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位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18108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万岛之国”，爪哇岛就是这万岛之中排名第四的大岛。本文探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关系，从单纯关注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到关注跨国群体活动及其历史书写，构成重新认识全球化发生与衍化过程的重要资源。本文选取中外史学界鲜少着意的爪哇井里汶，探究地名与港口定位、郑和下西洋与当地关系、苏南·古农·查迪与“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由此追寻爪哇自东向西从厨闽、锦石、泗水，到三宝垄、井里汶、万丹、雅加达的港口发展演变史的脉络，以期有助于对早期全球化历史面貌的认知。并指出这些变化均在西方人到达前发生，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关键词：
明代 爪哇 郑和下西洋 井里汶 全球史
作者：
万明（女），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交往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爪哇岛（Java）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的十字路口，因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吸引了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欧洲、非洲等地商人在这里交汇。早在汉朝，中国已开始了与爪哇的友好往来。《后汉书》载：顺帝永建六年（131）“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亦赐金印紫绶。”[1]根据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叶调即爪哇。[2]
从全球史的视野考察，两国进入全面交流的高潮，是在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期，通过国家行为的大规模航海外交，与爪哇当地人以及中国移民发生了频繁的互动关系，对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公元16世纪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与爪哇
洪武二年（1369）二月，明太祖派遣颜宗载出使爪哇，赐爪哇国王玺书，[3]开始了两国交往。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经历28年之久，“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4]，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七次下西洋，明朝使团每次必经爪哇，明代中国与爪哇之间的航线，当时是一条从占城国新州港（今越南归仁港Qui Nhom）出发，直航爪哇的航线。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瀛涯胜览》记载：“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占城国。[5]费信《星槎胜览》云：“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6]可见从占城国东北的新州港出发，可直接驶向爪哇，爪哇是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站。郑和下西洋没有航海日志保存下来，跟随他下西洋的亲历者著述成为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即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三种书。由于马欢是通事，他的《瀛涯胜览》是三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其中《爪哇国》留下了当时爪哇历史与社会最为全面的纪录，下面是其中的主要记载：
爪哇国，古者名阇婆国也。其国有四处，皆无城郭。其他国船来，先至一处名杜板，次至一处名新村，又至一处苏鲁马益，再至一处名曰满者伯夷，国王居之。其王之所居，以砖为墙，高三丈余，周围二百余步。其内设重门，甚整洁。房屋如楼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铺细藤覃或花草席，人于其上蟠膝而坐。[7]
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其各处番船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自二村投南，船行半日许，则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口流出淡水，沙浅，大船难进，止用小船。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自苏儿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头名漳沽。登岸往西南行一日半，到满者伯夷，即王居之处也。其处有番人二三百家，头目七八人辅助其王。[8]
费信《星槎胜览》将爪哇国置于《前集》，中外学界一般认为《前集》是他“亲监目识”[9]之国。其中记载：“古名阇婆，自占城启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实甲兵器械，乃为东洋诸番之冲要。”提到“港口以入去马头曰新村，居民环接。编茭蔁叶覆屋，铺店连行为市，买卖聚集”。又记载“苏鲁马益，亦一村地名也。为市聚货商舶米粮港口”。对于杜板，则仅记“杜板一村，亦地名也”[10]。
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内容与马欢书无异，也是20国，可视为马欢书别本。文字简洁，也记爪哇的四处曰：“爪哇古名阇婆国也。其国有四处，一曰杜板，一曰新村，一曰苏鲁马益，一曰满者伯夷。”[11]
综上所述，当时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在爪哇岛东部活动，到达了爪哇岛东部的四个地方：
1.杜板，爪哇语Tuban，又名赌班。即《诸番志》中的打板，《岛夷志略》中的杜瓶，今厨闽，在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锦石西北。杜板是当时爪哇岛上主要海港。明代后期张燮《东西洋考》中称“吉力石港，即爪哇之杜板村，史所谓通蒲奔大海者也”[12]。
2.新村，即今爪哇岛的格雷西（Gresik），又称锦石，是满者伯夷王朝爪哇北岸一个重要商港。后文记载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到此创居，遂名新村，村主是中国人。马欢记载爪哇的港口新村是华人所创建，居民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人，他们把新村建成爪哇的一个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港口。新村创建之初，人口仅千余名，经过开拓，到公元1523年，发展成为拥有3万人口的“繁华港口”[13]。
3.苏鲁马益（Surabaya），又名苏儿把牙，即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北岸布兰塔斯河（Brantas River）入海处的苏腊巴亚，今称为泗水。
4.满者伯夷（Madjapahit）是爪哇语Madjapahit、马来语Majapahit的对音。即《岛夷志略》中的门遮把逸，[14]《元史》中的麻喏八歇、麻喏巴歇。[15]明代史籍称满者伯夷，指公元13世纪末—公元15世纪末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一个强大王国，在今泗水西南，以布兰塔斯河（Brantas River）附近都城名为国名，满者伯夷即其译音。在爪哇语中意思为“苦马贾果”，即木苹果。公元1293年建国，公元1478年为东爪哇淡目（Demak）所灭。或称公元1293—1500年，满者伯夷王国曾统治马来半岛南部、婆罗洲（Kalimantam Island）、苏门答腊（Sumatra）和巴利岛（Pulau Bali）。
马欢《瀛涯胜览》反映了公元15世纪初中国前往爪哇的交通航线以往爪哇岛东部为主，郑和使团人员目睹了中国侨民在爪哇的厨闽、锦石、泗水定居的历史事实。爪哇岛东部港口活跃，与当时满者伯夷王国建都于此有所关联，也与中国侨民在爪哇的活动地区集中在东爪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马欢提到杜板（今厨闽）、新村（今锦石）、苏鲁马益（今泗水）等港口城市，都有中国人居住。特别是在新村，当时已形成了华人聚落，以广东人、漳州人、泉州人为主体，说明当时在爪哇的华人已初具规模，对当地的港口以及爪哇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进一步分析，根据《明实录》记载，爪哇派往中国朝贡的使者中，出现很多华人，表明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明朝与爪哇的官方外交中，爪哇华人充当了重要角色。现简列其国任为亚烈（阿烈）的使臣如下（同名者只列一次）:
永乐二年（1404）九月，“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阿烈于都万等奉表，贡方物，谢赐印币”[16]；
永乐三年（1405）十二月，“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阿烈安达加、李奇等来朝，贡方物”[17]；
洪熙元年（1425）四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头目亚烈黄扶信贡方物”[18]；
闰七月，“爪哇国旧港宣慰司遣正副使亚烈张佛、那马等奉表，贡金银香、象牙方物”[19]；
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使臣亚烈郭信等来朝，贡方物”[20]；
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通事亚烈张显文等来朝，贡方物”[21]；
宣德四年（1429）八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使臣亚烈龚以善等……贡马及方物”[22]；十一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使臣亚烈龚用才等贡方物”[23]；
正统元年（1436）七月，“爪哇国王杨惟西沙遣使臣亚烈高乃生等俱来朝，贡马及方物”[24]；
正统二年（1437）七月，“爪哇国遣使臣亚烈张文显……来朝”[25]；
正统三年（1438）六月，“爪哇国使臣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本皆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26]；
正统八年（1443）七月，“爪哇国遣使臣李添福等贡方物”[27]；
景泰三年（1452）五月，“爪哇国王剌武遣陪臣亚烈参尚耿等来朝，贡方物”[28]；
景泰五年（1454）五月，“爪哇国王剌武遣臣曾端养、亚烈龚麻等来朝，贡马、方物”[29]；
成化元年（1465）九月，“爪哇国遣使臣亚烈梁文宣等贡马、物”[30]。
如同很多中古时期东南亚王国的研究一样，还原爪哇历史，需要依赖中国文献，也需要结合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爪哇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一直繁盛，郑和下西洋，当时中国的铜钱作为爪哇流通货币使用，与郑和下西洋带去大量宋明铜钱也是分不开的。考察文献，《瀛涯胜览》中的爪哇最重中国青花瓷的记载格外重要：“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绢、纻丝、烧珍之类，则用铜钱买易。”[31]可见公元15世纪早期的爪哇大量进口中国青花瓷。这一事实还可以从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中国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满者伯夷与中国朝贡关系频繁；中国与满者伯夷两国的商贸兴盛，铜钱在满者伯夷成为流通货币，闽广华人到爪哇定居，形成华人聚落，都促成了贸易的繁盛发展。在满者伯夷的德罗乌兰遗址，考古发现大量中国陶瓷。这是研究满者伯夷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文物资料，是两国之间繁荣的贸易交流的历史见证。[32]
综上所述，无论是郑和下西洋亲历者的记述，还是明朝官方《明实录》的记载，都没有关于井里汶的纪录。
二、明代文献与爪哇文献中的井里汶
爪哇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今天井里汶是位于西爪哇北部的港口，滨临爪哇海。井里汶海域打捞的唐宋时期沉船，已说明这一带海域在历史上早已是中国与爪哇海上联系的重要通道，打捞出水的船货不但数量多，种类也多。[33]沉船中打捞的中国瓷器，见证了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新加坡学者认为：“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仍倾向于认为，早期东南亚港口的生存主要归功于来自中国、印度以及近东等外来因素的刺激，以及外销的需求。这个模式低估了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34]他提出了“区域内贸易”即爪哇本土贸易发展的问题。
然而，以往中外史界较少论及井里汶，更遑论专门研究。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主要到达了爪哇岛东部，在马欢等人记述的几个地名中，并没有井里汶，因此在这里我们来到了一个问题点，即郑和船队是否到达过井里汶？换言之，井里汶地名于何时彰显？下面让我们将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和爪哇本地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一）明代文献中的井里汶地名考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在地名形成中，往往有着复杂的演变，是地名，也是山名的情况多见。一地多名，也常造成名称的混乱。地名的外语与汉语对音，也很容易造成位置的混乱。井里汶地名就呈现出这种复杂的特征。
载于茅元仪辑录《武备志》卷二四〇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经向达先生整理名为《郑和航海图》，其中见有“吉利门”之地名，记云：“吉利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十更船平满剌加。”[35]向达先生认为“吉利门”在满剌加港南，即（Kerimun Islands）[36]；观《郑和航海图》中的吉利门位置，是在靠近今马六甲海峡之处。
又，《郑和航海图》的交栏山至爪哇航路，经过“吉利闷”[37]。吉利闷是哪里？向达先生认为即爪哇三宝垄（Samarang）海上之卡里摩爪哇群岛（Karimon Djava）。[38]观《郑和航海图》中的吉利闷位置，是在爪哇岛北部对面海上，指卡里摩爪哇群岛应是无误。因此《郑和航海图》中的“吉利门”与“吉利闷”不是同一地之名。
查《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吉利门条，其中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又作吉里问山、吉里闷山、吉里门、吉里汶……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Karimun）群岛”；第二种是“又作吉利闷、吉里门山、吉里闷山、吉里问山、吉里问大山、吉里问、吉里闷、吉里文、吉里门、吉理门、蒋哩闷……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面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39]。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地名的复杂情况，不仅存在多种异称，而且还有名称相同，地理位置却并不相同的情况：即一在苏门答腊岛外，一在爪哇岛外。
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明代《顺风相送》一书，主要记载了郑和下西洋以后至公元16世纪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针路。[40]《顺风相送》形成非经一人之手，故其中地名多异，颇难分辨。查向达校注本，见有与井里汶相关的地名：吉里门（闷）6处、吉里问山7处，吧哪大山4处，遮里问3处。[41]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地名“遮里问”。《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释为：“又作遮里问大山、井里问、井里汶、井裏汶、砥利文……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的井里汶（Cheribon）。”[42]井里汶，亦作Tjirebon。从同音异字出发，在这里笔者提出一种推测，爪哇岛外的吉里问又称吉里闷的，即井里汶的对音，井里汶名称由来与此相关。
下面胪列《顺风相送》中相关的几条航线地名之例，以便分析。
1.《万丹往池汶精妙针路》，是从爪哇西部万丹（Bantam）到池汶（又名迟闷，吉里地闷，即今帝汶Timor）的针路：“万丹出屿外，用乙卯、单卯、甲卯，沿茭绿巴、茭荖园头、遮里问、巴哪大山及胡椒山，对开是吉里问山，西边有屿四五个。”[43]针路中遮里问即今井里汶，在爪哇岛上，对开是吉里问山。万历年间张燮《东西洋考·舟师考》中云：“吉里问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长，有老古浅，离山宜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保老岸山山与吉里问相对，俗讹称吧哪大山，《一统志》所谓番舶未到，先见此山。顶耸五峰，云复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山”；“又从保老岸山用乙辰针，五更取吉力石港”[44]。据载，巴哪大山即保老岸山，在爪哇岛上，与吉里问大山相对，有针路通吉力石（即杜板）。
2.《浯屿往杜蛮、饶潼》的针路，是从福建出发前往杜蛮（又名杜板、猪蛮，今厨闽）、饶潼（又名饶洞），相关部分如下：“正路，用丙午，三十更，取吉里问山。单午及丙午，五更，取胡椒山。丁巳及丙巳，十更，取猪蛮。饶潼地与猪蛮相连。吧哪即吉里问山，对笼。”[45]
这里的文字“吧哪即吉里问山”，单看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二者位置似不是面对面，而是合而为一了；但实际意义还在后面的“对笼”上，仍然是相对合一之义。[46]
3.《顺塔往淡目》航线，是从顺塔起航经遮里问到今爪哇岛东部淡目的一段针路，这段针路如下：“港口开船，用乙卯三更，取茭禄巴山。用乙辰三更，又辰巽，沿山使巡崑峷，使四更，用乙辰三更，平昆峷尾。用乙辰及丁午，沿使四更，取遮里问。前面有出烟大山名特结。用辰巽三更；乙辰三更，取五角屿。用卯三更，见崑峷，淡目港口，打水十托，正路，防浅。”[47]这段航程的回针是：“淡目开船，用辛酉，三更，取五角屿。辛戌，三更、乾戌，沿昆峷使六更见出烟大山。遮里问大山对开，一更，有三角屿一个可防。若船在遮里问港内，开船用子癸。离屿用辛戌，四更，平崑峷尾，用辛戌，三更；乾戌，四更；又辛戌，四更，取茭禄巴大山。单酉及辛酉，近陇，屿浅，三更，取顺塔昆峷。开，屿南边有浅沙坛，防之，使一更收入，妙。”[48]
上述航线中有几个地名需要解释。顺塔也就是万丹，又名下港，是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西部的古国，隔巽他海峡与苏门答腊岛相望，公元16世纪以后国势繁盛。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下港即古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称爪哇。今下港正彼国一巨镇耳。舶人亦名顺塔，再进入为咖吧。”[49]淡目是位于爪哇岛东北部的古国（1478—1586），创建者拉登·巴达（Radem Patah，？—1518），他趁满者伯夷国瓦解之机，建立起一个印尼王国。淡目港口，在今爪哇三宝垄东面；茭禄巴大山，在咬吧港，即今雅加达；遮里问即井里汶；五角屿，即今爪哇三宝垄湾。这段回针值得注意，“遮里问大山对开”，云在井里汶有大山对开；值得注意的是“若船在遮里问港内”，则说明井里汶是爪哇岛上的一个港口，并不是海外的岛屿。
在对这段针路进行叙述时，刘义杰先生直接以“吉里问”代称了“遮里问”[50]。
4.《万丹往马神》的针路：“取遮里问，见出烟大山。用乙卯、单卯十更，取吧哪大山，开是吉里问山，放洋，用艮寅三十更，取三密港口。”马神又称文郎马神，即今加里曼丹岛南部的Bandjarmasin。三密港即今塞木达（Semuda）。从万丹起航，沿爪哇岛西北岸向东航行到井里汶，取吧哪大山，对面是吉里问山，然后“放洋”，驶向爪哇海对岸的三密港。回针简单：“港口开船，用单坤，三十更，取吉里问，沿山使至万丹入港。”[51]“取遮里问”，“取吧哪大山”，“开是吉里问山”，这里是以爪哇海两岸之山作为标志进行航行，遮里问与吉里问明显不是一处。
5.新村到满喇咖针路，名为《新村、爪蛙至满喇咖山形水势之图》。航线从新村即东爪哇锦石（格雷西，Gresik）出发，经杜板即厨闽（图班，Tuban）、吉里闷，到旧港再到马六甲的五屿。[52]这里清楚地呈现了从爪哇岛东部航往爪哇岛西部，经吉里闷，到苏门答腊岛旧港再到马六甲五屿的航线：从爪哇岛东部新村出发，经杜板，向西经吉里闷到苏门答腊岛旧港，这里的吉里闷应是井里汶的位置。
综合以上明代文献所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井里汶的拼法有两种：一种是Cirebon，还有一种是Tjirebon。明代中文译名“遮里问”，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以后至公元16世纪的航线上，证明井里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兴起的爪哇西部海港。
吉里问山，或吉里闷山，本在爪哇海卡里摩爪哇群岛上，在爪哇北部三宝垄、井里汶的对面。井里汶与吉里问（吉里闷）之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根据名称对音基本相同的特征。黄盛璋先生曾提出此问题：“吉里问一般以为爪哇岛北之卡里摩爪哇群岛（Kairmun Java），然就对音论亦和井里汶亦称井里问相合。”[53]笔者则进一步认为井里汶名称来自吉里问，还可根据二者的空间位置：共同拥有爪哇海海域。据《郑和航海图》所绘地貌特征，可以判断在郑和下西洋时，吉里闷是卡里摩爪哇岛，是在海上的岛屿，发展到后来的遮里问，即今天的井里汶，则是爪哇岛陆地上的一个港口城市。伴随港口城市的发展，地名的内涵有一个扩展过程。井里汶港口城市兴起后在空间上既包括陆地，也包括海洋，即成为指代爪哇岛与卡里摩爪哇岛之间广袤海域的名称。
进一步分析，在郑和下西洋之时，由于贸易发展，东爪哇北部沿海城市日益繁荣，其中最主要的城市是厨闽、锦石、泗水等，中国侨民对当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郑和下西洋时船队到过的地方，马欢等人没有提及井里汶，可见当时井里汶还处于人烟稀少状况，尚未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港口城市。但航路所经，郑和下西洋经过爪哇岛与卡里摩爪哇岛之间的海域，也有可能在爪哇岛井里汶登陆。这里有三宝垄的例子，可作佐证。虽然明代中国史籍从未提到郑和航行曾到过三宝垄，而印尼华人林天佑马来文《三宝垄历史》谈及郑和公元1416年对三宝垄的访问，以及当地的三宝洞、三宝公庙、王景弘墓等与郑和及随从有关庙宇、历史遗迹和当地马来人与华人及土著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与活动。[54]这些说明三宝垄、井里汶作为爪哇港口城市的兴起，其名得以彰显，正是在郑和下西洋以后；井里汶的兴起，是爪哇岛西部航线得到发展，爪哇中西部各港口逐渐兴起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明后期文献说明，井里汶是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下，爪哇岛中西部的城市逐渐兴旺发展起来。下面爪哇本土历史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爪哇本地文献中的井里汶
在郑和下西洋前后，华人在爪哇社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虽然以往中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传播上，但是我们注意到爪哇本地文献也正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在爪哇井里汶的活动及其作用与影响。
爪哇本地华人著述的记载，有《三宝垄编年史》和《井里汶编年史》两种。根据陈达生先生《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中译文及其研究，我们了解到现在所看到的《编年史》其实只是《端古劳》（Tuanku Rao）书中的一篇附录。《端古劳》的作者是荅达（Batak）人，名叫巴令弄岸（Parlindungan），据他说他是从荷兰老师波曼（Pootman）那儿得来的资料。1928年，波曼接受政府命令去调查人们所说的成立印尼王国淡目的拉登·巴达（Radem Patah），是一位华人。波曼搜查三宝垄的三宝公庙，及井里汶的达朗庙（Klenteng Talang），结果发现，庙里存有大量有关三宝太监与其后华人的各种资料。于是波曼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一份秘密报告，呈给荷兰殖民政府，当时只印了五份，注明“高度机密文件”，不许普通人阅读这份文件。这份文件今已遗失。巴令弄岸与波曼是师生关系，所以有幸一睹密件。[55]钱江先生介绍：“荷兰学者德·格拉夫与皮高德经过仔细审读、分析两部马来文《纪年》后，也同意《纪年》的原始文献应该是中文，出自公元15—16世纪在当地侨居的早期华人商贾或船员之手，因为文献中对明朝永乐年间中国朝廷的海外远航活动之记载相当准确，与中国官方的正史记载一致。”[56]其实，《编年史》创作的年代，被认为很可能是公元18世纪。因为所讲述有关郑和的各细节，都把郑和神明化了，称他为“公”。特别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当时各地所谓郑和所创立的建筑物，后已改为三宝公庙。陈达生先生认为其中涵盖了公元15、16世纪的事迹：“正如爪哇其他历史传记一样，编年史最早应该是在民间流传的郑和事迹，但由于在民间十分盛行这一故事，所以到了公元18世纪时，便有人陆陆续续的记录下来，它不是一个人的记录，可能是许多人及在不同年代所记录下来的传说。从编年史中用了大量的单音字，足以证明它最早的版本可能是以中文书写的。”[57]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有说服力的。
三宝垄与井里汶都是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三宝垄编年史》主要记载公元1403—1546年三宝垄华人社会的历史，《井里汶编年史》主要记载公元1415—1585年井里汶华人社会的历史。公元1413年，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记载：是年“明朝舰队在三宝垄停泊了一个月，以修整他们的船队。郑和及其他随员如马欢、费信等”，经常到三宝垄华人聚集地去。据说三宝垄的三保庙是当年“三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58]并记述了“1431年（应是1433年——引者注）郑和逝世，三宝垄的华人社区为他举行丧祷仪式”[59]。其实《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内容丰富，是爪哇岛社会生活与发展情况弥足珍贵的资料。其中记载在公元1411—1416年期间，“在爪哇岛今雅加达（Djakarta）附近的安作儿（Antjol）、井里汶（Tjirebon）、拉森（Lasem）、杜板（Tuban）、锦石（Gresik）、焦东（Djiaotung）、莫若哥多（Modjokerto）等各地也都成立了同样的社区”[60]。显然，这正是移民与港口城市发展的真实轨迹。
《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的井里汶部分，记述公元1415年，井里汶（Tjeribon）第一个华人社区在柚木山（Gunung Djati）成立。“孔夫子的后代孔武斌（Kung Wu Ping）在柚木山上设立灯塔”，他又在附近的森梦、沙令地和达郎，相继建立了华人村。沙令地被令提供柚木（Teak），作为装修木船之用；达朗被分派去管理及维修船坞海港；森梦村则专门管理灯塔。三个华人村庄都要负责提供明朝舰队的各种军需食品等。当时，井里汶人烟稀少，但是土地非常肥沃，因为它地处逝内迈（Tjeremai）火山脚下。[61]这里明确记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到达井里汶的情形，当地华人密切配合，并协助提供各种军需给养。同时记录了当时的井里汶人烟稀少，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结合《剑桥东南亚史》记载东南亚三个造船中心之一，是在爪哇沿岸北部的南望和井里汶周围地区，特征就是那里有柚木林。[62]或可作为上文的佐证。
根据《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井里汶王国的兴起，与淡目王国，与万丹王国的关系紧密相关，这一点至关重要，却一直鲜见揭示，值得特别关注。满者伯夷王国衰败后，淡目王国建立并盛极一时，曾派人来到井里汶，《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记载了当时井里汶人们的活动细节。淡目的海军及陆军来到达朗码头，随军中有一名叫金山的土生华人，他通晓华语。淡目的总司令沙立夫·喜拉益·华地希拉（Sjarit Hidajat Fatahillah）和达朗来的金山，一起到沙令地会见陈英发（Tan Eng Huat）。淡目军队和陈英发一起和平地进入了森梦。淡目总司令以淡目王的名义，册封了森梦陈英发。淡目的舰队向西进，金山在陈英发处做客一个月。[63]接着记述的是井里汶苏丹王朝的建立：“1552年，25年后，淡目总司令独自又到森梦来，并没有军队随行。哈芝陈英发非常惊奇。”淡目的总司令说他已是万丹王了，还说，“他将于沙令地苦修终生”。陈英发来自福建，当时他说在森梦的华人已经有4代和云南断绝了来往，而来自福建的华人在井里汶大事发展。重要的是，《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特别记载：他要求淡目的前总司令在森梦建立一个华人苏丹王国，结果是年迈的前任淡目总司令同意了。[64]于是在公元1522到1570年，在森梦华人支持下，“这位前总司令成立了井里汶王国，都于今日的加色波汗王宫（Kasepuhan）。森梦被放弃了后……森梦的居民们……全部迁到井里汶定居。井里汶的第一个苏丹当然是前淡目总司令莫属”[65]。
关键就在这里，《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记述中的这位“前淡目总司令沙立夫·喜拉益·华地希拉（Sjarit Hidajat Fatahillah，又译法拉希拉）”，据查考就是著名的印尼九大贤人之一苏南·古农·查迪（Sunan Gunung Jati）。他在西爪哇传教，死后葬于井里汶查迪山，因此得名苏南·古农·查迪。他是将淡目王国、井里汶王国、万丹王国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人物。但也许是由于他拥有不同的名字，使得以往学者一直没有注意到他政治上的多重身份：他不仅是淡目的“总司令”，是井里汶王国创建人，更是万丹王国的创建人。在时间上，苏南·古农·查迪建立井里汶国和万丹国在公元16世纪以后，相距郑和下西洋已有近一个世纪，这恰恰反映了郑和下西洋以后爪哇西部井里汶港口城市发展的印迹，以及井里汶与爪哇东部淡目、爪哇西部万丹的关系。苏南·古农·查迪影响了井里汶这座城市的历史，井里汶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井里汶王国，建都于今天的卡斯普汉王宫，死后葬于井里汶的查迪山，墓地位于Gunung Jati区外数公里处。而井里汶从简陋的渔村发展到爪哇北部海岸繁忙的港口城市，与爪哇西部港口城市的兴起也有着密切关系。印尼史家巴尼记述：“法拉希拉夺取万丹，1527年又侵占巴查查兰的重要港口巽他·葛喇吧（后改名雅加达），以后又征服井里汶。”[66]通过苏南·古农·查迪的业绩，可以将万丹、雅加达、井里汶按照时间顺序连接起来，说明原来在爪哇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向爪哇西部转移的历史过程，其间中国移民对于爪哇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的记述，就是郑和下西洋对爪哇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见证。
对照《明实录》记载，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十月爪哇国王派遣使臣来华，此后明朝与爪哇的朝贡往来没有延续。[67]官方关系既断，但民间往来不断，上述明代《顺风相送》就是最好的证明。郑和下西洋激发了整体海上贸易交往的繁盛，引发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潮，一直持续至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乃至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公元16世纪以后港口贸易发展，当地人与华人在东爪哇的贸易活动向西迁移到西爪哇，推动当时的万丹王国成为爪哇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万历年间张燮《东西洋考·西洋列国考》中首列“下港”（即万丹）云：“下港，一名顺塔”，“下港为四通百达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国故也”[68]。并在其下附有“加留”[69]。当时的加留，即雅加达，是下港的属国。根据印尼学者论述，在万丹贸易中，“中国人大量运来铅钱，他们还运来了瓷器、丝绸、呢绒、金色丝线、金色丝线刺绣的布帛、针、梳子、伞、拖鞋、扇、纸等，他们购买胡椒、蓝靛、檀木、丁香、肉豆蔻、玳瑁和象牙”[70]。由于与中国海商及其他各地商人之间的贸易极为兴盛，万丹就这样繁荣起来了。公元1596年荷兰人首次到达爪哇，就是在万丹港口停泊；公元16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万丹设立了它在东方的第一个商馆；公元1619年荷兰人从爪哇人手里夺取了万丹，改名巴达维亚（Batavia）。所有这些历史，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万丹的繁荣发展，是在西方人东来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万丹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所以西方人东来后均汇集于斯。
综上所述，从爪哇本土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井里汶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兴起，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爪哇港口自东向西方向的推移，即西部港口兴起的历史轨迹，这无疑可以推进我们对于爪哇港口历史发展演变脉络的认知。历史上，明初官方航路承接了民间传统贸易航路，由于当时爪哇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爪哇，故明初前往爪哇的东路航线发达。郑和下西洋对哇港口贸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在郑和下西洋推动下，伴随爪哇满者伯夷王朝的衰落，淡目王国建立，在向西爪哇扩张过程中，公元16世纪爪哇岛政治经济重心从东爪哇转移到西爪哇。西爪哇兴起了几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凸显了航线在陆域上的枢纽点，即遮里问（井里汶Cirebon）、下港（万丹Bantam）、加留（雅加达Jakarta），直达爪哇岛西端，从而完全改变了爪哇岛港口城市发展的格局。中国与爪哇的航线由此得到了开拓发展。更重要的是，海上贸易网络的新布局及港口变迁为早期全球化国际性枢纽大港，即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或者可以说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三、井里汶的“述说”：“中国公主”王珍娘及其他
井里汶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成为重要航海口岸。郑和下西洋对井里汶的影响，在卡斯普汉王宫展现出来。位于印尼西爪哇省井里汶的卡斯普汉王宫，在印尼语中被称为Keraton Kasepuhan Cirebon。井里汶开创卡斯普汉王朝的君主是苏南·古农·查迪（Sunan Gunung Jati），井里汶王国以井里汶为首都。卡斯普汉王宫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当地人在这里例行节日和庆典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中保存有纪念明朝“中国公主”王珍娘（Putri Ong Tien）的遗物与遗迹。据悉在卡斯普汉王家博物馆，“中国公主”留下的衣服至今仍保存成为馆藏珍品，定期开放。[71]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往往靠时人或后人的记述和追忆，但对于认识历史事实，这些记述和追忆却在有些时候令我们困惑不已。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留下大量的传说，郑和被神化和塑造为华人开拓东南亚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记忆，成为东南亚华人精神寄托的象征。如马来亚重要史籍《马来纪年》记载了明朝公主皇丽宝（Hong Li Po）嫁给满剌加苏丹芒速沙的故事，[72]是当地华人融入马来社会的证据，对此报刊论著均纷纷引述。然而，井里汶卡斯普汉（Kaspuhan）王宫的“中国公主”王珍娘，却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域。华嘉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到井里汶游览，介绍了当地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从十六世纪留传下来的。大概在1550年，井里汶国的一个王子到中国去朝贡，实质上就是一种以物易物的通商，他带去很多爪哇的珍贵礼物，中国的皇帝看见了非常高兴，于是赐了一个公主嫁给他。两口子回到井里汶来，王子说中国公主有了三个月孕，大家都不相信，后来果然到时候生下来一个漂亮的孩子，于是大家就对王子和他的妻子很尊敬。王子做了国王以后，看见中国公主常常想念故乡，就在海边的苏牙拉基湖上给她盖了—座望乡台，每逢中国的节日，就陪了她到望乡台去远望北边的祖国。以后他们的儿子也做了国王，世世代代都和中国来往。”[73]显然，他记述的正是王珍娘的故事，只是没有王珍娘之名出现。在卡斯普汉王宫里，王珍娘是苏南·古农·查迪的王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苏南的墓下方，也有她的墓地。可是迄今王珍娘的来历仍是一个谜。
让我们来看印尼学者根据印度尼西亚文献与口头传述撰述的关于苏南·古农·查迪与王珍娘的故事。苏南·古农·查迪“在鞑靼之国的传教引起了该国皇帝的注意”，皇帝本欲将苏南·古农·查迪驱逐出境，后来利用女儿（Nio Ong Tien）设计考验，让公主假装怀孕，可苏南·古农·查迪的预言成真，公主真的怀孕了。为了使公主停止怀孕，皇帝请来了他的老师三宝太监（Sam Po Taizin）为其排忧，但其方法并不奏效。上述故事在公主与苏南·古农·查迪结婚的故事中得到延续，二人结婚的故事仅在发源于井里汶历史及巽他编年史（Babad Tanah Sunda）的当地民间传说中有所提及：一天苏南·古农·查迪在乡间传教，忽然有一大队来自华国（原文：中国人之国）的人马簇拥着一个身怀六甲的美丽公主来到此地。这位公主就是Nio Ong Tien，她此番来的目的便是寻找苏南·古农·查迪。公主向苏南·古农·查迪表达悔意，希望他能将自己腹中之物取出。同时，公主也表明自己不会再回国，愿意留在井里汶，和苏南·古农·查迪度过余生。苏南·古农·查迪触碰公主的腹部，念了两句祷词，只消片刻，公主腹中的黄铜奖杯便与其身体分离，公主的身体也终于恢复了原样。然而与此同时，公主腹中黄铜的奖杯也登时化作一个面泛金光、目光炯炯、面容美好的男婴。该男婴被赐名雷登·葛姆宁（Raden Kemuning）。这个男婴在长大成人后，将成为卡杰尼一地之领袖。随后，苏南·古农·查迪和公主起身前往井里汶的小村庄。在这个小村庄里，二人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在与苏南·古农·查迪结婚，成为其新娘后，Nio Ong Tien公主入乡随俗，更名为拉拉·苏曼丁（Nyi Mas Rara Sumanding）。[74]这是一个情节生动、饶有趣味的传说故事。
发掘传说背后的历史信息，探考传说的中国要素在爪哇的渊源关系，还原爪哇王珍娘的历史大背景，解析爪哇地域文化兴衰更替的线索，特别是追寻井里汶“中国公主”王珍娘的历史原型，需要了解苏南·古农·查迪其人（？—1570， Sunan Gunung Jati，葡萄牙文献称为Faletehan）。上面已经提到他是印尼鼎鼎大名的九大贤人之一，构成这谜一样迎娶“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有两个关节点：一是井里汶与郑和下西洋发生联系的历史背景，传说故事中明确提及皇帝请来了他的老师“三宝太监”；二是迄今当地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与爪哇关系历史的追忆。这桩婚姻也许是两个国家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化和经济关系的冰山一角，而在井里汶的苏南·古农·查迪墓与王珍娘墓，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与印尼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交融。[75]郑和下西洋激发了印度洋整体贸易的繁盛，华人在爪哇的活动高潮一直持续至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公元16世纪初年到来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撰写的《东方志》（The Suma Oriental）中，也曾提到当地人告诉葡人说，“爪哇人曾和中国人联姻，中国的一个皇帝把他的女儿之一送到爪哇嫁给巴他拉罗阇苏达（Batara Raja Cuda），并且派许多中国人护送她到爪哇，同时送去现在还是通货的钱币”[76]。可见传说故事流传甚广。
据当地人记忆，苏南·古农·查迪在公元1497年（明弘治十年）娶了“中国公主”王珍娘。我们从明朝制度史出发考察，其历史真实性无法确认。在中国，宽泛意义上的和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汉代。君主为了免于战争与异族统治者通婚和好，自汉以后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只有宋朝与明朝是例外。根据明朝文献记载，明朝从来没有和亲政策，在对外交往中从未采用这种政治联姻的方式，在制度上也从未出现过和亲，即远嫁公主之例，这是明朝不同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之处。既然在明代对外关系实践中，我们找不到一例和亲，因此在明代文献里是找不到“中国公主”王珍娘的任何记载的。
关于“中国公主”的来历，另一种解释值得特别关注。王任叔先生指出，在印尼和马来半岛的许多传说中，常常提到那儿的国王和贵族与“中国公主”结婚。这里的“中国公主”实际上是当地的“华侨女子”[77]。陈达生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编年史也说明了在十五、十六世纪时，华人……也存在与土著普遍通婚的现象，极大多数是华人男子与土著女子结婚，他们所生的男儿，取名只有两个字，女儿则称为‘华人公主’，华人公主成为土王显贵择偶的首选。”[78]王赓武先生研究认为：这些华人与土著人所生的混血儿，就是峇峇（Baba），或土生华人（Peranakan），他们在公元15—18世纪的政治与商业舞台上做出过巨大贡献。[79]苏南·古农·查迪是九大贤人之一（wali songo），他所娶的明朝公主王珍娘，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位“华人公主”。根据《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中记载：“1553年，为了在新兴的井里汶王国有个王后，年已老迈的井里汶苏丹娶了哈芝陈英发的女儿为妻，从森梦到井里汶王宫，一路上，人们以‘华人公主’的大礼迎接她，有如当时三宝公在明朝宫中的盛况。她是由侄儿陈三才（Tan Sam Tjai）护送而来的。”[80]这里明确说明这位井里汶王国的王后，就是来自福建的陈英发的女儿。
另据张永和《瓦希德传》记载，印度尼西亚原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祖上陈金汉随同郑和下西洋到海外，“落户东爪哇绒望镇德南雅乡，一直繁衍下来”。并记载瓦希德亲口对记者说：“我的祖先有个成员的妹妹成为一名公主，她被派往满者伯夷（十三至十六世纪印尼印度教古王国，又译麻喏巴歇），与该国末代国王巴拉耶威五世结婚。”他还说：“我的祖先陈金汉（Tan Kin Han）……到了满者伯夷，后来娶了一位公主的女儿。他一个兄弟的阿拉伯文姓名是Abdul Palah，中文名译音是Tan Eng Hua。”这一名字，经记者确认是“福建（闽南音）的陈英发”。该书还记载：历史资料表明，晋江“陈金汉是在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5月跟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从晋江迁徙到海外，最后定居印尼东爪哇”。[81]
关于爪哇的“中国公主”，我们还可以继续追寻。根据《爪哇编年史》记载，14世纪一位名叫Dara Wiat的占婆公主来到爪哇，与满者伯夷国王Angka Wijaya结婚，“她死于1398年，满者伯夷国王……为她举行葬礼，她的陵墓至今仍在满者伯夷故都”[82]。印度尼西亚史家萨努西·巴尼一方面记述：根据传说，有一位占婆公主和麻诺巴歇王结婚。“人们指出了这位公主的坟墓在麻诺巴歇首都，其年份为1448年。”另一方面他又对传说提出了质疑：“但是这个坟墓可能不是麻喏巴歇王后的坟墓，占婆公主也可能不是和麻喏巴歇王结婚。”[83]在同书中，他还记载了另一个传说：“人们认为淡目的第一个国王是拉登·巴达，据传说拉登·巴达是麻喏巴歇末朝国王勃罗威佐约和中国公主生的儿子，中国公主跟随勃罗威佐约的儿子阿尔诺·达玛尔到巨港去，阿尔诺·达玛尔被委任为副王，拉登·巴达是在巨港出生的，长大后回到爪哇。”[84]《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期“占婆公主”之说：在公元1419年，海军司令三宝公任命占婆（Tjampa）的彭德庆（Bong Tak Keng）为南洋各地蓬勃兴起的华人社区的总管。彭德庆来自云南，曾被占婆政府任命为官员，以促进海外贸易。他受命担任海外华人总管后，任命了许多来自云南的华人为各个港口的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女婿马洪福（Ma Hong Fu），是明朝云南总兵之子，于公元1424年奉明朝皇帝的派遣，出使满者伯夷。他与妻子由费信一路陪同，从三宝垄前往满者伯夷朝廷。“马洪福的妻子名Putri Tjampa，意思是‘来自占婆的公主’。”[8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直接提到了费信，而来自占婆王国的华人对爪哇所起的重要作用，[86]有待发掘史料进一步研究。
古代文化视线的交汇，往往出现某某国公主，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公主的母题。公共记忆的“场”，是郑和下西洋前后在井里汶的活动场域。公主记忆，是现实与追忆的接点，包括记忆共同体的创造，表明记忆的断裂与接续。传说中哪一部分是真实的，现已难以分辨。这些传说显然搀杂着许多神话成分，但是其中部分说明了，无论是满者伯夷、淡目，还是井里汶，都有着与中国的血脉关联。传说未必可靠，却折射出明代中国与爪哇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恰恰说明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中国故事和文化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在井里汶存留了下来，卡斯普汉王宫中“中国公主”王珍娘的遗迹与遗物，围墙上镶嵌着的很多中国瓷器，以及在苏南·古农·查迪墓附近的大量中国瓷器，这些至今鲜活的中国元素与井里汶主流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元素融洽地展现在一起，是明代中国与爪哇井里汶以及国际间多元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传说并非全部是神话，与现实紧密相连，王珍娘是一位中国妇女，这是整个故事中的真实部分，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中国与井里汶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四、结语
从单纯关注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到关注跨国群体活动及其历史书写，构成我们重新认识明代中国与爪哇关系的重要资源，下面是形成的几点认识：
第一，井里汶的历史一直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关注。根据马欢《瀛涯胜览》等下西洋亲历者第一手资料记载，郑和下西洋到达爪哇东部的四处地方，完全没有提及井里汶，说明郑和下西洋时的井里汶还没有形成兴盛的港口城市；以明代文献与爪哇本土文献结合，分析郑和下西洋有可能在井里汶登陆，只是由于当时的发展水平较低而名不见于史著，从而印证了井里汶是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兴起的爪哇港口城市。
第二，井里汶的地名和港口定位问题。井里汶并不在《郑和航海图》中卡里摩爪哇岛的位置，而是在爪哇岛上新兴的港口城市，并发展为指代爪哇岛与卡里摩岛之间广袤的爪哇海海域的地名。《顺风相送》等明代文献表明，井里汶是郑和下西洋后在爪哇中西部兴起的港口城市，实际上是公元15世纪中后期随着海上贸易发展而崛起的，到公元16世纪，井里汶已是爪哇北方沿海一个繁盛的港口城市。
第三，井里汶作为海港城市的基础，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奠定的。从文献与实物两方面考察，都存在郑和下西洋影响的明确例证。追寻井里汶的兴起，郑和下西洋时期实为关键。郑和下西洋推动爪哇作为异常活跃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的一部分，外来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区，为井里汶社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郑和下西洋在爪哇的影响持久延续的历史见证，至今鲜活地呈现在井里汶卡斯普汉王宫等地，王珍娘的传说与文物遗存，则是中国与井里汶血脉关联的典型例证。
第四，进一步突破以往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局限，考察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后爪哇港口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可大致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爪哇段的航线变迁与港口城市发展历史进程，可见网络从爪哇东部转移到爪哇西部的轨迹十分明显：从厨闽、锦石、泗水，到三宝垄、井里汶、万丹、雅加达，爪哇西部港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公元15世纪下半叶。贸易港口逐渐西移，最终移至距离苏门答腊岛最近的万丹。万丹是随着海上贸易向西部发展而兴起的，到公元15世纪末一度成为著名的国际性商品贸易集散地。总之，上述爪哇中西部港口重要节点的地位，均构建于公元15世纪初以后，至公元16世纪，也就是在西方东来前已逐渐形成，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爪哇经济社会内在的发展动力，对于过分夸大西方殖民者对爪哇经济发展影响的传统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第五，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思考。全球史意味着以全球的视角重新梳理人类交往的历史，关注全球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海洋是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考察人类历史上的航海现象和海上各国各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是全球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公元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达于鼎盛，到公元15世纪末，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爪哇中西部港口城市迅速崛起，西部航线取代东部成为海上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因此公元16世纪西方东来以后在爪哇选择的通商口岸，主要就是西部港口城市。这些港口城市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数十年的海上贸易中得到很大发展，当时已成为爪哇西部重要的流通枢纽。我们不否认西方东来后对于爪哇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爪哇西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此前已经奠定。全球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以西方大航海划分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以西方大航海作为全球化研究的起点，似乎全球化是西方带来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将历史人为地割断，局限了全球化过程的研究。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这段互动关系，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作用，强调爪哇本土内在的发展动力，认真考察爪哇港口城市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于早期全球化历史面貌的认知，对深化全球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初稿在2018年井里汶召开的印度尼西亚9城市郑和足迹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现重新修改完成。在此衷心感谢井里汶Permadi Budiatma先生、新加坡陈达生先生，并对陈达生先生惠赐《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中译稿致以谢忱。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注释：
[1]《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页。
[2]〔法〕伯希和（Paul Pelliot）：《叶调斯调私诃条黎轩大秦》，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0页；〔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7—88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86页。
[4]［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5]［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第7页。
[6]［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3页。
[7]［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第14—15页。
[8]［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第17—18页。
[9]［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费信序》，第10页。
[10]［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第13—15页。。
[11]［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5页。
[12]［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13]B. Schrieke,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 Part I, The Hague:W. van Hoeve, 1955, p. 25.
[14]［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
[15]《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卷二一〇《爪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02、4666页。
[16]《明太宗实录》卷三四，永乐二年九月己酉，第600页。
[17]《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永乐三年十二月癸酉，第739页。
[18]《明仁宗实录》卷九，洪熙元年四月壬寅，第278页。
[19]《明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丙午，第138—139页。
[20]《明宣宗实录》卷二二，宣德元年十一月壬寅，第597页。又，天顺四年（1460）八月，亚烈郭信在34年后还被派遣来华，可见其在爪哇颇受信任，见《明英宗实录》卷三一八，天顺四年八月辛亥，第6627页。
[21]《明宣宗实录》卷三五，宣德三年正月甲辰，第884页。
[22]《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辛巳，第1351页。
[23]《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第1409—1410页。
[24]《明英宗实录》卷二〇，正统元年七月辛酉，第398页。
[25]《明英宗实录》卷三二，正统二年七月癸巳，第627页。
[26]《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午，第831页。
[27]《明英宗实录》卷一〇六，正统八年七月戊戌，第2156页。
[28]《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六，景泰三年五月癸巳，第4641页。
[29]《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四，景泰五年八月壬辰，第5304页。
[30]《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丙辰，第415页。
[31]［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第25页。
[32]辛光灿：《浅谈满者伯夷与德罗乌兰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33]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从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看越窑兴衰》（《东方收藏》2012年第6期），介绍2003年2月，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100海里外的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一艘沉船。这是一条沉没于北宋早期的井里汶沉船。沉船中的船货充分体现了两浙地区10世纪后半叶以越窑瓷器为龙头的瓷器贸易盛况。请注意沉船地点“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100海里外的井里汶岛海域”。
[34]〔新加坡〕约翰N. 米希（J. N.Miksic）：《井里汶沉船的精致陶器——始发地、目的地和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35]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50页。
[36]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第16页。
[37]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第46页。
[38]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第16页。
[39]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页。
[40]此书向达先生最早发现并从英国抄录回国，出版校注本《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现有刘义杰先生《〈顺风相送〉研究》（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7年）新著相赠，在此特致谢忱。
[41]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第38、44、45、56、58、62、66、67、68、69、70、71、85、86页。
[42]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835页。
[43]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48页。
[44]［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第180页。
[45]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15页。
[46]此处刘义杰先生解释为：“吧哪即吉里问山，可作吉里闷、吉里问的补充。”参看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16页。
[47]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50页。
[48]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51页。
[49]［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第179页。
[50]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50页。
[51]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51页。
[52]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91—292页。
[53]黄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之东南亚贸易港及其相关的中国商船、商侨诸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
[54]李学民：《郑和·华侨·三宝垄》，《华侨历史》1986年第4期。
[55]本文根据的《三宝垄及井里汶马来编年史》，见陈达生中译文，载〔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新加坡，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2005年，第52—83页。在此感谢陈先生惠赐。下面征引其文与《编年史》中译文，均注上书页码。
[56]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7]〔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59页。
[58]〔新加坡〕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5页。
[59]〔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64页。
[60]〔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62—63页。
[61]〔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76—77页。
[62]〔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63]〔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77页。
[64]〔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78页。
[65]〔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79页。
[66]〔印尼〕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著，吴世璜译：《印度尼西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9页。
[67]《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丙辰，第2789页。
[68]［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三《西洋列国考·下港加留》，第41、48页。［清］王大海《海岛逸志》（清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详细记载了后来荷兰人统治下的万丹：“万丹在葛剌巴之西，地广土沃，货繁人富，所产经纹幼席为西洋最……计瓜亚之人，东自巴城、井里汶、北胶浪、三宝垄、膋森、竭力石、四里猫、外南旺，西自柔佛、巨港、占卑、览房等数十区，皆其种类众，奚止百万，和兰人数千不及其百一，大相悬绝。”关于雅加达的记载曰：“葛剌巴，南洋一大岛国也……左万丹，右井里汶，前则屿城罗列，门户坚固，城池严峻，地域雄阔，街衢方广，货物充盈，百夷聚积之区，诚一大都会也……其所统辖有北胶浪、三宝垄、竭力石、四里猫、马辰、望加锡、安汶、万澜涧、仔低、万丹、马六甲等处，不下数十岛。闽广之人扬帆而往者，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留寓长子孙，奚止十万之众。”
[69]［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三《西洋列国考·下港加留》，第44页。
[70]〔印尼〕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著，吴世璜译：《印度尼西亚史》，第135页。
[71]此信息由李峰先生提供，在此致以谢忱。
[72]〔新加坡〕许云樵译注：《马来纪年》（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1966年，第174页。
[73]华嘉：《千岛之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0页。
[74]Prof. Dr. H. Dadan Wildan, M. Hum:Sunan Gunung Jati, pertama kali diterbitkan dalam bahasa Indonesia oleh penerbit Buku Salima Network, Oktober, 2012, pp. 124-128.
[75]这次会议前参观了井里汶的苏南·古农·查迪墓，以及其墓下方的王珍娘墓。
[76]Armando Cortesa~o trans. and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Rutter of a Voyage in the Red Sea, Nautical Rules, Almanack and Maps, Written and Drawn in the East Before 1515, Vol. 1,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p. 179.
[77]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06页。
[78]〔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56页。
[79]Wang Gungwu: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79-101.
[80]〔新加坡〕廖建裕编：《郑和与东南亚》，第79页。
[81]张永和：《瓦希德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153、142、143页。
[82]Thomas Stamford Raffles:The History of Java,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5-129.
[83]〔印尼〕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吴世璜译：《印度尼西亚史》，第125页。
[84]〔印尼〕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吴世璜译：《印度尼西亚史》，第127—128页。
[85]引自廖大珂《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看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86]占婆即占城古国（Champa），又名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称占婆，自唐至明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法国学者撰称：“既习海航，故其舟常至中国、爪哇。”〔法〕马司帛洛（Georges Maspero）著，冯承钧译：《占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6页。尼古拉·塔林教授指出：“占婆的民族有低地占族、高地埃地族和嘉莱族，他们在民族语言上属于马来语族。”〔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第126页。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社科期刊网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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