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
郑振满
所谓乡族地主经济，指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直接结合，由乡族组织集体所有的一种地主经济形式。乡族地主经济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地主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宋以后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探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
在全国各地，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有较大的地区性差别。福建北部的建宁、延平、邵武三府所辖的地区，乡族地主经济曾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闽北的各种乡族共有田，超过了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其比重高于福建其他地区，在邻近省份中也名列前茅。那么，闽北乡族地主经济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具有怎样的形态与结构？其所有权性质是什么？这些就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见诸文集、族谱、方志等地方文献；此外，各种形式的契约、分关、碑刻、铭文，以及近代以来的若干调查资料，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有关信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到闽北各地作过实地考察，深化了对当地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为了便于综合分析，本文拟先对闽北乡族地主经济作分类考察，再集中论述其演变趋势与所有权关系。
一、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
明清时期闽北的各种乡族组织，分别拥有数量不等的公共财产，从而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乡族共有经济。依据闽北乡族共有经济的所有者、具体用途及物质形态，大致可以作出如下的分类：首先，从所有权的归属来看，可以分为宗族所有（下称族产）与地方所有（下称地方公产）两大系统；其次，从具体用途来看，可以分为祭祀、教育、赈恤及公益事业等类型；再次，从物质形态来看，有田地、山林、店房及生息资本等公产。由于闽北乡族财产的主要成分是土地，因而也可以把乡族共有经济概称为乡族地主经济。
闽北历史上的族产，体现了各种家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自唐宋以来，闽北有不少绵延上千年的名门望族，历数十世而“谱系不紊”，聚数千众而“昭穆井然”。在家族内部，依据居住环境及世代系列，分别形成了“支”、“派”、“房”、“祠”之类的亲属集团。与此相适应，族产的权益也分属于家族内部各种亲疏有别的亲属集团，各族都有许多相对独立的族产单位。因此，在闽北各地的族谱中，对族产的来源和归属一般都有明确的记载，以免引起族人之间的产权纠纷。例如，崇安县《吴氏家乘》宣称：“宜于谱中分别某房为某祖立祭田若干亩于某乡、某地，以免于争。”浦城县《水南房氏族谱》规定：“各房嫡祖自置祭田，粮、租亲派管理，外房不得越占。”一般地说，族产的权益只有创置者的直系后裔才有权分享，其余旁系族人则不得问津。明天启元年，建阳庐江何氏的《艮房祭田记》，对此提出了两条准则：一是“明嫡派”；二是“溯由来”。可以说，这是确认族产权益的主要依据。
闽北历史上的地方公产，体现了各种地方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自宋代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及自由租佃关系的发展，生产资料的易手经常导致人口的流动，闽北各地大多处于杂姓混居的状态。在同一地区的各家族之间，形成了各种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地方组织。除了由官府编定的里甲、保甲之类的基层政权组织之外，闽北的地方组织主要为各种“会”、“社”。这些“会”、“社”一般都是由乡绅支配的社会组织，“类以合群保民为宗旨”。其中有的与祭祀活动有关，如“三王会”、“将军会”之类；有的与地方教育有关，如“文光社”、“文社会”之类；有的与慈善事业有关，如“长生社”、“义埋社”之类；有的与公益事业有关，如“桥会”、“渡会”之类。乡绅阶层以集“会”结“社”的方式，操纵着各种地方事务，同时也支配着与之相关的地方公产。
明清时期闽北的乡族组织，以各种不同的名义与地主经济相结合，创置了各种不同用途的乡族地主经济。建阳《黄文肃公族谱》的《凡例》中，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其略云：
祀产，先人所遗或自创置，或田或山，……更有某祖某妣位下子孙捐出田地入祠充祀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修、试费。
上述说法，仅仅对族产作了大致的分类。实际上，各种乡族地主经济的名称与用途，往往名实不尽相符；各种乡族地主经济的比重与规模，也不可等量齐观。为此，有必要略作具体分析。
闽北的族产主要是祭产，其余各种族产则时有兴废，比重不大。下面试以瓯宁县屯山祖氏的族有田租为例，分类统计，列为表1，以资说明。
说明：
1、《宗谱》中记载的田租种类，有米、谷、豆、麦、银、钱、冬性等等；其计量单位，有担、石、箩、桶、斗、升、两、千文等等。本表只计租谷，其计量单位用箩，依当地习惯，每担=3箩；每箩=2桶；每担=6桶。凡难于完全折算者，则注一“余”字。
2、本表资料见于卷8《祭产》。
如上表所示，屯山祖氏的族有租谷近七千箩，其中祭租约占百分之九十三，“书灯”租约占百分之六，“养役”租不及百分之一。祭租又分“特祭”、“合祭”及“香灯”三类；前两类用于祭祖护墓，“香灯”租则用于敬神拜佛。
明清时期，闽北民间的祭祖方式颇为复杂：按祭祀的对象来分，有“特祭”及“合祭”之别；按祭祀的时间来分，有四季“时祭”及生死“忌辰”之别；按祭祀的地点来分，又有“家祭”、“祠祭”、“墓祭”之别。祭产的设置，与祭祖的方式密切相关，但主要不是按祭祀的时间及地点分设，而是按祭祀的对象分设。所谓“特祭”，是指各房为直系祖先设祭。祖氏自第十一世至十八世，共有二十四人置产“特祭”；此类祭租近五千箩，占全部族有田租的百分之七十一强。所谓“合祭”，是指为各房历代祖先统一设祭。祖氏一世祖溪西公，于南宋末年由浦城县上湖村迁居瓯宁县谢屯村；明代初年，六世祖永宁、永明派分二支；明中叶前后，永宁支十一世祖榕公、永明支十世祖阳岩公，分别置产“合祭”六世祖以下历代直系祖先；清康熙年间，两支先后创建“世德祠”、“继善祠”，各自“合祭”两支派下历代直系祖先；清道光十年，永宁、永明二支合建“典义堂”，又称“典礼祠”，共同“合祭”两支一至五世祖。因此，祖氏共有五个用于“合祭”的族产单位，计租一千余箩，占全部族有田租的百分之十四强。
屯山祖氏的“香灯”租、“书灯”租、“养役”租之类，大多附属于族内各个祭产单位。祖氏共有“香灯”租近五百箩，约占全部族有田租的百分之七。其中合族公有的“晏公产业”，附属于“典义堂”；永明支公有的“无祀坛”祭产，附属于“继善祠”；永宁支十三世“廷琮祭”，带理“西峰岩香灯田”。此外，祖氏捐入村中“凌云庙”及“前山庙”的“香灯田”，分别由各庙僧侣代管，其所有权则仍归祖氏族人。祖氏各房设置的“书灯田”，分属于六个祭产单位。其中永宁支四个，即十三世的“廷琮祭”，十四世的“世荣祭”、“申显祭”，十八世的“盛文祭”；永明支两个，即十六世的“春茂祭”及十八世的“乾仁祭”。祖氏未见置有“义田”，仅有“养役”租六十箩，附属于永宁支十八世的“申显祭”。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闽北各族的祭产，除了用于祭祖护墓之外，往往还用于教育、赈恤及某些公益事业，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族产。明万历年间，建阳傅氏建立“仰止祠”，谢肇淛代为作《记》曰：
祠始于戊午九月，落成于庚申十月。公之子复思祫祀蒸尝必有其田，遂以二百亩为春秋祠墓之需，羡余则以各修葺及课艺资，而族之婚嫁、丧葬无资者，咸取给焉。
浦城县《达氏宗谱》的《族长伯荣公遗训》，对祠产的各项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有志儒业，入泮者，给兰衫花银二两；凡赴乡试者，给程银四两；凡赴会试进士者，给程银八两；及第衣锦祭祖者，给旗杆银二十两。婚嫁娶媳者，贺喜银五钱。孤贫身故者，给殡银二两。
与此类似，各族用于“特祭”的祭产，往往也兼有其他的职能。邵武勳潭黄氏的“富五公祀田”，其收入“除供祭外，其余为赡十甲里役之用”。瓯宁县璜溪葛氏六世祖佛童公所遗下的祭产，每年除“办祭颁胙”外，还必须供给八月二十日“做醮开路”的费用。各族培植族人的费用，往往仅次于祭祖，但也有的地主认为，此类费用可以直接从祭产中提取，不必另立“书田”。《闽瓯屯山祖氏宗谱》的《缵侯公将蒸尝作书田遗嘱》称：
我父与我兄弟身游泮水，何有补助？惟励志青灯，矢心黄卷，斯为上士，籍书田而始读者末矣。尔等候我归天以后，分炊之日不必设立书田。凡我派下子孙有志勤学，克绍书香者，即将我蒸尝……让收一载，以为冠带谒祖之需。
在祭产兼有其他职能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把其他形式的族产合并在内了。因此，虽然闽北在宋元时期已有“义田”、“役田”之类的族产，明清时期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而是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消失了。
闽北地方公产的用途及名称，与族产大略相似。试以光绪《续修浦城县志》的有关记载为例，分类统计，列为下表：
说明：
1、田租的计量单位经过折算，方法同表1；山租、店租不明者，以“处”、“所”计。
2、凡表中各栏无法反映的重要内容，于“其他”一栏补录。
清末浦城县的地方公产，有的归全县共有，有的则分属于各乡、各里、各村，甚至分属于若干特殊的社会集团。下面试以教育类为例，略作说明：
书院五所，一所为全县共有，即“南浦书院”；其余四所，分属于东、西、南三乡，北乡则未见设有书院。南乡有二所书院，分别设于清湖里临江街及人和里石陂街，各由“绅董”倡建或募捐田租数百担，“以赡常费”。书院为学者“肄学之区”，不分是否获得科举功名，皆可就学。
社学四所，分别设于泰宁里富岭街、人和里石陂街、新兴里西乡街、忠信里上坦村。社学原作宣讲诏令、“训迪里民子弟”之用，其后亦用于“常教常学”。
义学一所，设于城关棋盘街；义塾三所，都设在南乡。义学及义塾用于“延师训课贫家子第”，分别置有田产，“岁费有常”。
宾兴田及公车田，专供参加科举考试之用。宾兴田计租三百八十余担，“为侨寓吾邑已历三世、有田园庐墓、身家清白、愿入邑籍者捐资所置”。因而，宾兴田必须由“城乡入籍、捐资捐田者……公举董事经理”，其田租则“每逢乡试，……按文生、监生数匀给”。公车田计租九十余担，原由“知县周虎拜详充东山寺废租”而成，后因寺租“为上宪拨充建溪书院经费”，由“恩贡生张荫生所倡”，另行捐置。公车田“交董事举人轮流经理”，其田租“遇会试之年，按文举人名数匀给”。此外，南乡石陂街的“青黎书院”，也置有宾兴田租三十石，专供士子赴试之需。
在各个社区及各种社会团体中，有关地方公产一般都归“绅董”之类的组织经管，而这些“绅董”又是由捐置者组成的。上表中的“同善堂”，曾“倡捐巨款，办赈饥、埋骼、义学、育婴等善举十条”，其参加者则为“周、徐、占、孟”四大姓。浦城南乡水北浮桥，由“潘、吴、毛众姓捐置”田租七十六石，其桥田则由三姓后裔管业收租；北乡甘源桥，由“范处村众置”田租一千二百斛，又由乡绅杨镇南“捐置”田租一千斤，则杨镇南便是当然的“绅董”。此外，有些桥田或渡田之类，虽然用于地方公益事业，但由于来自一姓独捐，则由一姓自理。如城关南浦桥，原由乡绅祝昌泰捐入“苗租”一百四十余石，“意者斯桥为渠家独建，不过指此为岁修之需，其租仍自管理。迨道光公建石桥，因遂援为已业”。这种桥田历年一久，则与族产无异。如仁寿浮桥田的变迁，据记载：
乾隆间，邑绅吴金鉴于金风门外独建仁寿浮桥，捐入安乐图苗租五十一石八斗。（咸丰）戊午乱后，其家中落，伊孙吴继善、继昌、继辉，分据为业，斯桥遂废。
很明显，这种桥田并不属于地方组织所有，因而不可视为地方公产。
应当说明，上表有关各类地方公产的统计数字，并不反映其实际所达到的规模。这是因为，方志中所登录的各种地方公产，仅仅依据各有关地方组织的“册报”，如果未经“册报”，也就不得其详了。以祭祀类言之，《续修浦城县志》共记载各种“民祀”的宫、殿、庙、祠、阁等共九十七所，此类宗教设施照例都相应置有用于祭祀的公产，但《县志》中仅登录“浦城会馆”捐置的“天上圣母宫”的“祀产”，共计店房21所，租钱448千文；其余“民祀”的祭产皆付诸阙如。此外，清代浦城县城关共有十八个“社会”，分别置有用于“社祭”活动的公产。我们曾见到一批买卖此类“社会”股份的契约，但在《县志》中亦未见有此类记载。因而，上表有关各类地方公产的统计数字，必然是挂一漏万，与实际数量相去甚远。
明清时期闽北的族产与地方公产，主要用于出租取利或借贷生息，因而体现了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乡族组织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直接表现为一种征租权。明清时期，闽北地权分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往往在同一田地上，并立着两种不同的地主，如“大苗主”、“小苗主”；“骨主”、“皮主”；等等，与此相适应，田租也一分为二，如“大苗租”、“小苗租”；“骨租”、“皮租”；等等。因而，地主对于田地往往并不持有完整的所有权，而是持有一部份征租权；如果持有完整的所有权，则可以同时征收两种地租，如“皮骨租”、“大小全租”之类。在各种乡族组织占有的田地上，地权分化的现象同样很严重。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五载：
按，桥渡……典守缮治，皆有苗田，……而册报中有称额租者、租谷者、田面谷者、大苗租者、小苗租者；有开明田供、土名、额数者；有只开土名、额数而失去田供者；有填写土名之字，字书不载及引用讹谬者。各乡风土不同，俗称亦异。
一般地说，在同时征收“大小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交纳钱粮的义务，也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因而必须同时开具田地的“田供、土名、额数”；在征收“大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交纳钱粮的义务，但没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因而只需要开具“田供”与“额数”，而不必开具“土名”；在征收“小苗租”的情况下，地主有自由招佃的权利，却没有交纳钱粮的义务，因而只需要开具“土名”与“额数”，而不必开具“田供”。地权分化的发展，既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对于地租的争夺，也反映了各种地主共同剥削佃户的关系。下面试以顺昌县上洋谢氏十二至十六世的祭租为例，分类统计，列为下表：
说明：
1、计量单位及折算办法同表1。
2、依当地习惯，“骨租”又称“苗租”，“皮租”又称“佃租”，“皮骨租”又称“苗皮租”、“苗佃租”。
3、本表只计祭祖，各祭附属的“公产”及“书田”租之类未计入。
4、本表资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谢氏宗谱》，不分卷。
如上表所示，在谢氏历代的祭祖中，“皮骨租”只占百分之四十七，而“皮租”及“骨租”则分别占百分之十二及百分之四十一，两者合计超过了祭租总额的一半。由此可见，谢氏宗族对于多数的祭田，未能持有完整的所有权。在分别征收“骨租”或“皮租”的祭田上，除了谢氏宗族之外，还有其他的地主，也同时分享着另外一部份权益。不仅如此，有些征收“皮租”的祭田，还要向其他地主交纳“骨租”。例如，十五世“诚斋祭”的五段“皮田”中，有两段分别由谢氏交纳“顺昌正识寺苗银三两”、“冯宅租银一两六钱”，其余三段则分别由现耕佃户交纳“魏周亮家苗谷七箩”、“黄宅苗谷七箩”、“冯宅苗谷九箩”；十六世“霞标祭”的九段“皮田”中，有七段分别由谢氏向“兴国寺”、“正识寺”、“张宅”、“廖宅”、“谢宅”、“祖宅”等交纳“租银”、“苗钱”或“贴差银”，有二段则分别由现耕佃户向“汤宅”、“谢宅”交纳“苗谷”。在这里，谢氏宗族实际上是二地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族组织征收“皮骨租”或“大小苗租”的田地上，同样并立着两种收租权，而且随时都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试见下引瓯宁县“颖川”陈氏的《上翼公日、月、星三房合同契约》：
缘先年上翼公立有连皮骨祭田一段，……递年收苗谷二十二箩、冬牲一只，外皮谷二十箩、冬牲一只。因乾隆三十八年，余姓争讼坟山界址，……将此皮谷二十箩，在本族正发边质得银五十两，前来公用。后汝会自用价银五十两，又钱六千文，向发边赎回此皮谷，图为已业。但田价时值百金，岂容一人便宜。……日房嘉玉等近前，照依时值土风，出得高价镜纹银一百一十两正，足平足兑，向汝会之子孙福春处赎出此皮谷，以充朴九公名下蒸尝。除赎价外，更剩银五十四两（归公）。……其皮谷的系日房加价取赎之业，任凭日房子孙前去收谷管业，与月、星两房无干涉。
在这里，由于“田皮”和“田骨”的收租权可以分别典押或买卖，一田二租也就演变为一田二主。此后，“田皮”和“田骨”的所有者可以同时向现耕佃户收租，导致了佃户的双重依附关系。
乡族地主所采取的地租剥削形态，主要是实物定额租，但也有少数折纳货币。在粮食价格看涨的情况下，乡族地主一般不允许交纳折租。浦城县《东海徐氏宗谱》规定：“额租，各佃递年送市交纳，不得滥折背泊。”政和县《东平宾兴章程》称：“有田即有苗，何用钱抵？”即使在交纳折租的情况下，租额也要随粮价变动。《东平义学董事章程》规定：“凡以钱折谷者，本冬即照客庄苗价折算，欠至次年当照时价折算。”由于乡族地主习于通过地租的商品化过程投机取利，因而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定额租形态下，乡族地主并不过问田地的经营情况，佃户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但是，乡族地主往往利用换佃的机会，提高地租定额。建阳县潭阳肖氏有一段祠田，原来每年收“苗谷”五十五箩，后因佃户“屡年欠租十余箩之多”，经官府断决，“将田起出，着值祭自行另佃，递年征谷七十二箩”。此外，又有押租及其他附加租。建阳县《后举平氏族谱》记载：“祠上租田，载有五年一换立领者，乡名‘小买’。若本佃舞弊，同起田另召。”所谓“小买”，又称“小顶”，是押租的一种形式。在佃户欠租的情况下，地主可没收佃户预交的押租，并“起田另召”。“换领”又是地主加租的一种手段。建阳县后举平氏的《祠规》记载：“届期取领换字，每石收折利租二十文。”浦城县《达氏宗谱》的《凡例》记载：“乾隆五十一年清明，……各佃换领，整定祭祖，觔两比前较益数担。”
乡族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与私人地主经济并无二致；乡族组织对于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则为普通的私人地主所望尘莫及。例如，浦城县《高路季氏宗谱》卷五记载：“如有顽佃抗欠及隐匿额数、卖弄田界、盗刈等情，值年向前理论，凡公子孙皆当相助。至于需用，各房同派。”如果系本族佃户“霸占不交”，则必须绳以“族规”、“族法”，“即同族、房长追出”，以免“有失亲亲之义”。此外，乡族组织对于佃户的超经济强制，还得到了来自官府的助力。浦城县《金章杨氏族谱》卷十一记载：
惟同治丁卯六年，下地世敬公坟庵，有墓佃余元妹犯盗葬伤祖，墓田架屋，枭吞祭租等款，衢乃邀同族长永宣公子，偕本房有功名者若文辉等，呈控前廉。……先是，伊子名上兴来忠信，被我族人文翰、章镇叔侄留宿追取祭租，殊兴伺隙潜归，反敢寅夜奔控虏禁勒赎等谎，幸蒙批驳在案。……至癸酉十二年秋，经长男章云催县，叩主事公提讯了结。……余姓自知罪已可宽，再四托中求情，自愿挖扦示罚，安山赔租。
在各种地方组织中，如有佃户欠租，则更是动辄“禀官究追”、“严惩不贷”。可见，以乡族地主的面目出现的超经济强制，比私人地主更为残酷无情。
闽北的山林不征赋税，大多为强宗大姓所据有。各族对山林的占有形式不一，“以先代有契、有坟墓、并蓄留树木及租人开辟以管业者为妥”。一般地说，山上一旦葬有墓穴，则不容“垦为田地、掘为沟渠”；如果山上林产较丰，则“给居山者采之，而纳赁租于宗祠”。由于林木的生长周期较长，垦种山场又需要较多的工本，因而山林的租佃关系一般较为稳定。建阳县《陈氏宗谱》记载：
茶山一处，山租一千二百文，吴九迓交租，后代吴喜涛，堂兄保生。
茶山一处，山租二百文，熊万福交租。
荒山一处，租与人开有茶山，递年交租钱二百文正。
上述三处山场，都是采用定额租形态，而且租佃期限较长，主佃双方往往世代相承。在山林的租佃关系中，也出现了“皮骨”分立的现象。清道光十一年，光泽县古氏分予“神房”竹山一嶂，“公议：山中所采柴竹钱，皮骨三七均分，照管者受分十中之三，兄弟与授十中之七，并议杉木归众”。在这里，地权分化以分成租的形式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闽北的乡族组织往往设立寺庙管理山林，僧人实际上具有佃户身份。明永乐年间，建阳县竹林陈氏以坟庵改建为“普济寺”，招僧住持，“递年交租钱五两”。万历九年，“刁恶道人章文秀”拒不交租，并“开单捏造官庵”，于万历十四年被县驳回，“拘秀出庵别往；……原买游小奴杉山所垦出田，并入庵内，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邵武何、徐、叶、吴四姓，明代同建南山“普济庵”，招僧看守山场，“设有各祖先牌位”。清乾隆末年，“遭远近不肖之徒串秃僧祯悟，舞弊残害，酿成讼端。始拘于捕厅、继控于军府、县宪，暨上制台，均叨批县讯究。随蒙县宪郑讯断，押退该僧，追限不肖等缴吞租谷，并饬另举妥僧住持”。此类僧侣对“施主”有交租的义务，对寺产则无支配权。清乾隆四十三年，“普济庵”僧人的“立承请字”称：“其庵中田园产业，俱本僧管理，不得荡败。”又有各种依附性的“规仪”，如称：“各施主祖牌仍照从前奉祀”；“每年正月初二日到各户贺春”；“每姓施主额定六年冬斋一次”；“僧人交家，……每股一人到庵饮酒，以便清查交盘”；“山场所蓄竹木，不得私自砍伐”；等等。
明清时期，随着农业人口的剧增和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闽北的山林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广阔场所。“凡山之广，可以种；山之茂，可以樵”。然而，各族往往以保护“风水”为由，不准垦种或采伐山林。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记载：“我族坟林，厉禁穙卖，业经多年。前祠宇毁于发逆，佥议穙林创修，日辉等阻止；今族谱编辑，又议卖木为费，新等不允。皆保护荫木，为后世子孙计深远也。”由于闽北的山林资源为乡族组织所垄断，使之长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严重地阻碍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闽北的城居地主，垄断了各大小城镇的房地产，据以坐食租利。乡族组织也不例外。清嘉庆三年，浦城县乡绅祝氏，一次捐入“南浦书院店房三十二座”，契价银近一万五千两，每年收租五百五十余两，租钱七十千文。泰宁县杉易镇欧阳氏，有店房七十一植，每年收租钱一百八十余千文，清嘉庆十四年分家之际，留有“未分店房四处”、“未分房屋五栋半半外又七间”，还有“未分园地、寮屋”等若干。有的乡族组织只占有地基，并不占有店房。浦城县“东海”徐氏的“文肃公十四股祭产”，有店房一座，咸丰年间毁于火灾，遂以地基租与族人“监造店面”。光绪四年，店房卖与“城隍庙中元会”，徐氏与之立有“合同议字”，其略云：
自后中元会董至期向租店面者收纳店租二十二千文，徐应龙公裔至期亦向租店面者收纳地骨租十七千文，各管各业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闽北有不少乡居的宗族组织，也在城里置有房产。瓯宁县屯山祖氏的十三世“以化祭”、十四世“丽南祭”和“永庚祭”、十七世“世荣祭”，分别在延平城及建安城，各据有“廨屋”一座，“俗称考试寓所”。这些“廨屋”平时用于出租取利，遇试期则供本族士人使用。瓯宁县“颖川”陈氏于明万历年间在建安城置有“廨屋”一座，直至清末仍“管业无异”。试见下引乾隆五十八年的“租批字”：
立租批人潘樟宝，因祖与父原向上洋陈夷亭太翁派下泰、衡、恒三大房边，承租得本城新桥头房屋，内连空坪一片，房屋二植，……递年实纳租钱三千六百文。不拘迟早，逢学宪院试之期交纳，……如有短少，任凭陈宅召租。
闽北乡族组织所占有的“庄房”、“寮屋”、“棚厂”之类，大多也以“赁人居住”的方式收租取利，兹不赘述。
高利贷剥削是地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族地主也同样如此。闽北乡族组织的生息资本，有实物及货币两种形式。“社仓”及“义仓”之类的经营方式，以实物借贷为主。瓯宁县麻溪里的“屯山社仓”，由四十名士绅捐置，“每遭凶歉，民艰粒食，令民夏受谷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按丁支借”。瓯宁县丰乐里的“社仓”，由藩、葛、杨三姓创设，“行三十余年，而仓粟已三倍焉”。在宗族内部，也有此类生息资本。建宁县《上坪关西（杨氏）族谱》的《祠谷记》载：
乾隆戊子冬，劝族人随力出谷，多者二石，少者一桶。每岁生放，逾积逾多。于是用之以修葺，用之以醮祭；至于饥荒之岁，赈救有所恃也。现已置买水田，为久远之计。
乡族组织的生息银钱，大多由“殷实”之户承领代放，或是“发典生息”。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丽南祭规条》称：“公众停积银两，交理事者承领生息，务有田作当。”浦城县北乡《达氏宗谱》的《族长伯荣公遗训》称；“匣内银钱，只许放于当祭者，……清明放出，冬成入取利一分。如放有余者，（管匣者）当代祖经管，纳利一分，永远照式无违。”清道光年间，建安城的“广清节局”，共集捐生息本钱七千八百余千文，全部交“典商”经营，月息一分，年利近一千贯。
乡族组织的生息资本，最终仍会转化为土地资本。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汉四公祭簿序》称：“本年所余之钱，培置田产。”政和县的《东平义学董事章程》称：“本年所余之钱，交存殷户，添置田段。”建安城“广清节局”的生息本钱，于“发典生息”的同时，“再议变置活业”。由此可见，乡族组织的高利贷活动，是乡族地主经济的有机组织部分。
此外，闽北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乡族财产，如墟市、水碓、水坝之类，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顺昌县“清河”张氏，于明万历年间创建“禾口墟”之后，不仅历年征收店租、地租，而且持有对整个墟市的控制权。“墟界”之内，“寸土”悉归张氏所有，不容外姓染指。在这里，由于墟市已经成为张氏的族产，各种商业活动无疑都要受到宗族组织的干预。
闽北的水碓及水坝之类，一般都归乡族组织所有，不许私人设置。因而，乡族组织对于当地的水运交通，实行了有效的控制。《闽瓯屯山祖氏宗谱》记载，在祖氏聚居的谢屯村前，有一麻溪，村中各族分别于溪上建坝设碓，仅祖氏一族，共设有“碓厂连坝”五座。每年冬春之际，商人运木过坝，必须向各“坝主”交租，“补贴修坝之需”；乡中所设“社仓”，对此类“坝租”有权抽成，每年可得一百余两。同样，乡族组织在建桥设渡之后，对境内的交通也有权干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收录的《步月桥记》称：
明正德元年，善士林志高、丁士通、葛宗敬等捐资建造。……乾隆乙丑，汀客张士华运木坏桥，禀县罚金七百两修整。并出示勒石，永禁京筒过境。
概括上述，明清时期闽北的乡族组织，以各种不同的名义，与地主经济直接结合，形成了庞大的乡族地主经济。乡族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以坐食租利为基本特征，与私人地主经济并无二致；但是，借助于乡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保护，乡族地主经济的超经济强制更为有力，是一种得到了强化的地主经济。
二、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的转化
明清时期的私人地主经济，由于分家析产与地权分化的冲击，已经出现了解体的征兆。闽北的各种乡族组织，通过提留、集捐、摊派、没收及购买等方式，使私人土地不断地转化为乡族财产。这种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的转化过程，反映了闽北地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大致说来，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唐宋之际，明中叶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中叶前后逐渐取代私人地主经济而居于主导地位。下面拟就族产与地方公产的形成途径与发展进程，略作分述。
闽北的族产主要用于祭祖护墓。明代以前，由于民间祭祖有诸多限制，容易干犯例禁，闽北各族大多把祭产捐入各种寺庙庵堂，祭祖护墓与敬神拜佛同时并举。因而，明以前闽北用于祭祀的族产，往往混同于寺院地主经济。明清时期，闽北用于祭祖护墓的族产，已经陆续与寺庙庵堂相分离，并逐渐分化为“特祭”与“合祭”两种形式；各族虽然仍有一些用于“豢养僧人”的“香灯田”，但在族产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
闽北用于“特祭”的族产，主要来自地主阶层分家之际的提留，这是从私人地主经济向乡族地主经济转化的最重要途径。此类族产在明初已经出现，至明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闽北的族谱中，一般都详细载明历代祖先所提留的祭产，从中不难看出其发展趋势。下面试以年代较确切者列为表4，以资参考。
表4 闽北十六个家族历代祭产统计
说明：
1、“族别”一栏，凡加括号者，表明其聚居地点；凡不加括号者，则用原谱族号；
2、“设祭世代”一栏，一般表明该族最早迁居闽北的时间；有的宗族在闽北境内多次搬迁，如再迁后重新排定世系，“定居年代”也随之改易，否则不变；
3、“设祭世代”一栏，表明该族在此期间代代设祭，非持续设祭者不计；
4、“田租“一栏的计量单位经过折算，方法如表1。
如上表所示，于唐宋之际迁居闽北的宗族，一般自二十世以下开始代代提留祭产；于南宋至明初迁居闽北的宗族，一般自十五世以下开始代代提留祭产。由此可见，闽北各族开始提留祭产的年代大致相符，其上限一般不早于明初，其下限一般也不迟于明末。于清代迁居闽北的宗族，开始提留祭产的代数就更低了。浦城县水南房氏，于康熙初年由山东迁居浦城，三世祖起元“始设祭产”，共提取租谷六十七担，租米一百七十二斗，店房五所，池塘五口、地基一片。第四世派分三房，设立三祭：“朝相祭”，提取租谷一百四十八担，池塘三口、房屋一所，地基一片；“朝卿祭”，提取租谷一百三十余担，租米一百二十五斗，店房九所，山林五处，园地四片，池塘五口；“朝宝祭”，提取租谷一百余担。第五世以下，“各房均有各祭，因房分多，不及悉识”。泰宁县杉易镇欧阳氏，于乾隆年间自泉州迁来，清嘉庆十四年第一次分家，分别提取高祖“醮田”及主分人三兄弟“醮田”，共计租米一百五十余石。此外，又提留山场十处，店房四处，园地及寮屋若干，以及“学田”、“排年管里田”等，每年可收租米五十余石。
明中叶以后，由于闽北的地主每次分家都要提留祭产，其总量经过不断地累积，就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了。但是，对于每一个家族来说，能否代代提取祭产，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如何，又必然为各族内部私人地主经济的兴衰变化所制约。当一个家族衰落了，以至到了无产可分的地步，自然也就不可能提取祭产；相反，如果这个家族再度兴盛起来，就可以一连几代大量地提取族产。因而，在闽北各族之间，此类族产的发展并不平衡。建阳南槎陈氏定居于南宋淳熙年间，八世祖伯坚于明正统年间开始提取祭产，其后代代设祭，至十三世共设立七十四个祭产单位，祭租总额近二千担。顺昌上洋谢氏定居于元初，六世祖“始建立祀产”，其后七至十二世均“未立祀产”，至十三世之后又连续设立五个祭产单位，提取租谷近千担（三千箩）。
在族内各房之间，祭产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闽北有些较为古老的家族，历代分房不下数千，而能够为后人留下祭产的祖先不过数十人，可见绝大多数的宗族成员是无力提取祭产的。实际上，当地主的家庭扩大为房族之后，三、五代之内，贫富的分化就已经很明显了。浦城仙阳肖氏二十五代祖映甲，于清雍正年间提取祭租一千七百斤；二十六代，派下二房又分别提取祭租三百五十斤；二十七代，派下仍然分为两房，长房提取祭租二千余斤、店房三所，次房提取祭租一千余斤；二十八世，派下分为九房，其中仅四房设祭，共提取祭租二万余斤；二十九世以下，从道光至光绪年间修谱时，仅一房设祭，提取祭租八千余斤。各个家族经过长期的演化之后，大多数的族人穷困潦倒了，只有少数几房能够历久不衰。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每个家族都有若干特别兴盛的支派。在这些支派之中，由于历代持续不断地大量提取祭产，其总量可能达到相当惊人的规模。民国十九年浦城县的苏氏“分关”记载，苏氏历代所提取的祭租中，计有：曾祖“立殿公祭租额三百担”；祖父“成培公祭租额二百担”；父辈“卿云、垂民公祭租廿余担”；主分人苏吾楷于自有“额租千余石”中，又抽出“实额干谷二百余石”，“生为养膳、殁为祭产”，其余则“品搭均匀，分为智、仁、勇三关”。苏氏在四代之内，共提取祭租一千一百余担，另有祖遗“廷茂公书灯仙阳租五十担”，以及列祖“遗授”的公房五所、公山四处。苏氏“先世以务农创业”，其后“惠泽相承”，至苏吾楷当上“省议员”，成为地位颇为显赫的官僚地主。象苏氏这样一连几代大量提取祭产的做法，对于其他小地主来说，自然是难于企及的。然而，各个家族或支派之间的兴盛与衰落，总是此起彼伏，时有交替的；每当一个家族中出现了苏吾楷之类的大地主，便对祭产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闽北用于“特祭”的祭产，除了在分家之际直接提留之外，还有一些是由后人捐集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记载：“上五代祖公向无蒸尝祭田，多由后裔鸠集捐金置产，以为醮祭及各项使用。”建阳《翁氏族谱》卷末《附识》记载，二十六世祖翁荣，曾分别为高祖、曾祖、伯祖及各祖妣设祭，还捐田“充入（始祖）墓祠，供办祭仪”。有的地主则在前代祭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充。浦城县《济美南阳叶氏家谱》记载，叶氏一世祖遇华“颇称小康”，于乾隆年间分家时“抽出苗租”二十八担为祭产；其后，诸子又“克绍前徽”，为之续置祭租八十余担。浦城金章杨氏十六世邦信、邦仁二兄弟，所遗祭租仅数百斤，其侄儿遂“捐租百石，以其半为邦信公子孙值祭轮收，其半为邦仁公子孙轮收”。在闽北的族谱中，大多把“恢扩蒸尝”列为“族规”或“族训”，要求族人尽其所能，或“因已有而益加扩充”，或“于本无而别为创置”。一般地说，这种由后人捐置的祭产规模不大，其意义不是在于“扩充”，而是在于“创置”。
如上所述，明中叶以后闽北各族用于“特祭”的祭产，总是代代有所增长；到清代后期，此类祭产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上表所列举的十六个家族，用于“特祭”的祭租共达一万三千余担，平均每个家族达八百余担，个别家族则有数千担之巨。此外，还拥有数量不等的山林、房屋、园地、生息资本等各类家族共有财产。
明清之际，闽北建祠之风盛极一时。往往一族之中，“祠开数十”；甚或一村之内，“祠宇相望，其巍然祀为鼻祖者，盖不止二十一祖矣”。各族在建祠之后，一般都随即捐置祠产，以备祭祀之用。例如，浦城县《刘氏五修族谱》记载，刘氏于明弘治元年建祠后，倡首人“又捐田二十亩，为享祀费”。浦城县下沙郑氏于同治初年建祠后，因未置祠产，“合族于同治五、六年捐资，公置德茂公祭田二号”，年征租谷十五担。在祠产形成之初，其规模大多较小，此后又以各种形式不断扩充。浦城县占氏“东门塘贤祠”的《增置春秋祭产小引》称：
祠内原有祭租百石，为春秋官祭之需，……仍属不敷。于是复议，以公款余资置买田租共二十七担，增入祭产；而五房又复各筹常年的款，或出已租、或捐钱买田、或吊本房祭租。
在此次扩充祠产的过程中，占氏五房各“捐贴春秋祭苗田”租谷十二担，一次共捐入田租六十担。浦城县水南房氏则按“祭”派捐，其《祠规》云：“而后凡值起元公、朝相公、朝卿公之祭，每祭实额租若干担，每担捐大铜钱三十文正，……交清族长开销修祠为田之需。不用多出，亦毋得吝惜不出。”在闽北，最常见的派捐方式是收取“报丁钱”及“神主钱”，即族人新增男丁及送祖先牌位入祠都要交钱。瓯宁县《屯山祖氏宗谱》的《坤房继善祠冬至配飨序》记载：
于康熙戊寅建造继善祠，……继立蒸田数亩，仅供春秋二祭，而冬至之祭尚未举也。……于是禀诸族长，商及族众，各捐钱四百，生利滋息，以为冬至之资。后各房遵昭穆入庙配飨，每公神位议充蒸尝银五两，永以为例。
祖氏“世德祠”建成后，因“春祀虽设，冬蒸未兴”，同样规定：“派下子孙送主入庙配亨者，每位必充白金十两；子孙充名与祭者，每人必捐青蚨四百文。”据统计，祖氏自乾隆年间开此“捐例”后，“世德祠”共收“配祀”578名，“继善祠”共收“配祀”725名，其所得“蒸尝银”分别归各祠“首事主之，或放息、或置产”。这说明，祖氏扩充祠产的主要方式是向族人派捐，即“稽丁男而充公积”。有的家族甚至向捐官出仕者摊派“喜钱”，如《福瓯上洋陈氏宗谱》的《凡规》规定：
吾宗祠支派阁族佥议：援例捐监者，就充喜钱二千文；捐贡者，应充喜钱五千文；捐职自七品以上者，应充喜钱十千文。永以为例，不得异议。
闽北各族的祠堂不仅有权向族人派捐，而且有权没收某些宗族成员的财产。例如，浦城县刘氏的《重造宗祠序》记载：
（咸丰）十年，源海公裔孙枝弟争继呈控，祝县主蒙批族房投处，充入祠铜钱四十千文；又源济公裔孙金培无嗣，将伊本房溪源公祭率充入祠光洋五十元；又有不知何房裔孙良才无嗣，无人为继，仅存苗租二十余担，……查出入祠，得光洋百余元；又有月生之裔孙福季无嗣，无人承祧，苦置有苗田二十余担，被他姑丈王新贵所吞，……除查用，多充入祠铜钱八十千文。
闽北各族的“族规”或“族禁”，都不准族人“血养螟蛉”及“妇亡纳赘”，若族人身后无嗣，选择继承人必须经族内批准，其遗产一般要捐献一部份入祠。清咸丰十年，浦城县杨明珠所立的《拨祠田字》称：“兹锡环公嫡孙成茂身故立嗣，除经族立继外，议捐入祠苗田一百担，以为修谱修祠之需。自拨之后，议交公族房董理，不得侵私，亦不得另生觊觎。”浦城县占氏有一族人死后无嗣，“族众佥议：择其支派稍近者承厥宗祧，将其遗产内拨出苗租一百八十三担为祠内公项”。此外，当族人之间因发生财产纠纷而争持不下时，其财产往往也归祠堂所有。清嘉庆十二年，浦城县杨氏有二人“互控争山”，族内“职员”杨大绅等呈报县官，经“讯继”后，“令杨铭勳将所买杨邦玉土名金章墙内后门山山场，充入绅等祠内管业”；为此，县府还专门颁给告示，“俾得召佃蓄留荫木”。
摊派及没收，是私人地主经济转化为祠产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各族还有一些“饶财乐助者”，往往以自由集股的方式捐置祠产。建阳县书林余氏为了扩充祠产，曾先后两次在族内集捐，组成了两届“缘首”。第一届“缘首”于嘉庆元年组成，共四十二人，“各捐出洋银五两正，交入祠内值首置买粮田，以扩蒸尝”；第二届“缘首”组成于道光十七年，共二十四人，“每名捐洋番十元，置买田段，以便侵缮祠宇，余好加增产亩，以扩蒸尝”。余氏原有祠租仅“皮骨米”二十余桶，两届“缘首”所捐置的租米，共为一百八十余桶，祠产因之而大为扩充。浦城县占氏以置办冬至祭品为由，于嘉庆二十一年组成一个“冬至会”（又称“孝思堂”），共集族众四十人，购置“额租光谷”一百四十二担，“山租大钱”八百文；同治至光绪年间，又以置办清明祭品为由，先后设立“追远”、“合志”、“敦本”、“承敬”四堂，每堂各“邀集”族众八人，分别捐资不等，用以置产收租或放贷取息。这些由集股而成的祠产，在经营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例如，浦城占氏的冬至会，分五班轮管所置田产，“每班八人，值管一年。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馂余颁胙。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占氏清明办祭各“堂”，“年届清明祀日，凡堂内有名者，恭诣祠内助祭，每股男女各一人，其享馂余，有赢余者尽数颁胙”。
祠产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可以在常费之外有所节余，依靠自身的积累从事扩充。邵武县古潭何氏祠堂，存有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各类契约四十一纸，共计买田二十六处、山一处、房七所、地基十片，先后用价银一千七百余两。建宁县上坪杨氏祠堂，存有自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各类契约三十余纸，其中除“捐田租约”外，共买“杉榛苗山”一处，房基二大间、水田二十五处，先后用去“契价”铜钱一千余千文、白银一百余两、光洋四十余元、增置“古租”一百二十余石。不过，也有些家族规定，祠产的收入除用于常费及修祠外，其余必须按丁均分，“年清年款，不得私存”。在这种情况下，祠产的自身增殖就无法实现了。
闽北各族的祠产经过长期的积累，到清代后期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下面试以闽北若干宗族的祠产为例，列为表5，以资参考。
表5 闽北十六个宗族的祠产统计
说明：
1、表中“建祠年代”一栏，系指各族最早的建祠年代。
2、表中田租的计量单位经过折算，方法参见表1；山林、房屋等祠产，一般以“处”、“所”计，若载明租钱则保留之。
如上表所示，闽北各族的最早建祠年代，除少数理学家（朱、蔡）及名宦（李）的后裔之外，一般都是在明中叶至清末，因而各族的祠产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在家族内部，祠产的数量一般都少于用于“特祭”的族产，但比用于“特祭”的族产更为集中。上表列举的十六个家族，共建祠二十八所，置有田租三千余担，平均每族近二百担，每祠达一百余担；此外，又大多据有山林、店屋及其他形式的祠产。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明中叶以降，闽北各族用于祭祖护墓的族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至清代后期，各族用于“特祭”及“合祭”的田租总额，都在数百担至数千担之间。由于族产是由私人地主经济转化而来的，其相互消长必然导致地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闽北地方公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时期，闽北有不少用于赈恤的“仓田”，如“举子仓田”、“赈粜仓田”、“社仓田”之类。这些“仓田”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与地方官的积极倡导有关，但一般都由民间自理，因而可以视为地方公产。由于各种“仓田”散居四乡，易为“豪猾士人、仕宦子弟”所把持，“乡官明知其然，而牵于人情，不能峻拒”，其发展颇不稳定。如建宁府属的各种“仓田”，“宋时俱废”；而延平、邵武二州军所属的各种“仓田”，历宋元、元明之变，至明初也俱成“废仓”。
闽北地方公产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明代后期及清代后期。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地方公产，往往是赋役的一种转化形式，主要用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明代前期，闽北一些较为重要的桥梁和渡口，由于关系到“朝贡宾旅之往来、赋役之供输、商贾货物之贸迁”，一般都由官府佥派役夫守护。与此同时，为了筹集修缮费用，有的桥、渡已置有田产。例如，嘉靖《邵武府志》卷六《水利》记载：
南家桥，弘治二年郡人都宪朱钦建。岁籍役夫一名，构仁智堂于桥南，置田一十五亩八分，别籍田地，为缮修守远之计。
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力役逐渐改为银差，派役变成了雇役。由于地方官府经常克扣、裁减役夫的“工食”，此类费用遂单纯依赖于置产收租，从而导致了“桥田”、“渡田”之类的大量出现。咸丰《邵武县志》卷十一《津梁》记载，城北浮桥建于宋代，“岁佥夫四名守之，以时缮修”；明中叶改为募役后，其经费完全依赖于桥产的收入。至清咸丰年间，该桥每年收入田租二百余石、地租钱十四千余文；染石一架，每年收租钱三千二百文；店房十二所，每年所收租钱不定。上述桥产的收入，每年用于雇募“守桥撑渡人六名，共给工食一百二十千文”；此外若有余资，则用于造桥船、换铁链，或继续增置桥产。
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之后，闽北还出现了其他用于公益事业的地方公产。永安县于明初开渠引水入城，“设水夫一名”，专司“补铲疏浚”；至万历末年，“有汰役之令，而水夫坐免，圳渠竞为涸辙”；崇祯年间，县令刘某“先捐俸十两为士民倡，而士民踊跃奔命，各出金钱，购东门外等处田谷七石，并新架亭屋二间，计其入可供水夫每岁工食而止”。邵武县于明宏治年间设石枧引水入城，“募枧夫一名”；万历年间，“枧夫工食奉裁，郡城有产之家，复于其间装碓赁舂，截留而去”；崇祯十年，“乡绅魏朝明捐田五十二亩，充枧夫工食”；至清康熙年间，“田被隐匿，追偿田价，别买租米十石，其入给城内外枧夫及学宫膳夫，专司疏浚”。
闽北用于赈恤的各种“仓田”，自宋元之际废置之后，至明代后期始略有恢复。万历年间，建宁府推官郭子章的《修义仓记》云：
松溪……除公储外，旧无义食，今圭斋郡先生始建焉。……仿朱子社仓法，东创义仓，西创义田，捐俸市田若干亩，买粟若干石。……又檄八邑，令各置仓。
此外，据康熙《松溪县志》记载，明末松溪县有“举子仓六处”；明亡之后，“公田躏蹂，诸仓一无所有”；清康熙十三年，生员杨某捐资重建，改名为“生生所”，专门收养女婴。松溪县重建“义仓”及“举子仓”的做法，明末是否在闽北各地普遍推广，未有明证；不过，直到清代中叶，闽北此类地方公产仍未见有大规模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养生恤死”属于地方“惠政”，历代官府都曾举办一些赈恤事业，借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清代闽北官办的备赈设施，主要是“常平仓”。但是，由于“常平仓”的存粮经常被官府移作他用，加上官吏从中营私舞弊，清代中期大多已经严重亏损，名存实亡。因此，清后期闽北地区的救灾赈恤事业，主要依赖民办的“社仓”与“义仓”。道光十五年，建安县乡绅蒋衡发起创设“建宁郡义仓”，据称起因于“常平仓废”。该“义仓”除积谷以待平粜之外，又陆续置有田产及店房、水碓等产业，并有一千八百贯本钱发典生息，“每年约计可得租钱八十千文之谱、息钱二百六十千文之谱、苗谷一百二十担之谱”。上述收入，主要用于“仓中绅士薪水、仓丁工钱及添置物件、完粮各杂费”，若有余资，则用作“买谷之需”，抵补仓粮的消耗。“社仓”最初由官府倡办，按规定每里各设一所。其经营方式，一般由各户认捐仓粮，于青黄不接之际出借，秋成还清本息。不过，也有些“社仓”是以仓、田相结合的。瓯宁县《璜溪葛氏宗谱》收录的《丰乐大斗峰记》称：
丰乐斗峰寺，潘、葛、杨三善士所重建也。……光绪末季，僧人不守清规，将各善士助田私行擅卖，……追田驱僧，另聘和尚主持。寺田以百石为主持薪水，其余一百余石就地设立社仓。三姓各氏一、二人，到仓场监收。
官办的“常平仓”与民办的“社仓”、“义仓”之间的代兴，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官办赈恤事业的衰落，其职能已为乡族组织所取代。
清中叶前后，闽北出现了大量的书院及义学、义塾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从而使各种“学田”的发展异军突起。清雍正六年，曾“令闽广正乡音，郡县各设书院教习”。在闽北，此类“正音书院”的存续时间不长，但为后来各府、县书院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清代闽北的书院，大多由旧书院改建而成。民国《建瓯县志》记载：“建瓯书院肇基荐山、屏山，厥后所在林立，……由宋洎明，迭废迭兴，至清末多改为学堂。”这些书院所据有的产业，规模十分惊人。如政和县“云根书院”，每年收租谷二千一百余石；浦城县“南浦书院”，每年收租谷一千二百余石、房租五百五十三两又七十千文、山租十五千余文，光绪年间又拨归“鳌峰书院余款”三百余两。
清代后期，不仅闽北各县、各府普遍设有书院，而且各乡镇也大多设有书院或义学、义塾。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记载：“近数十年来，各乡先后创建书院，星罗棋布。”这些由各乡创建的书院，其前身一般是义学或义塾。浦城县东乡的“富沙书院”，肇始于乾隆年间，由高泉里巡检司“拨充田租六十余石，建义塾”；道光二十一年，义塾毁于火；同治四年，“绅士徐兆珍等倡捐书院”；至光绪年间，共置有田租四百六十余石。有些规模较大的义学，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教育基金组织。如政和县的东平镇义学，“置田八百亩以赡生徒”，此外，“其修葺书院、春秋两社并斋夫（工食），亦一切在义学内动支”。东平镇义学还附设“科甲田”，又称“宾兴田”，每年收租谷七百余桶，专门用于士子应试之需。其《宾兴章程》规定：
除完纳（钱粮）外，届乡、会试正科，将两冬所收尽数为秋闱士子之需，将一冬所收尽数为春闱公车之需。不拘人数多寡，统行均分，以杜侵蚀。
“科甲田”之类的收益，除用于资助应试士人的旅费之外，其余由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分享，有时其中又作区别。浦城县有“宾兴田”计租三百八十余石，“每逢乡试，将递年租谷出息，除完粮外，……按文、监生名数匀给”；又有“公车田”计租九十余担，“积存谷银，遇会试之年，按文举人名数匀给”。此外，在各书院及义学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中，一般也有专门用于乡试及会试的固定收入。
闽北历史上的地方公产，主要来自于士绅阶层的捐献，各种地方文献中都有不少此类记载。士绅阶层通过捐置地方公产，广泛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从而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与支配权。如政和县东平镇的乡绅宋捷登，捐助的范围从本乡、本县直至府城、省城。诸如设立义仓，倡设义学，广捐宾兴经费，乃至“邑中修文庙、修县志、重建星溪书院，建郡修明伦堂、修城池，省垣修贡院、修省志，每襄其事，辄出重资，为一邑先”。因此，宋捷登在乡里拥有很高的威望，“里中有争论事不诣官府，咸至其宅解之”；在他死后，又获“崇祀乡贤”。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闽北的地方官凡有所为，都要求助于士绅阶层。崇安县《五夫子里志》记载：
彭式贤，名宙训，邑庠生……其五世祖珰公作邑，历年久圮不治，毅然直住，重新其宇。邑之盐埠捐造浮桥、阳邑左令将修童游桥、瓯邑章令议修丰乐桥，闻其高谊，俱以书至，悉捐金并杉木往襄之。其他修城工、修贡院，不惜重资。立书院，又助田百石。嗣因延建邵道创学院、修考棚、修富沙万寿宫，又惠然乐助，并赞其成。前后共费四千余金，当道为请于列宪题表。
在地方公产的发展过程中，士绅阶层的社会职能日益加强，而官府的行政职能则不断地削弱了。有些地方公产的来源，颇具有强制性的色彩。民国《政和县志》卷十三载：“向例，凡非本籍而侨居久、置产丰、有子弟与试者，乡先辈必劝其酌捐租谷，佐宾兴费。”道光三年，政和城大火，管理“护城田”的“董事”秦蕴等人，“劝绅士杨日瑞等捐资，置买田若干亩，召佃四人，分界护守”。此外，有些乡绅于捐献地方公产之际，往往带有附加条件。民国《建瓯县志》卷二十引《征信录》云：
同治已巳、壬申两次，岁贡郑贲以自置田谷五万六千斤，并庄屋统交义仓绅董管理。前议：除递年抽出谷三万二千斤给贲家用外，更有租谷二万四千斤，承管收租兼雇工挑力得一半、仓中得一半。如遇歉收、佃欠，在仓中与承管数内扣除。先后立凭据议字，并检田庄各契据，缴在公所。……另，郑贲喜充母银四百四十两，以抵完粮之需，癸酉、丙子缴银二百九十两，尚有一百五十两未缴；更有丁前府发堂断黄葆泉还郑贲光绪十年期银二百两。
上述郑贲捐入义仓的五万余斤“田谷”，每年只有五分之二归义仓收入，其中还要扣除“歉收佃欠”的部份；郑贲则不论“歉收佃欠”、也不必“承管收租”，每年固定收入五分之三的田租。在这里，郑贲借助于义仓“公所”的势力，有效地实现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各种地方公产形成之后，同样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而得到增殖。光泽县善得坊义仓的《誉契簿》，录有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典、买田契35纸，前后共置田110余亩，计“送城正租”180余石，用“契价”银667两、钱985千文。建安城奉祀“五谷真仙”的“绥丰”、“庆丰”两轩，于光绪十九年由两轩“董事”同立石碑，开列咸丰十一年以后的“续置田段粮产”，共买田11段，年收“大小苗谷”100余石。在闽北的其他地方文献中，有关各种地方公产的“续置”、“增置”或“新置”的经过，一般都有详细的登录，恕不一一列举。
明中叶以降，闽北各种形式的乡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近代。笔直曾对清代至民国闽北若干地主家庭的“分关”作过分析，发现每次分家时所提留的家族共有田租，比重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平均达百分之三十七。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乡族地主经济的迅速增长，也看到了私人地主地主经济的分崩离析，两者的盈缩适成对比。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精确地描述闽北地主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但也有理由推论：从明中叶至清中叶，经过近三百年的积累，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规模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地主经济，在地主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乡族地主经济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的族产与地方公产，都是乡族组织的公共财产。而在实际上，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未改变地主经济的私有制性质；就其所有权的构成而言，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乡族地主经济的权益分配，大致可以分为“轮收”与“公管”两种方式。就其所有权形式而言，前者是按份共有的地主经济，后者是共同共有的地主经济。
在家族内部，族产的权益一般必须按房均分，因而大多采取轮收的方式，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例如，浦城县《金章杨氏族谱》的《族诫》规定：“各房自置轮收祭田，照依本派房分次序，轮值收租醮祭。……如有横霸混收，经凭族长，公共追其原谷给还房分值收外，另议罚祭仪。”由于每一代的族产权益都要按房均分，族人只能在既定的世代系列上，依据不同的分配层次轮流收租。如瓯宁县璜溪葛氏十一世“明极祭”的《祭规》记载：
一、本祭惟明极公派下子孙得来与祭饮胙，而魁极公派下早经分去自立蒸尝，不列此内。
一、逢卯、酉年轮收（九世）吉水墓祭，……明魁两房轮流，明卯魁酉，而明房派下又分顺、碧两房轮流。
一、逢亥年与轮房同收（八世）荣善公墓祭蒸尝，本房一半股份，派下明、魁两房轮流，而明房派下又分顺、碧两房轮流。
一、逢酉年与轮房同收（七世）添禄公墓祭蒸尝，本房一半股份，派下明、魁两房轮流，而明房派下又分顺、碧两房轮流。
葛氏自六世祖佛童以下，派分“文、行、忠、信”四房；第七世，“行房”单传，没“添禄祭”；第八世，设“荣善祭”，由派下“京、淳、熙、忠”四房轮收；第九世，“京”房设“吉水祭”，由派下“辅、轫、轼、轮、辙、轮”六房轮收；第十世，“辙”房设“国辙祭”，由派下“明、魁”两房轮收（后分立）；第十一世，“明”房设“明极祭”，由派下“顺、碧”两房轮收。对十二世“顺、碧”两房来说，只能按照各自的“房份”，分别在不同的分配层次上，对历代直系祖先的祭产持有轮收权。由此可见，族产的权益分配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一方面，历代祖先留下的族产，都必须由派下子孙按不同的世代层次分享；另一方面，派下子孙对于不同世代层次的族产，只能持有不等份额的所有权。可以说，此类乡族地主经济的所有权构成，是一种多层次的按份共有。
在轮流收租的情况下，如果有“顽佃”抗租，共有者之间仍然需要协作，共同维护土地所有权。浦城县《高路季氏宗谱》的《万年公祭规》记载：
一议：登租设一总簿，轮流执管以查佃欠；值年自立流水一本，冬成共登总簿，交后年值祭之人执管。
一议：各房历年收余佃欠，除值年收清外，再收佃欠若干，抽出三股以酬值年任事劳顿；余七股各照值年所欠多寡派给，以示平允。
在族产的共有者之间，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一般都有明确的规定，甚至专门为之议立契约或合同。顺昌县上洋《谢氏宗谱》的《荫鹏公祀产增广章程》记载：
一、设祀产簿五本，分与德、利、用、厚、生五房，各执一本为据。各系一手笔迹书写，并加勘合，又于开载产业后列名画押。除五房各执一本外，另设值祭簿一本，俾五房轮流交接值祭，毋许擅匿。
一、本簿开载祀产谷石，许值祭者收入以供祭费，所有田产应完地丁银及仓米，着值祭者理完。
一、春祭，备席请五房众男子饮福；秋祭，唯与祭者饮福。
一、春祭先一日，值祭者办米果，各大房给八片，各小房给四片。
在家族内部，围绕着族产的权益分配，往往出现各种复杂的矛盾。因此，只有借助于家族组织的制约，才能有效地维护共有者的既定权益。建阳县《袁氏宗谱》记载：
宏基公、宗臣公、绍武公、吉卿公各祀田，从前竟有轮值者不祭扫、并不完粮……贻累宗族。今合族房长公同酌议：如有轮值祀田胆敢不完粮、祭扫者，则以后轮值年分，将其苗谷概收入祠充公，以作文武之书灯、宾兴，永不准其轮值。
在各种地方组织中，凡属由集股而成的地方公产，一般都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例如，清道光年间，邵武县古潭村的“将军会”出卖一处水田，契约中宣称：“其田浣滨二股、效怡一股、驭云一股、翅梧一股、鹤龄一股、效祖一股，会上共八股。”这种按份共有的地方公产，一般也是采取轮收的方式。明崇祯初年，邵武县书锦里的黄、李二姓士绅八人组成“文社会”，“犹虑其继之难久，是以酌议，各助纹银二两正，历年放积”；崇祯十年，“将银付出买租数石，……存众轮流管理”。在共有者较多的情况下，此类地方公产往往不实行轮收，而是实行分“班”管理，按份分享有关权宜。例如，邵武县书锦里的“祝延上寿会”，创自明万历十八年，其初仅有黄、李二姓“倡首”六人，“敛银五十两，买田米二十石以赡其费”，每年中秋节，“蒙公举乡杰，请同簪花饮酒，日后子孙各世领上寿一桌”；至清康熙十四年，又先后有宁、张、聂、谢、陈、叶等姓“助田”入会，遂分作三“班”，每年各于四月初八、六月初二、八月中秋办理“上寿”，其田产由各班分理，但颁胙并不分班次，只按“助田花名”。在宗族内部中，此类地方公产的股份可以代代相承，也可以按房轮收。如浦城县水南房氏的“朝卿祭”，对当地“天后宫”、“崇安帮”及“积庆堂”的公产，均持有股份，“递年应领胙肉各三斤”，由派下五房“各领一年”。
明清时期，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每一代都要重新分割历代族产的股份，族产的权益也就不断地细分化了。随着世代系列的推演，有些族产的共有者为数甚多，其所有权份额往往难于辨析。因次，轮收逐渐地改为公管，按份共有也就相应地演化为共同共有了。例如，瓯宁县屯山祖氏十九世的“勤、俭”两房，对于历代祭产持有的权益，可以图示如下：
说明：
1、十二世“汉祭”未置祭田，但存有生息钱70余千文，故加括号以示区别。
2、“勤”或“俭”房的所有权份额，系表明两房分别对各祭产所持有的所有权份额。其计算方法为1÷该祭及以下各祭所有权份额的连乘积，如：十八世“盛文祭”，“勤、俭”各得1/2；十九世“世荣祭”，“勤、俭”各得1÷2×2=1/4；以此类推。
如上图所示，“勤、俭”两房对十八世以上历代直系祖先所留下的祭产，都持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但他们对十四世以上祭产的所有权份额，分别只占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这就是说，如果这些祭产实行按份轮收，他们必须等待几百年或几千年才能轮收一次祭租。很明显，当族产的所有权份额增加到一定的限度之后，在共有者之间就难以继续实行“轮收”，而是必须实行“公管”。据族谱记载，屯山祖氏第十七世以下的历代祭产，一般都是按房“轮收”的；而第十四至第十六世的历代祭产，大多是“轮收”与“公管”相结合的；第十三世以上的历代祭产（包括祠产及香灯田），则都是实行“公管”的。在这里，由按份共有向共同共有的演变轨迹，可以说昭然若揭。
族产从“轮收”改为“公管”之后，其地租收益仍归共有者支配，但不是每个共有者都能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代理人，统一进行管理和分配。例如，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祭”与“周祖母祭”，原有祭租三百五十余担，由派下七大房、十七小房轮收。清光绪十七年，“抽出额租五十一担五斗正，拨入祠内为历年冬至香灯、修理需用之资”；光绪二十三年，“抽出书灯计额租二十一担六斗，系为奖励本七房裔孙读书而立”；光绪二十九年，“抽出额租七十担，拨与谦孝祠收理，以为递年完纳粮米，清明祭扫以及丁钱、酒食之需”。上述抽归公管的田租，除书灯租由“七房子孙读书入泮者收理”外，“所有祭租、粮米以及祭扫坟墓需用，永远归祠堂董事经理，七房子孙向后不得另生枝节”。
实行公管的族产，其管理者必须在共有者中推荐。浦城县北乡王氏的《议字》宣称：
两款祠租，均系受益公、周氏祖母祭纳入，外房并无升斗在内。为此，递年收入、支出，概由受益公派下七房裔孙互推经管，所有外房子孙概不得干涉、经理。
一般地说，只有“委系殷实、公正、能事者”，才有资格管理共同共有的族产，普通族人则不得问津。有的家族规定，此类族产的管理者必须实行定期轮换，“不许久归一人承理，致滋弊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族产仍须按房轮管。如浦城县占氏的《族诫》规定：“公置祭田，六房轮年照管，于各房中各举家资丰厚、为人稳实者经理。”有些家族的“公管”族产，则分别由各房自理，遇事临时向各房派款。浦城县崔氏的“亨、贞”二房，于清嘉庆年间合建宗祠，并随即“采买租田存祠，分派亨、贞两房查理”，其《祠规》宣称：
各房祀田租谷若干，并山地赁租若干，惟各房自择贤能而家厚者，各立一人经理收租备祭，一人经理账目。其于每岁粮米、蒸尝、分胙外，如有公项动用，经理者通知各房集议，务其踊跃。
各族管理公产之人，尽管都以“殷实”、“贤能”见称，却往往把族产视为莉薮，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例如浦城县《周氏宗谱》记载：“慨自同治六年修祠告竣，族议三乐、三畏殷实可恃，遂将祠租举之管理，储为修谱需用。今岁纂修家乘，非特缘捐不缴，且吞兴祠租数十载，瘠祖肥已。”周三乐、三畏之辈，公然“瘠祖肥已”，可谓豪夺之一例。顺昌上洋谢氏的“司理祠内公项者”，则全凭巧取谋利。试见下引同治四年的《上洋祠堂合同议字》：
查自道光十七年公算以后，寝不公算。以前簿载祠内公产出息，除开销外，每年可余数百余千；迄今二十余载未算，急应集祠公算等情。质之司理公项之寿臣，据称：咸丰八年，长发逆匪攻陷上洋，杀人、放火、掠掳，存支各簿并契券俱失……产业无契可稽，失迷在所不免……查发逆退后，寿臣曾寻获原遗公产字据一箱，何以匿不首先吐纳？迨至众论腾沸，指攻获箱，始认交出。其颟顸朦胧，弊可概见……兹同公亲公议，令寿臣酌捐己田入祠示罚，以昭炯戒！
据说，谢寿臣为此捐出“已田”计租二百余箩，但咸丰八年以前的历年账款“概准抹消”，由此“寿臣亦踊跃乐捐”。这说明，一旦此类族产为少数管理人所把持，实际上也就难免化公为私。
在地方组织中，凡属共同共有的地方公产，一般都由“绅董”专事管理。在“绅董”之间，往往又分若干班次，轮流管理。例如，政和县的《东平义学董事章程》记载：“凡料理公项，轮班则有蚕食之虞，独理则有鲸吞之虑。积年既久，董事视为私物，佃人只识一主，则独理之弊尤甚也。公议：分为人、文、蔚、起四班，每班二人，轮年值理。”各班“董事”的职责，在于经管当年的“钱谷出入”。在此范围之内，“所有应办事宜，惟董事主议”。各班“董事”的经营情况，要受到全体“董事”的监督：“凡值年者出入钱谷，……揭榜示众”；“每岁集董事，秉公核算”。若有非常之事，则由全体董事共同负责。如《东平义学规约》宣称：“如有佃欠，董事集同人清查，禀官究追。”有些规模较大的地方公产，其经营管理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建宁府义仓的《拟定章程》规定：
向来建郡办理义仓，责成专在绅董。虽出入钱银谷石，随时报府，事权究属偏差。兹定：延新在籍绅士数人为正、副董理，将仓谷、赈目一切事件交其承办；临办时，诸董先议妥洽商，由府准行，并派员会同办理。
此类管理办法，称为“合官绅以商事宜”，其经营之责仍在于“绅董”，官府只有监督之权，而不能起支配作用。这是因为，“义仓银钱谷石，乃阖郡捐充，所积系属公业。官专稽察，绅司出纳。各绅董擅将仓款挪借官用，惟绅董是问；绅董私自挪用，众请官追缴。凡一切支给兵米别项转输，不准将仓谷动用”。由此可见，此类地方公产与官产具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可一概而论。不仅如此，由于“绅董”之类是由各种地方组织“公举”的代表，因而只能将有关公产用于当地的公共事务，而不得“私自挪用”。因此，“绅董”对此类地方公产也只有管理权，而不持有所有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地方公产的发展，“绅董”的管理职能日趋复杂，逐渐地演化为一种需要支付报酬的职业。在各种有关地方公产的管理《章程》中，对于“绅董”的报酬办法大多有详细规定。例如，《东平义学董事章程》规定：“董事酬劳依旧章，每年钱二万文，二人理则二分之。”《东平宾兴章程》规定：“岁收租谷等项，……抽存一股，聊酬董事之劳。”建郡义仓的《拟定章程》：“正董绅士，年薪一百两；副董绅士，年薪六十两……司事月薪四千文；年、节敬各一千文。”很明显，对于受聘而来的“绅董”来说，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管理地方公产都已成为一种谋利手段，而不单纯是一种“义举”。
在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中，其收益除了用于公共费用之外，如有余利则由共有者直接分享。如瓯宁县屯山祖氏的“丽南祭”，于清康熙初年设立之后，由派下“元、亨、利、贞”四房轮收，“归完粮办祭外，尚多利泽”；嘉庆二十年，抽出“苗谷”一百六十七箩，又“苗银”十余两，“公举公廉正直者每房二位，近前承理征租、完粮、完苗、办祭，余剩者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各项”；此外，尚有未抽“苗谷”三百二十五箩，“廨屋”一所，“仍听房分轮收”。由此可作如下估算：在嘉庆二十年以前，“丽南祭”用于公共费用的收益约占百分之三十四，由各房在轮收之年分享的“利泽”约占百分之六十六；在嘉庆二十年以后，“丽南祭”中公管的祭租，基本上都用于公共费用，由各房轮收的祭租是不必作任何支出（包括“完粮”等项）的纯收入。
由于轮收的祭产“利泽”较多，共有者较少，其收益往往十分可观，有可能产生“人格化”的地主。如浦城县东海徐氏二十六世的“羲斌祭”，提留祭租一百余担；二十七世分两房，设“起鳌祭”与“起鲲祭”，共提留祭租二百四十余担；二十八世分七房，每房每年约可收祭租五十担。瓯宁县屯山祖氏十九世的“勤、俭”两房，仅从十七及十八世直系祖先的轮收祭田中，每年各自可收租二百七十余箩；如果加上十四至十六世直系祖先的轮收祭租，则每年平均可收租三百箩以上。对于这些祭租的共有者来说，即使私人地主经济已经完全破产了，仍可借助于共有的族产而坐食租利。
严格地说，乡族地主经济的共有权，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和存在；在共有者内部，一旦出现了贫富分化，就必然引起共有权的相应变动。如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祭”与“周祖母祭”，于光绪年间抽出公管的祭租和书灯租后，尚有二百余担田租，“又将各佃品搭均匀，七房值收子孙小股拈阄为定，各有应收之佃，不得越占紊乱”。其所立《议字》宣称：
每见富家粮户分析田产，必抽清明祭租为子孙百年虑。当其家门全盛，子孙饶裕，轮收值年依章行事，颇沾利益。及至产资退败，房倒房兴，游惰孙男或于前数年将值收祭租预拨他人收去，迨轮值年家无粒谷，贫乏依然，反将值年课粮逃欠不交，山中祖墓祭扫废驰，以致粮差催拘，家庭构讼。是祖宗置祭租以益子孙，子孙反因祭租而累辱祖宗也。
王氏于瓜分祭租的同时，又提留了公管的族产，据称：“良法美意，莫如此举”。这是因为，公管的族产主要用于家族内部的公共费用，这种费用不会因贫富分化而消失，只会因贫富分化而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轮收的族产不会完全被瓜分，而是逐渐演变为公管。换句话说，此类乡族地主经济的演变趋势，一般不会因贫富分化而完全解体，而是由按份共有转化为共同共有。
在族产从轮收转为公管之后，“颁胙”及“饮福”是共有者参与分配的主要方式。不过，在有些家族中，族产的权益为少数族人所据有，普通族人的共有权逐渐地被剥夺了。例如，浦城县东海徐氏的《前街伏元公祠祭典》宣称：“祠内出产无多，颁胙良难遍给，惟有职事者理应受胙。”瓯宁县屯山祖氏的“丽南祭”，于嘉庆年间“公抽之后”，在《新立丽南祭簿序》规定：“只理事者自己致祭、算账、饮福，不必充丁颁胙。”此外，有不少宗族规定，所有“新丁”必须交纳“丁钱”，才可以参与“颁胙”或“饮福”。如顺昌县上洋谢氏的《汝贤公祭墓章程》规定：“春祭，司祭者先一日办糖饭，名‘丁饭’；秋祭，司祭者先一日办米粿，名‘丁粿’。每祭每丁给一斤，身故者开除……所有新丁，应捐添喜钱文，亦于是日交纳，不交者不给丁饭、丁粿。”这就是说，在族产的共有者去世后，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权益，其后人只能通过捐款获得有关权益。
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不仅可以抽归公管而免于解体，而且可以通过分股买卖，使共有者得到部分的调整或改组。试见下引乾隆五十七年的“断卖皮骨民田契”：
立断卖皮骨民田契字人何天赐，今因无钱应用，特将祖上遗下皮骨民田……二处，共载官粮一升正，其田原系三股，今天赐抽出父承买普良一股，欲行出卖，托中引至本祠伯继公支下长衍六股人等戛积银两处近前承买为业，以为祠内修理之费，当日经中三面言定田价纹银四十五两正。（下略）
在家族内部买卖族产的有关权益，是一种相当正常的产权转移行为。这是因为，此类产权交易并未导致共有经济的解体，而是使之更为稳定。建阳县颖川陈氏的“英贵二公蒸尝田”，曾经多次分股买卖，其有关权益在族内流转了几百年，仍维持了多层次的共有经济。据族谱记载：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房子孙文高、文魁、德忠，同买到邵武五都叶家窟人陈璋生晚田连骨米三石官，……卖主抱耕，递年交租苗六担正。清雍正年间，文约公之子孙士福，分卖去二箩；文魁公子觉圣份二箩，卖与文顺之裔孙士毅、士俊；士毅之子光亨，将其二箩田复于乾隆年时尽卖与士俊一人，与文高房同收。
不过，在族产的分股买卖过程中，如果其股份为个别族人所据有，也会导致共有经济的解体，重新转化为私人地主经济。如浦城县占氏的“洛公祭田”，在族人中历经转让和买卖，最终演化为“私业”。据族谱载：
此田系温、良、恭、俭、让五房轮祭。温、俭、让三房，将股内祭田契卖恭房十九世孙世潮管业；世潮因无力难支差徭，康熙年间呈县，愿归良房二十一世孙让君管业。……世潮之子良祯，又将自己恭房一股祭田，并恭、俭、让三股祭田，统卖让君归一管业。乾隆年间，俭房二十二世孙本宽出而告争，致让君之孙道济等控县、控府、控司、讼累多年。……续经处息，详结完案。是四股之田名为祭产，其实私业。
如果族产的权益分股典卖给外人，也可能导致共有经济的解体，或是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共有经济。顺昌县上洋谢氏的《诚斋公续增祀产引》记载：
岁丙申，仁房堂兄龙洋，与晋江盐商周联辉构讼。维时众商蜂起，以财势相凌……龙洋末如之何，乃计及于瑶亭大父祠内公产，并书田出息银买有田，年可收租谷七百箩，倡议分析，变价以济。予迫于事势，不能阻也。因听其品搭腴瘠，作仁、义两房平分，书立合同据并声明字，各执为凭。除仁房分入即卖外，予义房得田十五段，计谷三百四十六箩……嗣后如仁房能将变价各田赎回归祠，予义房亦将此续增祀产截停，仍归祠内，以昭画一同庆。
在谢氏祠田分拆之后，“仁、义”两房的共有经济已经解体，但仍有一半祠租留在族内，转化为“义”房的共有经济。一般地说，在分股买卖的情况下，即使有一部份族产的权益流于族外，族内的共有经济也不会完全解体。如浦城县占氏的“泗公书田”，原由派下“乾、坤”两房共有，清光绪十三年，“坤元公裔孙大弟、乌弟等，从额内拆去额租二千九百五十觔，公同卖断与季姓”，还剩下一半书田，则由“乾元公房裔孙执理”，至于坤房族人，“无论入泮与否，不得干涉”。
此外，在买卖双方都是乡族组织的情况下，产权的转移仍未改变乡族共有经济的性质。例如，瓯宁县璜溪葛氏有一段四房共有的开路醮田，每年收租谷七担，但在九年之中只能收租四年。据族谱记载：
此田原系张潮林等祭田，分为日、月、星三房轮收，而日、月、星三房又各分三房，共计九年作为九房（轮收）。葛达高买去四房，葛荣林买去五房。荣林交上冲寺作九月二十九日为办供之费。
在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中，有关权益的分股买卖，是一种经常性的地权运动。正是通过这一运动方式，使共有者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从而维持了乡族共有经济的稳定。
乡族地主经济作为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并未阻止共有者内部的阶级分化，但却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某些机制。按份共有的乡族地主经济，往往因阶级分化而趋于解体，但通过分股买卖或抽归公管，使共有者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从而重新趋于稳定。这说明，乡族地主经济的共有权，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和存在，也只能在产权的运动过程中巩固和发展。
四、结语
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体现了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从所有权的归属来看，乡族地主经济可以分为族产与地方公产两大系统；前者是宗族内部各个亲属集团与地主经济的结合，后者是由乡绅主导的各种地方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结合。从社会功能看，乡族地主经济主要用于祭祀、教育、赈恤及其他公益事业，因而有祭田、学田、义田、役田、桥田、渡田等等名目。族产是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重心，祭产又是闽北族产的主要成份。乡族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以坐食租利为基本特征，与私人地主并无二致；但可以借助于乡族组织及国家政权的保护，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得到了强化的地主经济。
闽北历史上的乡族地主经济，是从私人地主经济转化而来的。明中叶以降，由于闽北地主在分家时都要尽可能提取祭产，代代设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而造就了大量用于“特祭”的族产。闽北各族的祠堂，有权向族人派捐，甚至有权没收某些族人的财产，加上族人“饶财乐助”及祠产自身的增殖，使此类用于“合祭”的族产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到了清代后期，闽北各族的祭租往往达到数百担乃至数千担之巨，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山林、店房及生息资本等族产。闽北的地方公产，主要来自于乡绅阶层的捐献。明中叶前后，由于赋役制度的改革，闽北出现了各种用于公益事业及祭祀活动的地方公产；清中叶前后，随着书院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及各种赈恤事业的兴起，地方公产的规模迅速扩大。乡绅阶层在捐集地方公产的过程中，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日益扩大其社会影响，各级官府的行政职能反而削弱了。从明中叶至清中叶，由于私人地主经济不断地转化为乡族地主经济，闽北的地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乡族地主经济逐渐取代私人地主经济而占居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的乡族地主经济，实质上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乡族地主经济的权益分配，有轮收与公管之别；前者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后者具有共同共有的特征。在家族内部的各个亲属集团中，由于族产的权益代代都要按房均分，因而是一种多层次的按份共有。但是，在世代层次较多的情况下，族产的所有权份额不易辨析，轮收变成了公管，按份共有变成了共同共有。在各种地方组织中，由集股而成的地方公产，同样是按份共有；来源较为复杂的地方公产，一般是共同共有。地方公产主要由“绅董”代管，在“绅董”中往往又分班轮管。乡族地主经济的收益，有两种不同的用途：一是用于乡族组织的公共消费；二是由共有者直接分享。就前者而言，是私人地主经济的一种补充；就后者而言，是私人地主经济的一种变态。在共有者之间，一旦出现了贫富分化，乡族地主经济便随之趋于瓦解；但是，通过分股买卖等产权运动过程，其共有者可以不断地调整与更新，从而重新趋于稳定。
本文的分析表明，自明中叶以降，由于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的正常发展，从而延缓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及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
附注：
一九五一年，福建省农协对各地共有田的比重作了抽样调查，其结论是：“闽北、闽西占百分之五O以上，沿海各地只占到百分之二O至三O。”（《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10页）但是，如果与其他封建土地相比，乡族共有田在全省均占优势。这里摘录《福建省土地改革文献汇编》的有关资料，对各区共有田的规模与其他封建土地作一比较（部份数据经过折算）。
1、闽北，南平专区
《关于第二期土地改革与第一期土改结束工作初步检查总结》：据7县71乡统计，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197038亩，其中地主土地22133·5亩，占11·23%；族田114744亩，占58·23%；公田14115·6亩，占7·16%；半地主式富农3062·7亩，占1·55%；其他42979·2亩，占21·81%。
2、闽西北，永安专区
（1）、《第一期土地改革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总结》：据30乡统计，土地总额108371亩，其中公田占55%；地主土地占23%；富农土地占17%；其他占5%。
（2）、《第二期土地改革总结及今后任务与要求》：据5县35乡统计，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74482亩，其中公社田49848亩，占66·92%；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土地24636亩，占33·08%。
3、闽东，福安专区
（1）、《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据70乡统计：地主、富农土地占总数28%；公轮田占总数22·78%。
（2）、《第二期土地改革总结》：据166乡统计，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271938·81亩，其中地主土地11022·73亩，占40·53%；公轮田134702·81亩，占49·53%；半地主式富农土地13870·14亩，占5·1%；富农土地7417·23亩，占2·72%；小土地出租者土地3880·81亩，占1·42%。
4、闽南，龙溪专区
《关于第二批土地改革的基本总结》：据8县207乡统计，共没收封建土地368099亩，其中地主土地占36·3%；公田占44·5%；其他占29·2%。
5、闽中，闽候地区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总结》：据7县50区334乡的统计，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526975·49亩，其中地主土地129073·67亩，占24·49%；公田、社田、祭田等257818·02亩，占48·92%；半地主式富农土地12342·85亩，占2·34%；其他127740·95亩，占24·24%。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50页。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