了战时边疆民族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陶云逵。对中研院的边疆民族调查来说，陶云逵和一年后入职史语所的吴定良令人类学组名副其实，更让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架构起了从语言、体质和社会结构考察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能力。1934年的秋天，刚刚加盟史语所的陶云逵与大他两岁的常州同乡凌纯声一起承担起了史语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的云南省内调查。五年前杨成志立下的调查云南全省民族的宏愿在陶云逵和凌纯声的滇南、滇北两路调查中展开。凌纯声仍和勇士衡搭档，在南至河口、麻粟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主要考察边民之生活习俗与社会，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麽些（纳西族）、倮倮（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陶云逵与赵至诚（史语所技术员，负责摄影、绘图）一路，调查区域上，东南至麻粟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重点考察民族体质、语言，调查对象有民家（白族）、麽些（纳西族）、傈僳、窝泥（哈尼族）、摆夷（傣族）、曲子（独龙族）、怒子（怒族）、倮黑（拉祜族）、阿佤（佤族）等民族（李东晔，2011：5）。

1934年，驻缅甸的英军在云南开矿被云南土司、班洪王联系其他部落所抵抗。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最有雄心的调查恰与中缅边界南部未定界发生的“班洪危机”同时。［25］冲突的发生强化了国民政府对中缅边界南段的考察和勘定的决心。外交部求助于中研院加强中缅边界的民族识别工作。凌纯声和芮逸夫在军队的护送下与中英双方代表抵达滇缅边境。从1935年底到1936年4月，凌纯声和芮逸夫带领勘察人员先到镇康，然后到达孟定、耿马，之后再回到孟定，再南向到达勐董城。史语所的民族学家一路协助记录与识别中缅边界地区分布的各个民族（王明珂，2008）。史语所学者和勘界官员以及地理调查学者至此汇聚到晚清光绪年间搁置的中缅边界南段。班洪危机没有太大的影响陶云逵按计划开展的南线调查计划。他的田野调查在1936年春天结束。［26］

相比起对赫哲族的调查，云南调查似乎对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学界的回应没有那么响亮。但它却使得史语所成功延续了自建所以来的边疆民族调查传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民族学组的工作和史语所同时期开展的语言与体质研究呼应起来。［27］1937年秋，史语所离开鸡鸣寺路，和众多中国大学一样开始了西迁。在离开南京之前，川-滇调查在抗战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的田野工作，由毕业不久的马长寿来主持。［28］

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聘马长寿为助理研究员，他在1936年开始了西南民族调查。这项由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项目与史语所的云南调查前后相连。马长寿、赵至诚、李开泽（文书、会计）三人组成的考察团于当年12月19日从南京出发，次年初抵达了成都。［29］和史语所的云南调查一样，马长寿主持的川康调查也分成了南北两路：北路由灌县至汶川、理番、茂县、松潘考察羌民、嘉戎、西番，南路由宜宾入凉山转至西昌、盐边、盐源、会理，考察罗彝、麽些、傈僳、僰夷、苗人等。［30］川康考察团首先考察的是凉山罗彝。1月14日，在四川建设厅2名人员陪同下，马长寿等三人从成都出发，抵达宜宾，沿金沙江西上，于1月23日抵达屏山县城，开始调查罗彝，调查至6月17日他们离开汉源县止，共在彝族地区停留145天。

南京陷落与学术机构内迁，暂时打断了马长寿计划中的北线调查。［31］马长寿将重心再放回到了凉山。1938年12月，他前往越嵩县田坝进行田野工作。和上一次的凉山考察不同，马长寿在越嵩的调查采取了深度的田野观察的形式。在越嵩河西畔之斯补、尼帝两个土司区域，集中做社区研究。从10日到达斯补勒陀开始，到1940年4月5日离开，共计115天（马长寿，2006：1-3；71-75）。［32］马长寿在乐山写成了他凉山考察的卓越民族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1941年，在史语所再次因为战火离开云南并落户四川宜宾李庄之后，川-滇的调查才真正恢复。1942年底，芮逸夫和就读于史语所的硕士生胡庆钧离开李庄，前往川南的威信县和叙永县进行苗族调查。在叙永县南部的鸦雀苗区，芮、胡二人作了历时一个月的初步考察，观察了十几处苗人生活（刘芳，2010；芮逸夫，2010）。1943年初，两人分开，芮去海坝乡南凹田，胡去峰岩。胡在结束调查后，回李庄进行硕士论文写作，芮则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后，去东部落窝乡、西部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进行调查。5月中旬，芮逸夫结束川南叙永苗族考察，在泸州蓝田坝返回李庄。随着陶云逵和凌纯声先后离开史语所，芮逸夫的调查可以说是史语所创建川-滇民族志类型的节点。中研院自1934年改组社会科学所，促使民族学的研究力量转移到史语所之后的十年，在芮逸夫的调查中画上句号。［33］

先后进入到这片地区的杨成志、陶云逵和马长寿都尝试用“西南民族”来讨论自己的田野工作。熟悉西方传教士调查与包含汉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是上述西南边疆调查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将中国正史和方志中的西南族群记述与汉学和传教士文献对照，是边疆研究考察族群区分的基本手段（马长寿，［1936b］2003:50）。杨成志1933年在法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上的报告，以《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为名发表于《禹贡》（杨成志，［1934］2003）。在文中，他并没有展开对西南民族的界定，而这篇长文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而是异常博学地讨论了古史，尤其是东方学文献中的罗罗史传。

陶云逵宏阔的比较文明视野和清晰的社会分析能力，首先体现在他如何极简地定义云南的边疆民族特性上。他首先将云南视为藏传佛教和小乘佛教传播造成的文明接触带（cultural marginal area，［1941］2011:96）。这一点和马长寿对西南民族的界定如出一辙（马长寿，［1936b］2003:49-50）。其次，陶云逵将一般意义上的中原-边陲关系（即通常所谓的汉化）拆解为建政（“中原化”）、同化（汉族与非汉族的相互涵化）以及分属不同语族的非汉族群之间的转化等不同的族群关系（［1941］2011:97-98）。最后，陶云逵非常简洁地指出，云南最宏观的文明化进程（即宗教文明的分殊）和包含不同机制的汉化进程的交错，使得云南内部的亚区没有沿着宗教边界分开，而是在汉化明显的滇北和不充分宗教化的滇西、滇西南和滇南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这个空白地带，实际代表着云南的“土人”，或者说“前中印文化层”（PreSino-Indic Culture Stratum,同上书:100）的特点。研究云南在族群意义上的特殊性即在探索此中间地带的构成与演变。

历经坎坷，在2006年方始出版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代表了马长寿最成熟的田野工作，在这个民族志完成的部分中，我们清晰看见对田野观察材料（实物、访谈和仪式观察）、文献材料和口传材料（神话类型）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充分的探究。这种分析在他此前充满莫斯气息的关于“花甲生藏”之缘起和类型比较的文章中已可见到基本的构架（马长寿，［1936a］2003）。该文的田野工作部分主要是他在山西昔阳县对口传资料的整理和当地出土墓葬（第八、第九节）的考察。但其对民俗和神话类型的娴熟比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莫斯在其名著《礼物》的第一章的描写。

从史传中讨论族群分类，马长寿心中最完美的标准是将经济、政治和习俗结合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后者将“西南夷”分为“耕田民族”“随畜民族”和“半耕半猎”民族。而正史中对西南族群分类的关键转折在范晔的《后汉书》以“蛮羌夷狄”四个基本类别来统摄更为纷繁，与具体的地域和文化关联更紧密的族类（马长寿，［1936b］2003：51-53）。“四夷说”的形态，奠定了后世史学书写族群的典范，但在马长寿看来则是对《史记》简单而深刻的写作形式充满遗憾的背离。［34］马长寿的意思是，正史叙事的优点，不在于能科学地界定族群，而是提供了合理的“亚类”。

早在1936年，徐益棠就将马长寿的分类与西南民族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的四分法进行了比较，认为都是在大规模体质测量不可能的情况下而不得不从语言学分类着手的办法（徐益棠，［1936］2002:152-153）。但马长寿从一开始很明确了史志记载与语言学分类结合的必要性。［35］他对西南民族分类的讨论，主要是非常细致地论证西南民族三分法的框架对于可知的各个族群的适用性。［36］他对方志中的语言和体质记载的娴熟掌握，和杨成志对东方学文献的梳理可谓相映成趣。如果我们将马长寿对西南民族源流考证的文章放在一起，我们发现，马长寿结合了可靠的体质材料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分析，从神话谱系到民俗传播的辨析，但和同时期写作《中国民族史》的林惠祥相比，马长寿的重点并不在于古史民族和现代民族的复杂对应，而是将古史民族中的族名作为“亚类”，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而马长寿从《史记》中读到的合理的亚类，也正是他曾经的西南调查同事凌纯声和芮逸夫在1940年代后的关注焦点。芮逸夫（［1942］1972:3）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具有“达名”的类，而各个具体的民族则是作为“私名”的类或者“次亚类”，而两者之间的以生态（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和广义上的文化（如佛教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界定的类别，则是作为“类名”的“亚类”。那么马长寿在《史记》当中读到的“西南夷”三分法，正是芮逸夫在此文中用力最多的“亚类”。凌纯声分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若干文字，也是尝试用历史上的“边政”来充实他所谓“边疆民族”和“边疆文化”这一亚类的内涵。［37］

除了对历史上的治理制度没有详细考辨（马长寿vs凌纯声）之外，马长寿与凌纯声及陶云逵的一个明显差别是对族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没有那么敏感。而凌与陶重视这一分布的原因是希望解释地理分布，特别是垂直分布的差异，究竟只是不同族群的生态适应性上的差别，还是有“民族强弱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凌纯声，芮逸夫，［1947］2003：第2章；陶云逵，［1936］2011:136-141）。也就是说，这种对生态适应区（ecological niche）的具体解释，不仅关系到族群社区之间的分界，也涉及这种分界在时间中随人群迁徙和竞争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前者和艾克瓦（Robert Ekvall，1939）在甘肃藏边进行的人文生态学民族志非常接近。而将共时和历时性的关系结合起来，则是人文生态学更直接的体现，这在看上去最不像边疆研究的燕京社会学当中颇有体现。

03

历史有些错位的是，选择回到燕京社会学继续工作的林耀华没有进入到吴文藻在昆明创办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工作站。［38］与燕大社会学素无渊源的陶云逵来到了“魁阁”。1940年，离开学界入职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的吴文藻身在重庆，而他最出色的学生们则分属昆明和成都三所不同的大学。但在吴文藻看来，这些都不构成燕京社会学传统的转折。［39］在他眼中，燕京社会学1938年之后在西南和西北边疆继续发展的核心是基于田野工作的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这个路子因为能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工作，不仅适合战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学的“专刊”（monographic）方法与功能主义结合起来，使得个案的类型化具备了最高的学术价值。［40］吴文藻亲自指导的工作站在1938-1941年的代表性成果当属费孝通和当时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的李有义在禄丰县的禄村调查（1938年开始）。［41］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张之毅于1939年在易门县的“易村”进行手工业调查，1940年在玉溪县的“玉村”进行的农业和商业调查，李有义1939年夏天在路南县的“尾村”进行市场和交易调查。更年轻的史国衡和田汝康1941年也开始了新的研究。在吴文藻看来则是更为成熟的“专刊”社会学在非汉语人群（non-Sinitic）社区中进行的尝试。［42］

日军对越南的占领和中国远征军的开拔使得云南工作站的民族志社会学非常紧迫地面对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问题。工作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都被期待着像几年前的史语所同行那样，用自己的调查来清晰地呈现边境的族群和劳工状况，以此协助恢复云南到缅甸的交通，以便远征军顺利通过中缅边界。［43］1943年，入职成都燕京大学的林耀华在大小凉山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田野工作。［44］他和杨成志在同样的地方开始了边疆调查，他先去凉山，再入川康北部调查嘉戎藏族的计划和几年前马长寿的调查路线几乎一致。1943年的夏天，林耀华带着学生胡良珍离开成都，经过宜宾县、屏山县，最终到达属于小凉山的雷波县，在那里开始了50天的田野工作（整个旅程88天）。［45］1945年，林耀华在当时任教成都的燕大同事李方桂的帮助下写成了英文文章《倮倮族的亲属体系》。［46］

非汉语社区的研究对于吴文藻来说的确不是到了边疆之后的想法。吴文藻在北平燕大时候就设想是将非汉民族和汉族进行社区类型的比较（吴文藻［1936］1999:482）。这在燕大社会学南迁之前的代表作中就能看到：在费孝通和王同惠对花篮瑶的社会组织调查中，人口（人口流动和生育率变动为其动力）造成社会密度的变化是边疆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杨庆堃以市集为对象的人文区位分析中，基层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聚集模式则和分为“基本集”和“辅助集”的基层市集紧密相关。［47］

人类学史研究曾用“内在他者”（internal otherness）和“初民逻辑”（savage logic）这对著名的概念来区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德国人类学和英帝国人类学（Stocking，1982；Proctor，1988：139）。套用这个概念，吴文藻设想的非汉语人群的社区研究，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内在他者”方案，因为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非但见不到德国人类学和东方学在处理“内在他者”时候的焦虑和自我投射（Marchand，2009），甚至也鲜见蔡元培和凌纯声在区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时候区分文明和自然的意图。马长寿关心的文明与文化的区分，似乎也不那么明确。

费孝通说得很坦率，他的社区研究设想之中的自然是自然史意义上的。［48］研究初民社会的人类学提供了整体事实的方法，但怎么样能将之作为一种社会学来研究当下的中国社会，来对抗社会学按照某一类社会事实建立分支社会学的趋势，是工作站要解决的问题。［49］在村庄经济变迁研究中，费孝通试图将带有浓重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变迁（natural history change），也就是每一个农业村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变迁，与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结合起来。所谓的结构变迁，指的是农村社区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新的经济要素。因此，三村的一个比较维度在费孝通看来，是纯然农村社区结构与被手工业改变的农村以及被集体企业改变的结构，三者之间的比较。［50］费孝通执笔的《战时社会学研究报告》试图从两个方面细化前文提及的“民族志社会学”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工作站的村庄调查都是在“事实”（fact）而不是“事件”（event）的意义上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不是在占有具体历史时空的对象，而是在构成这些具体村庄的一般社会机制上进行的田野工作。［51］因此，费孝通认为吴文藻所谓的田野工作同时，也是社区类型化的工作，但如此形成的类型只有在比较中存在。燕大-云大工作站在社区研究的方法上仍自认为继续和完善了此前的人文生态的研究。从他们以田野工作成全类型化的思路来看，工作站的学者并不认为边疆改变了社会学的整体思路。这样的研究与陈翰笙聚焦在生产关系要素的农村调查仍有重要的差别。［52］

工作站于1942年3月连开了三天年会，对此前和此后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计划。不难看出，工作站代表的边疆社会学的确沿着吴文藻心中“民族志社会学”（ethnographic sociology）的方向前进，在社区研究中继续贯彻了类型化的方法论。在工作站第一波的调查中，村庄成为工作站调查的基本单位，而村庄的经济形态和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则是所有调查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村庄调查所发现的经济心态、交易行为和组织方式成为工作站的年青学者们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模式的起点。1942年的史国衡和田汝康承担着工作站下一阶段最有希望的研究计划：史国衡的劳工研究将要解释在熟练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云南的工厂是如何以师徒制来“再生产”有效的劳动力的。而在田汝康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摆夷的摆”研究中，宗教与“夸富”性的财物（they dispose their property ruthlessly in the feast）消耗的关系，被工作站的学者们认为是找出新的经济心态的入手点。［53］

因此，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来说，一方面，无论从社会构成还是从政治构成来说，边疆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世界，并不是保留内地已经被现代化消除的本来面貌的“初民社会”，而在于其将内在各部分关联起来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的整体观不构筑在任何文明论的基础上，这个整体不是幽闭的，而要面对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着眼于西南的政治眼光、口号和学术运动也构成了这个地域最重要的现在时刻。学者需要打破政治史的中心-边陲观念，重新构造各种比较类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将边疆带回。

这个知识的判断也非常贴切地反映在吴文藻对《社会学丛刊》的设计当中。原本分为四部的该系列丛刊实际指只出版的甲乙两部，甲部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乙部刊载的是民族志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包括“乡镇社区实地调查报告”和“边疆社区实地调查报告”。“云南三村”的研究属于前者，而林耀华和田汝康在凉山与云南的民族志属于后者。

与吴文藻不同，李安宅和费孝通都感到历史对于民族志社会学提出的重要挑战。对吴文藻来说，历史研究根植于文化的时间性，因此历史研究与功能研究相辅相成（吴文藻，［1936］1999:488）。费孝通更想探索的是社会学所具有的一种很特别的历史意识。工作站对当代社会的聚焦，在费孝通那里是对“活着的传统”的聚焦，也就是说，是对被记忆留住的过去的聚焦（living past）。在费孝通看来，关注这种被记住而活着的现在，意味着同样关心对未来的期许（wishful）。社会学的“当下”，就是被记住的过去和想过的未来这两种意愿的投射（projection）。［54］如何将清晰的“自然史”与遍布中国学术的历史感结合，这是战时的工作站没有想清楚的，但也许是我们通过这段西南边疆的学术小史可以继续探究的问题。

结  语

杨成志1928年多少有些预期之外的凉山调查，开启了中国学者从蔡元培所期望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入手调查西南边疆的学术史。本文简述了1928到1947年的这段学术史中一些重要的时刻和事件，认为1934年的改组是原本合力进行边疆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各自学术转向的契机。新的社会科学所开启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的新方向，而接纳了民族学家的史语所则在西南，特别是川-滇调查中开启了史志与东方学文献对照，在“国族”与“族群”之间探索作为亚类的“西南民族”的独特路径。这个方向和南迁后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坚信立足于人文区位学是可以将边疆的非汉族人纳入社区比较的类型当中的。但这种民族志社会学深深嵌入到一种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观念中，其相信历程而不是历史的特点在费孝通那里构成了深刻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从中外学术与思想史上继续探讨。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学海杂志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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