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0日第390期

　　【核心提示】地方司法档案往往仅保留清代、民国时期的，对于近代法律史的研究或有益，但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司法档案，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有一定程度的失真。
 

　　
　　近年来，很多学者将研究兴趣和重心投入到州县司法档案的研究中。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四川巴县、南部县和新繁县司法档案的相继发现，一批学者利用这些档案进行了颇有意义的研究。应该说，这是法史研究中的一股好的风气，值得肯定和鼓励。但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过分强调地方司法档案的研究价值，甚至认为，各类史料之间存在着较为清晰的价值差，学术研究更应注意对地方司法档案等基本文献的利用。

　　笔者认为，作为法史研究的素材，司法档案的证据力还很薄弱；刻意地给不同类型的史料设置一个价值类差是不科学的，法史研究应注重利用多元史料相互参证，才能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地方司法档案没有免遭质疑的特权

　　目前学界着重研究的几种州县档案，都存在证据力比较薄弱的问题。如清代四川巴县档案虽称得上是比较完整的州县档案，但仍缺康熙、雍正这极重要的两朝。清代四川南部县档案，虽各朝代相对齐全，但各个朝代档案数量差别很大；即便是数量较多的光绪和宣统时期，其保存质量也参差不齐，残缺数很大。即便是年代较近的民国肇基之时的司法档案，存世且易为利用的也非常有限，如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中，有1912年案件约60件，但绝大多数未经实体性判决，有堂谕者仅1件。其他零星档案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刘昕杰指出，地方司法档案往往仅保留清代、民国时期的，对于近代法律史的研究或有益，但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司法档案，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有一定程度的失真。这提醒我们：地方司法档案记载的未必就是纯粹的事实，它没有免遭史料批判的特权。鉴于此，对地方司法档案的证据力作过高的期待是不科学的。

　　地方司法档案只是沉寂的文本

　　即便解决了档案失真和证据力薄弱的问题，也并不能保证研究者能够获得科学、可信的结论。地方司法档案是一种沉寂的文本，文本中承载的历史信息该如何解读需仰赖研究者的后见之明，还需“在实证与解释中寻找彼此的契合点”。

　　仅以新繁县档案研究为例。新繁县档案藏于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刘文艳经过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新繁县，民众之间一旦遇到矛盾，往往更倾向于民间解决途径：通过保长甲长、亲邻族众、智士绅首或者乡公所等调解和息；即便是偶有诉讼，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姜璟俊和罗单丹的考察，却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繁县，一幅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争讼的百态图。两位学者特别考察了其中的亲属间的诉讼，发现民国时期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较之传统有很大变化，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发展，即便是血缘和伦理也没有缓解争讼的激烈程度；而且，在亲属争讼的案件中，要求调解的极其少见，均要求依法审判；少有的调解，成功的也不多。亲属之纠纷尚且如此，陌生人之间争讼之激烈可想而知。

　　同样的档案，完全不同的结论。问题当然不能归于档案材料，档案已经实现了它可能具有的“真实”。这时的档案再真实也只是一种缺少参照的“孤证”；执着于自己所需要的档案细节真实，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碎片化的“局部真理”。长于州县司法档案研究的里赞就客观地指出，事实上，所有的档案对其时代的记录都是有限的，若想通过档案以窥历史之全貌根本不可能，何况还是有限的且不尽完整的档案。

　　地方司法档案不是法史研究素材的全部

　　除却司法档案材料之外，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别样素材，诸如“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乡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传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这些素材同样是我们接近历史的便捷通道，是进行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一大批学者针对这些素材的考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中国法史的认识。

　　按照笔者有限的搜集和概括，这些代表性的成果有：以苏力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以郭建为代表的对中国古典名著的法眼解读；以俞江为代表的对《塔景亭案牍》、徽州契约文书和分家文书的考察；以夫马进为代表的对《新锲法林金鉴录》等讼师秘本的研究；以徐忠明为代表的对明清小说、士绅日记的研究；以原美林为代表的对明清家族司法的探析；以黄源盛为代表的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以卜永坚为代表的对残本《钦定例案》等民间法律文献的研究；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基于法典、习俗的考察所做的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研究；以李雪梅为代表的对社会转型期的“刻石纪法”的研究；以游自勇为代表的基于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对中古前期的冥讼的研究；等等。

　　这些学者的成果，并没有因运用的是地方司法档案之外的素材而降低其重要意义。依笔者拙见，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学术影响力并不亚于司法档案的法史研究；就推进法史研究、接近历史真相之贡献而言，各类型的素材没有也不应有高下差等之分。科学的研究态度应是重视多元素材的互证，法史研究的素材应更趋多元。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