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利用原始档案进行学术研究俨然成为“热门”。随着一批批规模庞大、品类繁多的档案被学术界揭发、整理，使人不断有“发现新大陆”之感。与此同时，对于原始档案的认识、理解、研究利用，在不同研究者身上也可能存在差异。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不知何人请来刚刚在大陆“走红”的黄宗智先生来做讲座，大致是讲怎样利用档案进行研究、怎样理解“表达与实践”等问题。当时在场者，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北大历史系十余位教授。黄的讲座甫一结束，某位以爬梳档案史料见长的近代史专业教授便首先发难，大意为：黄先生通过那么一点儿档案，怎么能得出那么大的结论呢？对于这样直白的提问，一时之间，黄竟无言以对，场面有些尴尬。

话说回来，中央与地方在司法权力格局中处于不同层级，相应地，司法档案也有中央司法档案和地方司法档案之别。今天较为引人注目的“司法档案研究热”，其实主要是“地方司法档案研究热”。对于这种“研究热”的兴起根由，一方面，原来关于全局或中央上层的法律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似乎已经走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等需要整体更新或转型突破，但一时之间也无法完成。随着地方司法档案的发掘、整理，尤其通过一些学术先进的带动作用，使很多学人的研究视野从中央转向地方、从全局转向局部。所以说，某些地方司法档案的发现，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学术研究的转向似乎存在一定的必然。另一方面，以往对于历史档案的发掘整理、研究使用，基本限于历史学界，但近年随着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断兴起，地方司法档案越来越受到关注，早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范畴。影响较为突出、成果也最为显著的，当属法律史学、社会学乃至部分经济学人对于司法档案的研究利用。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今天关于地方司法档案的整理出版，会有这么大的价值？为什么会如此引起学界重视？近年兴起的“地方司法档案研究热”又能持续多久？窃以为，现今之所以会出现司法档案研究热，固然与学术研究的潮流转向有很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们现今不公开、不透明的档案管理制度，各级档案机关对于学术研究者的深闭固拒，人为设置各种阅读使用障碍，以及各级档案管理部门管理技术、服务水平的粗糙低劣造成的。以笔者有限所见，除现今为众所知的淡新档案、宝坻档案、巴县档案、南部档案、冕宁档案、黄岩档案、龙泉档案外，其实在国内很多省、市、县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相当数量明清以来、尤其近代的司法档案（比如江西、辽宁、吉林等省），但由于上面几项负面因素的存在，使大部分档案不是“藏在深闺人不识”，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学界乃至一般文史爱好者的研究利用。因而，龙泉司法档案能够在高校学者、档案管理部门、出版社以及国家出版资助机构的相互配合努力下，得到整理出版，在当下中国，无疑是件值得表彰的盛事！但可以预言的是，随着档案管理的日益透明、公开，管理日趋科学，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出版这些司法档案的必要性自然会有所下降。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很多国家不仅档案管理比较科学，而且档案定期公开并向普通公民开放是法律强制规定的，除了那些处于保密时效范围内的档案资料，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档案。因此，很多档案也就无须出版，直接到档案馆查阅原件即可。

进而我们追问：作为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如何体现和发挥这些司法档案的价值？或更进一步说：在具体学术研究中，某一地区的司法档案与其他地区的司法档案之间的差异或共性，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地方司法档案和中央司法档案的关系，又该如何贯通？我们利用地方司法档案，最终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价值？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在利用档案做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近年通过阅读发现，利用地方司法档案所做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有的人利用地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或结论，其实早已属于常识，或在学界颇具共识，只是利用司法档案重新证明一次而已；或者，通过研究司法档案获得的认识、观点或结论，我们通过其他历史文献完全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档案研究，价值不大，不要也罢，因为常识只是常识。如果我们需要不断对常识进行论证，只能说明我们民族的智力存在严重缺陷。

第二，地方司法档案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或一定的时间性，通过司法档案来揭示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特殊的法史现象，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比如一种特殊形式的契约，只属于某一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那个地方有，或只在某个时期存在，这也算是一种价值。但它在整个法律史或法学上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第三，利用地方司法档案，研究或发现一些有专业深度的法史问题，尤其是具有法学专业水准的法史问题。近些年，有的学者利用一些地区资料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在方法论上很值得参考。但我总觉得：如何恰当利用地区性的司法档案，来揭示一些带有普遍性、专业性的法史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下面，作为一名法史研究者，对于地方司法档案的整理仍抱有几点期待——

首先，地方司法档案整理至少应该做到两点：

第一，体现整理者的附加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由适当的人作适当的事。长久以来，中国古代在中央和地方档案管理方面自成体系。清朝在档案管理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据说“档案”一词就来源于满语的“dangse ”（又译作“档册”）。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变迁、知识转型，新式的档案管理体系与古代迥然有别。因此，在档案整理出版过程是保持或恢复古代档案分类管理之原貌，还是纯以现代学科知识体系进行分类整理？在古今之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以往台湾淡新档案的整理出版，便是采用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分类格局，颇引一些学者非议，认为不仅打乱了原来吏、户、礼、兵、刑、工的“六科”（或六房）格局，更使一些原本集中的案件材料分散于各编之中。相比之下，据整理者介绍，龙泉档案的保存情况原本很不理想，不仅有所散佚，更拜“文革”所赐，使档案编目混乱不堪。在无法回复档案原貌的情况下，以案件为中心进行归类整理，绝对是一个好办法；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惟一可取的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现在这样一个档案选编整理、编辑出版的宏大团队，一定可以使原始档案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以便学界同仁后期利用。——这种专业的素养、敬业的精神，这种救偏补弊的工作，也就是档案整理附加价值之所在！

第二，希望档案整理出版，能以资源共享为依归。原本“藏在深闺人不识”的档案被整理出版，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公益活动；但是，这些出版品（尤其影印版）往往价格不菲，难以为个人购买使用，因此对学者的研究利用造成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根据国外一些档案研究经验，在档案选编整理出版之后，进一步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学术资源共享平台，使任何一名研究者或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由访问、阅读，乃至下载复制。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地方司法档案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最终应该为大家共享。希望这批档案的整理者和管理者能够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努力。当然，在中国当下以“严防死守，限制使用”为鲜明特征的档案管理体制下，有很多繁琐的行政手续需要处理，必须要有勇气和智慧加以解决，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关于地方司法档案的研究利用，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以下三点似乎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地方司法档案之研究利用，必要以全国或整体的法律、社会、政治体系为背景，否则极易沦为单纯的地方性经验或知识，极易呈现知识的“碎片化”。虽然地方司法档案所承载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固不可否认其价值，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究属局限。

第二，对于地方司法档案的研究利用，应该在史学考辨等基本方法外，提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专业知识的引入，以便使档案资料能够全方位地发挥其学术和社会价值，使研究更趋深入。在不同专业学科对同一司法档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彼此借鉴切磋、交流交融，也必将有利于档案价值的立体发挥。

第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历史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1年）一书中所提醒的那样，地方司法档案作为一种原始史料，固然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信息被记录下来，但在这些档案的形成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不够真实但十分隐晦的因素存在。所以，在利用地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谨慎的警觉、合理的怀疑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学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否则，很容易陷入古人为我们编织的“档案陷阱”而不自知，所得出来的观点或结论又能值几何呢？

最后，面对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历时悠久的地方司法档案宝库，如何才能从这些故纸堆中发现新知、传播真知，需要我们不断地尝试努力。希望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能够早日完成出版工作，使社会各界早日共享这批宝贵的文化财富，共同开发和经营这块难得的学术新园地！

（注：本文为2014年12月20日在中华书局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龙泉司法档案》（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今稍加整理，予以刊布，略抒浅见，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