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统治思想和治理实践，向来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传统“汉化论”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源于充分吸收和利用了汉文化。“新清史”则强调了清朝的“满洲特性”，并将边疆地区与中原汉地并立起来。本文选取清帝亲祭阙里孔庙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文治举措作为切入点，重新考察清朝确立和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历程，借以反思“新清史”的相关论述。

一、历代祭孔和清前期统治者对孔子的认识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早在去世之初便受到后人的追念和祭祀。但最初的祭孔仅限于鲁国一地，且以家祭为主，影响并不广泛。沿至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开启了帝王亲至阙里祭孔的先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儒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孔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尊孔、祀孔活动也由此成为各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西汉以降，计有东汉光武帝、明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后周太祖、宋真宗、清圣祖、高宗等十余位君主相继前往阙里致祭，祭孔的仪制和等级总体上呈现出愈渐提高的趋势。

举行祭孔仪典的同时，各朝也先后追谥孔子名号，对孔子的谥封先后经历了“尼父”“先师”“先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等名号变迁。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改制孔庙祀典，追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子作为“先师”的身份被确定和延续下来。与此相伴，孔氏嫡裔的封号亦多有调整，如两汉时期的“褒成侯”“褒亭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奉圣亭侯”，唐代的“文宣公”，以及确立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废止于1935年的“衍圣公”等。

无论祭孔、封孔，还是敕封孔子嫡裔，其意均在于借助孔子的“儒宗”身份，把“道统”和“治统”统一起来，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正如元人曹元用所说：“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阙里志》）换言之，通过统治者的阐扬，孔子之道以及孔子本人都有机会获得流播和尊奉。同时，孔子之道又能为皇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和稳定之制。

满洲入关前后，统治者对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变化过程。早在关外时，努尔哈齐等人便开始辨析“中国”、“华夷”等概念的含义，反对传统“华夷之辨”观念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贬抑和排斥。入主中原之初，清廷一面采取武力手段镇压反抗，一面贯彻文治方略，以确立文育教化的长久统治之计。顺治元年（1644）六月，摄政王多尔衮遣官祭孔，首将尊孔态度表明。十月，以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袭封衍圣公。次年六月，多尔衮谒京师孔庙行礼。清廷的这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在于安抚人心、消释汉人疑虑和敌对情绪。

冲龄（幼年之意）即位的康熙帝，对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颇为信服。康熙十年（1671）二月，清廷重开经筵讲学，此举延续至康熙五十六年，前后举行凡六十次。藉此，康熙帝得以时刻学习传统经籍和儒家文化，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发，重释了“治统”与“道统”归于君主一身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清圣祖实录》）。

雍正帝于雍正五年（1727）七月颁谕：“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几年之后，雍正帝还就孔子学说与帝王统治的关系作了概括：“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清世宗实录》）

乾隆帝即位之后，继续崇儒重道，礼奉先师，并先后数次亲祭阙里孔庙。乾隆十三年（1748）首次阙里祭孔之后，御制碑文就强调了此举的意义：“至圣先师孔子，天纵圣仁，躬备至德，修明六籍，垂训万世……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乾隆帝之论，既有对父祖尊孔思想的延续，也隐隐透露出对“治法”的瞩目和偏重。

综上，清前期统治者已认识到，征服中原汉地离不开对汉文化的提倡、吸收和利用，故对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本人均保持了足够尊奉的态度。通过此举，既能稳固人心，争取汉人士大夫的支持，更重要的则是承继历代王朝正统，为清政权的合法性增加砝码。

二、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阙里祭孔仪典代增隆重

作为孔子诞生之地，“阙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乾隆帝为《阙里盛典》所作序文即称：“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倘能亲登阙里孔庙，观车服礼器，聆金声玉振，自然会肃然起敬。

（一）顺康临雍视学

清朝初年，祭孔主要是遣官致祭，地点也多就近选择在京师孔庙。顺治九年九月，世祖亲自视学，六十六世衍圣公孔兴燮等人入都陪祀，并获赐貂冠朝服等物。十七年世祖视学时，孔兴燮亦应诏率族人入都观礼，亦获丰厚赏赐。顺治朝视学祀孔主要突出了衍圣公的陪祀作用，藉此宣示祭孔活动的正当性。

康熙时期，京师祭孔与阙里亲祭相结合，使祭孔仪制进一步提高。康熙八年四月，圣祖首次视学释奠(古代设置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行二跪六叩礼。同时，谕礼部赐宴六十七世衍圣公孔毓圻，并赐袍服和银两。旋又允准国子监祭酒王士祯所奏：“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清史稿》），意在进一步提高祭孔规格和等级。此建议，在其后康熙帝亲祭阙里孔庙时得以采纳。

（二）康熙帝亲祭阙里

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已相继平定前明势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故将重点转移至国家治理上来。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启程南巡，体察民情，详知吏治。过山东，登泰山，渡黄河，临镇江，至江宁，谒明太祖陵。回銮途中，十一月十七日驻跸曲阜，旋于次日亲行祭孔大典，使得此次南巡在“体察民情”之外，增加了“稽古右文”的深刻蕴义。

正如康熙帝所说：“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礼部制定祭孔礼仪时，本拟仿照京师视学之礼，皇帝服龙衮，具仪仗，向孔子行二跪六叩之礼。但经讨论，把原定的二跪六叩改为三跪九叩。在孔庙大成殿行礼毕，康熙帝听取孔氏后裔进讲《大学》和《易经》。听讲后命大学士王熙宣谕衍圣公孔毓圻等人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起居注》）

在孔毓圻等人导引下，康熙帝观览孔庙，并赐予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曲柄黄盖，以示恩惠。此外，还优赐孔氏后裔，免除次年曲阜赋税。随后，康熙帝前往葬有孔子及其后裔的孔林，步行至孔子墓前，奠酒三爵。

康熙帝主动虔祭有德无位的先师孔子，昭示出消除满汉畛（zhěn）域（界限、偏见）进而安抚、统治华夏的治国理念。这种文治策略，无疑较武力更能增强清朝继统立基的合法性。

（三）乾隆帝八次阙里祭孔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间，曾八次亲至阙里祭孔，分别是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四十九年、五十五年。其中三次是在南巡回銮或前往南巡的行程之中，其余均为专程往祭。单就频次而论，无疑为历代帝王亲祭阙里之最，足可看出其重视程度。

乾隆帝八次亲祭阙里孔庙的相关仪节，多是仿效康熙帝先例：在孔庙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至孔林谒孔子墓，三酹酒之后行三拜礼。除此，乾隆帝还屡诣少昊陵、周公庙，祭祀先圣先王。之所以反复践行，一方面如乾隆帝自称他对孔子景仰之忱，积有日矣，所以要亲至阙里，致祭先师；另一方面，尊孔、祭孔也是对父祖崇儒重道思想的贯彻和延续，所谓“皇祖圣祖仁皇帝甲子之岁，东巡阙里，躬谒殿庭，盛典矞皇，垂于册府。皇考世宗宪皇帝，追晋王封，鼎新庙貌，崇敬诚切，瑞应章显，实由心源孚契，先后同揆。惟圣人能知圣人，所以跻海宇于荡平仁寿之域也”（《清高宗实录》）。除此，更深层的用意则是以之示范天下，收服人心。

不仅皇帝亲祭阙里，清廷还频频遣官祭孔。史载“国家有大典大庆，若鼎革，若登极改元，若时巡，若升祔，若上徽号，若庆圣节，若武功告成，若祷祀百神，以及赠谥更封，增损祭秩，必遣官诣阙里祭告焉”（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清廷崇儒重道，并频繁祭孔，势必会消除传统“华夷之辨”观念带给清朝的不利影响，进而稳定清前期的政治环境。

对比清前期统治者的尊孔言论和实践，不难看出其中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清朝延续历代崇儒重道的统治理念，阐述孔子思想价值，开展大规模的祭孔活动。这也奠定了有清一代的统治重心和基础，即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和统治的文治之策。不同的地方则有两点：首先，祭孔场所的不同。清入关之初近四十年间，统治者主要是在京师视学祭孔，直至国家基本完成统一和安定后，康熙、乾隆二帝改为亲自前往孔子诞生地——阙里进行祭祀；其次，在礼仪规制方面，京师祭孔是行二跪九叩礼，阙里祭孔则变为行三跪九叩礼。从根本上讲，清代统治者的祭孔活动是逐渐提高祭孔规制，提升孔子地位。

三、清帝阙里祭孔的成效

（一）孔氏后裔的观感变化

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后裔，随着清帝崇儒重道、祭祀孔子等举措的贯彻施行，历代衍圣公对清廷的观感经历了从“惶恐”到“认同”直至“服膺”的变化过程。

顺治元年九月初，衍圣公孔胤植代表孔府向清廷上呈《初进表文》，内中所用“阙里竖儒”、“趋跄恐后”等自我贬抑之词，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汉人士大夫面对“异族”入主中原时的普遍观感，究其根本则是传统的华夷大防。直至顺治九年，清世祖视学释奠礼成，此种疑虑才渐获冰释。应召赴京陪祀观礼的衍圣公孔兴燮即说：“今上开国之九年，采廷议，举临雍，礼示天下……礼成，中外欣欣。”（孔德成《孔子世家谱》）深感顺治帝此举令士林振奋，天下崇尚。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亲祭阙里，行三跪九叩礼。在衍圣公孔毓圻看来，康熙此举展现出“与天同体，与圣合一”的恢宏气象。祭孔礼成，康熙帝周览孔庙古迹，每有感触，时发追思。对此，孔毓圻也认为“经圣恩一顾，从此祖庙增辉，书之史册，传之万世，仰颂皇上尊师重道，匪直臣一家之荣幸”。（孔毓圻《幸鲁盛典》）

参与清帝亲祭阙里次数最多的衍圣公，是七十一世孔昭焕。他自乾隆八年袭爵，至四十七年病逝，期间经历了乾隆帝前六次阙里祭孔，感受尤为深刻。乾隆帝首次亲祭阙里后，孔昭焕感念说：“臣虽年幼无知，敢不夙夜黾勉，聿思光训，虔戴君恩。” （朱批奏折，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孔昭焕奏为蒙恩召见并恩赐御制七言诗谢恩事）即使在晚年，仍不时想起乾隆帝屡祭阙里的种种场景，所谓“遭遇盛时，崇儒重道，銮辂巡方，六莅阙里，皆得瞻陪大典，叨受恩须”（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孔昭焕奏报因病难以供职恳恩替袭事）。

若从清帝礼奉先师并优渥圣裔的角度去理解，孔氏后裔的感念之词确出自其心底的拜服，不能尽以“谀慕”二字视之。对清帝来说，加恩孔氏后裔当然源于对孔子学说的重视。因此，清帝与孔氏后裔之间实为互相依存和衬托的关系。

（二）从臣僚士大夫的回应看清朝合法性的确立

在清帝亲祭阙里的活动中，参与观礼者包括了诸多王、公、大学士等大臣，以及地方文官知府以上、武官副将以上等臣僚。即使是皇帝京师视学，规模也极为宏大。因此皇帝祭孔崇儒的效果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

康熙帝亲祭阙里后，衍圣公孔毓圻等人编纂了《幸鲁盛典》一书，收录了臣僚士大夫的“踊跃颂扬”之作。仔细分析，这些作品多是从康熙帝兼作君师、治道合一的层面铺叙展开，说明了皇帝亲祭孔子的深蕴所在，对确立和巩固清朝合法性不啻为最好的注脚。大学士明珠和王熙即说：“我皇上德位兼隆，心契圣学，躬备至道，作君作师，以立人极。是以尊圣重道，典礼隆备，度越千古。”掌院学士孙在丰和侍读学士高士奇，强调了皇帝对阐扬先师之道的关键作用：“皇上躬诣阙里，盛举仪章，正以宣扬圣化，烝育群生，凡有血气，莫不感发。诚海内向风之自，亿载太平之基，不独孔氏子孙感沐皇恩已也。”

康熙帝亲祭阙里并非只是孔氏之恩荣，还能够表率士林，振起儒风。翰林院编修徐元正进一步阐发说：“皇帝于孔氏，既崇其先，厥后宜赉……此治与道偕隆，君与师兼作。盖非孔氏一家之私荣，直邦家之庆而史册之光也。”刑部尚书张玉书则将康熙帝此举形容为“天章云藻，照耀宇宙，载籍以来所未有也”。

君师兼作的意义，实相当于将“治统”与“道统”归于君主一身，进而合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为一体。康熙、乾隆等皇帝亲至阙里祭孔，无异于以政治“治统”来获取以孔子为表征的文化“道统”。对此，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在一首长诗的开篇即称：“帝德开尧舜，王风懋禹汤。渊源归夫子，统绪归今皇。”同在礼部任职的左侍郎王泽弘也作诗说：“帝纂三皇统，儒遵百世师。后先原一揆，授受若同时。”

清帝亲祭阙里孔庙，之所以能够获得众臣拜服，不仅在于礼制逾常和态度诚敬，还与其本身对汉文化的谙熟密不可分。这颇能打消汉人心底对“异族”统治者的疑虑情绪，使其君师身份更具正当性。如户部左侍郎蒋弘道形容圣祖：“千秋文教讫遐荒，俎豆前陈阙里堂。道继唐虞真统绪，星躔奎壁大文章。”以此为基，才能达到“尼山绝业今重振，文教从兹沛万方”的功效。与此相似，伴随着频繁亲祭阙里，乾隆帝一面在经筵讲学时辨析、重释先贤先儒对治道关系的阐释，一面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巨典，借此消除不利于统治的言论，进而重新获得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确立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总之，从康熙到乾隆帝，清朝统治者不断抬高孔子地位，提升祭孔仪典，优渥圣贤后裔，并先后数次亲祭阙里孔庙。这些举措，逐渐扭转了清朝自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满汉紧张局势，笼络和团结了汉人士大夫群体，消弭着满汉畛域和华夷界限，巩固了君主集权的政治统治。

作者简介

孔勇，1988年生，山东曲阜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主要为孔庙祭祀、孔府档案等方面，已在《文史》《清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2020年4月2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s5YA8OvjFeYiGo-srY5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