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明清时期宦官的研究，以往史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探讨宦官干政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本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探讨他们塑造刚铁这样一个宦官祖神的意义，从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并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

关键词：刚铁/黑山会/宦官政治/民间社会

明代的宦官干政之重，与清代宦官的束手，恰成鲜明对比。但无论明清，由于宦官的出身、来源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具有比较独特的社会身份，既与宫廷显贵、又与民间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也与民间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试图摆脱以往对宦官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即注重宦官干政及其对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干预，而以一个个案为引子，对明清宦官的问题从社会史角度做一点探索。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民间祭祀组织形式与活动，发现宦官政治的一些新线索，达到“自下而上”反观历史的目的。

一 刚铁的故事

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筹建烈士公墓，墓址确定在八宝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护国寺，当时还住着许多宦官，所以当地人俗称其为“太监庙”。选址的干部曾向一个宦官询问这处所在的来历，后者回答说，明永乐时因司礼太监刚铁之墓在此，故赐建祠庙。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中，正有跨度为明清延至民国的约23通碑刻资料提及这个明代宦官刚铁，以及与他有关的宦官组织黑山会，成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基本凭依。

据碑文所载，刚铁其人乃明朝开国元勋，初侍从太祖朱元璋征伐，继而随成祖朱棣靖难有功，死后官葬黑山会，岁时享祭，并建有祠庙——护国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对刚铁颂扬奉祀，对护国褒忠祠屡加修缮。在这里留有诸多我们熟知的宦官和朝臣的名字以及他们和民众的活动轨迹。然而恰如香港学者梁绍杰撰文指出的那样，在碑文中得到高度评价、并得到明清两代宦官烟火不断地崇祀的刚铁，在明代却不见经传，碑文中对他的描述或与史实不符，或根本无从查考。徐阶在碑文中怀疑是“谋夫勇将以及心膂之臣，往往有史氏所不及载”的缘故，而刘若愚则在《酌中志》中怀疑是大内误祭了辽代的“番将军”。以至梁绍杰假设刚铁有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事迹则可能取自史传多见的永乐朝宦官狗儿王彦，纪念他的褒忠祠成为类似宦官的“祖庭”。而这个造史的过程，大约始于嘉靖，出自当朝宦官对嘉靖裁抑宦官的反弹（注：参见梁绍杰《刚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谜》，载赵令扬审订、梁绍杰辑录《明代宦官碑传录》，香港大学中文系，1997年，314页。同名论文曾载《大陆杂志》91卷5期（1995年11月），9—25页。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陈学霖教授寄赠，特致感谢。）。

除了一些有关北京的地志的简略记载之外，上述23通碑记是讲述刚铁及黑山会故事的主要资料（注：据上书，梁绍杰只辑录了有关的16通碑刻，其未加辑录和利用的7 通分别是：清同治九年《白衣庵碑》（白衣庵为黑山护国寺之下院，在今阜城门内白塔寺南能仁胡同）、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会护国寺碑记》（潘祖荫撰）、光绪七一十二年《护国寺题名碑》、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宣统元年《刚铁祠碑》、宣统三年《张兰福感德碑》和民国三十六年《信修明自述碑》。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册，213页；第84册，52页；第90册，208页；第87册，87页；第90册，9、112页；第100册，115页。）。据明刻《刚铁墓碑》，上书“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估计为较早的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41页。），此碑并未明确将其与朱棣联系在一起。据刘若愚《酌中志》载：“京师墨（当为黑——作者注）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按，刚太监坟，大冢一，其石碣差古，书‘燕府承奉正刚公讳铁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则书‘赠司礼太监某之墓’，概似后人所立者……”（注：刘若愚：《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204页。）此处所记则把刚铁与朱棣联系起来了。按洪武三年设王府承奉司，有承奉一人，承奉副二人；洪武四年申定王府官制，承奉正正六品，副正七品（注：见《明史·职官志三》、《明太祖实录》卷64，洪武四年四月己丑条。）。一般来说，墓碑上所书官职应为墓主最后和最高的官职，因此即使刚铁确有其人，他在生前也不会担任过司礼监太监（注：对此，刘若愚已有质疑。他说：“近年修坟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难犁庭等功，按碣称‘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时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难犁庭等功，则自有别衔，岂仍以‘承奉正’勒碣乎？”见刘若愚《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1994年，204页。）。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洪武六年六月乙卯，朝廷任命内官金丽渊为秦王府的承奉，李清为承奉副，刘寿、吴祥、刘旺、潘亨为晋王、燕王、楚王和靖江王府的承奉副（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1722页。）。这应是首次任命王府内官，其中只有秦王府任命了正副承奉，其它四府仅有承奉副，而燕王府的承奉副为吴祥，刚铁之名未列其中。

有明确年代记载的第一块碑是明弘治八年的《重修黑山会坟茔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35页。），从碑额来看，只不过是个墓地的记事碑，与刚铁的关系还不大，但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的说法。直到嘉靖十年的《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刚铁的事迹才突然丰富起来，记述了他的交阯血统，洪武时“参侍帷幄”，常从太祖征伐，后封为燕王府承奉，曾随朱棣起兵靖难、征漠北，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等等故事（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191页。）。太祖亲自参加战斗到吴元年（1367 年）后 就基本上绝迹了，此前他身边是否已有交阯籍的宦官还是疑问。以后，万历元年杨博所撰《重修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记》中，又增加了他在靖难之役中“亲犯矢石，首擒平保”及随成祖“北征瓦剌，智压阳和”的细节（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3页。）。所谓“首擒平保”，应是指靖难之役中夺取永平、 保定的战役；而“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应指永乐十二年成祖亲征瓦剌，但阳和之役似未见于史载。有趣的是，此碑文中并未提及刚铁在太祖时的任何事迹。

附带说，交阯籍的宦官一般是永乐以后征入宫内的。“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注：《明史》卷304 《宦官一》。关于著名的宦官兴安、陈谨、金英以及谢徕、梁端等人的籍贯，《明史》俱缺载。查他们的碑记，知道他们都是永乐五年前后来自交阯的。），这当然指的是永乐五年至十二年前后征交阯的事。如果刚铁与此有关，那么就与太祖朝事及靖难、北征等事没有干系了。

除此两碑之外，其余各碑对刚铁其人其事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谈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宦官如何修复这个特殊的地点，实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有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解释说，“而前碑不克详其事者，由史事之遗之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册，139页。），也暗含怀疑之意。我们遍检各碑，发现只有5通碑把刚铁与太祖朝联系起来：附弘治八年后《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嘉靖年间《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开国元勋司礼太监刚公讳铁之墓”；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刚公墓记》、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亦载，“皇明洪武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祠墓”；及万历二十年《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其中王家屏撰文中有“时则有若刚公者，始从高皇帝廓清中原”之句。其余各碑都只提他与太宗朝的关系。可以说，碑记撰者对于刚铁的来历出身实在没有把握，大约谨慎一点的人认为将其与永乐朝联系起来更可靠些。

梁绍杰根据信修明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刚公“小字狗儿”，找到同样名为狗儿的明初宦官王彦。他将万历元年《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所载刚铁事迹同王彦事迹进行类比，得出结论，刚铁事迹绝类王彦：“在目前我们所能考见的成祖内臣中，的确也只有狗儿的功绩，可以与各碑所述刚铁的勋劳匹配。”同时，“辑录者推测刚铁实无其人，至于他的传闻，是以狗儿的事迹作蓝本堆砌出来的，跟云奇一样，大概都是嘉靖年间的宦官刻意塑造出来的。”（注：梁绍杰《刚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谜》，302、68页。）他猜测“刚铁”只是个“托名”，但究竟是谁的托名，就语焉不详了。

显然，刚铁绝不会是王彦本人的托名，因为王彦的葬地就在北京昌平的桃谷口，还在那里修建了规模很大的寺院，赐额广宁寺，并由“三杨”之一的杨荣撰写碑记（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100页。），完全没有必要借刚铁和黑山会来传名。综合来看，刚铁事迹与王彦相类的亦不过是笼统的“亲犯矢石”、“北征瓦剌”、“功高无匹”等，而具有如此勋劳的明初内官不仅王彦一人。如果与碑文中所记刚铁的功劳做简单地比附的话，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过程中战功卓著的宦官还有刘通、刘顺兄弟，王安、郑和、孟骥、李谦、云祥等多人。另有赵琮“早以俊秀，于洪武间选入内府，侍太祖高皇帝，小心慎密”，在太宗时又“随驾征迤北，命公前锋”（注：《明故神宫监太监赵公墓志铭》（刘宣撰），载梁绍杰前引书，31页。），生平事迹都有详细记载。相反，凡记述刚铁的事迹皆似是而非。如“劝上恭默求贤”，使成祖得姚广孝，于史无征；说他在靖难之役中“首擒平保”，不知究竟何指；至于说他“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当时明军出万全向西北行，在今乌兰巴托以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交战，而阳和口在京师正西，大同以北的长城线上，明在此设阳和卫，是自己的地盘，不可能有“智夺”的说法。

另有一个故事也强化了刚铁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中的武功。崇祯时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记载：“铁从长陵靖难，把百斤铁枪，好先登陷阵。枪今存寺中。”（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罕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279页。）到清康乾时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中载，“惟有刚铁墓，则享堂画像戎装，旁植铁叉，长曰一丈，重八十余斤……僧云：‘铁叉久贮库，此照式铸立，以表厥勇者’”（注：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21页。）。刘、于二人将黑山会的地点搞错，足证二人并未亲历其地，对此，梁绍杰已经考证。使百斤重的铁枪更是神话。况且此枪在清初已然不存，“至（康熙）二十年，所用器物一件皆无”（注：《京城古迹考》，21页。）。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为会首，“独捐己资置办诸样器物”，其中就有“弓箭一副架全，三股叉一柄架存”（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82页。）。可见励宗万日后所见、和尚言之凿凿的东西乃是后人新造，枪也变成了叉。

所以，除了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之外，其余碑刻文字的名称都是祠记、寺碑记，而不像别的宦官留下的都是墓志铭或者墓志、墓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这个地点及建筑物，而非这个人。看起来，如果刚铁确有其人，那他要么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要么就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者干脆并无其人。假如是神秘人物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不见经传和无其人对我们的意义都是同样的。这样，附会在他身上的所有事迹便是从明初诸多宦官功臣那里综合而来的。后代宦官利用记载不详的刚铁，编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元勋神话。然而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各版本所宣扬的重点不尽相同，通过对故事的剥解，我们可以透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

二 黑山会的故事

黑山会之所以知名，当然还在于刚铁故事的流传。清代志书关于它所在的地点记述之误，已见诸梁绍杰的考证，不赘述。但黑山会作为刚铁以及其他许多宦官的葬地，在记载中还是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

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兹后内官内□葬此者不下百数冢。”《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则说：“因命择佳地赐葬，得都城西距十八里许黑山会之原。”到清乾隆五十三年赵秉冲所撰《重修褒忠祠碑记》中，则发展为“公之祠堂，建于明永乐初年”（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5册，101页。）。明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说的就更早：“灵福寺……洪武末，择为功臣刚铁太监葬所。”（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 197页。）众所周知，明初建都南京，至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北京，三年后成祖即死于北征的归途。如果刚铁长期效力于太祖、太宗，并死于永乐年间，那他应长期居住在南京大内才对，为什么却在北京选择葬地？另一种可能是，刚铁确曾为燕王府内官，并死于洪武时燕王就藩北平期间，但这样他与靖难及北征的关系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即使如后者，大批宦官死后葬在此地，应该是永乐末年迁都北京以后的事，尤应在仁、宣、英宗时期，因此黑山会这个地方，不可能在永乐时期就成为宦官的圣地。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为王振在智化寺立旌忠祠，据王世贞说，这是“内臣立祠之始”（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1731页。）。按王世贞为史学家，考据严谨，如其所说属实，综合其它迹象，那么刚铁的祠堂就不可能建于永乐中，至多如沈榜所说，只是利用以前某个寺院的遗址，作为他的墓地所在。

“黑山会”一词初为地名，屡见于有关碑文。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起首就说：“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会，峰峦抱环……”（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35页。）但到万历壬辰大学士王家屏所撰写的《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中，对黑山会的解释就已经变化了：“若刚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万山中，庶几象祁连……于是诸贵人之从九原者会焉，故称会。”在这里，地名变成了“黑山”，而“黑山会”则成为宦官公墓的代称，比喻宦官死后都到这里来相会（注：“九原”本为山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北，为春秋时代晋国贵族的墓地，后以此代指墓地。）。到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的《重修黑山会褒忠祠碑记》中，则说刚铁“卒葬黑山，因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已。嗣后中贵人置会其间，岁时以上命致祀如礼，而建寺居僧以守之”（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195页。）。似乎是说，自从建立了褒忠祠之后， 宦官则在这里建立了某种祭祀组织，黑山会则是指这一组织。

关于以上两种解释，明代碑文中也还都有一些证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司设监太监黄珠见墓地残破不堪，“复□□发己帑，鸠□同事诸人，各抽所施”；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说：“以故后先中贵，莫不以公为山斗准则，而仰之慕之；虽捐馆，咸依公墓侧，左环右□，前旋后□，无非仰公之为人，而乐从于地下也。”黄珠倡导修墓，则“一时中贵公咸笃高谊，莫不辐辏赞成之”。嘉靖三十年《护国寺记》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见刚公祠墓“岁久倾圮”，便“约会诸公，各捐己资”云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155页。）。在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流芳碑记》碑阴的题名最末，还署有“义会张务本等”24人的名字。因此黑山会不仅是死人会聚的地方，而且的确有一部分宦官以此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注：出现这样的宦官祭祀组织还有旁证，如嘉靖二十九年《义会寿茔地产碑》记：“坐落大兴县北八里庄魏村社……卖与内府内官监西□厂太监高等会中□造盖义会寿地，会中坐委住持明灯在□供祀香火，住坐永远管业……嘉靖十七年六月立。直隶顺天府大兴县魏村社八里庄东林庵。内官监太监会众高忠等于嘉靖二十年六月买到香火地四□，共计买地八十七亩五分，坐落关庄地方，每年出纳粮草银共四两五钱。”（《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145—146页）。碑阴题有内官监、御马监、尚膳监、司苑局、惜薪司等衙门宦官的名字。）。

到清末民国，黑山会便逐渐从一个公墓发展成为宦官养老送终的行业慈善组织的所在地。根据护国寺最后一代住持信修明（此人任至1950年该地被辟为革命公墓时止）的回忆录：“太监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凡为太监者，无贵贱皆苦人，所以有养老义会之设……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为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凡入会者……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注：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燕山出版社，1992年，139—140页。）从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中我们发现，清中叶以后，管理庙务总管谷丑、领善圆明园首领张成兴、杜庆，引善长春宫总管刘进喜，参与修葺的圆明园总管邵文英，乾清宫总管田廷魁等人均葬于此（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87页。）。这显然是明代公墓功能的一种延伸。

但只要是有庙有神的地方，就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或者说，刚铁的神化和祠庙的修建本来就采取了民间文化的形式，特别是明清宦官与民间社会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黑山会的祭祀组织也从宦官的内部组织向更大的空间扩展。黑山会明确有了祭祀组织，在清康熙年间称作“刚祖圣会”，似乎并不自称为“黑山会”。据《刚祖圣会碑》载，康熙五年，即四大臣辅政、裁抑宦官势力之时，司礼监监丞裴某、惜薪司管理郭宪臣、江宁织造卢九德、御用监管理赵琏城、御河等处提督焦继祖、帘子库管理马腾蛟“公议诚心复起胜事，春秋祭祀”。这表明以前已存在的祭祀组织，中断一时后于此时恢复。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接领胜事”，成为会首，康熙四十年移交新的“接会之人”（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82页。）。这时， 明代的大部分碑刻都得到修补，并分别补题“康熙四十年岁次辛巳合会内外众等捐资前后修补建新”字样。所谓“会内外众等”应该是指宦官和非宦官的各种参与者。

在康熙四十年的另一块碑《重修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记》碑阴题名中，还列有房山县正堂及黑山会各村众善人等地方官民的题名。可见尽管黑山会为宦官的祭祀组织，但该组织活动的参与者超出了宦官的范围，影响波及了整个黑山会地区的各个阶层。围绕着这里的祠庙建筑和刚铁神话，“四境士民，每年三月廿一日有黑山圣会，至今不衰。祠俗呼之曰刚祖庙”（注：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燕山出版社，1992年，137页。）。

以庙会概称之的游神赛会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黑山会这一宦官祭祀组织最终与庙会组织合流，同专职的护国寺、褒忠祠演变为黑山神祠的综合体系一样，都表明了宦官群体与民间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当我们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原则的局限，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宦官群体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三 刚铁祠庙的故事

可以肯定，黑山会纪念刚铁的地方，本来是元代的灵福寺。相传此寺是元至元年（1264年）间海云大师所建，“后经兵火，遗址尚存”（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197 页。）。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记载，正统七年以前的刚铁墓“有堂……有祀，牌楼、石门之属，井井其备，历岁久，入于坏烂。”于是正统壬戌（正统七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对其加以修葺。但这里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毁坏的建筑究竟是刚铁的祠墓呢，还是原来的灵福寺？又此碑文称为《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并不称“重修刚铁祠”云云，可见这时未必有刚铁的祠庙。如果早有祠在此，按规定建祠时必然有祠碑，但这时也丝毫不见提及。如果是永乐间新修的祠堂，不至于到正统初仅20年的时间就已“坏烂”；经李德修复后，又不至于经50年的时间，到弘治黄珠时已“见其颓垣断□，□□蓄牧□”。从此碑及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来看，正统时李德的修缮工作，也许只是对残破的旧寺略加修整，弘治三年（庚戌）黄珠对此再加修复，而后司礼监太监覃昌“请于孝庙，令有司致祭，岁以清明为期，著为令典”，才使这里真正有了纪念刚铁的祠庙。因此弘治八年碑文还是《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而嘉靖以后的碑额就全然不同了。

严格地说，认为永乐时就开始表彰刚铁，为他建祠立庙，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正统时李德、弘治初黄珠希望“借尸还魂”，不过只是修寺；到覃昌以后才使刚铁“死而复生”，是真正的建祠。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到嘉靖以后有关的碑文才突然多了起来。到此时，有关刚铁的神话通过祠祀制度的确立正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嘉靖六年（丁亥），有尚衣监太监李某、内官监左少监娄斌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建造了一座佛寺，碑文未记名称，但应该就是后来的护国寺。嘉靖九年（庚寅），司礼监太监张佐“见梵宇之当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也。询之父老，□曰所无，遂决议迁之□地，以复旧制”。似乎张佐对佛寺或对建佛寺的太监颇为不满，因此这篇《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口气十分激愤，称“故我今日司礼□贤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则刚公忠义之心无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悯□之意，□夫嗣续诸公景仰之诚举，无以昭□□后世矣”。对此，康熙四十年《刚祖祠记》称为，“司礼监张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议□之东南数武，即今护国寺地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73页。古以六尺为步， 半步为武。）。而万历二十年《重修护国寺碑记》中则说：“……岁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称祠。而所称护国寺者，则由内官监太监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礼张公佐撤寺，仍祠会之旧。”这说明建立在旧寺基础上的刚铁祠曾被改造为佛寺，后来这个佛寺又被恢复为刚铁祠。

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即“庚戌之变”发生的当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和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不仅重建了祠堂三间，又增两庑六间和石门一座，同时在其东南又购地再建了护国寺，从此开始了祠寺并存的体制。从表面看来，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以寺养僧，再以僧守祠，所谓“公等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相传崇奉香火，庶得经久”。这种情况，又不独此处，如有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七·寺观二》引龚景瀚《游大慧寺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548页。）。无论如何，从此，这组建筑就被合称为“刚公祠寺”。祠称“刚公祠堂”，寺称护国寺。至于“褒忠”一词，嘉靖三十年（辛亥）徐阶所撰碑记称“护国褒忠祠”，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碑记称“褒忠祠”，至清乾隆、道光等碑均称“褒忠祠”，只有康熙四十年碑记称“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

以上过程或许反映了多种因素的矛盾冲突。首先，这里的祠寺变化可能牵扯到嘉靖皇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西直门外有大慧寺，为明正德间司礼监太监张雄所建。嘉靖中，麦福提督东厂，在寺左增建佑圣观，寺后又有真武祠。“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祠以存寺”（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七·寺观二》引龚景瀚《游大慧寺记》，548 —549页。）。将此与刚铁祠寺的情形相较，颇有类似之处。张佐来自世宗潜邸，可能对世宗的宗教态度比较了解，因此怒斥建佛寺之非，后来祠寺并存，亦不妨被视为类似大慧寺那样的崇佛与崇道之间妥协的结果。

其次，它反映了儒家士大夫与大众流行观念在礼制上的冲突。祠堂往往是纪念真实人物的，而寺庙是祭祀神灵的，而且可能发展为偶像崇拜。洪武初年礼制曾对后者严加防范，但日后民间日益冲破礼制的限制。所以张佐改寺为祠，徐阶做《护国褒忠祠记》，并以略带轻蔑的口吻说，“祠为堂若干间……又其旁有寺，屡圮而葺”，都是表示对建寺以守的不同看法。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复寺，拓祠会之制”，次年王家屏在所撰碑记中还专门做了解释：“佛寺之复，匪崇异教，惟是真武助顺，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虚，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罗汉，显现云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刚公往所钦承者。先寺后寝，倘亦礼公严事圣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岂谓清梵贤于祠官之祝，而辄因公以彻冥福哉！”

最后，刚铁祠寺的发展也说明了大众流行信仰对儒家原则的胜利。寺虽然是后建，而且是为保护祠堂而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刚铁的祠堂反倒成为护国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家屏所撰碑题为《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已经说明这种情况；到宣统三年的《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则是“凡彩画者则有灵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与褒忠祠”（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94页。）。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还说明，刚铁作为对明朝社稷有功的人的形象在日益褪色，而作为宦官群体、或甚至一般人的保护神的形象在逐渐凸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王朝更替的事过境迁，另一方面则亦符合民间造神过程的一般轨迹。

自麦福、高忠奠定了刚铁祠寺的基本规模，“殿宇房屋计五十五间座”，以后双陆续有人在这里锦上添花。如万历元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除“重修鼎新”之外，“复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区，以为崇奉香火之资”；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除重修之外，“至营房山县，资修山厂一区、庑十余楹，又置依寺地六十亩，庐守祠者，以供佛及公”；万历三十五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孙隆等人也“建舍置地”。由此入清，在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时均有多次重修更新之举，其中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记载，“灵福殿东西配殿六间，牌楼一座，则今之所增建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4册，52页。），是规模较大的一次扩建行动，而此殿大约就是在原灵福寺的遗址上修建的；宣统三年，长春宫总管张兰福（字祥斋）在此创建同仁院，因闲散太监生活无着，所以“募得共七万余金，筑院之余，存储生息，以为长年经费，俾闲散之贫老者居于斯，养于斯，终于斯，殡于斯”（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112页。）。不过这一新建筑， 已与刚铁祠寺的原有功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关刚铁祠庙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道光十九年，国子监司业单懋谦撰写的《重修护国寺记》竟以《重修黑山神祠记》为题，起首就说：“黑山神祠，不知建于何时，或曰始于明。祠自武圣殿、山神殿外有所谓天王及佛、菩萨诸殿，其西又有褒忠祠，自明以来，屡有兴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0册，181页。）与明嘉靖二十九年麦福、 高忠重修的结果相比较，当时新造的护国寺有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伽蓝堂、祖师堂等；而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会护国寺碑记》讲“黑山神祠，相传建自前明……爰谋于同志，醵金庀材，克相有神，厥功告成。其灵福殿、三世佛殿、山神殿、武圣殿、天王殿，皆即旧基而新之者也。”可见所谓黑山神祠，乃是原护国寺增添了武圣殿、山神殿和灵福殿，从一座佛寺变成了具有佛道二教杂糅特征的山神庙。

由于各碑文中未对明代护国寺各殿中供奉之神做详细交代，因此猜测原来的伽蓝殿中可能供奉有关羽，因为他曾被封为佛教的护法伽蓝，他的武将身份也可与刚铁的战功故事协调起来，入清后这里就逐渐变化为武圣殿。原来的祖师堂不知供奉何神，不知是否有可能是供奉刚铁？因为祭祀组织即称之为“刚祖”；也有可能是供奉已故历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等人的灵位，因为《帝京景物略》卷6 《罕山》曾记载“铁后凡掌司礼者，祀寺左堂”。入清后，当年司礼监的赫赫声名已然灰飞烟灭，这里就被改造为山神殿。当然，这些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

此外，据刘若愚记载：“京师黑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寺中藏有遗像三轴，皆曰靖难时有功之太监，至今宛平县有祭。凡掌司礼监印者，继续修葺。又曰三义庙，概祀先主、关、张君臣也。其五虎将军像、庞士元先生像，皆先监掌印时，令经营内官率塑将往钟鼓司仿汉时装束服饰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传也。”（注：《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204页。）另外，《日下旧闻考》卷104亦载：“黑山会今并无灵福、延寿二寺名，惟三义庙亦称护国寺。”在明清各碑文中，这里并没有出现过三义庙的名称，但由于黑山神祠或护国寺的神谱在佛教诸神外，还有忠义之神武圣关羽，可能其伽蓝殿或后来的武圣殿中确塑有刘、关、张的塑像，而民间对关帝的热衷，远超神化了的宦官刚铁和释迦牟尼，因此以讹传讹，使其俗称“三义庙”，从而出现了又一次“喧宾夺主”，这也又一次说明大众流行信仰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改造。

刚铁祠庙的沿革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在旧寺的废墟上，别有用心的宦官建起了刚铁祠，制造了有关刚铁的神话；其后，有宦官建寺以代祠，又有宦官移寺而复祠，最后是二者合一，祠、寺均为刚铁而建。明清之际，寺的部分被改造为黑山神祠，而在民间，寺内的关羽得到空前凸显。这样，刚铁祠庙日益民间化，即在褒忠祠的昭忠意义之外，又增加了信仰的功能。实际上，正是这种信仰的功能与忠君思想的汇合，维持了这座刚铁祠庙在明清两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这里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就是宦官政治这条主线。虽然刚铁祠庙的民间化过程与宦官势力的衰落过程同步，刚铁祠庙的建设却始终是为宦官政治服务的。刚铁神话的创造、维护，甚至改造，都应该服务于宦官势力的某种特殊目的。这些，我们从上述沿革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四 宦官的故事及其它

如前述，碑文曾记载刚铁为燕王府的承奉正，这是王府内官中品秩最高，权限最大的人物。在弘治八年以后各碑中，刚铁又被说成是明代权力最大、品秩最高的宦官——司礼监太监。就碑文所载，历代对刚铁祠加以修葺的内官也多为司礼监太监。这可以说是明中叶司礼监于宦官行政系统中脱颖而出，掌握最高权力，司礼监太监作为权宦出现的表征。而杨博、王家屏、徐阶、冯有经等高官甘愿为其撰文颂功，也说明了明中叶以后宦官社会地位的高扬。

但是，在所有碑文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那些在明代历史中最臭名昭著的太监的名字。比如王振、曹吉祥、汪直、梁芳、李广、刘瑾、陈增、魏忠贤等人，似乎都对这个宦官的“祖庭”不感兴趣。相反，为刚铁祠庙尽了大力的，多是史传中较有好评的宦官。

关于正统时太监李德（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 《内臣李德》记载，景泰初，镇守浙江太监李德上书，说王振的爪牙马顺、王贵等罪犯，应该由皇帝亲自处理，群臣在皇帝面前一起将其打死，是“变祖宗法度”，“悖礼犯分”。这种说法立刻引起于谦等众大臣的愤怒。从理论上说，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确有为王振党羽说情之嫌。但即使此李德即本文中之李德，也还不能判断此人的倾向。）、弘治时太监黄珠，史料中没有什么记载，但成化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覃昌却深得宪宗信任，曾赐其象牙图书两枚，文字为“忠诚不怠”和“谦亨忠敬”；又赐其金、石图书各一枚，文字为“才华明敏”、“补衮宣化”（注：《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1728页。）。在他之前的司礼监太监怀恩是被《明史》本传称赞为“性忠鲠无所挠”，使“正人汇进”的君子，当阁臣弹劾汪直时，宪宗使怀恩、覃昌、黄高去斥责阁臣，但后者却对阁臣表示同情，暗示他们“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并回奏劝说宪宗罢西厂（注：《弇山堂别集》卷92《中官考一》，1761—1762页。）。后来在碑文中留名的司礼监张佐、麦福、黄锦等人，在《明史》中的评价是：“世宗……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注：《明史》卷304《宦官一》。）

万历年间对刚铁祠庙出力的司礼监太监是冯保、张诚和陈矩。冯保和张诚是两个褒贬不一的人物，前者与张居正相勾连，权势极大，《明史》本传说“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同时也说他“亦时引大体……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关于张诚，《明史》上只是说他在万历十二年代掌司礼监，十八年取代张鲸掌东厂。到二十四年时，“以诚联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职治罪”（注：《明史》卷304《宦官一》。），并没有说其他方面的问题。沈德符说，“张诚自张鲸失权，遂兼管厂印，凡八年。号称驯谨，政府与交欢无间。即科道诸臣，亦无以骄恣议之者”。所以后来因他弟弟与贵戚结亲被神宗贬斥，“穷困以死。然士大夫或以为罪不辟辜”。由于“上素憎臣下交结外戚”，所以他弟弟张勋被杀，“识者冤之”（注：《万历野获编》卷6《张诚之败》。）。陈矩则被《明史》本传称为“为人平恕识大体”，在国本之争中保护沈鲤等人，对矿监税使的活动持不赞成的态度，为一些受冤屈的朝臣平反出力，可说基本上是正面人物（注：跟随陈矩“捐俸助工”的还有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孙隆，此人曾负责苏杭税务，激起民变。但传他曾在杭州岳庙铸秦桧夫妇、万俟、张俊四人跪像（李乐：《见闻杂记》卷6），说明他还是辨忠奸、识大体的。）。

如果不是偶然性所致，那么是这一批宦官而非另一些宦官在这里留下姓名，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这些宦官不仅基本上是司礼监的系统，而且某些人间还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如张诚为覃昌门下，陈矩为高忠门下，等等。所以，面对王振、汪直、刘瑾这样大权独揽的宦官，面对皇帝对他们的宠信以及朝臣和舆论对他们的反感，对什么是“忠”、什么是“护国”，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他们借机塑造出一个“忠心护国”的形象，并围绕刚铁这个形象表达他们自己的理解，以示与那些宦官不同的行为态度。

如前述，当我们仔细阅读碑文，就会看出碑文歌颂的并不完全是刚铁，而是修建刚铁祠庙的这些宦官，是这些宦官借杯中之酒浇胸中块垒。

在经历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干政之后，公众舆论已对宦官集团不利。因此最早的弘治八年碑立即表示，重修黑山会坟茔是为了“使民归厚而勉于忠”，黄珠、覃昌等的用心，“其亦异于恒哉”！到出现刚铁故事雏形的嘉靖十年碑中，更表示张佐等人的做法是为了“妥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意忠义之在人心，古今同然也”。宦官们渴望通过对刚铁的颂扬来证明自己对皇帝和国家的确是忠诚和立有功勋的。

在所有与刚铁有关的碑碣中，嘉靖三十年一年之中竟留下了三通，应该说也是奇事。其中《流芳碑记》颂麦福、高忠二人忠孝贤良、为国舍家、荐拔贤能、不骄谦下的品行。另一徐阶亲撰碑文则说，“仰惟皇上神功圣德，增光二祖，麦公、高公同出而受眷知，侍帷幄，勋劳行能，亦与刚公后先相望……刚公之功赖二公以益彰，二公之贤因刚公以不泯，皆可为后劝也。”之所以如此，在于嘉靖朝宦官势力遭到压抑，而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中，高忠所统率的京营溃不成军，所以九月俺答兵退之后，就将高忠的京营提督罢免了，并将十二团营改为三大营（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京营的腐朽固然不能全由高忠负责，但此时也应正值他失意之时。十一月，高忠与麦福即来此修庙，当然有求神赐福保佑之意，但更重要的似乎是要通过此举来为自己正名。

把刚铁功劳提到“实无与匹”高度的，是万历元年的《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该碑之立乃是应司礼监太监冯保之请。文称：冯保“其好义之心，诚古今所罕及哉！且麦、高二公重修之义则同，而记载之未详，何以信今而传后也。惟双林冯公高明之见，特征文于予，宣昭刚公盛德大业，以显示天下后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冯保造事之意。该碑载刚铁事迹最为详尽、丰富：“劝上恭默求贤，得姚少师而赞军政。且亲犯矢石，首擒平保；破竹之势，遂抵金陵；廓清宫禁，再造乾坤，而大勋集矣。暨北征瓦剌，智夺阳和，靖难肇基，万世永赖。”冯保早在嘉靖中叶便已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还提督东厂，掌御马监。但因不得隆庆赏识，且因高拱的缘故，未能升掌印太监。隆庆病故，冯保借后妃之力，联合外朝的张居正，驱逐高拱一派势力。万历元年，这一权力的嬗替刚刚完成，冯保便在这里修祠勒碑，将“劝上恭默求贤，得姚少师而赞军政”增为刚铁功勋之一，暗含的意思便是自己劝上求贤，使朝廷得到张居正。刚铁故事的情节，就是这样因现实需要而不断制造出来的。

以后王家屏所撰碑记强调“护国”，冯有经所撰碑记强调“报忠”和“忠之获福”，都是为了表明心迹。这种心态到了清朝就日渐淡化，入清以后的碑文对刚铁功绩只是泛泛而论，不再成为颂扬的主体。虽然几次重修的宦官也还都不是无名之辈，道光、同治、光绪各碑中都记载了管理长春园、圆明园、绮春园、乾清宫、御膳房、宁寿宫、长春宫等总管，包括安德海、李莲英在内的多人，但到这时，明代宦官那种托物寓意的味道已经很少了，清代宦官在这里已经不会去抒发他们作为政治角色的感慨，而只是把刚铁视为宦官的祖神，一如鲁班之于木匠，苍颉之于胥吏，只是为了满足宦官集团的心理需求。如康熙四十年《刚祖祠记》解释说：“拜祖墓者，景刚公之烈于不衰，即慕诸公之义于勿替也。”同年《刚祖圣会碑》也说，“念前朝老祖之祠甚是荒凉，公议诚心复起胜事”。乾隆五十三年《重修褒忠祠碑记》说：“此岂有私于公哉？所以彰有功、延庙食也。”这里说的并非客气话，像明碑那样主要吹捧修庙宦官的内容，确已不见于碑记中了，这当然是与他们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退却具有直接联系的。

黑山会以及别的故事都可以说明，宦官对寺庙情有独钟，并通过寺庙与民间社会发生密切联系。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宛平一县的210 座寺（不包括庵、宫、观、庙、堂等）中，为宦官所建或为其重修的就有63座。除宦官亲自建庙修庙之外，他们也同地方精英联合建庙。如内官监太监刘原谋与阜成关外九十里王平社地主安能、安端及诸檀越兴修龙泉寺；正觉寺也是由御马监太监韩谅偕同善人郑道明兴建；嘉靖六年的护法寺（顺天府大兴县下马社刘家庄）碑，留有御马监太监王祥与恩荣官赵氏数代子孙增修该寺的记载（分别为弘治五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六年）。碑阴题有王祥名下各衙门太监及御马监善士、锦衣卫百户、庄内民众的题名（注：分别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5页；第52册，63页；第64册，144页。）。

奉命出镇京师外缘或董工在外的宦官也往往资助地方庙宇。正德六年御马监太监李嵩钦命守居庸关时，对当地的玉皇庙加以修缮，甲戌年蒙古入侵，“御用监太监张永在此凯旋，亦捐百金五十两为香火”（注：《玉皇庙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18页。）。弘治八年司礼监太监郭福于三月间转内官监太监钦差守备天寿山，在确保皇陵无虞之暇，他又率长陵等五神宫监众宦官对当地的龙王庙加以修葺，于是众宦官便与“长陵等五卫指挥”、“昌平县知县”、“白净寺村”的善男信女以及乡耆老人等同勒善名于碑阴，流芳后世（注：《龙王庙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37页。）。万历年间总督寿宫工程的内官监太监张祯、刘济等人更是先后对昌平县境内的圆通寺、弥陀寺、昭圣寺、西峰庵，房山境内的极乐寺等多处庙宇大加修葺。正是因为这些天子身侧的中贵官的参与，使得相对偏远的都城外乡村社会与国家中枢联系起来。同时，宦官所建的寺庙也会有民间的加盟，弘治十七年《关公庙碑》所记的关王庙本为御马监宦官所建，重修之时力有未逮，“已而本监太监黎公春暨内官监太监叶公彰等咸乐成之”，而“官士耆庶施金帛为助者日益众”（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105页。）。

宦官组成大量香会组织参与到民间祭祀活动中，在东岳庙庙会活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嘉靖三十九年《岱岳行祠善会碑》碑阴题名正中为“司设监信官陈公门下”陈朝等四会首，其下为管氏、蔡氏、李氏，再下有赵雄、陈详等宦官题名。左侧为御马监太监伍京等人，以下均为女信众之题名（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册，44页。）。万历十九年的《岳庙会众碑》讲“中贵周公宽，李公绅，郭公进雅重岳山之神，鸠众二百余，于十六年创起会祀之礼，岁于三月二十八日行庆岳神生诞”（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2页。）。同年的《冥用什物圣会碑》又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由宦官刘经、陈钦创立的“进贡东岳庙白纸簿籍笔砚墨朱等物圣会”，这一圣会一直延至明末，至天启七年的两通《白纸圣会碑》仍对该会有详细记载（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5、186—189页。）。万历三十五年的《神明圣会碑》更记载了“每遇圣诞，兹有司礼监太监成敬等官，会首刘朝奉、党用、傅诚、刘大用、王桢等倡约会众800 余官员建醮迎神”的盛举（注：分别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5页；第52册，63页；第64册，144页。）。

到清代，这种情况有所减少，但康熙二十八年小护国寺《涿州圣会碑》，除碑阴题名外，碑侧刻有“副香首都管事太监弟子郭之仪同立”字样，还是表明宦官势力与民众祭祀组织的密切联系。在明代，刚铁祠庙还是列入官方祀典，由宛平县负责定期祭祀，是大宦官抛头露面之处；到清代，它已经从官方祀典中驱逐出去，变成宦官这个集团的行业神，于是开始出现“刚祖圣会”这样的由宦官牵头、民众参加的民间组织。在晚清各碑碑阴题名中，也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宦官，除了“引善”、“领善”诸人为宦官外，还有如“黑山会各村众善人等”、“各村”某某、“辛德泰、源顺店、恒盛棚铺、西复隆、永成局”等个人与商号（注：《护国寺题名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208页。）。

与此相应的是，清代与宦官密切相关的寺庙及义会组织，也广泛运用了民间的资源；或者反过来说，民间力量大量加入宦官寺庙。恩济庄关帝庙（宦官公墓所在地）建成十八年后便开始“设立茶棚一座，秉意普结善缘。”（注：乾隆二十三年《关帝庙茶棚碑》第71册，115页。）并于乾隆二十三年、咸丰三年两度买地取租，作为关帝庙茶棚年终普结良缘之资（注：咸丰三年《关帝庙茶棚碑》第82册，58页。）。到光绪六年的《关帝庙题名碑》中“商人艾五”的名字赫然与“监管首领李双福、叶进喜”的名字鼎足而三（注：光绪六年《关帝庙题名碑》第85册，8页。），碑中对艾五的“商人”身份的强调至少可以说明， 同宦官寺庙发生关联的已不只是与其地产相关的乡村社会，还有与商品交换等相关的非农业人口。万寿兴隆寺则和黑山护国寺一样立足于庙会的开展。乾隆三十八年兴隆寺举办献花会，宦官“刘福庆，张进忠”赫然名列五会首中，碑文题名分为宦官与民人两个部分，前者更是占据了题名的五分之三（注：乾隆三十八年《献花会题名碑》第73册，92页。）。嘉庆十六年宦官完全经管该庙庙务后，也对其善加利用，增加义会的收入。同治五年“总理万寿兴隆寺事务敬事房首领王寿福……因庙中日用不敷，会同庙内管事人王进喜……于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十二日邀请善会恭庆三圣海神圣诞，敬神演戏三台。共进香资钱八千十八吊文、银四十四两；共用香资钱三千四百九十二吊三百八十文。除使下存香资钱三千三百二十五吊六百二十文，银四十四两，交与万寿兴隆寺公中费用。”此举令义会尝到了甜头，于是不一而足，两年后又办“马王会”（注：同治五年《兴隆寺邀请善会碑》第83册，81页。）。

从宦官通过组织、参与、支持民间祭祀或庙会的活动中，我们能得到些什么信息呢？首先，在寺庙这种特定的场所，在祭祀活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我们发现了宦官、贵族、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可以共享的文化。显然，庙宇是国家和民间共同认可的教化和活动场所，庙会是国家和民间都接受的活动形式。庙宇和庙会为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场所和方式，但是，这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给这些不同的社会集团制造了相互沟通的机会，这些机会就会被利用来扮演其它的角色。我们知道，明代罗教经典“五府六册”中就曾描述过宦官对罗祖的大力帮助；我们也知道，清代林清的天理教起事也有宦官的内应。在黑山会这里，宦官政治也通过民间的造神和拜神表现出来，最后故事的起因都消失了，但其大众信仰的形式和组织却保留了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启发我们去思考日常生活中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诸多联系，将宦官视为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特殊中介。

其次，从许多生活实践的记录来看，宦官与宗教的关系可能是除了宗教师或信徒之外最为密切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要比与士大夫的距离近许多。我们能不能从这里看到宦官与士大夫之间张力的一些痕迹呢？像清朝康熙年间的大臣汤斌那样对所谓“淫祀”深恶痛绝的人不少，我们看看地方志、文集、官箴或善书之类就会知道。但宦官却对民间的这些宗教信仰予以支持、亲自参与，甚至密切往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进行这样的假设：历代史书对宦官的大张挞伐是有文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历史版本。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0年第04期 第12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