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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合江南老”
——考古所见之江南文化
郑嘉励
我是干考古的,过来讲江南文化,话题恐怕离不开讲坟墓,但饶佳荣跟我讲这个话题是要面对公众的,题目里面最好不要直接出现墓葬的字眼,毕竟愿意直面人生的勇士不是太多,希望我想一个好标题。我想了想,那就叫“只合江南老”吧,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江南最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
“只合江南老”的话题是从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开始的,然后逐步展开,把话题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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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肖像图
一、北宋河南新郑神崧里东莱吕氏墓地
吕祖谦家族墓地在浙江武义县的明招山,武义是金华下辖的县。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大学者,跟朱熹、张栻号称东南三贤,他的墓地在武义明招山。朱熹、张栻墓,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招山吕祖谦墓也是第七批国保单位。从吕祖谦的曾祖父开始到吕祖谦的孙子辈有很多很多人都葬在那里,但关于吕祖谦墓葬的数量和位置、分布范围过去完全不知道,甚至连吕祖谦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公布为国保单位,是(因为)吕祖谦这个人物重要,仅此而已。其实要搞清楚这些信息,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东西。
吕祖谦来自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叫东莱吕氏家族,他的六世族吕夷简,是宋仁宗时候当宰相时间最长的宰相,五世族吕公著是宋哲宗时候的宰相,曾祖父吕好问是宋钦宗时候的尚书右臣,也就是右丞相。还是个学术世家,他的高祖父吕希哲是哲宗皇帝的经筵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
吕好问有四个儿子,吕本中、吕弸中、吕用中、吕忱中。吕弸中有两个儿子——吕大器、吕大伦,吕祖谦就是吕大器的长子。吕祖谦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他世系,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过,这个复原是我们在调查时候做的,因为详细的世系复原,是家族墓地调查的基础。
我们知道吕祖谦来自中原的显赫家族,那时候他们住在开封,但他们已经在新郑县神崧里建立了一个近八九代人的大型墓地,几百号人全部埋在那里。那年头士大夫的大型家族墓地,都有“坟图”的,坟图前还有说明文字,也就是“坟图序”。年代久远了,图散失了,文字还在,坟图的序保留在现在宁波的天一阁,民国时期《鄞县木阜吕氏族谱》里面,有两篇文章,一是吕好问的,还有一个是吕用中的,把神崧里墓地的形成经过、墓葬、数量、位次全部描述得清清楚楚。从文章得知,他们的墓地是按照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一种风水观念“五音姓利”法来规划的。
古人认为人们的姓氏对应五音,宫商角徵羽,不同的姓,墓地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总之在中原地区,像东莱吕氏这样的家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墓地的经营是儒家合葬伦理和世俗的风水堪舆这两种观念的结合体。总之,吕祖谦的祖辈在河南新郑已经有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他们的墓穴,按照五音,也按照长幼尊卑伦理来规划的,长幼有序,一个箩卜一个坑,各就各位埋好。
二、南宋武义明招山吕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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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招山墓地图
1、武义明招山墓地的形成
在民国《木阜吕氏族谱》里面保留了两篇北宋的坟图序,还保留了南宋时期武义明招山的坟图序,同样的,图也没有了,只有文字,但是只写到了南宋淳熙元年以前的埋葬状况。
在南渡以前,吕夷简家族在河南新郑已经形成了七八代人的聚葬的墓地,可以想像,如果那个时候北宋没有亡国的话,他们肯定还会一个萝卜一个坑,接着埋下去。然而北宋灭亡了,宋室南渡,吕好问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颠沛流离,金人一直追过来,他们就一直逃,吕好问在绍兴元年逃到了今天的广西桂林,他就死在桂林了,他肯定有遗嘱,说是暂时埋在桂林,将来“王师北定中原日”,还是要回到河南老家去的,这是显然的,因为他的墓志现在在武义明招山出土了,石碑上只写了三分之一的块面,后面一部分是迁到武义明招山以后才补刻上去的,前面那段话讲得很清楚,现在是暂时埋在这里,将来有可能再埋回祖茔。
绍兴五年的时候,宋金在战场上的局势已经慢慢平稳下来了,长期在桂林这么边缘的地方也不合适,他们四个儿子就陆续内迁,长子吕本中住在信州,就是江西的上饶;吕弸中住在婺州,就是金华;他的三叔祖吕用中住在浙江绍兴,四叔祖吕忱中住在浙江的衢州。他们的家,没有一个人是住在武义的,吕祖谦爷爷吕弸中住得最近,金华距离武义差不多也有一百里地,走路需要一天。
他的墓地为什么会在武义明招山?吕弸中有两个儿子,吕大器和吕大伦,绍兴十六年的时候,吕大伦在武义当县丞,也就是副县令,吕弸中就住在武义的衙门里面,去世了,死在武义,只好就近在明招山买了一块地,那里有座寺院叫明招寺,这个寺院一方面可以抚慰亡魂,一方面丧家会付点钱给僧人,寺院可以帮他们守墓,这就是坟寺制度,这个传统在日本现在还看得到,很多人的坟墓都在寺院里面。吕弸中是吕家第一个埋在武义明招山的,他也有遗嘱,也是说我现在没办法,将来王师北定中原日也要回河南老家去。当时,吕本中前一年死在信州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把家族凝聚起来最有效的手段无非就三种,一个是墓地,一个是祠堂,还有一种是定期(每隔三十年)编修族谱,只有这三种载体才能把家族凝聚起来。最有效的聚族手段,还是家族墓地,也许比祠堂更加有效。
到了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当时家族里面辈分最高的吕用中认为,这样下去家族就散伙了,然而回到河南老家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可能,那么我们就在武义明招山打造家族墓地吧。他们就把埋在桂林的吕好问的棺柩迁来,成为明招山家族墓地的老佛爷,然后又重葬吕弸中墓,因为吕好问是宋钦宗的尚书右丞,级别高,朝廷就把整个明招寺给了他做功德院。从此以后,吕祖谦家族从吕好问开始,四大房派,不管是谁,也不管住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都不远百里千里全部葬在明招山。
明招山到底埋了多少人?明代的金华知府为明招山画过一个坟图,据他说明招山一共有96座墓,绵延了150多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的交通条件,背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怎么可能都葬到这边来。
2、坟墓的江南化
关注过中原北宋墓葬的人知道,他们的土洞墓室埋得很深,比如蓝田吕大临家族的,有些墓室雕梁画栋,仿木构建筑,比如河南的白沙宋墓。因为中原土厚,没地下水,埋再怎么深都没有关系。南方多山、多雨,地下水位高,所以必须考虑防水和防腐,吕好问是南渡的第一代移民,他的墓室已经江南化了,不可能按照河南老家的做法。
为了适应江南的气候和地形条件,非但墓室江南化了,墓地的规划形态,也要改变。埋在中原地区,地势平旷,大家各就各位,秩序井然,埋得清清楚楚,连朝向都是一致的。但是,江南多山,地形复杂破碎,墓就必须埋到山上去,不能埋在平地,否则就要吃水。但是山上的地形崎岖,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墓葬规划成一个统一的方向,也就没有绝对的秩序可讲,所以他们的家族墓地就只是相对的集中,大家凑在一个不大的空间,没办法形成长幼尊卑清清楚楚的墓地,具体的朝向也都根据具体的地形来。他们出土的墓志对墓的方位的记录法,也是完全江南化了。如果埋在北方的家族墓地,他的墓穴位置是固定的,唯一的,可以用很准确的语言表达,比如“甲穴”“丙穴”。在南方,就没有办法做到确定,只能说“某墓之左”,或者说是“祖茔之右”,只能是笼统的模糊的方位说法。
哪怕像明招山这样相对集中的家族墓地,南宋人也认为这就是“昭穆墓地”。
什么叫昭穆墓地?《周礼》希望族葬的家族墓地,非但要五代人六代人大家齐聚一堂,而且墓穴的位次也要严格按照长幼尊卑来排列的,尊者居中,辈分小的人分居左右,以不同的位次规划长幼尊卑的区别,这种做法和原则,就是“昭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东西,通过位次来反映不同人的长幼尊卑。事实上,宋代几乎没有人这样去做,因为具体操作起来不容易,最理想化的墓地就是蓝田吕氏的家族墓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家族,关中吕氏,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研究礼学,力求复古,他们编《考古图》,收藏青铜器,著作《吕氏乡约》,不仅仅是要搞清楚周代的礼是怎么样的,他们还希望拿那套东西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这真的是很感人的,他们非但研究这个东西,还以生命为承诺兑现毕生所学,但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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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吕氏家族太尉塬墓园,上:墓园分布图,下:辈分排序表
但是对我们南方人来讲,明招山这样松散的做法,大家就认为这是昭穆墓地,其实在严格程度,与蓝田吕氏是没法比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中原地区,他们的地形条件、人文传统,支持他们建设长幼有序的家族墓地,但是江南地区没有这个传统,没有族葬的传统,像武义明招山这样五代六代人葬在一起,就是非常突出的,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
南方没有族葬,戴表元说江南不能像中原一样的昭穆为穴,是因为我们山重水复,地理限制,没法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文传统,江南人迷信风水,没法族葬。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家族也讲风水啊,但是五音姓利的风水,跟多代人族葬是兼容的。南方的风水,江西形势派的风水和福建的理气派风水,这两种说法都从东晋郭璞的《葬书》发展而来,落到具体的择址,其实都一样,就是形式派。要找一个理想的葬地,背后有靠山,靠山后面还有很长的来龙,左右还要有青龙白虎的环抱,这样的风水才会好,古人认为地下会有生气在流动,他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就是穴,气遇到风一吹就散掉了,遇到水就停下来,所以后来形势派的风水,就讲这一套,还不是说单独一座山,周围还要有山环绕,群山叠嶂,对面有案山,前面还有河流要过,形成一个个怀抱之地,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形。这是江南的形势派风水。
如果每个人都要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封闭的地形,那怎么可能跟父亲、祖父埋在一起呢,肯定是彼此互不相望的。我们在很多墓志里面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比如说父亲去世了,再过几年儿子也去世了,风水先生暂时找不到好的墓地,儿子就暂时跟父亲埋在一起,过几年风水先生挑好地方了,就把儿子迁走。风水是讲祸福的,这种风水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子孙能不能升官发财,完全是世俗的、功利的,在理想化的儒家伦理和世俗的风水观念之间,通常都是功利的要更占上风,因为这样的原因,江南就很少有族葬。
但是,明招山这样的家族墓地,对凝聚家族的凝聚力来讲,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多多。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这样的家族墓地,吕家的四大房派不用几年就散伙了,因为有共同的墓地,他们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方大琮是福建莆田人,他也想在莆田打造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但他有个巨大的担忧,非常不幸,吕祖谦家族的很多人,都比较短命,吕祖谦45岁去世了,吕祖谦的父亲、爷爷也都不长寿,当时就有谣言说,那是因为明招山地下穿凿得太过了。这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南宋的士大夫,既看到了明招山家族墓地的好处,但是又深深纠结于世俗的风水观念,使他们难以作出选择。
三、元明昭穆葬、族葬的实践
因为江南无族葬,朱熹的《朱子家礼》没有一个字讲族葬礼的,但在元代以后,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礼书,逐渐就把族葬礼补进去。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不是突然改变的。
义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医朱丹溪,他的墓地埋了三个人,朱丹溪葬在中间,他的长子葬在左手下,次子葬在右手下,其实就三个人,墓前还有坟庵,叫孝友庵。方孝孺,大家都知道,这是后世儒生的偶像。他在《孝友庵记》中写道,现在的那些儒生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都说自己是孔子的门生,但当他们埋葬自己亲人的时候,又不听孔子的话,都听风水先生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福利,各自寻找好风水,致使父子异处、兄弟殊迁。所以说,如果儒家放任风水先生当道,那就会导致伦理的灾难。然而,《朱子家礼》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朱熹也迷信风水,他和他的爷爷、父亲、三个儿子,都没有埋在一起,各墓之间,一个在政和,一个在崇安,一个在建阳,相差三万六千里。圣人也是这样,所以,后世的儒家,在元代、明代的时候,就补充了族葬礼的东西,也努力这样去实践。
到明代嘉靖以后,江南地区就有很多很多的族葬墓地,是那种严格的“昭穆”族葬墓地,长辈埋在正中间,晚辈的依照辈分高低,依次分列左右。好笑的是,他们也都说这是按照朱子家礼的说法来做的,其实,朱子家礼一个字都没有。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明代,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以后,昭穆墓地就逐渐多起来,乐清有,义乌有,上海嘉定也有,上海博物馆编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上海明墓》,非常了不起的,把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发掘的明墓编成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上海嘉定的唐时升家族的墓地,在嘉定县城的附近,这个墓地就是多代人聚葬的严格的长幼有序的“昭穆墓地”,它不在北方,在我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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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其实我们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士大夫家族,南渡以后,哪怕第一代移民跑到江南以后,他们的丧葬习俗就江南化了,墓室江南化了,族葬的形态,也江南化了。因为南方的自然条件跟中原不能比,只能按照南方的套路来做。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南宋皇陵。
讲南宋皇陵,必须要从洛阳巩县北宋皇陵开始讲。找两座皇陵的例子就行了,宋神宗和宋哲宗父子的一对墓地,他们的墓地以东南为贵,西北为卑,墓地要东南高,西北低垂,墓朝向的地方是高的,墓葬位置所在的地方反而是低的。这很奇怪,这就是“五音姓利”风水的做法,赵姓是“角音”,按照角音墓地来规划,以东南为尊、西北为卑,所以晚辈的帝陵都要埋在先帝的西北。墓穴,也就是皇堂,埋在上宫的正中心的地下,上面是一个覆斗状的陵台,也就是封土。皇堂的位置,位于正方形的上宫的正中心,这个位置叫“明堂”,天子葬明堂,埋在一个墓域的最中心。下一个皇帝,在先皇的西北面另开一个墓域,也只埋最中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再下一个皇帝,又在先皇的西北面新开一个墓域。
皇后跟皇帝,也不是合葬在一起的。一座完整的皇陵,由上、下宫组成,上宫也就是墓穴所在,上面是覆斗状的封土,然后再有一个正方形的围墙。下宫,是服侍皇帝亡魂起居的地方,位于上宫的西北面。上、下宫是分离的,不在一条轴线上,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面,皇后就埋在埋在上、下宫之间的空地里,也在上宫的西北面,就是这样的关系。
帝陵,也是儒家的合葬伦理观念和风水观念的结合体,这对南宋皇帝来讲,北宋皇陵的做法,就是他们的“祖宗故事”。南宋皇帝,尽管跑到了南方,但是皇陵也不能突破这个东西的,还是要按照祖宗制度来。一般的人家,哪怕是东莱吕氏这样显赫的家族,也没有这种负担,入乡随俗,跑到南方就按照南方的风俗来。但是皇帝不行,帝陵可是象征国家正统的,绝不能改。绍兴的南宋皇陵就是这样,南北都是山,可南宋的攒宫,偏偏不埋在山上,而是葬于两山之间的平地上,吃地下水,就这么奇怪,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刻舟求剑地照搬祖宗的做法。
北宋皇陵跟明代帝陵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北宋帝陵分为上、下宫,不处在一条轴线的。朱元璋的明孝陵,陵园就是一条轴线的,自前往后,多级台地,逐级抬升的,主要的建筑串在这条中轴线上,地宫是位于中轴线的末端,上面的封土是圆形的,叫做“宝顶”,宋陵的封土是覆斗状的,到了明代是半圆形的,宝顶前的享堂灵恩殿也在中轴线上,再也不是上下宫分离、西北脱节的形态。
宋六陵在绍兴宝山,南宋六陵是完全照搬北宋皇陵的,因为代表皇家正统的,所以说南宋皇陵不可能是明代帝陵的源头。因为明代帝陵和两宋帝陵的形态,根本不同,格格不入。那么,明代帝陵的源头在哪里呢?
四、明清社会扁平化,南北趋同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本来就是南人,长期的活动中心就在江南,尤其是当他占领浙江金华后,又进军处州,也就是今天浙江丽水,可以说,金华、楚州是他建立大明江山的一块重要的基石,他在浙东笼络了很多人,那些人不仅帮他打江山,还是他的智囊团,更是给他们制定所有礼制、国家政策的人,这些都是江南人,浙东的金华丽水人,其实就是宋濂、刘伯温他们。
明代帝陵这一套制度从哪里来?很遗憾,明朝人建造皇陵的规划图纸,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看不到了。但是完全可以推测,江南地区宋元时期的墓葬,普遍流行的坟墓,就是跟明孝陵类似的形态,我在浙江发掘了很多南宋的墓葬,就是前述同一条中轴线、多级台地、前底后高的样子。我们相信,明代帝陵的制度,是从江南这一块土地生长起来的,并通过朱元璋他们主导,然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
宋明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就是元代,但很可惜,在我们的考古资料里,江南的元代墓葬太少了,元代的什么都少。大家知道,朱元璋以后,我们的社会就迅速“扁平化”了,不同地方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逐渐趋同,高度一致了,墓葬是一样,衙门是这样,孔庙也是一样,地不分南北,大家都用同一张图纸施工,全天下的衙门、孔庙,都是大同小异。朱元璋有雄心,也有执行力,他希望规范大家的生活,把天下的衙门都改造成同一种模式,全国就一张蓝图。宋代不是这样的,宋代当然是有文庙,但是,不同地方的孔庙还有各自的个性,不同地方的坟墓差别那就更大了。朱元璋一定有过一次雷厉风行的大整顿行动,他综合了宋元以来江南地方的各种东西,创作出一种统一规划蓝本,关于陵园的,关于衙署的,关于孔庙城隍庙的规划蓝图,交给全国的省市,统一实施。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个过程,但能看到这个结果,中国物质文化的面貌,到明代以后,就高度统一了。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武义明招山的例子可见,北宋中原士大夫的墓地,他们建立昭穆墓地的构想,随着宋室南渡,来到南方。吕祖谦家族墓地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典型环节,他们建设家族墓地的实践可能影响到南方的做法。到元明时期,昭穆葬、族葬就真的在江南开始实践了。
明代物质文化整体扁平化了,但回到北宋时期,北方的墓葬和南方的是完全不同的,更早时代就不用说了,但到明清以后南北就趋同了,南北趋同的墓葬形式是从哪里来的?从北宋到南宋再到元明的转型,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视野来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原文化的关照下,我们才能读懂南宋时期的江南文化,也才能明白,在元明时期,江南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原的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世的社会和文化。
江南的文化因素,在明代反过来影响北方。刘子健先生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历史,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江浙一带为重点的模式”,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们从江南墓葬、风水、墓地的角度,并时刻与中原文化比较,这非但可以帮助认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刘子健先生的大命题,南宋时期形成的江南文化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据说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文化模式。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随读随写2019年3月3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vrmFs_Ma7IKD9vZdn5_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