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集团”，是指湘、淮、袁（世凯）三个实力显赫的军政集团，各以其大员为主导；所谓“北、南洋”，不是作为单纯的一般地理概念，而主要是特指清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种所谓“两职一体”的模式成为定例之后，其职任涉及的各自辖区和施政范围，或是直接作为双方“两职一体”的代称。“三集团”大员与“北、南洋”间的权力格局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这在制度与实际两个层面皆有体现，并呈现反差。而湘踞“南洋”，淮、袁相继踞“北洋”，成为一个醒目的基本“区位”特点，也是其权力格局模式的一种体现。本文拟就此间事局予以审视和论说。

一  “两职一体”定例的形成过程

自湘系集团肇建者曾国藩（1811—1872）于咸丰十年（1860）出任两江总督后，其辖区遂成为湘系集团的重要基地。曾国藩虽然也有短时离任他移（如挂帅剿捻和北移直督）的时候，但还是以在两江为时最长、立基最牢，并终老于此。并且，连同淮系集团的衍生，即所谓“淮由湘出”，也是以该区为产床；李鸿章（1823—1901）及其淮系集团的初步发展，亦是立基于此。不过，曾国藩任江督当初，尚无兼任南洋大臣的定例。南洋大臣职任（起初称“五口通商大臣”）此前早有，在清廷上谕中明确有谓：“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年间经耆英等议定设立，以为交涉事件，在外商办之计。”当时，耆英（1787—1858）以两广总督而兼任此职数年，按清廷之意，主要是用之“在外”商办外交事务，而力避中央与外国的直接接触；这中间，对外国的轻鄙与恐惧，自身的虚骄、懵懂与诿过避责因素兼而有之。耆英之后，南洋大臣仍由粤区主官兼任，而嗣后随着上海口岸的发达，该职任便转移到吴区官员身上。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59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有谓：“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着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着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祇领。”黄宗汉（1803—1864）为两广总督，此前以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即“南洋大臣”职事），至此由江督接任；经此转移，再未复还。需注意，此后数年，该任并非唯两江总督兼任不可，亦或由该区的他职兼任或是作为专任，故而尚未成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职一体”的定例。

及至曾国藩去世次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的正月，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已两年有余，属湘系集团大员（四川籍）的李宗羲（1818—1884）被授职两江总督，自此情况始发生变化，将两江总督与南洋大臣两职开始定例性地合为一人之任。该月初六日，有简放李宗羲两江总督的上谕，并宣明“两江总督李宗羲着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虽说谕中未用“南洋（通商）大臣”称谓，但实即此职。再后，由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再无改变，意味者此“两职一体”由此正式落定。

北洋大臣较南洋大臣设立为晚，但由总督兼任该职始成定例却较南洋为早。北洋大臣的前身为“三口通商大臣”，是随着《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三口通商的管理需要而设的专职。该职多年间由崇厚（1826—1893）担任，驻天津。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处置当中，崇厚赴法“谢罪”，由毛昶熙（1817—1882）、成林先后署理该职数月后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由已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曾氏返回两江）的李鸿章兼任，而由直督兼北洋大臣由此沿袭未变。此“两职一体”，是基于毛昶熙于这年九月间的奏议，其谓“中外交涉事件，均需地方官相助为理”，而镇道府县，皆非三口通商大臣所属，“该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窒碍颇多，建议“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并仿照五口通商大臣之例，特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又经总理衙门议奏，清廷予以认可，于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发布上谕，宣明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并明确：“所有洋务海防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津海关连同）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还宣明“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而实际上，该职越到后来越少驻保定而常驻天津。

需要注意的是，北洋、南洋“两职一体”成为定例之后，其北洋、南洋大臣之职皆以“钦差大臣”名义延续。想来，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外交的主体是国家，地方大员办理需中央授权，有“钦差大臣”名义，意味着是代表中央，这才能名正言顺。

二  “两职一体”的规定职权与实际权能

“两职一体”成为定例之后，北洋、南洋主政者的“法定”和实际职权状况是不尽吻合的，甚至存在较大差距。其“两职”，即各自的总督和“通商大臣”，两者既有交错联系，又可相对分而观之。

就总督而言，直隶总督辖区仅为一省，且非自然条件优越的富庶之地，但因其拱卫京师，政治地理条件特别重要。有任过该职的大员说：“直隶为各省领袖”，其“形势较他行省为要，体制亦较他行省为肃”。晚清时期，直隶一省就特设一个总督，像这种情况全国只还有号称“天府之国”、幅员辽阔的四川，其余都是两省或三省之区合设一位总督。在一般情况下，若直隶总督与他省督抚联衔奏事，都是由直督居首领衔，凸显其“领袖”地位。而两江总督，其辖区为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地域广阔，处于长江下游，属自然条件优越的富庶之区，尤其是有上海巨埠雄立，该区向为全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源地。三省总督，晚清除新疆、台湾设省后分别由陕甘总督、闽浙总督兼辖，以及最后几年东北设省后所增一区（东三省）之外，之前独有“两江”一区，地位自亦非常显赫。如此“北”“南”相媲，可谓一是“政治地理”要位凸显，一是以地广物阜的区位优势著称。

就“政区总督”（另有漕运、河道总督之类的“专职总督”）的职能而言，这时早已演变成为地方主官，与原先属“派出性”中央督察官员明显不同（巡抚亦类似）。总督的职责，与巡抚比较，清季尽管有“总督专重典兵，巡抚专重吏治”的懿旨“定性”，但通常在实际上未必严格如此，正像上引曾国藩所言是“文武兼管”，乃辖区“全职性”的最高长官。当然，若总督辖区分省另设巡抚，在职级上略低的巡抚并非其属官，而是同样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这有着朝廷使其相互牵制、监督而便于操控的隐意。两江地区三省即各设巡抚，督抚具体人事结构与其实际权能状况息息相关。直隶总督仅一省政区，没有巡抚的另设，不存在督抚关系问题，但存在与“顺天府”这一“特区”的复杂关系。“顺天府为天子建都之地，邦畿千里，实称首善。”该府除了设立品级上明显高于一般知府的专职府尹外，还特设“兼管府尹事大臣”（按：即通常所称“兼尹”），系“由汉尚书、侍郎内特简”，由此凸显帝都及其近畿府属州县的特殊性。该府一方面包括于直隶辖区之内，《畿辅通志·舆地略》的舆图和相关图说中，都是将顺天府置于各府最前的；另一方面在领属上又不像与其他府那样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而有着一定的地位“平行”和政务交错性。且看这样的制度性规定：“升调（顺天府）所属同知、州、县，则直隶总督会列尹衔具题。其刑名，流以上由四路厅申按察司转总督达部。徒、杖以下尹自决之。钱粮奏销，由四路厅申布政使转总督会尹达部，所属完欠分数，与总督一例考成”；府尹“率二京县（按：指宛平、大兴）而颁其禁令”，“宣其条教”，“以成首善之化。凡民控告者则听其狱，大事亦闻，小事决之”。其州县尚且不纯属直隶总督领管，“内城”当更有“禁脔”之味。就此而言，直隶总督之于“全境”的统辖权要受到一定牵制。不过，直隶及其总督因帝都因素而贵而要当更为主要方面。

至于北、南洋（通商）大臣的职事和权能，先从其规定方面看起。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总统焉”，“凡征榷之务，则关道上其册于大臣，按结奏报，并咨总理衙门及户部以备核”；外交方面，“凡交涉之务，则责成于关道，而总其大纲以咨决于总督（按：亦即北洋大臣）”，“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者，则盖印”；还有其他洋务方面，“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粤闽浙三省，则兼理焉”；“凡交涉之事，则督各司理之，待其上以裁决。疑难者则咨总理衙门，大事则奏闻”；“凡税钞则稽查之，按结汇其册以奏销，仍分咨总理衙门及户部以备核，其支销者亦如之”。其中有一点必须辨明，所谓“掌中外交涉之总务”，其意显然绝非总理全国外交，只是就“南洋”所涉事项而言。并且，尽管有此规定，事实上自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定例成后，南洋所办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事务并不多，起码与“北洋”比起来大相径庭。在其他洋务事项方面，既无像对“北洋”那样的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上与“北洋”特别是李鸿章主政期间也不可同日而语。从所辖口岸看，似乎北少南多；实际上，北洋大臣对“北洋”三口的统辖管理（其中两口属逾省）实实在在，而南洋大臣不但对粤、闽、浙口岸未能“兼理”，而且对“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也未真能全部“专辖”。并且，就同一数据源记载的规定来看也不无矛盾。如所列属“隶南洋大臣”管辖的具体关所，有归江苏常镇通海道管理的镇江关、归江苏苏松太道管理的江海关、归江西广饶九南道管理的九江关、归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管理的芜湖关、归浙江温处道管理的浙海关、归湖北汉黄德道管理的江海关、归湖北荆宜施道管理的宜昌关、归四川川东道管理的重庆关等八处，而不含闽、粤海关。在所列入者中，浙海关以及江海关、宜昌关、重庆关，因不在两江辖区，通常情况下也难实际操管，像居职湖广总督为时颇长的实力派大员张之洞（1837—1909），对辖区海关的控制性很强，非他人能轻易染指。一般说来，南洋大臣所控制的海关，主要就是两江辖区所属者。

如此看来，“规定”与实际之间有些地方会大有差异。在北洋，不但“规定”落实得很“满”，而且往往还乘势就便地扩展。像李鸿章领导的洋务事业，就远不限于直隶和北洋地区，而可谓在天南地北全面开花，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总体上看，“两职一体”在北、南的实际权能，北洋大臣更要于直隶总督，而两江总督则更要于南洋大臣。当然，这具体还要看主政者的个体差异，如揽权的心志大小、操控能力的强弱，由于因人而异，结果也就会相应不同。

“北洋”方面，李鸿章作为淮系的开基立业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时间最久为人熟知，中法战争期间因丁忧一度离职，代之的张树声（1824—1884）也是淮系大员。甲午战后，他离开此任，其后数年此职不在淮系人员之手（有王文韶、荣禄、裕禄等担任）；及至庚子年中，李鸿章自两广总督任上返回，重主直隶兼北洋之政（当然，实际职事以与外国“议和”为主），直到去世。其继任者是袁世凯（1859—1916），虽说李鸿章临终是否推荐过袁世凯代己问题存有争议，但袁世凯的“淮系出身”板上钉钉，淮系与袁系集团的渊源关系密切。袁世凯以直隶和北洋为基地有效地强化集团势力，并便捷地参与中央政务（如在练兵处任职），最后进入枢府，居职中央而仍把控“北洋”。故而，总体上说“北洋”属淮、袁集团的“常规领地”，当无疑问。对“北洋”权能从李鸿章至袁世凯主政时的演化过程，清末报刊有这样一个概要性梳理：

昔李文忠之在北洋也，不啻隐然为各督抚之领袖，而即合督抚，在天津构成第二之政府。各省之大政，除内治外，北洋大臣无不可干涉之。自文忠去位，仁和相国（按：指王文韶）继之，相国素执退让主义，故其时北洋大臣之局面，为之顿缩。仁和去后，荣文忠（按：指荣禄）来。荣文忠绝世之雄，固不难复李文忠之旧观，而荣文忠之方针，则别有所在，绝不注此，故此时北洋局面，与仁和时无少异。荣文忠去，裕禄来，则土鸡瓦狗，备陈设、供儿戏而已，非能于政界有所变动也。所以北洋大臣之权力，自李文忠后堕地者且十年。至今襄城制府（按：指袁世凯，“襄城”似当为“项城”）始奋起，而欲恢复之。

鉴于这样一种情况，可将“北洋”简化为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政的两个时期来提领把握。

南洋方面，自曾国藩开基立业之后，而湘系大员李宗羲（非湘籍）、刘坤一（1830—1902，先后几度任职）、沈葆桢（1820—1879，非湘籍，福建人）、左宗棠（1812—1885）、曾国荃（1824—1890）、魏光焘（1837—1916）、李兴锐（1827—1904）等人，都曾主政该区。这中间，有过或湘系其他人员（如何璟、彭玉麟）、或淮系人员（如张树声）、或非湘非淮人员（如裕禄、张之洞）获命，但多是以他职暂署，或是没有实际膺任，故几可忽略不计，唯有两度以湖广总督署理“南洋”之职的张之洞，一是其人地位和实力突出，再则湖广与两江接连贯通，联系密切，故张之洞“兼署”的角色和作用重要，应于特别注意。而上列任职“南洋”的主要湘系大员中，特别是像左宗棠，任期虽年头不多，但其人“分量”颇重；曾国荃、刘坤一不但“分量”亦重，且任期也长。总体而言，说“南洋”是湘系的“常规领地”自无问题。只是到光绪三十年（1904）李兴锐死后，两江再无湘系人员任职，可以说从此出局，也标志湘系集团势力基本消弭。而从湘系要员主政该区的多年间看，在曾国藩之后，其所辖三省的巡抚，总体情况上是湘系大员远不占主体，甚至可以说只属个别，除亦属个别的淮系人员外，绝大多数是非湘非淮者，甚至不乏满、蒙籍人员，如崧骏、刚毅、奎俊、德寿、松寿、恩寿、端方、英翰、裕禄、福润（蒙）、诚勋、恩铭、德馨、景星、升允（蒙，除出处的两蒙员外，余皆满人）等。这样一种情况，对湘系来说，属省与“大区”之间的权力结构状况并不为佳，总督与巡抚间协调受限，甚至不乏明争暗斗，对总督的施政权能不无影响。

三  北洋与南洋之间的争竞和结局

李鸿章主政“北洋”期间，主政“南洋”的湘系大员在曾国藩去世以后，像李宗羲、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人，虽说也多是湘系“重量级”人物，但在与北洋的争竞中，总体上终不抵对方强势而难占上风。像在北、南洋海军建设和发展事情上，就是明显的例子。

同（治）末光（绪）初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经过产生明显争议的国防问题大讨论（即通常所谓“海防塞防之争”），清廷决策海、塞兼顾。就海防而言，于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发布的谕旨中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当时沈葆桢方由福建船政大臣授职南洋，又兼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与李鸿章分立南北，同是清廷海防布局中重量级棋子。而经费是办理海防的重中之重，在当时清朝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总理衙门统筹协调，拟多方凑集，其海防经费的安排计划，关税中“每年约得银二百数十万两，加以酌拨各省厘金银二百万两”，这样总算起来，每年达四百数十万两，为数已不算太小。不过，真正落实起来则难，缺额颇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除了说明各地财政拮据外，也反映出朝廷指令失范，不能化作各地的具体行动。这是晚清地方军阀势力兴起，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后的一个重要特点。”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得尽多的经费就越显重要。本来，经费是计划南、北洋分用，但实际上是为北洋包揽。李鸿章的争取是非常积极甚至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他在光绪元年（1875）八月中旬曾致信时任江西巡抚刘秉璋（1826—1905）说：“海防拨款现未解到分毫，各省关情形略知，每岁恐不能得半，分解两处（按：指北洋、南洋）不过各数十万，于事奚裨”，“拨款先解北洋，前已咨缄幼帅（按：指沈葆桢，字幼丹），谅无畛域之见”。沈葆桢的确颇显“大度”，在给李鸿章的覆信中说：“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故不难于推广。万一有急，一日千里，亦召而立至。”其“不分畛域”的公忠之外，岂就没有慑服李鸿章权势的因素？其实，当时两江地区的财力亦非余裕而不屑分款，沈葆桢给人信中就感叹其辖境“地荒岁歉”，“洋票行，厘金大绌”，“不料财富之区，一窘至此”。无论如何困难，反正在清廷所筹海防经费上，南洋是退让，而北洋的占用是居绝对优势。开始对购铁甲舰似乎并不积极的李鸿章，到头来还是最先购得两艘铁甲舰，使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后来居上，将原有一定基础的南洋远远甩在后面。这中间，李鸿章可谓心机用尽，手腕使绝。

这不但是对沈葆桢本任内的影响，延续以后，距离愈发拉开。以致接沈葆桢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光绪六年（1880）七月间在给湘系另一要员刘长佑（1818—1887）的信中如此激愤抱怨：“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按：指因当时中俄关系紧张筹办防御），大属便宜。昨复单衔奏请订购铁甲船四号，业经运行。纵使可靠，其到华在四五年后，缓不济急；而东南巨款，悉数搜罗以掷外洋，筹防弥形束手，为之奈何？前此合肥购买蚊子轮船多号，靡费近二百万，尚欲闽、粤续办；当经坤一会同裕泽帅（按：指安徽巡抚裕禄）奏驳，朝廷深以为然，而不免迁就。此次道出天津，与合肥议论铁甲船不合，似此情状，南、北洋何能和衷？”刘坤一不似前任沈葆桢那样忍让迁就，与李鸿章的相争稍显硬气，但到头来，还是旧局难改，徒心中生忿而已。在铁甲船之事上，尽管数年后实际买来装备其北洋海军的只有名符其实的两艘，而这在晚清海军建设史上也属破天荒的事情，独在北洋海军中具有，成为其算得上真正意义上近代海军的重要标志。而北洋海军的建成，成为淮系集团势力的又一重要军事支柱。由此例，可见李鸿章其强势与优势之一斑。

还需要注意到，李鸿章是洋务领袖，他这方面的权能绝不仅限于“北洋”地区，而是全国性的。就拿洋务厂矿企业来说，像远在边地的黑龙江漠河金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李鸿章直接掌控。而“南洋”，作为李鸿章的起家之地和洋务兴盛之区，身居北洋的李鸿章与这里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先在该区建立的洋务厂家，他“主人”身份的印迹难消，如江南制造局，即有说其建设，“本属于北洋、南洋两大臣权下，局虽设于南洋，而北洋大臣对该局之权限尤高”。李鸿章主政北洋期间，仍然参与乃至主持在南洋建立洋务企业，像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都是很典型例子。李鸿章手下大批洋务健将，也是以“南洋”为主要营地。此外还有其他诸多方面，不一一列举。总之，长久居职北洋的李鸿章，与南洋的牵系一直很是紧密，提示着他特殊势力、权能的明暗触角在该区的深入。

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主政直隶和“北洋”之后，他与前任李鸿章在与南洋关系的根基上不能同日而语，背景条件上也大不相同，呈现新的局面特点。袁世凯这时与“南洋”的争竞主要是“借势”，即借清末新政中清廷力图削弱督抚权力而加强中央集权之“势”。要说，袁氏也在督抚之列，但他同时又有直接参与中央新政谋划和操办的权力，特别是在练兵处作为“会办大臣”具有举足轻重的实际地位和权能（“总理大臣”奕劻只是挂名，受袁世凯操纵）。这是他能成功“借势”的关键条件。他不但善于“借势”，同时也善于“借人”。譬如，借助于作为练兵处襄办的少壮派满族权贵人物铁良（1863—1938），其人是中央集权的死力支持和谋求者，也是敢说敢干的人物，虽说日后他成为袁世凯的“政敌”，即使这时也并非刻意助袁而是以力谋满族权贵层利益为要求的，但起码在事实上与袁世凯有过“合拍”，是被袁氏利己性“妙用”，譬如在“铁良南下”事件上表现即颇典型。

其时，关于地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迁址筹议（主要是从地域安全性考虑）由来已久，建言者涉及从当年的李鸿章到现职相关督抚像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魏光焘等诸多人员，至此际该事便成为清廷派铁良南下的直接由头，更连带其他要项。相关谕旨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七月间相继发布，说“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着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统盘筹划”，“并着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又鉴于“现在武备关系紧要，屡经降旨饬令各省切实整顿，痛除积习，着铁良于经过省份，不动声色，将营队酌量抽查，兵额是否核实，操法能否合宜，一切情形，据实具奏”。可见，铁良这次奉命南行，有着巡查制造局地址、相关省区财政、相关地方军队三项使命。在此事伊始，舆论即颇敏感，有报刊载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乃有派铁良南下之事，窥其意，无非欲吸聚各省之财权归于政府而已，无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权属诸政府而已。而考其意之所由来，则一言以蔽之曰中央集权而已。”确实如此。所谓“欲收集各省之兵权”，是通过对省区制械、练兵的直接干预、严格监察和力求掌控体现出来；所谓“吸聚各省之财权”，是体现于对省区“进出款项”的清查摸底并借机提集巨额军事经费，作为通盘“集中财权”的重要一途。

授命铁良南下巡查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同两江总督魏光焘，就制造局地址事有过专折会奏，该折在原已有议“建新留旧”的基础上，提出“筹款”“择地”“购机”“核用”“用人”“定枪炮式”“储备厂才”“整顿旧局”等八项议案，特别值得注意；经实际勘查和调研，将新厂选址（“择地”项中述），由原拟的安徽省“宣城县属湾沚镇之启发山”，改为江西“萍乡县属之湘东地方”。对此事，铁良南下考察后的覆奏当中，做了两个方案的建议：一是所谓“统筹全局办法”，大旨是“南、北、中三厂”并举，以萍乡新厂为南厂，“于直、豫等省择其与山西煤铁相近便者”一处作为北厂，而以原有的“鄂厂”进一步建设“贯乎其中，以辅南北厂之所不及”；二是所谓“变通办法”，说“湘东厂基大致可用，惟于东北诸省相距稍远耳。如南北两厂一时难以并举，只能先务其急”，“则惟有将该处（按：指“南厂”）暂行缓办”而专重北厂。这第二方案，即使不无从地理布局上综合考虑的合适之处，但其增设和专重“北厂”，起码在客观上会便于中央甚至是北洋对它的直接控制，而对“南洋”则不啻变相剥夺。当然，江南制造局的迁址设想最终并没有落实，基本是流于“空议”而已。不过，也能够从中嗅出“夺南益北”的味道。此局中，铁良在前台，后台袁世凯的操纵身影则亦依稀可见。在铁良南下自上海考察了江南制造局转至苏州的时候，张之洞在八月初七日致电江苏巡抚端方，打探消息并表达看法，有谓：“铁使意，江南制造局究拟移设何处？传闻袁慰帅意欲移至河南，此非计也。北洋制造诚是要事，然江南移萍乡之局，岁止实款七十万，此外尚需另筹或另借，五年之后方能办成。北洋权力恢宏，即专借洋款数百万，目前即可购机设局，迅速赶办，两年可出枪矣。其款陆续筹还，岂不简易迅速，而又无损江南之局哉。江南所制军械，长江下游沿海五六省皆将于此局取给，岂能废而不设。无沿江沿海诸省，北洋能安枕乎？望相机婉言之，至幸。”这中间，即揭明袁世凯欲借机将厂局移至其籍贯河南省的“传闻”信息。若是这样，利于其把控的意图必有无疑。张之洞则是着意于江南，不以移厂河南为是，而巴不得让“权力恢宏”的北洋与南方合力，将南厂快速建好。总之，在此筹议上，南北之争显而易见。

如果说因改建方案终未能付诸实施这还主要是流于“争议”的话，那么更实际的争竞是在军费筹措和军队建设问题上，这更直接地涉及现实的财权和兵权之争。

直接巡阅军队也是铁良南下的要项之一，即所谓“抽查”营队。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铁良专就此事上了一个一万数千言的长奏，汇报了详细情形。照其奏报的情况，清廷嘉奖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之军；对两江属地军队，说只有部分营伍“粗有可观”，而其“苏州、安徽之续备各军，江南之护军四旗、新湘五旗，废弛最甚”，而“其余各营操法亦多平常”。对所谓“废弛”之军的“各营统领”等偌多直接责任人，给予革职甚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甚至有“实堪痛恨”的责骂之辞，并对各相关督抚“均着严行申饬”。这时，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已是淮系人物周馥（1837—1921），而在铁良巡查期间，已先后有过湘系要员魏光焘、李兴锐充任此职，即他俩从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任上对调，个中隐情也引发外间关注和推测，从中也有助于进一步见知南北之争局面。

魏光焘、李兴锐都是湘系要员，也可以说是湘系在两江乃至整个湘系的终局大员。魏光焘，湖南邵阳人（其家乡今属隆回县），咸丰六年（1856）入湘军，先在曾国荃部，后隶左宗棠军，曾随赴西北。光绪二十一年（1895）跻身疆吏（云南巡抚改陕西巡抚），后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次年抵任）。李兴锐，湖南浏阳人，亦湘军将领出身，历官多处，光绪二十六年（1900）擢江西巡抚，后为广东巡抚，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闽浙总督。魏、李对调的人事变动正值铁良南下查勘江南制造局期间，这是个很敏感的节点，有报刊发专文论析说：“天下之事，因果相生，无无故而然者。而况两江、闽浙二督之对调，此为近日政治上之绝大变化，岂无蛛丝马迹之故在乎其间，大可以供世人之研究者。”进而分析道：“此次魏、李对调，以湖南人易湖南人，即知其与湖南人之社会绝无更变”，“夫对调之命，何以不下于铁良未至之时，不下于铁良已去之日，而适下于铁良正在查办制局时，可知其关系不出乎制造局也”。其中所谓“与湖南人之社会绝无更变”，用现代语言来说，意思当为不是因湘系内部自争而生变的事情。其所最切要强调的，是“与制局相关之事”。并且，其下文中揭明，就是北洋袁世凯争夺制造局，有谓：“南洋大臣对制局总须北洋大臣共之，而不能与两湖总督共之，则事理之皦然，而至易明者也。乃午帅耄昏，默然不觉，至形现势拙，始欲支吾敷衍，为自救之策，亦复何及。以今日之势观之，制局之归北方，已毫无疑义。惟浏阳之至，恐其于南皮，亦必有极大之关系，而必非能如鸟之相忘于山林，鱼之相忘于江湖也。”所说“午帅”，就是指魏光焘，其人号“午庄”，“浏阳”即指李兴锐。在言者看来，魏光焘“耄昏”，未能察觉背后真情，应对不妥，以致被动难堪。

其实也未必完全如此。魏光焘作为局中之人，对铁良背后袁世凯的用意岂能不明，且不无抵制的表现，只是势能上他此时已非北洋的对手，故被逐出南洋落败而已。换一个同是湘人的李兴锐来，既能掩北洋、南洋派系之争的真相，又不至有对抗之力，因为李氏新来乍到何可立马有所作为。袁世凯作为一代权奸，此般酌量岂可无有？有研究者论及：魏光焘被调离江督的最深层原因，“在于他与清廷及袁世凯在军费、营制问题上的尖锐矛盾”，“魏光焘不但未筹款项应付铁良之提取，相反却授意各省藩司于铁良到来之前迅速假造清册，弥补亏空，以为敷衍之计。此事腾播于报章之上，遂人所共知，清廷对魏光焘之恶感由是更深”；再就是，湘系首领魏光焘“成为勇营制度的主要维护者和‘划一营制’的主要障碍。清廷要想完成军事集权，首先必须打破湘系势力对江南的盘踞，改变湘系独树一帜，‘不受领导’的局面，由此可见，在魏光焘身上，集中体现了清廷、袁世凯与东南督抚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诸种矛盾，魏光焘也因而成了中央集权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他是否“第一个”牺牲品，反正这次将他调开两江，是贬抑和排斥无疑。调职谕旨是这年七月初二十二日发布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四天的十八日，有谕旨云：“有人奏，江南吏治污浊，诸务废弛，督臣魏光焘竭蹶因循，难胜重要（任？），请饬查办一折，着铁良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恰在铁良南下之时有人奏参，又是让铁良就地查究，不数日便有调任谕旨，如此“巧合”而又急急匆匆，岂不疑似一个布局？而魏光焘调至闽浙后不久就被解职回籍，结束了政治生涯。而调来两江的李兴锐，则很快也就离世。或说这时“袁世凯即运动清廷乘湘系已去，两江空虚之际，将姻亲周馥以巡抚之位调署两江，使两江之地也成了北洋势力（范围）”，此言不虚。

由此看来，可以说，铁良南下，是清末新政期间清廷图谋和推行中央集权、削弱督抚势力的正式启动场次，袁世凯背后借机乘势，与南洋连带湖广争竞取得优胜；特别是对湘系来说，至此可谓已至“陨灭”境地，湖广张之洞势力相对也隐然趋衰，北洋袁世凯则势焰大增。上揭文章持论，“对于清廷来说，派铁良南下，是为了改变咸、同以来，尤其是‘东南互保’以后东南督抚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自重倾向，以恢复昔日中央政府的权威，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铁良南下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清廷，而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其例证是，制造局归于北洋控制之下，练兵经费大半为袁世凯所得，两江之地也被其攫夺控制。大面看来，诚然如此。可以说，这时的袁世凯是立基北洋，借势中央，巧妙而有效地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势力；同时，也成为其将权力触角直接向中央延伸的重要环节。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1期第86—96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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