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史长达三千多年，其间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统一制度的确立，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宋时期士人阶层的出现，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书籍出版业的大众化。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程，迎来了中国出版业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为应对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对出版业提出的多方面挑战，明代出版人从印刷出版技术、作者主体、行销手段等方面积极应对，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出版人、大型的出版机构，形成了出版业的中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关键词：明代/挑战/出版业/发展

出版业，通常指从图书的出版到发行的整个产业链内所有参与者行动的行业，涉及编辑、生产、发行乃至营销诸过程，并与出版物主要内容生产行业——文创业以及主要原料来源生产行业——造纸业有着密切关系。出版业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技术、军事的发展，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都离不开信息的流通，而出版物则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因此承担出版物的制作与发布的出版业所起作用之重要，也毋庸赘言。

　　

俗话说“需要是发明之母，创意是发明之父”。经济学中的“需求决定论”也认为“有需求，才会有发展”。在世界历史上，诸多重大创新都是为了解决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才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挑战是创新之母。

　　

在今天，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两大潮流席卷全球，势不可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这两大潮流也对出版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一些地区的出版业出现了危机，而另一些地区虽然尚未出现危机，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以致一些人将出版业视为夕阳产业。但是出版业的前景就真的如此悲观吗?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出版业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算起，到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出版业进入之前，历史长达三千多年。这个漫长的历程中，经历三次发展高潮。这三次高潮，都是当时出版业对所面临的时代挑战而做出的应对。

　　

一、明代之前的挑战与应对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不少藏书家。孔子、墨子、惠施、苏秦等名人，都藏有不少书。这些书当然都是当时出版业的产品。不过，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很少，书籍出版技术也很幼稚，因此出版业还只是在萌芽时期。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高潮。秦汉王朝统一中国后，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如何把“自古以来”就是列国并立的中国，变成一个有统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人民认同的国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秦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文官(受过教育的官员)治国、“书同文”(统一书写方式)、“独尊儒术”(统一意识形态)等。这些措施对出版业有重大影响。

　　

秦始皇制定“书同文”政策，开始中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但是秦朝国祚短暂，文字统一还未真正得以贯彻，因此到了汉代，流传的文字种类依然颇多，都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西汉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对当时流传典籍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校勘和整理，考订源流，对其异同，为群书定出了较为可靠的版本。东汉学者许慎著《说文解字》，确定当时较常用的9 353个汉字，对这些汉字的出处、字义、结构等作系统的总结，从而使汉字更为规范化，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灵帝时，议郎蔡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得批准，于是由蔡邕等书石，把《周易》《尚书》《鲁传》《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的经文，刻石立碑于太学门外，成为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即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以一定之文为主，而在后面备列诸家的异文，从而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使汉代出版的文字更加规范化。①

　　

在出版业的生产技术方面，汉代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汉以及之前出版物的载体主要是竹简，而竹简的烘焙、防蛀技术，到了西汉已成熟，使得书籍制作更为方便。更重要的是，汉代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西汉已经出现了纸，现已发现的就有“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等。东汉出现了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蔡侯纸”。“蔡侯纸”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伟大技术突破，它使笨重的简牍逐渐被淘汰，大大便利了书籍的出版。

　　

由于以上进步，出版业在汉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汉代出版的六艺之书，据《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就已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之多。史书类出版物也明显增多，除了纪传体史书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在文学书籍方面，也有“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汉代书籍复制的盛行，造就了许多藏书家。例如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即“得书多，与汉朝等”②，东汉名士蔡邕则有书“近万卷，曾载数车书与王粲”③。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汉代出版业的发展。

　　

汉代的图书复制是依靠手抄，有一些贫穷文人即依靠抄书为生。名士王溥年轻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书肆佣书”④。这种以抄写书籍谋生，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手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传入后，到了东汉桓、灵二帝时，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不少佛教典籍。于是善男信女“手不释管”抄写佛经，使佛经成为数量不少的出版物。

　　

由于官私手抄复制现象日益普遍，沟通抄书人和读书人之间的环节——书肆也应运而生。东汉首都洛阳出现了书肆这种最早的图书市场。著名学者王充年轻时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⑤。这种“书肆”不仅是买卖书籍的地方，也是复制书籍的地方。王溥就是在书肆里为人抄书，由于他抄书出了名，顾客盈门，由此而得到的报酬也很高，“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⑥。不过，由于生产技术的局限和文化教育的不普及，汉代出版业的规模有限，出版物种类不多，价格昂贵，消费人群基本上只限于士大夫阶层。

　　

汉朝灭亡后，出版业陷入了长期的衰落。不过，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造纸术仍有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树皮外，又扩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纸。在设备方面，继承了西汉的抄纸技术，出现了更多的活动帘床纸模，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可以反复捞出成千上万张湿纸，提高了工效。在加工制造技术上，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改进了纸的质量，出现了色纸、涂布纸、填料纸等加工纸。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经基本取代帛、简而成为唯一的书写和书籍制作材料。

　　

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中国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被称为“唐宋变革”。“唐宋变革”一方面使唐宋两代在某些重要领域产生断裂，另一方面是变革的结果开启了中国的近世⑦。特别是到了宋代，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以致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中古经济革命”的时代⑧，是中国“近世”的开端⑨。这些变化对社会提出重大挑战。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⑩。宫崎市定先生也指出：“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官厅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这时变为近世的商业交通都市。这个变化，始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完成”；“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实拥有不能简单视为农业国的特质。农民在数目上无疑占压倒的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来说，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质”(11)。虽然史学界对这些观点有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较之前代，宋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士人阶层，以及数量尚不多、但在发展的市民阶层。他们对出版业的需求，对出版业提出了大挑战。面对这挑战，出版业也做出了积极的应对，从而引发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是出版技术的重大革命。但是雕版印刷术的运用在唐代还只是开端，因此唐代的图书仍以手抄本占绝对主流，印刷出版物以宗教作品图书为主，价格仍然颇为昂贵(12)。到了宋代，手抄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雕版印刷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比唐代成熟，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13)。此外，北宋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出版史上的重大发明。这项技术发明出来后，即用于图书印行(14)，并传播到了周边国家(15)。

　　

宋代造纸技术也出现了重大进步。首先，实现了由麻料造纸向树皮纤维造纸的过渡，导致了皮纸造纸技术的日渐成熟。其次，又出现了由使用木本植物茎干的韧皮造纸到用整个茎干造纸的发展。这个技术进步使得造纸原料大为增加。特别是在南方，竹纸制造技术，改变了原来造纸原料的格局。竹纸是用竹子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复杂手续处理后造出的纸。由于竹子生长迅速，易于栽培，因此竹纸来源充足，价格低廉，不仅弥补了原有材料无法满足的纸张需求，而且降低了书籍的成本。

　　

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进步，使得宋代图书“多且易致”，导致了书价的下降，以致有人称之为“书价革命”。这个“书价革命”改变了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小众化的历史，开辟了大众化历史，进而推动了书籍出版业的发展(16)。宋代出版业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汴京、杭州、川蜀、福建几大出版中心。除了官办出版业外，民间出版业也兴盛起来。出版物不再限于宗教作品，而涵括了经、史、子、集。出版物数量出现了大幅增加。其中流行畅销的文人别集，宋代以前总计不过400余种，而宋人自著文集多达1 500余种，这些文集绝大多数都在宋代刻印出版。

　　

入元以后，出版业发展颇为坎坷。元代读书人地位低下，科举不受重视，出版业中与科举和教育有关的部分也因此陷入萧条，而书籍印制也出现了恶化的倾向(17)。但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文化出版事业没有兴趣，采取放任态度，因此通俗文化的图书出版受到的限制也很少。宋代出现的出版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在一些方面，元代的出版业仍有所发展。元代出现了木活字，比宋代的泥活字更为实用。学者姚枢“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18)，王祯也用木活字印书(19)。在建宁、平阳、北京、杭州四个前代遗留下来出版业中心，书坊为数也还不少。元代书坊中还出现了公开征集书稿的活动，这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新现象(2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出版物虽然以汉文书籍为主，但也有为数可观的其他民族文字书籍。

　　

虽然有以上进步，但是宋元时期的出版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虽然教育比前代发达得多，但是尚未大面积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因此具有阅读能力的人群规模依然颇为有限；在北宋的汴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但是这个阶层在首都之外地区还未显现，因此也尚未形成一个在官员和士大夫之外的阅读群体。同时，虽然技术有进步，但是宋元时期纸张产量有限，刻板费用也仍然颇高，因此书价始终较昂贵，非一般平民所能问津(21)。我们今天在赞美宋版书的精美时不要忘记：这种精美表明这些书籍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士大夫阶层，而非普通民众。此外，不少学者认为在宋代，书籍并非唾手可得，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书店数量稀少等，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的最后几十年(22)。

　　

二、明代出版业面临的挑战

　　

明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诸多学者认为晚明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23)，或者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时期(24)。

　　

《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明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作了如下归纳：

　　

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25)。

　　

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到了晚明时期，中国各方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他的《追寻近代中国》一书中说：“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26)这是一个对于晚明整体情况的很好概述。

　　

在经济方面，万历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繁荣，特别是工商业空前发展，以致许多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万明认为在晚明时期，“以货币为引擎，以市场经济萌发为背景，晚明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27)。

　　

在社会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在明代中后期取得空前进步，因而市民阶层也迅速发展壮大。早在六十年前，恩师傅衣凌先生就指出：“我认为中国城市居民是很早就出现的，并且跟着城市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人数。但是把城市居民初步的赋予以近代性质的萌芽，那是在明代中叶前后，也就是十六世纪初年才开始存在的”(28)；“市镇商品经济的发达，工商业人口的增长，这样，就大大地扩大了城镇市民阶层的队伍，改变社会阶级关系”；“市民等级的队伍，在工商业的发达条件下，就在乡镇之中，也逐渐成长了”(29)。这个新兴的市民阶层有自己的文化需求和审美特点，从而对文化产品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在文化上，晚明更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时期。史景迁用生动的笔触作了这样的描述：“在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十六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中国没有一位剧作家堪与莎士比亚比肩，但是1590年代汤显祖所创作的生动曲折的青春爱情、家族关系、社会矛盾等题材的戏剧，剧情之细腻丰富、跌宕起伏都不稍让于《仲夏夜之梦》或《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中国没有一部作品能及已成为欧洲文化经典的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但是创作于1590年代的《西游记》以其对传奇惊险的取经过程的成功描写而成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小说。小说中的英雄孙悟空——一只陪伴唐僧远赴印度取经的赋予了人性的顽皮猴子，至今仍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必与欧洲作进一步的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的作家、哲学家、诗人、画家、宗教理论家、史学家和医学家都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其中很多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经典”(30)。

　　

甚至在政治上，晚明时期也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空前绝后的宽松氛围，朝野人士可以公开议论朝政。万历二十六年(1598)，内阁首辅沈一贯上揭帖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31)这种言论自由，也使得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的著作得以流行。

　　

此外，明朝政府对出版业的政策也颇为宽松。首先，政府对书坊刊印的书籍，不像宋元那样实行审查制度。其次，政府对出版业也有各种限制(32)，但是这些禁令大多数颁发于明代前期，到了明代中后期实际上并未严格实行(33)，有些书甚至越禁越盛行。例如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但他的著作冒犯了传统观念，结果被捕入狱，他的著作也多次遭到禁毁。万历三十年(1602)明神宗下诏：“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摉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34)然而不久之后，李贽的著作又风行起来，甚至有书商伪托李贽之名，编书出售。当时人云：“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35)这种宽松的氛围，对出版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对出版业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1)部分地由于明太祖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改革，教育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因此社会对儒家经典、时文选本乃至童蒙课本等各种与教育相关的书籍的需求比前代有巨大的增加。

(2)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各种专门知识的需要日益增长，从而导致对科技书、农书、商书、兵书、工匠书、医书、字书、法律书、尺牍、旅行指南乃至占卜历算等专业书籍的需求不断增加。

(3)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大众对白话小说、剧本、唱本等通俗文艺读物、日历、宗教读物以及内容丰富的日用类书的需求迅速扩大。

(4)士人阶层的扩大，使得更多的士人关心国家大事，从而对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出版物(如政书、史书、经世文编等)以及报纸(如邸报、京报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5)处于社会最下层、未受过教育的阶层，其文化需求也在发展，需要一些诸如春联、年画、绘本、图画之类的出版物。

　　

总而言之，出版物的消费群从士大夫向社会各阶层扩散。马兰安(Anne E.McLaren)通过对明代图书的序言与点评用语变化的分析，指出读者群从15世纪那种由读书藏书之人构成的狭小范围，扩展到了更大众化的社会层面，包括“天下之人”“各业之民”和“无知村氓”(36)。最大的读者群，已不再是上层社会和文化精英，而是蒙童、普通士人和普通市民。迅速扩大的读者群对出版物的需求多种多样，传统的出版业已经不能满足。

　　

三、明代出版人做出的回应

　　

面对挑战，明代出版人做出了积极回应。这些回应包括：不断改进出版技术，降低出版成本；扩大作者队伍，组织各色作者，创作适于不同读者群需求的出版物；积极开拓发行渠道，发展出版物市场；等等。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创造了近代以前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一)改进印刷出版技术

　　

明代的印刷技术较宋元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国传统的印刷出版技术已臻成熟。

　　

明代以前的印书字体都是手书的楷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刊刻不宜。到了明代，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即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但在宋元时代未能推广。宋代刻书以浙江为最盛最佳，明代士大夫最喜收藏赏鉴此类宋本，并在刻书中极力模仿，最终形成了宋体字。与宋代浙刻本的字体相较，新形成的宋体字脱离了自然书写，书法意味较少，字体方正，横平竖直，棱角分明，更近于印刷体。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民间出版业使用宋体字，始于弘治年间的苏州，正德时期发展到苏州的常州、松江地区，嘉靖年间基本成型，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版业采用(37)。宋体字书写方便，易于雕刻，可以提高刻板速度，因此印本文字定型为宋体字，作用颇为重要。

　　

图书装订方式在明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古书的装帧形式经过了长期演变，从简帛时代的卷轴式，演变为纸本时代的方册式。纸本时代分为写本时代和印本时代，写本时代开始的装帧形式延续简帛的卷轴式，后来出现经折装。自雕版印刷产生以后，逐步进入印本时代，书籍印刷出来以单叶的状态存在，将每一叶叠加起来就会形成方册，于是书籍的装帧形式开始向方册式演变。方册装经过不断变化，到了明代中期，形成四眼线装(38)。这是我国传统书籍装帧技术史上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装帧技术成熟的标志。书籍装订定型为方册线装，既容易存放，也可以节省材料，降低成本。

　　

除了上述进步外，明代出版人在印刷工艺上还力图有所突破，缪咏禾说他们“尽了极大的努力，企图突破的方向，一是活字印刷，二是彩色印刷。活字印刷方面，尝试了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彩色印刷方面，有三色套印、五色套印，还有短版、拱花等。这两种艰苦的探索和尝试，虽然没有真正成为印刷工艺的革命，却留下了珍贵的实迹和值得歌颂的改革精神”(39)。活字在明代有一定程度的应用(40)，尤其是在江南还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41)。这里要说一句，如果对传统的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进行比较，雕版印刷也具有自身的优势，例如版式灵活、生产方便，投资相对较小等，使得书商所承担的风险较小(42)。由于明代书坊规模通常都不大，是作坊式生意，因此雕版印刷比较切合于这种经营方式(43)。因此之故，雕版印刷始终成为明代以及清代出版业的主要印刷方式。明代首创蓝印(即用靛青代黑墨印书)，是印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同时，明代还创造出了短版、拱印等印刷方法。明代发明了彩色套印方法，对出版业意义重大，明代中后期的几乎所有类型的图书都有插图本，其中又以小说和戏曲最为广泛，几乎达到“无书不有图”的程度。小说和戏曲的对象本为普通民众，以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体现，可以吸引更大数量的读者。

　　

作为出版业的主要原料，纸张生产在明代也有重大进展。造纸业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称为槽房，有的槽房规模很大(44)。生产出来的纸张品种繁多，可分为皮纸、竹纸和草纸三类(45)，各有不同的用途。蒸煮纸浆多用石灰，提高了纸浆的质量。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纸坊破碎原料，多用水碓，提高了功效。这些进步使得纸张价格不断降低，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些进步，使得书籍的印刷成本大幅下降。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指出：由于字体改良和规范、刻字工作流程模块化，使得在出版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刊刻每百字的价格，比前代下降了十倍(46)，大约为2～4分银子(47)。周生春等的研究也表明，以页均书板价衡量，南宋的价格高于元代后期，元代后期则高于明代(48)。由于成本下降，书籍变得更为低廉。一般图书已不再属于奢侈品，就连普通市民也可以购买。袁逸估计，明代中签号每卷书的定价在银1.2～2钱之间(49)，与宋代相比，有相当幅度的降价(50)。周启荣在对明代中晚期书价和当时的各类职业收入水平及货币购买力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之后，指出买一卷书所需的钱(0.2两纹银)大概相当于买一张新椅子、一只鹅或一把折扇的钱，因此不仅是商人和官员，就连普通城市工人也可以承受当时的书价(51)。

(二)扩大作者队伍

　　

明代教育普及，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这个群体不仅对文化商品有大量而且不断扩大的需求，而且也产生了文化产品的提供者。由于科举名额太少，大多数读书人无法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场，因此不能不另觅生业，其中写作就是一条重要出路，这就为出版业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作者群。这些文人受雇于书商，依照书商的要求撰写各种迎合市场需要的读物。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文人从事商业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著名文人凌濛初、冯梦龙等。

　　

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书商和所雇用的文人不仅编写各种读物，还对精英文化进行了实用化的处理，使之通俗化，以便大众接受。例如日用类书，不仅有居家日常使用的功能，还带有相当社交指南的意义。其中如琴棋书画、诗对、兵法之类，内容粗浅，主要是为粗通文墨之人用来应付社交生活所需。而酒令、青楼方面的知识，显然也是交际所必需的。这种新的读物，又反过来创造了新的读者群。

　　

书坊生产以营利为目的，市场定位主要为满足大众需求，非常看重畅销书。为了牟利，书商也雇文人写作小说、话本、戏曲等各种畅销书，以“取悦里耳”者。小说因为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较多地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极大的读者群。明代出版的小说种类多达千种以上，蔚为大观。其中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最受欢迎，刊出后一时洛阳纸贵，书坊因其畅销，视为奇货，无不翻刻。英雄人物小说《水浒传》《岳公传》《忠烈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也风靡流行(52)。图像读物如春宫等，在各阶层民众中也有广大市场。印制低劣的春宫，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广泛传布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之中(53)。

(三)加强竞争，推进行销

　　

明代以及之前的出版业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官府经营的出版业(官刻)、文化精英经营的出版业(私刻)和商人经营的出版业(坊刻)，它们所出版的书籍分别称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明代中期以前，官刻和私刻是出版业的主体。到了明代中后期，虽然官刻和私刻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坊刻发展更为迅猛，成为三个部分中最有生气的一个。据谢水顺、李珽的《福建古代刻书》，仅在福建省内，有名可考的书坊，明代就有70家，出版图书612种，这些书坊出版图书的种类多集中在类书、儒家经典、医药、诗文集、小说和词曲等方面(54)。

　　

坊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由于图书生产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书坊进入图书市场，因此竞争也日益加强。为了在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书坊主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无锡出版家华珵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籍，“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55)。竞争推动了出版业的前进，各书坊都力求做出特点，有的以校勘精审取胜，有的以珍本奇书标榜，有的着眼识字不多的人，印制小说、戏剧、唱本。

　　

与此同时，书商在销售方法上也不断创新，采取各种策略和方法(56)，以求把书籍尽快送到尽可能多的读者手中。书商的积极开拓，使得明代后期民间图书市场发展迅猛。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出现了大批书店聚集的区域，例如著名南京的三山街、苏州的阊门、杭州的镇海楼、涌金门等，都是这样的“聚书地”。各地书商都来到这里批发书籍，运销全国。各式各样的书商，从这些出版业中心购买书籍，运销全国各地，将图书送到读者手上。福建、苏州等南方所产的书，到了北京，可以增值二三倍。每逢科举考试之年，更是销售的大好机会(57)。贾晋珠(Lucia Chia)指出：到了晚明时期，中国南方的图书贸易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将苏州、杭州、南京以及建阳等出版业中心整合在了一起(58)。创造了这样一个大市场，出版业就更加海阔天空。

　　

书商在书籍销售中，还发展了广告宣传的手段。他们在书上印上牌记，或印上书目，或印出一个地区的图书目录散发。版权意识也逐渐形成，不少书坊主在所出版的图书上印上了自己的标志(商标)，严词申明“翻刻千里必究”。

　　

明代出版人的这些应对措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明代后期出版业效率之高，颇为惊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十九日晨，明思宗自缢于煤山。二十日到二十一日，这一消息在京城内传开，到了三月二十九日消息传到距离北京八百公里的大运河中部重要码头淮安。又过来十余天，到了四月中旬，陪都南京的官员才从北京逃来的人口中得到确报(59)。但是，“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60)。也就是说，明思宗自缢的消息传到江南后大约一个月，讲述此事的小说就已在江南面世。这种高效率，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

　　

四、明代出版业的创新、成就与局限

　　

明代出版人的努力，引起了出版业的一系列创新，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一)创新

　　

明代出版业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出版人。其中著名的有：收藏大量图书，为出版事业提供资源的藏书家祁承爜、叶盛、高儒、范钦、唐顺之；能驾驭大局完成复杂工程的解绪、陈济；记录图书出版实绩的目录学家周弘祖、黄虞稷；精编细校、务求精审、“十年校一书”的袁褧、王延品、顾元庆；有强烈的责任感、出版了大量精品的毛晋；善于经营开拓、顺应大众需要、集编印发于一身的熊大木、余光斗；毕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收集和编纂的冯梦龙；广延文人参加增订佛藏的僧人紫柏真可；孜孜追求印刷新工艺尝试活字和彩色印刷的华燧、安国、胡正言；精于插图绘制、镌刻的徽州黄氏家族；等等(61)。

　　

这些出版人中，出现了一些有近代经营意识的企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晋(1599—1659)。毛晋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出版家和职业编辑之一，他经手编校出版的书籍数量之多，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独立经营的出版商，而质量之好又足以与宋刻媲美。毛晋从明代天启初年起便从事出版工作，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去世，经营出版事业长达三十余年之久。他出的书誉满天下。时人钱谦益说：“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62)夏树芳也说：“海内悉知有毛氏书。”(63)后代学者叶德辉说：“毛氏刻书至今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矣……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64)今人顾廷龙先生也盛赞汲古阁，说：“藏书震海内，雕椠布环宇，经史百家，秘籍琳琅，有功艺林，诚非浅鲜。”(65)毛晋的经营体现出来近代经营方式的若干特征(66)，对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

2.出现了大型的专业出版机构。毛晋的书坊汲古阁，是这种出版机构的典型。汲古阁在万历中叶开工，四十多年里，刊刻了四部之书六百余种，而实际刊印的书还要更多(67)。汲古阁规模很大，拥有刻书的板片达十万余块。汲古阁雇用的工人，估计应该在一百名以上(38)，仅只印刷工人就达二十人之多。毛晋付给他们工资并为他们提供食宿。生产有完整的刻书流程，包括校、写、刻、印、装订等几个环节，刻书人员也相应地由这几个环节的人员组成。他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有利于保证刻书的质量，缩短刻书周期，降低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39)。毛晋刻书注重版本，精心校勘，低价出售，所刻书在当时远销各地，“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70)。毛晋把刻书赚来的钱，又用于买书刻书，扩大经营规模，使得汲古阁能够长盛不衰。这种企业家精神，使得毛晋成为明代书坊主的典型代表。

　　

除了这种大型的专业书坊之外，在各地城市里有一些小书坊，一幢房子，门面开店，后面作作坊，楼上则是编辑部，编印发一体，看到什么书好销，就立刻动手，几天后就可以赶出来，十分灵活(71)。

3.出现了出版业的中心。江南是明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因此出版业也逐渐集中到了江南。到了晚明，江南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72)。在江南，出版业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其中南京又占据了中心地位。明人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73)，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74)。据此，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这种聚集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出版业的效率。

　　

除了江南外，福建建阳的出版业在明代发展到了高峰，成为与南京同等重要的出版中心。与江南不同，建阳在明代发展成为一个主要向普通民众提供廉价读物的出版中心。建阳出书极多，贾晋珠建立的数据库就包含有已知的2 000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张秀民先生估计，明代约三百年中，先后聚集在麻沙、崇化两坊的写工、刊字匠及印刷装订工，当有数千人之多。建阳书坊不但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采用了新兴的铜活字印书。嘉靖三十年(1551)“芝城铜板活字印行”的《通书类聚尅择大全》面世。这一年正是英国爱尔兰开始印书的一年。次年“芝城铜板活字”只用一个半月，就以白纸用蓝靛印成《墨子》二册。稍后建阳游榕也制造了铜字，称为“闽建阳游榕制活版”。万历元年(1573)茅坤用这副铜活字版印了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书一出版，“一时争购，至令楮(纸)贵”。接着又在无锡印《太平御览》一千卷，一百余部。这副铜板可能为游榕与“闽贾饶世仁”合伙所有，故称游氏铜板，同时又称饶氏铜板(75)。游榕与饶世仁两人携活字版往江浙印书，可见其功效已为江南人信服。与此同时，建阳书商还专营书版生产与销售，即利用本地云聚的刻工和廉价的木材，雕刻书版，出售给他人。

　　

建阳的书商为求降低成本，从装帧水准和纸张，再到编校，所出图书在品质方面往往存在较多问题(76)。但是在另一方面，建阳的书价也最为便宜，所谓“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燕中三不当内府一”。建阳书商出于牟利的需要，发展出了上图下文、伪托名人作序等通俗路线，故常为文人所诟病，但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在当时却高于江南本(77)。

　　

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出版业的专业地区，例如专营童蒙书和图片、年画的河北武强、专营年画的河南朱仙镇、苏州桃花坞等地，都有作坊上百家，从业成员百千人。

(二)成就

　　

明代出版业的繁荣，可以从以收录明代图书为主的《千顷堂书目》略见一斑。该书所收图书达1.5万余种，大大超过以前历朝所有书籍的总和。但是明代的出版物的实际数量远不止此，依据缪咏禾的研究，不会少于3万种(78)。《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候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79)。

　　

这个出版业的辉煌成就主要是在明代后期(即晚明时期)取得的。从现存的明代图书来看，16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商业类图书的出版数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明代出版业的勃兴、出版物的骤然激增，是在嘉靖的中叶。《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 740种，其中洪武、弘治时期出版的只有766种，嘉靖、隆庆时期出版的2 237种，万历以后出版的4 720种，未注明出版年代的17种。三个时期出书的年平均数的比例，大概是1∶6.1∶11.9。虽然这个比数不能完全作准，但也可以看出其基本面貌(80)。在明代出版业中心之一的建阳书坊出版的图书中，只有11%是印自16世纪之前(81)。

　　

许多中国出版史学者认为，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而到16世纪中叶出现中国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都印刷并销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说等。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有多样的批注，行间批注，页边注，独立成册的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一段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五花八门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都超越宋朝，并且还在出版物中所展现出了空前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82)。

　　

由于出版业的繁荣，晚明时期社会各阶层都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读物。清代朴学大师钱大昕感叹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83)由此可见，出版业把士、农、工、商各阶层乃至妇女儿童都纳入了读者群里，这是明代出版人的巨大成就。

　　

此外，明代后期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宗教和科技书籍，由中外人士合作译为中文之后出版。其种类之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之大，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洵为少有。明末大量翻译的不是神学著作，而是代表当时西方世俗文化成就的著作，因此这些西书的出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关键。代表明代翻译西书最高成就的著作，除了人们熟知的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外，另一部是傅泛际、李之藻的《名理探》。《几何原本》已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之作，《名理探》则是一部逻辑学专著，是对整个西方学术体系的介绍，是整个中国近代“西学”的奠基之作。

　　

传教士与明朝士大夫合译或改写的西方科学技术图书，出版的有百余种。其中最早出版的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584年，利氏在肇庆首次制作的世界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是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增订吴中明本的刻版。经洪业先生考证，从1584年到1608年，《坤舆万国全图》共有原版、翻版、赠版和缩版等8个版本。该图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之后，利氏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同文算指》于1613年出版，标志着自明朝中后期伊始，我国真正有系统地引入西方笔算。熊三拔撰写的《泰西水法》于1612年在北京刊行，可谓集欧洲古典水利工程学之精华，是西洋传入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著作，对提高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技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汤若望的《远镜说》于1630年在北京刻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汤氏口授，他的中国学生笔述的《火攻契要》于1643年刊行，介绍了西方16世纪有关火炮制造的技术与使用方法，对明清时期火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龙华民编译的《地震解》于1626年刻印成书，广为传播，是第一本中文地震科普读物，对推动地震学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于1627年出版，它对于了解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泰西人身说概》于1643年付印出版，对于了解人体结构、促进人体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84)。这个对海外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热潮，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后代藏书家对明版书的评价通常不高。的确，从藏书家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明版书确实远不及宋版书精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明代建阳出版物的低质量所致。如前所言，建阳是明代廉价书的最大出版中心，嘉靖二十四年(1545)以后至明末，建阳所出的建本小说杂书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建阳出版的书不但句读字画差，有时又任意删节。明人郎瑛说：“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85)谢肇淛也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而板若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86)建本除极少数用白棉纸蓝靛印刷外，大多用大苦竹所造专供印书用的本地特产“书籍纸”及邻县廉价的“顺昌纸”。胡应麟说：“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87)亦即质次价低。建阳书坊所用的墨也如此。嘉靖时建阳有两处墨窑造墨，就地取材，所制之建墨，自然比不上徽墨之精良。雕板纸墨均差，又不讲究装订，偷工减料，形式又不美观，藏书家视为最下之品。然而这些书因价钱最便宜，适合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购买力，故能畅销四方，甚至远及日本(88)。这次廉价书籍的大量生产，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书籍，从而大大扩大了读者群，因此应当也是明代出版业的一大成就。

　　

明代出版的大量图书，也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到日本、朝鲜和越南。明刻本不仅是这些国家读书人的日常用品，而且这些国家自身出版的汉文书籍，也受到了明代书籍的影响。明代的线装书和宋体字都被他们采用。在日本和韩国，宋体字至今仍被称为“明朝体”，他们出版的图书，装帧形式也都采用了线装或仿线装。因此，线装书和宋体字成为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和印刷的规范，不仅是中国出版业的规范，而且长期也是东亚出版业的规范。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使得域外文人与中国士子的阅读世界里，因此有了相同或相通的文本(89)。

(三)局限

　　

明朝政府对于出版业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政府的监管，在有的方面是实行了。例如在建阳，一些书坊主由于利益驱使，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而影响书籍的出版质量。对于这一现象，明朝政府已注意到，多次派巡按御史对建阳书坊业进行整顿。嘉靖五年(1526)，明世宗根据杨瑞等人的建议，批准在建阳设立管理地方书坊业的机构，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板，寻命侍读汪佃领其事”(90)。但是对于更重要的工作，例如版权保护问题，政府却放手不管。正规书商强烈要求版权保护，明末张自烈花了很大精力，对《四书大全》进行订正，成为《四书大全辩》，由金陵书坊石啸居于崇祯十三年刊刻出版。书坊在“卷首告白”中说：“《四书大全》自国初颁行，版刻讹误滋甚，各坊射利，或纂或删，悉非善本。张尔公先生《大全辩》据永乐旧本订正，兼采《蒙引》、《存疑》、《浅说》、诸名家语录，折中异同，颇益承学。蒙国子监咨礼部刊行，与坊本迥别。先生尤以旧本去取未精，后儒发明有待，拟请旨重加增删，用垂不朽。《增定四书大全辩》嗣出，倘各坊私行翻刻，虽远必究，毋贻后悔。谨告。”出版后遭遇盗版。书坊主何慎、王茂等展开维权行动。此次维护行动程序颇为复杂，先由在金陵之文化名流杨廷枢、陈名夏、吴应箕等具揭上呈南京国子监，经王衮疏通、何楷看详，由国子监司业移咨南京礼部，达到“国子监咨礼部刊行”之结果。在具揭国子监同时，由陈名夏、吴应箕等名流具公书，上呈湖广巡抚方孔炤，从而促成江西巡按徐养心批示，江西学政侯峒曾备牌，行知袁州府，再行知宜春县，促使张自烈刊行之。形成“提督江西学政侯、江西按院徐批准刊布”之结论。至于奏请御览、御序，未达到目的，但亦获得“提学道转详候题重订颁行”之名堂。以上名目，最终形之于《应天府告示》之内。但是《应天府告示》仅只张贴于金陵东观阁书房，其影响力甚小，因此书坊只好将全部十四通文件刊印书首，以维护版权(91)。由于没有版权保护，因此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92)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93)书商不得已，只好在自己的出版物后加上警示字句(94)。但是这种警示字句效果会有多大，则可想而知。

　　

政府对出版业的监管的放任，也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例如假冒伪劣图书和淫秽下流的读物的泛滥。一些书商除了司仪进行盗版刊印之外，还雇用文人，胡编乱造书籍刊刻出版。“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书商还伪造了《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95)。这种情况，造成了明代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为后人诟病。

　　

明代出版的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格调之低，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其中托名著名文人李渔著的艳情小说《肉蒲团》，其作者在序言中居然宣称说：“这部小说惹看极矣。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倩人代买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表明了政府监管的缺失。钱大昕说，明代小说泛滥，而“小说专导人为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96)。这些读物社会危害很大，它们的泛滥，是明代出版业的污点。

　　

由于监管不力，明代出版业还刊行不少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97)。这些做法，显现了明代出版业发展中的不良方面，导致许多社会人士对出版业的诟病。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管的不力。

　　

明代出版人所取得的成就，部分地为清代出版人所继承。在清代，出版业继续发展。出版业遍及全国，并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化出版中心，为全国市场提供出版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顺德县马冈乡，这是一个新兴的雕刻书板的中心。由于该地刻书工价便宜，所刻书板价廉，贩行远地。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98)。这种地区分工，使得出版业生产更加合理化。

　　

然而，清朝出版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但伴随的却是“质的停滞”。在“量”的方面，清代中期出版物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一个例子是福建洪氏继成堂出版的通书，始自乾隆末年，延续二百余年不衰。全盛时期每年发卖达数十万册，畅销福建、台湾以及南洋各地(99)。但在“质”的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印刷技术、出版物品种与内容、书坊经营方式、出版物销售渠道、主要读者群等方面，清代基本上是因明之旧而有所扩大，较少创新之处。

　　

不仅如此，清朝对出版业的管控远比明朝严。鲁迅先生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方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100)清朝统治者不仅对像李贽的《藏书》《续藏书》这样“异端之尤”的书大加挞伐，而且以采集遗书的名义大肆搜查认为对其统治不利的文化典籍，加以销毁和抽毁。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科技著作，因其兄宋应升曾有过反清言论，不仅《四库全书》不予辑录，而且加以封杀，以致此书佚失，到了清末才从日本引进。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共销毁图书2 453种，抽毁图书403种，由此还牵连出文字狱几十起(101)。如此大规模的销毁、抽毁、窜改文化古籍，是继秦始皇焚书之后的最大一次文化浩劫。清朝统治者对明代出版的兵书更是加以严禁，以防民众掌握这些知识。晚明时期出现了多部关于火炮技术的书，而在清朝前期的150多年，竟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其结果是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火炮射程远近的方法，明代后期已经广泛使用，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却是“中国营兵所不习”(102)。甚至对于世情小说，清朝也多次下令禁绝。顺治九年(1652)、康熙四十八年(1709)及五十三年(1714)、乾隆元年(1736)、嘉庆七年(1802)、十五年(1810)与十八年(1813)，朝廷都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通行严禁”(103)。至于国外图书的引进与翻译出版，在鸦片战争之前更是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明代后期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势头，到了清代未能全面继续，导致了中国出版业在两百年中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西潮冲击下开始出版业近代化的新历程。

　　

恰在清朝建立后的这个时期，世界发生了剧变，对中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清朝政府的政策，中国出版业回避了挑战，从而未能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同时，此时期西方的出版业也在迅猛前进，把中国越来越远地抛到了后面。一直要到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出版业的强烈冲击之下，同时清朝政府对出版业的管制能力也日益松弛，中国出版业才又得以振兴，应对挑战，开启了向现代出版业转化的历史进程。

　　

今天的世界处于史无前例的剧变之中。作为这个剧变的一个方面，新媒体、新技术、新读者群、新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迅速扩大，对出版业提出重大挑战。面对这个挑战，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主席也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出版人，一定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把出版业推向新的高峰。

①陈昌文：《汉代出版业的成就》，《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

②《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1986年刊印影印武英殿本，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

③《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1986年刊印影印武英殿本，卷九十下《蔡邕传》。

④[晋]王嘉：《拾遗记》，齐治平校注本《拾遗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六。

⑤《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1986年刊印影印武英殿本，卷四十九《王充传》。

⑥[晋]王嘉：《拾遗记》，齐治平校注本《拾遗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六。

⑦柳立言：《唐宋变革与第一个中产之家的政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6日。

⑧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art Ⅱ The Medieval Revolution.

⑨李华瑞：《“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⑩钱穆：《理学与艺术》，收于《宋史研究集》，台湾书局，1974年第7辑。

(11)[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年第11卷。

(12)据日本留学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一卷经卷的抄价约为1 000文铜钱。参见翁同文：《印刷术对于书籍成本的影响》，刊于《清华学报》(新竹)，1967年新6卷第1—2期。

(13)宋仁宗天圣二年王子融说：“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册，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十月辛巳”条。据此，就制作日历书而言，印本书的成本价格仅为写本书的十分之一。

(14)例如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九八，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5)西夏也曾用木活字印刷，且有实物传世。

(16)田建平：《书价革命：宋代书籍价格新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8卷第5期。

(17)明代高濂在《燕闲清赏笺·论藏书》中评价元刻本说：“元刻仿宋，纸松刻硬，用墨秽浊。中无讳字，开卷了无臭味。有种官券残纸，背印更恶。”[明]高濂：《遵生八笺》，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2页。

(18)[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六，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19)[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见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第740—745页。

(20)袁逸：《明代以前书籍交易及书价考》，《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

(21)袁逸：《明代以前书籍交易及书价考》，《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

(22)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

(23)在此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等等。

(24)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25)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6)[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7)万明：《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28)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市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5期。

(29)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

(30)[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1)商传：《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9期。

(32)谢彦卯：《明代图书市场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

(33)例如永乐九年(1411)官府发布榜文云：“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来法司究治”(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卷10)。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疏云：“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明实录》，上海书店1962年刊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英宗实录》卷九十)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些书风行天下，无人过问。明代后期也有禁令，如明末山东农民起义，执政者迁怒于《水浒传》，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明思宗于是年六月二十三日发布诏令，命各地省直各督抚：“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藏匿。”但这些书仍屡遭禁而不绝，在市场上风行流传。见孙文杰：《明代畅销书述略》，《编辑之友》2016年第9期。

(34)《明实录》，上海书店1962年刊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

(35)[明]钱希言：《戏瑕》，《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卷三“赝籍”。

(36)Anne E.McLare:"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153.

(37)李开升：《明代书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文汇报》2017年9月1日。

(38)李开升：《明代书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文汇报》2017年9月1日。

(39)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40)明代用活字印出了相当数量的书，可以查知的有一二百种。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41)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2)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p.59-71.

(43)王志毅：《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社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44)万历时，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见康熙《上饶县志》卷十。

(45)[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杀青第十三》“造竹纸”条：“凡纸质，用楮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皮纸又称绵纸，因“其纵纹扯断如绵丝”而得名。草纸则用稻草等制作。包裹纸介于竹纸与草纸之间，系“竹、麻和宿田晚稻藁所为也”。

(46)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47)缪咏禾：《中国出版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282页。

(48)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收于周生春、何朝晖编：《“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6页。

(49)袁逸：《明代书籍价格考》，收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524页。

(50)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收于周生春、何朝晖编：《“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6页。

(51)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7-56.

(52)孙文杰：《明代畅销书述略》，《编辑之友》2016年第9期。

(53)[明]金木散人：《鼓掌绝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排印本，第二十四回，说到杭州的一个农村牧童，“曾费了几个钱，买得一本春意儿，将来瞌睡的时节看一看”。其书就“是一本小小印现成的春意谱儿，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

(54)江苏书坊出版的书中，50种以上的图书有七类，依次为类书(218种)、戏剧(158种)、医药(110种)及各种史书(92种)、别集(80种)、经类(63种)、总集(60种)。福建书坊出版的书中，60种以上者有六类，依次为类书(99种)、医药(62种)、史书(60种)、经类(57种)、别集(47种)、传奇词曲(24种)。

(55)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图书馆》1961年第4期。

(56)张献忠：《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江汉论坛》2012年第8期。

(57)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58)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

(59)岸本美绪、底艳、赵世瑜：《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60)[清]姚廷遴：《历年记》(上)，收于《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1)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62)[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收于《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册。

(63)[明]毛晋：《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

(64)[明]叶德辉：《书林清话》，宣统三年刊本，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65)顾语转引自孙强：《毛晋刻书现代性特质阐释》，《中国出版》2013年第24期。

(66)参阅孙强：《毛晋刻书现代性特质阐释》；戚福康、施建平：《精品路线和市场化运作——毛晋的书坊经营特色》，《铜陵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7)据清人顾湘的《汲古阁校刻书目》的统计，共刊行了595种书，刻了109 560页书版。近人陶湘的《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补充了未被顾湘统计在内的16种书，因此汲古阁出版的书籍当总计在611种以上。见姚福申：《明代出版家毛晋及其编校特色》，《编辑学刊》1991年第4期。

(68)这个数字包括了毛晋所聘用的校订书稿的学者。如不计算在内，雇工数则不足百人。见王志毅：《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社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69)李咏梅；《毛晋汲古阁刻书规模初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6期。

(70)[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宣统三年刊本，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71)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72)[日]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62页。

(73)[明]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卷十三事部一。

(7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64年版，《经籍会通》卷四。

(75)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文物》1979年第6期。

(76)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75.

(77)王志毅：《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社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78)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79)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80)缪咏禾：《明代的出版事业》，《出版科学》1999年第2期。

(81)Lucille Chia:Printing for Profi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182.

(82)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

(83)[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十七“正俗”条。

(84)袁晓军：《明朝来华传教士翻译与出版活动探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85)[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下。

(86)[明]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卷十三事部一。

(8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64年版，《经籍会通》卷四。

(88)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文物》1979年第6期。

(89)李开升：《明代书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文汇报》2017年9月1日。

(90)[清]施鸿保：《闽杂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1)杜泽逊：《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http://www.dl-library.net.cn/publication/pub_content.php?id=262&flag=10。

(92)[明]冯梦龙：《智囊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

(93)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浙江学刊》1989年第3期。

(94)例如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见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浙江学刊》1989年第3期。

(95)[明]钱希言：《戏瑕》，《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卷三“赝籍”。

(96)[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十七“正俗”条。

(97)明末西湖渔隐主人著小说《贪欢报》(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讲到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

(98)咸丰《顺德县志》卷三。

(99)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100)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收于《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01)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102)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新竹)，1996年新26卷第1期。

(103)[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3年版，卷九“演义小说”条。

原文出处：

《中国出版史研究》(京)2017年第20173期 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