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铨等学者曾指出，在湖南南部，明代后期军屯“民田化”的现象尤为突出。到了16世纪，尽管许多屯田的占有者仍旧承续了军户的身份，但其土地所占土地实质上已转为民田。通过蓝山宁溪所的个案折射出清初土地权利、身份权力与垦荒入籍等问题的复杂关联和重新组合。在不同区域的历史情境中重新检视人地关系，会有助于我从更广义的地域环境、人地关系中思考历史空间问题，并不断反思历史田野调查本身的方法论问题，关于东南近海岛屿聚落和人群的研究，与上述思考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追述具体岛屿、海湾、海港的史事，关注海岛社区中，具备不同社会身份的各类人群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下谋生、拓殖和互动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把握变动的国家和社会情境中的人群，弹性地把握东南海域历史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在中国东南近海海域，特别是浙江、福建沿海，群岛和列岛星罗棋布，孤屿岛礁离散不一，许多近海岛屿又与陆地构成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港湾，整体上联缀成一串与大陆若即若离、蜿蜒漫长的岛链，这一岛链既是东南沿海人群长期从事海上经济活动、并通过不断迁移和互相接触形成的文化区域，也是历史上连接中国内地与东亚海域的重要贸易纽带。
在闽、浙沿海不同海域的岛屿之间，一方面展现出社会过程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具体海域文化的差异性。比如在温州沿海及海岛不少由闽粤移民建构的海岛社区中，其方言、礼俗、民间信仰以及谱牒、科仪等文本样式，显露出强烈的闽粤文化色彩。这触发我们思考：在具体的地域社会，不同人群如何因应帝国的海疆治理政策，塑造着海上生计方式和岛屿社会形态，并形成了家族组织和其他基于经济、信仰的社会组织。
在东南沿海社会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省界与籍贯问题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对于16世纪闽粤交界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陈春声认为，由于省界的存在对于官府行政和军事活动的制约作用，使具有“反官府”或“非官方”活动性质的人群得以利用这样的限制，在行政区域的界邻地方发展自己的力量，使界邻地区成为一个为其所用的具有完整性的区域。这也提示我们，作为社会史研究分析工具的“区域”，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从唐代到北宋，温州地区的造船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瓯江上游的深山密林盛产木材，为造船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元朝海上漕运兴盛的时期，温州地区的漕船数量曾到达年度漕运用船总量的六分之一，其中又以乐清湾为最。元初建立的海漕体制，容许两浙漕户通过夹带私盐等手段牟利，到了元末，漕户由于负担繁重, 很多人贩盐逃役，遁为岛寇，聚为方国珍等海上强大势力。明初编里甲,厉海禁,方国珍旧部中船户众多，骤失暴利，遂有所谓“兰秀山之乱”。明廷平乱后将方氏旧部编入沿海卫所，力绝其患。
有关明初东南沿海的王朝经略变化和人群动向，明代郑晓《吾学编》的叙述十分精扼，其文曰：
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郡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数掠海上。高皇既遣使，命将筑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赵庸招蛋户、岛人、渔丁、贾竖，盖自淮、浙至闽、广，几万人尽籍为兵，分十千户所，于是海上恶少皆得衣食于县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张诸逋贼，壮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县稍得休息。
郑晓敏锐地指出，洪武时期的岛寇倭乱，就是来自方、张余部，其籍入卫所者安身于沿海州县，这一批入卫军士与其他桀骜逋逃者，生命周期均在洪武末年结束，故沿海暂安，这对我们理解明初东南沿海卫所设置的由来和意义非常重要。
从明初至清初，王朝对于浙江海岛的整体经略，长期存在弃与守之间的两难抉择，对于具体岛屿来说，王朝的处置方式及政策演变趋势亦不相同，部分岛屿较早被纳入海上漕运体系，后来逐渐难以控制，部分岛屿曾被纳入卫所军事管制体系，此后却趋于松懈的半废弃状态，部分岛屿在历次军事征服后长期被弃守。从洪武十九年开始，一部分海岛居民面对迁遣，就有留驻和开复海岛的要求，并非所有海岛居民都迁入内地。当永乐年间海上漕运体制逐渐为运河漕运体制取代之后，海岛的船户军丁进一步失去从事海上漕运并挟私贸易之便利，许多人脱离了明朝控制，或留居海岛，私垦私煎，舟随渔汛，收鱼盐之利，或串合入寇，航行于东亚海域，从事长途贸易。
对于明中后期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与明朝海禁政策的关系，陈春声认为，明嘉靖至清康熙前期，东南沿海社会经历了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过程，原有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嘉靖海禁的实施，正好发生于东南沿海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从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其中又以活跃于广东、福建界邻海域的所谓“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关于明中后期温州一带海域的倭乱，同样来自漳州一带的寇盗，而且时人亦认为他们即为海上商贾。嘉靖《太平县志》有如下记载：
凡漳贼与导漳之贼，率闽浙贾人耳。贾赢则以好归，即穷困则为寇，顾其人不皆武勇，然而官军恒畏之，罔敢与敌者。予尝备询其故矣，盖兵之所仰者食，或粮给不以其时则饥，又其人率以商贾为活，不闲操练，弱弓败矢，置之废橐，是教之不豫也；武职官皆生长兹地，素不能服属其众，是令之不严也。
该志明确地指出，所谓“漳贼”和“导漳之贼”等亦商亦寇的海上武装力量，海防军兵出于物资短缺，不得不倚仗于这股力量，遂造成地方海防的掣肘乃至实际运作的虚与委蛇。这种利益的关联，正折射出嘉靖中期以后寇乱与海上商贸的关系。由之可见，寇乱不止并非全然归咎于兵防之衰颓，滨海失序，也不一定导致海贸受阻，其实际情形或如地方志所言：
远而业于商者，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苏杭，或商留都。嵊县以上载于舟，新昌以下率负担运于陆，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
正是这样一个海上世界，为南明时期东南诸政权提供了海上割据的有利环境，南明时期，海上诸豪强利用了近海岛屿和海域在逃匿追剿、岛际贩运以及长途海贸方面的便利，争锋角力。贺君尧、张名振、黄斌卿等南明部将都曾盘踞玉环山，或劫掠，或征渔税。在这段“海上藩镇”时期，如玉环岛一般的浙闽近海大岛，亦成为海上屯聚。清初郑氏势力控制了浙闽海域，郑氏寇党陈文达在乐清湾一带影响甚大。顺治十八年的迁界令针对的即是清廷无法掌控的岛寇势力。在这段时期中，长期在浙闽海域活动的闽粤之人，包括无籍之徒，在玉环岛等大岛上拓垦私煎，从顺治至康熙年间，土地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待到清朝下令展复沿海，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一并列入展复方略。在具体实施上，一方面，清廷决定在玉环岛上恢复建置，重建基层行政，雍正年间玉环厅的设置即是如此；另一方面，由各府县招徕民众到海岛认垦入籍，实现户口和土地的顺利登记和有效管理。前者主要是解决职官、公署及各种建置的配备，尚可设法达到，后者则在运作层面遇到阻力，特别是关于占垦秩序的先后认定，以及赋役征派的具体实施，存在诸多纷争。
雍正十年修纂而成的《特开玉环志》，不仅记载了新设玉环厅诸建置，还保存了玉环展复过程的题奏批复文书，呈现了展界的复杂过程及所涉问题。在这些文件中，李卫的题本详述了玉环设厅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他还用了很大篇幅讨论针对复界后如何招垦的问题。李卫多次指出，闽广无籍之徒的冒垦，就是导致奸良杂处之祸端，因此他坚持要“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与印照，计口授田。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概不准其保送。”
之所以限定太平、乐清两县人户入垦，显然是因为玉环厅是析太平、乐清之地而合成，此次开界，自然首先照顾被遣之民。不过，迁界的过程看似统一步调，而复界安插过程却颇为混乱，不是简单的迁界的反过程。实际的情况是，“富豪势力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庐可居，断不肯挟妻子亲戚，舍旧图新，反事旷闲之地，不过假立垦户，招雇工人代为力作。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于土著之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籍力耕以自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一旦入垦之人来去无常，人户不定，则官方无从管控。因此，李卫又担心“若限定二县之民，或致招徕不广”。然而，新治确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招垦效果不佳，则难以支撑民政军事。于是，李卫又提出“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本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则户口得实而藏奸无所矣。”
其实，东南近海岛链向来都是浙、闽、粤渔民的共同作业区域，在这个流动性极大的海上世界，其社会节奏也从来与陆地的定居社会迥然不同。譬如在玉环岛的石塘岙内，“闽人搭盖棚厂一十四所，每年自八、九月起至正、二月止渔汛方毕各船始散，各厂亦回。……又有钓艚，悉属闽民，船系租用，水手亦系顶替，人照面貌，俱不相符，修泊坎门，修泊石塘，往来无定，并不遵奉宪行船傍实刊字号，止用小板浮钉。”在清初迁界、厉行海禁的岁月里，越界捕鱼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生活于顺治、康熙年间的浙江人徐旭旦就曾写道：“今日海水温、台、宁三府之边界，袤延数千余里，一口岀一人，百口出百人矣，一口岀一船，百口出百船矣，欲从而禁绝之不可得。”待到玉环设厅之际，官方对海岛的查勘也更加深入。雍正五年，张坦熊受命署太平县印，兼理玉环垦务，他在详文中便提到了闽广之人长年于此杂居谋生，难以禁绝的实情。
从迁界到展界的，几十年间，清廷在东南沿海及岛屿的施治，其实面临的是同样的海上社会格局。长期活跃于浙闽海域活动的闽粤之人，在官方厉行海禁之时自然成为无籍之徒，待到清朝下令展复沿海，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一并列入展复方略，而在运作层面就始终需要解决海上人群的身份问题。
明廷在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上，自然希望拒绝这些无籍之徒，然而，新的施政有赖于各府州县在地方层面的运作，如何招徕民众到海岛认垦入籍，实现户口和土地的顺利登记和有效管理，是令地方官十分头疼的问题。面对海岛土田、聚落早已被各式人群占有的既成事实，在缺乏故有簿册的情形下，尽快认垦造册，或许比辨明忠奸再定户落籍更易操作。官方的题报奏覆文书，自然都是以严肃的措辞厉行禁饬，然而字里行间亦留下不少政策余地，比如雍正六年浙江布政司在收到张坦熊造送的“上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渔盐税课及支用存贮各数目简明清册”，就严饬地方稽查冒籍之事端，若严格执行政策，要地方官认定招徕民人来自台、温二府，所需要的工作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实际情况是，在稽查中被驱逐出境者仅有数十人。不难想象，许多闽广民人可能早已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入垦的资格。
张坦熊执掌玉环垦务的过程中，还主导了私垦钱粮以“隐漏”税项归入玉环课饷的改革，对入籍政策也逐步放宽，张坦熊所撰《查出隐漏改徵本色》一文颇为重要，其中指出：
复量度形势，因地制宜。……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
闽省之人居住十年以上者即可入籍编甲，这一政策如何具体执行？居住年限如何认证？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
在楚门半岛和玉环岛的考察中，我们从搜集到的谱牒文献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是不少闽籍姓氏关于祖先入垦楚门和玉环的记载，呈现出相似的叙事结构，此引若干谱序为例：
我家苏氏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南门外员山头，其先则自泉郡安溪分派者，此际世系无稽。……明季遇乱，我祖东山公偕兄弟及其叔父允佃公，携眷至温州平阳蒲门，而常山公子渊明公择居三十一都兰松洋夏井村，东山公择居五十三都下魁村，连山公择居二十八都宕顶村，惟璧山公独往江西，不知里居。窃念我祖流离迁徙，保有家族，今距槐纔八世耳。其在平邑居住者，生齿已不下千余人，其间至我父文廷偕胞叔文元自平邑迁玉环三合潭住居，又经六十余载矣，而房亲同来散处玉环不一，其方且而来，族叔世杰自玉环复移宁波。（玉环《武功郡苏氏宗谱》乾隆五十六年八世孙苏槐撰序）
维我平邑始祖荣所公，闽省泉州惠安大平庄里人。明崇祯年间。卜居平邑横阳江南二十三都将军里百家湾，开基且未百年，世传五代。缘雍正年间玉环展复，谕示招徕，太祖讳文哲公之次男讳景凤公闻风随往玉环地方观境，旋至江北楚门，识其地旷人稀，即返故里向告父尊，相议变产，仅留屋宇基址六分五厘，嘱托房分兄弟历年基租出息，作祭祀祖坟之用，誓许宏愿，遂携男女老幼迁居环山江北楚门所西山之前，于雍正八年垦筑田地，躬耕务业，室家顺遂。（楚门《孙氏宗谱》六世孙大明手录前代传记）
自公考兄弟立成、立宽、立智三公初迁于平邑岭门，时贸易蒲门马站街，不数载被海寇屈累，案害莫羁。公考立智公转徙玉环十三都芦岙之地居焉。询其措业几何，公曰，玉环基址自吾先考始也，但地当海水冲流，非筑堤不能拓。吾先考沾体塗足，独力支干，爰开乌巾塘、垟西塘之地百余亩，置此薄业，家给颇裕。（瑞安市荆谷山《蔡氏宗谱》道光四年修谱记）
以上谱牒撰述，都突出了入垦玉环（楚门）的闽省移民曾以温州府属县平阳或瑞安、或台州府属县作为迁居“中转站”的情节。这类撰述结构，还出现在于楚门林氏、楚门叶氏、楚门吴家村吴氏、玉环后排黄氏、玉环三合潭谢氏、玉环三合潭周氏、玉环苏氏等姓氏的家谱中，相信同类现象还可以找到不少。这些族谱以明确或模糊的语句，记录了入籍年份，或以明后期平阳始迁祖，历数三四代，说明康雍之际始至玉环（楚门）开基，或直接写明其始迁祖系雍正后期到玉环应垦入籍。另外，还有一类浙南地区的联宗谱，如上述楚门《林氏宗谱》、瑞安《蔡氏宗谱》以及玉环《江夏黄氏宗谱》等，其世系支派繁多，但叙及玉环楚门支派时，一般也会强调其开基时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不少谱序都表述了玉环（楚门）支派与平阳、瑞安支派长期“失联”，随后才逐渐寻宗合谱的事实。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除了需要以各种方式获得合法的户籍，得到官方的政策认可，还可能因实际土地利益的竞争结成各种组织。我和张侃教授在乐清沙门岛的庙宇考察中，很幸运地访得一本题为《西门志》的长诗，该诗作于晚清，从明清之交乐清的战事和民情叙起，直至晚清的史事。有关海岛的传世文献本来就十分稀缺，而且缺乏民间的叙述，所以该长诗的价值自不待言。诗中写道：
随后有人来开垦，不约而来禁姓人。叶施朱黄乐清祖，林郑吴胡太平人。
八姓相逢情欢悦，如兄如弟倍相亲。事斟酌 共商量，立写公据要周详。
只许进山同开垦，不准退悔转还乡。毋许谅想并利己，八股开山世泽长。
开成山地能播种，皆种萝卜与生姜。后种蕃莳兴大发，丰衣足食岁无疆。
到雍正二年昌，上司限落地丈量。始立化户千百号，新造册籍纳钱粮。
七年续丈广户额，岁岁报垦自新粮。到乾隆，第六年，五谷丰登无渔船。
可以看到，在乐清湾的复界垦殖过程中，乐清、平阳籍的一些垦户采取了合股经营的方式，通过缔结契约结成了进岛同垦的协议。诗中所叙事件编年也颇为明确，强调了雍正二年官府丈量西门岛之前，八户已经缔约入垦，雍正丈量后立户造册之后并继续报垦。“五谷丰登无渔船”一句则耐人寻味，其用意是叙说土地垦发过程，即由前期航行登岛进行滩涂或沙田作业，到后期田地拓展，堤围成型？还是讲述聚落变迁过程，即是此前八股垦户及其他外来垦户主要为船户，如今岛上生齿日繁，衍为农耕定居户？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还有待考究。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玉环大筠岗戴氏宗谱》钞本，载录清代族人戴明俸所撰《开复玉环伊始事略》一文，简述了雍正三年闽粤垦户与乐清垦户在玉环展复中的报垦竞争，从中可知，平阳籍闽人在玉环展复前夕早已动作频频，冒垦案件牵涉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玉环开垦事还与整个浙东沿海岛屿如舟山群岛的衢山岛、台州临门岛的整体垦荒政策动向密切相关。此外，这篇事略后半段还讲述了玉环展复后建筑楚门内塘的经过，当时编九柱，立柱头，采用“每柱垦田民夫二十人……塘夫按工给以食米盐蔬，塘成依柱按人给田”的办法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田地分配，还列出九柱柱头的姓名，其中“八柱吾族弟戴良音，九柱平阳人姚云”，也即雍正三年冒垦案中的相关人物姓名赫然在列，实际垦荒过程的人群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若采用一种文本互通的办法，分析雍正年间围绕玉环展复的官、私文献，聚焦官方施政实践中的症结，以及民间权利诉求中的重点，就容易理解清初土地复垦中的行政实质与社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