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合江南老”

——考古所见之江南文化 

郑嘉励

 

我是干考古的，过来讲江南文化，话题恐怕离不开讲坟墓，但饶佳荣跟我讲这个话题是要面对公众的，题目里面最好不要直接出现墓葬的字眼，毕竟愿意直面人生的勇士不是太多，希望我想一个好标题。我想了想，那就叫“只合江南老”吧，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江南最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

“只合江南老”的话题是从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开始的，然后逐步展开，把话题推向深入。

 

吕祖谦肖像图

一、北宋河南新郑神崧里东莱吕氏墓地 

  吕祖谦家族墓地在浙江武义县的明招山，武义是金华下辖的县。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大学者，跟朱熹、张栻号称东南三贤，他的墓地在武义明招山。朱熹、张栻墓，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招山吕祖谦墓也是第七批国保单位。从吕祖谦的曾祖父开始到吕祖谦的孙子辈有很多很多人都葬在那里，但关于吕祖谦墓葬的数量和位置、分布范围过去完全不知道，甚至连吕祖谦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公布为国保单位，是（因为）吕祖谦这个人物重要，仅此而已。其实要搞清楚这些信息，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东西。 

  吕祖谦来自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叫东莱吕氏家族，他的六世族吕夷简，是宋仁宗时候当宰相时间最长的宰相，五世族吕公著是宋哲宗时候的宰相，曾祖父吕好问是宋钦宗时候的尚书右臣，也就是右丞相。还是个学术世家，他的高祖父吕希哲是哲宗皇帝的经筵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

  吕好问有四个儿子，吕本中、吕弸中、吕用中、吕忱中。吕弸中有两个儿子——吕大器、吕大伦，吕祖谦就是吕大器的长子。吕祖谦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他世系，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过，这个复原是我们在调查时候做的，因为详细的世系复原，是家族墓地调查的基础。

  我们知道吕祖谦来自中原的显赫家族，那时候他们住在开封，但他们已经在新郑县神崧里建立了一个近八九代人的大型墓地，几百号人全部埋在那里。那年头士大夫的大型家族墓地，都有“坟图”的，坟图前还有说明文字，也就是“坟图序”。年代久远了，图散失了，文字还在，坟图的序保留在现在宁波的天一阁，民国时期《鄞县木阜吕氏族谱》里面，有两篇文章，一是吕好问的，还有一个是吕用中的，把神崧里墓地的形成经过、墓葬、数量、位次全部描述得清清楚楚。从文章得知，他们的墓地是按照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一种风水观念“五音姓利”法来规划的。

  古人认为人们的姓氏对应五音，宫商角徵羽，不同的姓，墓地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总之在中原地区，像东莱吕氏这样的家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墓地的经营是儒家合葬伦理和世俗的风水堪舆这两种观念的结合体。总之，吕祖谦的祖辈在河南新郑已经有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他们的墓穴，按照五音，也按照长幼尊卑伦理来规划的，长幼有序，一个箩卜一个坑，各就各位埋好。

 

二、南宋武义明招山吕氏墓地

明招山墓地图

 

1、武义明招山墓地的形成 

  在民国《木阜吕氏族谱》里面保留了两篇北宋的坟图序，还保留了南宋时期武义明招山的坟图序，同样的，图也没有了，只有文字，但是只写到了南宋淳熙元年以前的埋葬状况。

  在南渡以前，吕夷简家族在河南新郑已经形成了七八代人的聚葬的墓地，可以想像，如果那个时候北宋没有亡国的话，他们肯定还会一个萝卜一个坑，接着埋下去。然而北宋灭亡了，宋室南渡，吕好问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颠沛流离，金人一直追过来，他们就一直逃，吕好问在绍兴元年逃到了今天的广西桂林，他就死在桂林了，他肯定有遗嘱，说是暂时埋在桂林，将来“王师北定中原日”，还是要回到河南老家去的，这是显然的，因为他的墓志现在在武义明招山出土了，石碑上只写了三分之一的块面，后面一部分是迁到武义明招山以后才补刻上去的，前面那段话讲得很清楚，现在是暂时埋在这里，将来有可能再埋回祖茔。

  绍兴五年的时候，宋金在战场上的局势已经慢慢平稳下来了，长期在桂林这么边缘的地方也不合适，他们四个儿子就陆续内迁，长子吕本中住在信州，就是江西的上饶；吕弸中住在婺州，就是金华；他的三叔祖吕用中住在浙江绍兴，四叔祖吕忱中住在浙江的衢州。他们的家，没有一个人是住在武义的，吕祖谦爷爷吕弸中住得最近，金华距离武义差不多也有一百里地，走路需要一天。

  他的墓地为什么会在武义明招山？吕弸中有两个儿子，吕大器和吕大伦，绍兴十六年的时候，吕大伦在武义当县丞，也就是副县令，吕弸中就住在武义的衙门里面，去世了，死在武义，只好就近在明招山买了一块地，那里有座寺院叫明招寺，这个寺院一方面可以抚慰亡魂，一方面丧家会付点钱给僧人，寺院可以帮他们守墓，这就是坟寺制度，这个传统在日本现在还看得到，很多人的坟墓都在寺院里面。吕弸中是吕家第一个埋在武义明招山的，他也有遗嘱，也是说我现在没办法，将来王师北定中原日也要回河南老家去。当时，吕本中前一年死在信州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把家族凝聚起来最有效的手段无非就三种，一个是墓地，一个是祠堂，还有一种是定期（每隔三十年）编修族谱，只有这三种载体才能把家族凝聚起来。最有效的聚族手段，还是家族墓地，也许比祠堂更加有效。

  到了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当时家族里面辈分最高的吕用中认为，这样下去家族就散伙了，然而回到河南老家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可能，那么我们就在武义明招山打造家族墓地吧。他们就把埋在桂林的吕好问的棺柩迁来，成为明招山家族墓地的老佛爷，然后又重葬吕弸中墓，因为吕好问是宋钦宗的尚书右丞，级别高，朝廷就把整个明招寺给了他做功德院。从此以后，吕祖谦家族从吕好问开始，四大房派，不管是谁，也不管住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都不远百里千里全部葬在明招山。

  明招山到底埋了多少人？明代的金华知府为明招山画过一个坟图，据他说明招山一共有96座墓，绵延了150多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的交通条件，背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怎么可能都葬到这边来。

   

2、坟墓的江南化 

   关注过中原北宋墓葬的人知道，他们的土洞墓室埋得很深，比如蓝田吕大临家族的，有些墓室雕梁画栋，仿木构建筑，比如河南的白沙宋墓。因为中原土厚，没地下水，埋再怎么深都没有关系。南方多山、多雨，地下水位高，所以必须考虑防水和防腐，吕好问是南渡的第一代移民，他的墓室已经江南化了，不可能按照河南老家的做法。

  为了适应江南的气候和地形条件，非但墓室江南化了，墓地的规划形态，也要改变。埋在中原地区，地势平旷，大家各就各位，秩序井然，埋得清清楚楚，连朝向都是一致的。但是，江南多山，地形复杂破碎，墓就必须埋到山上去，不能埋在平地，否则就要吃水。但是山上的地形崎岖，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墓葬规划成一个统一的方向，也就没有绝对的秩序可讲，所以他们的家族墓地就只是相对的集中，大家凑在一个不大的空间，没办法形成长幼尊卑清清楚楚的墓地，具体的朝向也都根据具体的地形来。他们出土的墓志对墓的方位的记录法，也是完全江南化了。如果埋在北方的家族墓地，他的墓穴位置是固定的，唯一的，可以用很准确的语言表达，比如“甲穴”“丙穴”。在南方，就没有办法做到确定，只能说“某墓之左”，或者说是“祖茔之右”，只能是笼统的模糊的方位说法。

  哪怕像明招山这样相对集中的家族墓地，南宋人也认为这就是“昭穆墓地”。

什么叫昭穆墓地？《周礼》希望族葬的家族墓地，非但要五代人六代人大家齐聚一堂，而且墓穴的位次也要严格按照长幼尊卑来排列的，尊者居中，辈分小的人分居左右，以不同的位次规划长幼尊卑的区别，这种做法和原则，就是“昭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东西，通过位次来反映不同人的长幼尊卑。事实上，宋代几乎没有人这样去做，因为具体操作起来不容易，最理想化的墓地就是蓝田吕氏的家族墓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家族，关中吕氏，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研究礼学，力求复古，他们编《考古图》，收藏青铜器，著作《吕氏乡约》，不仅仅是要搞清楚周代的礼是怎么样的，他们还希望拿那套东西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这真的是很感人的，他们非但研究这个东西，还以生命为承诺兑现毕生所学，但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

 

蓝田吕氏家族太尉塬墓园，上：墓园分布图，下：辈分排序表

 

但是对我们南方人来讲，明招山这样松散的做法，大家就认为这是昭穆墓地，其实在严格程度，与蓝田吕氏是没法比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中原地区，他们的地形条件、人文传统，支持他们建设长幼有序的家族墓地，但是江南地区没有这个传统，没有族葬的传统，像武义明招山这样五代六代人葬在一起，就是非常突出的，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

  南方没有族葬，戴表元说江南不能像中原一样的昭穆为穴，是因为我们山重水复，地理限制，没法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文传统，江南人迷信风水，没法族葬。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家族也讲风水啊，但是五音姓利的风水，跟多代人族葬是兼容的。南方的风水，江西形势派的风水和福建的理气派风水，这两种说法都从东晋郭璞的《葬书》发展而来，落到具体的择址，其实都一样，就是形式派。要找一个理想的葬地，背后有靠山，靠山后面还有很长的来龙，左右还要有青龙白虎的环抱，这样的风水才会好，古人认为地下会有生气在流动，他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就是穴，气遇到风一吹就散掉了，遇到水就停下来，所以后来形势派的风水，就讲这一套，还不是说单独一座山，周围还要有山环绕，群山叠嶂，对面有案山，前面还有河流要过，形成一个个怀抱之地，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形。这是江南的形势派风水。

  如果每个人都要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封闭的地形，那怎么可能跟父亲、祖父埋在一起呢，肯定是彼此互不相望的。我们在很多墓志里面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比如说父亲去世了，再过几年儿子也去世了，风水先生暂时找不到好的墓地，儿子就暂时跟父亲埋在一起，过几年风水先生挑好地方了，就把儿子迁走。风水是讲祸福的，这种风水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子孙能不能升官发财，完全是世俗的、功利的，在理想化的儒家伦理和世俗的风水观念之间，通常都是功利的要更占上风，因为这样的原因，江南就很少有族葬。

  但是，明招山这样的家族墓地，对凝聚家族的凝聚力来讲，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多多。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这样的家族墓地，吕家的四大房派不用几年就散伙了，因为有共同的墓地，他们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方大琮是福建莆田人，他也想在莆田打造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但他有个巨大的担忧，非常不幸，吕祖谦家族的很多人，都比较短命，吕祖谦45岁去世了，吕祖谦的父亲、爷爷也都不长寿，当时就有谣言说，那是因为明招山地下穿凿得太过了。这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南宋的士大夫，既看到了明招山家族墓地的好处，但是又深深纠结于世俗的风水观念，使他们难以作出选择。

 

三、元明昭穆葬、族葬的实践 

  因为江南无族葬，朱熹的《朱子家礼》没有一个字讲族葬礼的，但在元代以后，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礼书，逐渐就把族葬礼补进去。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不是突然改变的。

  义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医朱丹溪，他的墓地埋了三个人，朱丹溪葬在中间，他的长子葬在左手下，次子葬在右手下，其实就三个人，墓前还有坟庵，叫孝友庵。方孝孺，大家都知道，这是后世儒生的偶像。他在《孝友庵记》中写道，现在的那些儒生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都说自己是孔子的门生，但当他们埋葬自己亲人的时候，又不听孔子的话，都听风水先生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福利，各自寻找好风水，致使父子异处、兄弟殊迁。所以说，如果儒家放任风水先生当道，那就会导致伦理的灾难。然而，《朱子家礼》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朱熹也迷信风水，他和他的爷爷、父亲、三个儿子，都没有埋在一起，各墓之间，一个在政和，一个在崇安，一个在建阳，相差三万六千里。圣人也是这样，所以，后世的儒家，在元代、明代的时候，就补充了族葬礼的东西，也努力这样去实践。

  到明代嘉靖以后，江南地区就有很多很多的族葬墓地，是那种严格的“昭穆”族葬墓地，长辈埋在正中间，晚辈的依照辈分高低，依次分列左右。好笑的是，他们也都说这是按照朱子家礼的说法来做的，其实，朱子家礼一个字都没有。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明代，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以后，昭穆墓地就逐渐多起来，乐清有，义乌有，上海嘉定也有，上海博物馆编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上海明墓》，非常了不起的，把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发掘的明墓编成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上海嘉定的唐时升家族的墓地，在嘉定县城的附近，这个墓地就是多代人聚葬的严格的长幼有序的“昭穆墓地”，它不在北方，在我们上海。

 

    这里，其实我们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士大夫家族，南渡以后，哪怕第一代移民跑到江南以后，他们的丧葬习俗就江南化了，墓室江南化了，族葬的形态，也江南化了。因为南方的自然条件跟中原不能比，只能按照南方的套路来做。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南宋皇陵。

  讲南宋皇陵，必须要从洛阳巩县北宋皇陵开始讲。找两座皇陵的例子就行了，宋神宗和宋哲宗父子的一对墓地，他们的墓地以东南为贵，西北为卑，墓地要东南高，西北低垂，墓朝向的地方是高的，墓葬位置所在的地方反而是低的。这很奇怪，这就是“五音姓利”风水的做法，赵姓是“角音”，按照角音墓地来规划，以东南为尊、西北为卑，所以晚辈的帝陵都要埋在先帝的西北。墓穴，也就是皇堂，埋在上宫的正中心的地下，上面是一个覆斗状的陵台，也就是封土。皇堂的位置，位于正方形的上宫的正中心，这个位置叫“明堂”，天子葬明堂，埋在一个墓域的最中心。下一个皇帝，在先皇的西北面另开一个墓域，也只埋最中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再下一个皇帝，又在先皇的西北面新开一个墓域。

  皇后跟皇帝，也不是合葬在一起的。一座完整的皇陵，由上、下宫组成，上宫也就是墓穴所在，上面是覆斗状的封土，然后再有一个正方形的围墙。下宫，是服侍皇帝亡魂起居的地方，位于上宫的西北面。上、下宫是分离的，不在一条轴线上，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面，皇后就埋在埋在上、下宫之间的空地里，也在上宫的西北面，就是这样的关系。

  帝陵，也是儒家的合葬伦理观念和风水观念的结合体，这对南宋皇帝来讲，北宋皇陵的做法，就是他们的“祖宗故事”。南宋皇帝，尽管跑到了南方，但是皇陵也不能突破这个东西的，还是要按照祖宗制度来。一般的人家，哪怕是东莱吕氏这样显赫的家族，也没有这种负担，入乡随俗，跑到南方就按照南方的风俗来。但是皇帝不行，帝陵可是象征国家正统的，绝不能改。绍兴的南宋皇陵就是这样，南北都是山，可南宋的攒宫，偏偏不埋在山上，而是葬于两山之间的平地上，吃地下水，就这么奇怪，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刻舟求剑地照搬祖宗的做法。

北宋皇陵跟明代帝陵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北宋帝陵分为上、下宫，不处在一条轴线的。朱元璋的明孝陵，陵园就是一条轴线的，自前往后，多级台地，逐级抬升的，主要的建筑串在这条中轴线上，地宫是位于中轴线的末端，上面的封土是圆形的，叫做“宝顶”，宋陵的封土是覆斗状的，到了明代是半圆形的，宝顶前的享堂灵恩殿也在中轴线上，再也不是上下宫分离、西北脱节的形态。

宋六陵在绍兴宝山，南宋六陵是完全照搬北宋皇陵的，因为代表皇家正统的，所以说南宋皇陵不可能是明代帝陵的源头。因为明代帝陵和两宋帝陵的形态，根本不同，格格不入。那么，明代帝陵的源头在哪里呢？

 

四、明清社会扁平化，南北趋同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本来就是南人，长期的活动中心就在江南，尤其是当他占领浙江金华后，又进军处州，也就是今天浙江丽水，可以说，金华、楚州是他建立大明江山的一块重要的基石，他在浙东笼络了很多人，那些人不仅帮他打江山，还是他的智囊团，更是给他们制定所有礼制、国家政策的人，这些都是江南人，浙东的金华丽水人，其实就是宋濂、刘伯温他们。

明代帝陵这一套制度从哪里来？很遗憾，明朝人建造皇陵的规划图纸，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看不到了。但是完全可以推测，江南地区宋元时期的墓葬，普遍流行的坟墓，就是跟明孝陵类似的形态，我在浙江发掘了很多南宋的墓葬，就是前述同一条中轴线、多级台地、前底后高的样子。我们相信，明代帝陵的制度，是从江南这一块土地生长起来的，并通过朱元璋他们主导，然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

  宋明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就是元代，但很可惜，在我们的考古资料里，江南的元代墓葬太少了，元代的什么都少。大家知道，朱元璋以后，我们的社会就迅速“扁平化”了，不同地方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逐渐趋同，高度一致了，墓葬是一样，衙门是这样，孔庙也是一样，地不分南北，大家都用同一张图纸施工，全天下的衙门、孔庙，都是大同小异。朱元璋有雄心，也有执行力，他希望规范大家的生活，把天下的衙门都改造成同一种模式，全国就一张蓝图。宋代不是这样的，宋代当然是有文庙，但是，不同地方的孔庙还有各自的个性，不同地方的坟墓差别那就更大了。朱元璋一定有过一次雷厉风行的大整顿行动，他综合了宋元以来江南地方的各种东西，创作出一种统一规划蓝本，关于陵园的，关于衙署的，关于孔庙城隍庙的规划蓝图，交给全国的省市，统一实施。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个过程，但能看到这个结果，中国物质文化的面貌，到明代以后，就高度统一了。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武义明招山的例子可见，北宋中原士大夫的墓地，他们建立昭穆墓地的构想，随着宋室南渡，来到南方。吕祖谦家族墓地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典型环节，他们建设家族墓地的实践可能影响到南方的做法。到元明时期，昭穆葬、族葬就真的在江南开始实践了。

  明代物质文化整体扁平化了，但回到北宋时期，北方的墓葬和南方的是完全不同的，更早时代就不用说了，但到明清以后南北就趋同了，南北趋同的墓葬形式是从哪里来的？从北宋到南宋再到元明的转型，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视野来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原文化的关照下，我们才能读懂南宋时期的江南文化，也才能明白，在元明时期，江南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原的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世的社会和文化。

  江南的文化因素，在明代反过来影响北方。刘子健先生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历史，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江浙一带为重点的模式”，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们从江南墓葬、风水、墓地的角度，并时刻与中原文化比较，这非但可以帮助认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刘子健先生的大命题，南宋时期形成的江南文化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据说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文化模式。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随读随写2019年3月3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vrmFs_Ma7IKD9vZdn5_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