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魏明孔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 学术氛围逐渐宽松,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断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突破了种种禁区,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随着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 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点得以不断引进, 形成海内外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 使得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思想空前活跃, 新资料、新方法、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 在探求中国传统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与此相联系, 学术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 传统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 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与流派。中国古代经济史时间段长、涉及内容丰富, 下面在前贤的基础上, 仅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作一些简要介绍与概括, 并展望未来之发展方向。
一、经济史资料的大量发掘、整理与出版, 为古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
资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制约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料的匮乏。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的经济史资料被发掘出来,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作基本上是近代部分一枝独秀, 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 受到各种局限。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明显的改观, 整理出版了大批古代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 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 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 如农作物、工具、甲骨文、金文、秦汉三国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民间文书、族谱, 等等, 被广泛运用于古代经济史研究, 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不断补充、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 为古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活力。
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其中, 走马楼简牍的整理和利用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 (文津出版社, 2004年) 、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 、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等, 系对吴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对推动三国时期尤其吴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很有意义, 因为三国经济史研究中, 有许多空白, 走马楼简牍正好可以弥补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 使得该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相对活跃。
各地发掘和整理的墓志、碑刻资料, 令人眼花缭乱, 对于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意义, 无论如何评价, 都不为过。
在对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中, 清史纂修工程组织编辑出版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史料, 对于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功不可没。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大典》。该典系搜集、整理、编纂自有文字记载至1912年以前的有关汉文字资料, 计24个典。其中《经济典》《农业典》和《工业典》包含丰富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魏明孔编纂的4000万字《工业典》于201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部出版;宁可主编的4500万字的《经济典》, 正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中;穆祥桐主编的4000万字的《农业典》, 也正在编纂出版之中, 这些资料将对推动传统经济史研究有所裨益。
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解放思想与落实百花齐放的指导思想, 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五朵金花” (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 的研究方向被突破。改革开放一开始, 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进行了热烈深入探讨, 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镜鉴意义。其中下面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庞卓恒《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刘修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 (《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陈家泽《从两种小生产的转化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等。这些论著的发表, 对于开传统经济史研究思想解放之风气, 意义深远。
先后出版了具有贯通性经济史的论著, 呈现出不同特色。由林甘泉、方行、宁可为课题组组长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 整个课题包括先秦至清代的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 , 各卷尽管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从整体上看系统论述了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域、生产单位、产业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地区的经济等。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文津出版社、齐鲁书社, 1996年) ,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等, 也是经济史的重要著作。另外,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 (齐鲁书社, 1984年) 等, 对传统社会的特点变迁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
1993年始,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 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经济史论坛”系列学术研讨会, 主题涉及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化中传统经济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合一”、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中国历代农民家庭规模与农民家庭经济、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研讨会, 均是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 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一开始, 经济史学界就对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 《历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尤其重视, 发表论文包括傅衣凌《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江西新城〈大荒公禁栽菸约〉一篇史料的分析》 (《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 、尹进《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洪焕椿《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 (《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等。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其集大成者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 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这个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跟时代是一个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 是有延续性的。在后来的研究中, 吴承明不再提资本主义萌芽, 而是探讨市场经济。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何兆武、杨师群、曹守亮、李伯重、徐泓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总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 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 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囿见, 从全球视野下进行中西方长时段经济史比较研究, 对深刻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以李伯重、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 (中华书局, 2010年) ,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李伯重、连玲玲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等, 他们还将一批西方学者有关工业革命与中西比较的著作翻译出版, 如杨·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年》 (隋福民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极大推动了明清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发展, 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大分流”一词更成为学界热门词汇。他们的研究打破了以往“欧洲中心论”的桎梏, 都将长期经济表现的中外比较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将制度等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 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 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拓展了经济史研究的范畴, 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纵深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Moclern China第17卷第3期, 1991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一文及其相关论著问世, 他提出, 中国的经验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经验, 是“依存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等观点, 引发学界对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西方舶来理论的再次热议, 多数学者对他所表达的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出发, 以多元标准思考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同。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李伯重的研究。他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英国模式的讨论入手, 通过英国模式和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得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的结论。他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及生产力的研究上, 提出“江南道路”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概念, 指出“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他通过对江南经济主要特点的全面分析“认为江南早期工业最终不能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原因在于工业结构”, 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 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 “难以向重工业转变”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年) 》) 。李伯重的研究“被誉为是在与西方史学前沿进行同步互动之时”, 注意到了中国的特色, “虽引进新方法却又不刻意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的更新” (刘凤云《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 《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 , 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 并且是建立重视自身历史经验和独特价值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等。彭慕兰认为, 李伯重的研究是与中国大陆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 这一转换无疑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产生典范效应 (《评李伯重著〈江南的农业发展, 1620—1850〉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学术界》2005年第1期) 。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 富民社会、农商社会的研究, 唐宋变革研究, 等等, 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
三、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改革开放前, 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深入讨论。改革开放后, 思想大解放, 学界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 改变了过去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套路, 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重视, 对于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均予以重视, 经济史研究各领域得到全面发展。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覆盖农业 (包括牧业、林业、渔业等) 、手工业、商业与外贸、赋税财政、货币、阶级 (或阶层) 与人口、城市、交通、水利、环境经济史、荒政与社会救济等领域, 研究范围极其广泛。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专题史、民族史等领域全面铺开, 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下面选择若干领域予以介绍。
部门经济史。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赋税、货币与财政等领域获得全面发展。农业经济史一直是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农业起源、土地制度等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看法。如卜凤贤认为晚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荒是农业发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规律初探》, 《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陈淳、郑建明认为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 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 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 。谌中和把先秦农业生产方式划分为依次递进的品种阶段、土壤阶段、气候历法阶段和灌溉农业阶段 (《先秦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朱乃诚把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划分为栽培稻的起源、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以及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四个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 《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赵志军提出夏商周文明的农业基础是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等 (《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期)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认识。土地制度及其变革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学界提出很多不同观点。如井田制度, 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经济制度之一, 曹毓英《井田制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认为井田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生产力的状况有密切关系,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明显。李恒全、李天石对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导致了井田制瓦解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不论从时间还是功能上, 铁农具和牛耕都不可能是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 (《铁农具和牛耕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说质疑》,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广泛传播, 学界广泛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产权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井田制的兴衰, 如山东大学孙圣民引入经济学理论,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契约理论, 结合井田制有关史实, 并与西方庄园制进行对比, 深入分析了井田制瓦解的原因 (《井田制兴衰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经济评论》2005年第6期) 。
手工业。成果比较非常突出。随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二里头:1999—2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等发掘报告的陆续发表, 逐步揭开了夏商之际宫城及其布局、手工业和祭祀活动的面纱, 使对夏商社会的认识进了一步。马承源主编的多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系探讨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进而对其社会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
西周手工业研究中, 青铜器铭文同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 将图像、释文以及相关背景资料集中罗列, 为深入研究西周社会经济提供了方便。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中华书局, 1986年) 在断代等方面贡献颇大。陈佩芬《陈佩芬青铜器论集》 (中西书局, 2016年)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等, 均是全面了解青铜器等手工业的重要论著。在这一方面, 陈振中的成果最有代表性。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 为了先秦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研究, 所搜集研究的青铜生产工具, 包括刀、削、锯、凿、锥、钻、锉、针、钩、锛、斧、耒、耜、锸、犁、锄、铲、镰等, 多达约6000件。在如此深厚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 导出了有理论高度的创新性结论。除此之外, 陈振中编著《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先秦青铜生产工具》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等, 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
另外, 陈炳应《西夏的冶金业初探》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1989年第4辑) 、王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 (《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西夏和回鹘对活字印刷的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1997年8月5日) 、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 (《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李志寰《从制糖史谈石蜜与冰糖》 (《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 以及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等, 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魏明孔主编的4卷本《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对中国手工业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探讨, 对中国手工业生产部门和类型、手工业生产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均进行了系统阐述。
在传统社会与手工业难解难分的科技史的研究进展明显。科技史尤其冶金史的研究, 是近年来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冶金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 标志着冶金史研究的成熟。其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田长浒《中国金属技术史》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 (大象出版社, 1999年)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年) 、孙淑云等《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3年) 、韩汝玢和柯俊《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何堂坤《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年) 、陈建立《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 (科学出版社, 2014年) 。不仅如此,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专题性论著。区域冶金史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云南大学历史系和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冶金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李京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 和《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 (第二集)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 、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 (广州出版社, 2009年) 、李晓岑和韩汝玢编《古滇国青铜技术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
有色金属史的研究后来者居上, 研究成果突出。如刘诗中《中国青铜器时代采冶铸工艺》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年) 、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年) 、陈建立和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钢铁史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姜茂发和车传仁《中华铁冶志》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年) 、陈建立和韩汝玢《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黄全胜《广西贵港地区古代冶铁遗址调查与炉渣研究》 (漓江出版社, 2013年) 、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谭德睿和孙淑云主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属工艺》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的中国钢铁生产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 (中华书局, 2004年) 等, 均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较高的评价。
商业史的研究成就斐然。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概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认为, 山西商人称雄商界是在明清时代, 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 清中叶进入鼎盛, 直至清末才衰落。明代山西商人兴起的原因三:明初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 为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活动舞台;明中叶开中法改为折色制, 推动了山西商人的兴起;山西地方省情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促使山西人去经商。入清后, 山西商人和商业发展表现在:活动范围扩大, 经营行业和商品项目增多, 商业集团性加强。山西商人的经营特点是:主要进行长途贩运和转售贸易;具有不畏艰险、勤俭经商和重视商业信誉的作风;实行联号制和股份制;逐步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与政府官僚有着特殊的结托关系;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和“内务府来文”“刑法部档案”等, 时间从乾隆元年到宣统清亡。从商号和行业来看, 晋商在北京触角至深, 势力至大, 在商界有执牛耳之势。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利用族谱、地方志等翔实资料, 论述了四堡商人的家庭和宗族、四堡商人的经营方式、文化教养、乡土观念等。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 (《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 认为, 对于前近代的高利贷, 不能片面夸大其寄生性, 模糊对它的根本职能和存在的客观经济根据的认识。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 都必须把它摆进社会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 才能比较正确地把握它的性质和作用。对高利贷的研究也是如此。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在方行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了前近代高利贷的界定及存在形式、高利贷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金融组织, 钱庄远在明中叶隆庆、万历年间产生, 其最初是以“列肆兑钱”的形式出现。经过百余年到清康熙年间, 从钱摊发展为设有铺面的钱铺。不过它的业务内容仍未超越银钱兑换的范围, 即所谓“卖钱之经纪铺”。其后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活动, 到乾隆后期, 这种经营特殊商品———货币的商店开始从银钱兑换基础上发展为承担存放款的信贷业务, 并且出现了由钱铺签发的信用票据。到这种信用票据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重视之后, 钱庄才完成了封建金融机构所须承担的全部职能。
吴慧主编的5卷本《中国商业通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年) 系该领域的集大成者, 曾经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区域经济史。区域经济史研究全面开花, 各个区域的研究都得到很大的拓展, 不管是中原、东南、东部、东北、西北, 还是西南地区, 发表的研究成果都非常多。对于区域的划分, 学界研究时存在不同的标准, 有的是以省为单位;有的是以流域为单位, 如淮河流域、长江三角洲等;也有以大区域为单位, 如江南、西北、西南等。当然, 学界对区域的界定实际上根据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地区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后的自然调整, 这些都是正常的。如中原地区, 这是汉民族早期开发地区, 在秦汉至隋唐时期, 该地区经济都比较发展, 因而学界探讨秦汉至隋唐经济史时对中原地区的研究就比较多。西南地区, 秦汉时期只有四川等地得到开发, 资料也有一定保证, 学界讨论秦汉时西南地区的发展时多探讨四川等地, 而很少探讨云贵等地, 如1993年郭声波、陈铁军探讨秦汉移民及其后裔在四川地区农业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随着地区不断开发, 区域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明清时期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 这里主要是指明清经济史部分的研究, 学者越来越多关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 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民族经济史研究方兴未艾, 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特色。其中对西夏经济史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如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4年) , 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 (齐鲁书社, 1995年) , 白振声《西夏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 漆侠、乔幼梅《论辽夏金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 , 刘菊湘《西夏的库及管理制度》 (《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 聂鸿音《西夏水利制度》 (《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 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等。
另外, 商业史、交通运输、赋税、货币与财政等领域都很多优秀成果, 财政史研究中陈明光、汪圣铎、李锦绣、王万盈、陈锋、倪玉平等学者的研究,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者越来越重视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 古代经济史研究热点的渐次出现就是明证。
四、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人文关怀特色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经济史研究中, 人文关怀显得非常明显, 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均有所体现。
环境经济史。21世纪初, 生态环境日益得到重视, 这种发展也反映到经济史学界研究主题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 经济史学界已经开始重视生态环境、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1994年王子今在《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 (《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中探讨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显著进步时就认为气候条件的变迁也曾形成相当重要的影响, 他还从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等多角度, 探讨了江南气候变迁与江南地区经济文生态环境。徐丽娟《隋唐生态管理机构考述》 (《新西部》2007年第6期) 认为隋唐通过设置生态管理机构和生态职官对生态环境进行了有效保护。刘礼堂《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社会环境》 (《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认为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没有明显起伏, 但也呈现出逐渐恶化的倾向。
张全明《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 (《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认为, 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 建中靖国元年前后, 该地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新的寒冷期。
21世纪以来, 学界有关环境经济史的成果迭出。如刘锡涛从湖池、河流、水旱灾害三方面考察唐代关中水文环境, 认为唐代关中水文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 使得关中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状态 (《浅谈唐代关中水文环境》,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曾雄生认为一部雨水的历史也是一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历史。宋代熙宁七年的事例就展示了古人对雨水的认识, 以及社会在面对灾害性天气时所做出的反应等 (《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际:社会生态史的一个案例》, 《南开学报》2008年第2期) 。潘云、姚兆余认为王祯以传统的“三才论”为核心, 对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农业生产与土壤肥力的关系、农林牧业综合经营、农田水利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 (《从元代王祯〈农书〉中透视农业生态思想》, 《安徽农学通报》2007年第3期) 。
社会保障与救济。21世纪, 社会史研究日益盛行, 经济史学界也积极借鉴相关研究视角与方法, 广泛研究社会保障与救济, 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与救济进行深入研究, 以期古为今用。如李福定、司家龙认为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大发展并日趋完善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城市的稳定, 把社会保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社区, 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家庭赡养和民间救助为辅的社会保障体系, 有力地推动了唐朝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 《安康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秦枫、汪婕认为唐宋两代关于残疾人群体救助的措施和方式比较完备 (《唐宋时期残疾群体救助特点及成因分析》, 《中国卫生法制》2008年第6期) 。郭九灵认为宋代制定了义仓的征收和支用等一系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法规, 旨在保证义仓正常的运行 (《宋代义仓论略》,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郭文佳认为两宋时期, 封建政府重视地方医疗事业的发展, 在地方设置有安济坊、养济院、地方药局、病坊、安乐坊、安乐庐等专门的医疗机构, 有效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 促进了民众身体健康 (《宋代官办救助机构述论》,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石涛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评估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 (《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李莎探讨元代的社会救助制度等 (《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 《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 。
妇女经济史。自从西方女权运动兴起后,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得到重视, 逐渐进入学界视野。勾利军、吴淑娟分析了唐代妇女的经商问题, 认为她们多因寡居, 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 具有被动性。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 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 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 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在经营过程中, 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 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张剑光、张洁认为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十分强烈, 在饮食、衣饰、居住、交通、医药、宗教信仰、娱乐、教育等方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史林》2008年第5期) 。
总体而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 西方社会出现“后现代转向”与“生态转向”, 学者越来越关注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话题, 关注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话题, 学者或许可以从古代经济史中寻找到某些后现代因素。
五、跨学科研究日益普遍, 并成为学界时尚。
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 以往研究往往仅关注经济学与历史学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厉以平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很早就倡导跨学科的交流, 认为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 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 学界的跨学科研究较为普遍。在中国经济史学界, 不管是古代、近代, 还是现代, 跨学科研究也日益普遍, 成为学界时尚。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提倡的“史无定法”获得学界普遍赞同。学界也普遍主张要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 不过应注意适用条件和范围。经济史学界逐渐突破以往单一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藩篱, 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除了前述计量方法外, 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日益普遍, 经济史研究的学科交叉日益多元化, 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史学科的特色。不但关于财政史、金融史、土地史等领域的融合研究越来越多, 经济史与法律史、经济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也非常突出。例如, 林满红以白银流通作为统一的主轴, 将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融合, 做出了杰出的研究, 也为了解世界货币史、清代政治史、清代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卜永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融合了社会经济史、政治史、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 研究了代表国家的法典条文与代表宗族的民间礼仪风俗在华南地区的相互作用, 发现两者在华南地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跨学科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固有框架, 综合了各学科的方法, 使得结论更具有解释力。
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 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 如南开大学李金铮关于近代华北农村经济的系列研究。此外, 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
在跨学科研究中,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经济史研究。吴承明很早就注意到计量经济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发表了很多文章讨论经济学方法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 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 能够计量的要尽可能计量分析, 孤证优于无证, 多个证据的罗列优于孤证, 计量分析优于证据罗列, 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是有益的。吴承明又指出, 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 其范围是有限制的, 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 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 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3期) 。学界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拓宽了国内学界研究视野, 极大扩大了计量经济史的影响。陈志武教授等于2013年开始举办“量化史学讲习班”, 对有志于计量史研究的中青年学子进行培训,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等处举办, 至今已办5届, 并在2014年同期举行量化史学研讨会。量化经济史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清代, 宋代经济史方面的成果也比较集中, 尽管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六、经济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从近40年的经济史研究来看, 中国经济史研究仍然较多侧重于对各经济细部问题的考察, 进行理论反思、提升与总结、宏观研究、比较研究的成果有限, 对于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和探索有所加强, 对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入。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史学理论的深入反思与创新研究, 以中国史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重心, 聚焦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济经验与突出问题, 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 进一步形成并树立中国经济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
首先, 继续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 加强大型综合数据库的建设。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 如国家图书馆藏有火神会及火祖会账本数部, 马德斌、袁为鹏等发现的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统泰升号商业账簿, 这些民间商业账簿, 对当地物价、工资与利率等数据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与拓宽了经济史研究领域。另一方面, 要加强数据库的建设。21世纪以来, 随着各种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深入展开, 根据原有资料整理而成的大型资料数据库大量出现, 如李中清的辽宁双城数据库、海关资料数据库, 陈争平的近代中国经济统计原始数据库以及相应的改进数据库, 陈志武推进的清代刑科题本数据库等等。但是, 这种数据库的建设还远远不够, 要继续加强大型综合数据库的建设, 加强学术资源的共享, 共同推进新史料的发展、整理、出版。
其次, 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结合。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 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 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 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不能把经济史完全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应该立足于史学。中国史学实证的传统比较深厚, 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实证的精神, 为此需要大力加强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但是, 重视实证并不意味着忽视理论, 部分经济史研究者出现忽视理论的倾向, 这也偏离了经济史学科的特征。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 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概括, 研究水平很难提高, 而且将制约中国经济史及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其中一些有较高声望的经济学家, 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他们转向的关键在于经济史能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事实与理论支撑, 可以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因此, 未来经济史的研究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证的结合。
当前,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及其与经济史交叉的相邻学科渗透日益明显, 运用多学科方法与理论阐释经济史, 未来海洋经济史、生态史、环境史、社会经济史等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研究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论视角的多元化, 如果没有理论借鉴, 多元化是无法实现的。当然, 没有历史事实的结合与支撑, 这种多元化是空泛的, 没有实际意义。再者, 中国经济史研究仍然较多侧重于对各经济细部问题的考察, 进行理论反思、提升与总结、宏观研究、比较研究的成果还很有限。只有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基础与重心, 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综合研究, 反复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 才能为创立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奠定扎实的实证与理论基础。
最后, 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适逢其时, 逐步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 中国学界在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 对自身的“科学范式”“话语体系”及学术主体性等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 纷纷探讨建设中国学派的可能, 中国经济史学科自然不能置身其外。经济史学界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环境, 大力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可能与方向。
包括古代经济史在内的经济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中国经济学想要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必须从史学中吸收养分。中国经济史理论和方法,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拷贝国外理论在向中国理论模式、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过渡。经济史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向国外学习的同时, 也要特别注意发掘我们传统的经济史理论和方法。只有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 才能在世界学术界取得更多的话语权。要建立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 我们可以考虑从资料、研究范式和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标准等方面入手, 逐步确立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整体框架。历史早就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话语权, 既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体现, 也是目前确立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地位的迫切要求。构建科学而又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基础在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可或缺, 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构建, 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无疑大有裨益。
随着中国不断崛起, 联系现实的经济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关注现实经济问题, 从历史中总结经验, 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当是史学研究的最终归宿。我们要更多关注现实, 整理发掘更多经济史资料, 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结合, 逐步建立中国传统经济史话语体系。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2018年11月17日，作者：魏明孔，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