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1世纪以来,受现实外交议题和国际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这种转型拓宽了研究视域,但也有偏离政治史核心的倾向,因而逐渐显得后劲不足。构建一种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式动态研究框架,将求实、求真、求善与致用结合起来,以跨越现有政治史研究的“峡谷”,或许是突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瓶颈的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
关键词:民国外交人物 历史人物评价 唯物史观
作者黄仁国,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外交遗产研究基地研究员 (曲阜 273165 )。
外交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英国学者杰夫·贝里奇曾指出:“外交并不仅仅是职业外交机构的行为。其他官员和由官员们领导的私人也可以从事外交活动。”联系 21 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以及 20 世纪以来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参考贝里奇的广义外交定义,将民国外交人物设定为以各种形式和身份参与了中华民国时期 (1912—1949)外交事务的人员。民国外交人物是推动中国国际地位曲折上升的重要群体之一,总结学术界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推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稳健发展,是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视政治史的背景下,一些民国外交人物即被纳入研究视域,如胡适、孙中山、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祺瑞、蒋介石等。总体上看,从1949 年到1977 年,专门研究民国外交人物的成果数量并不多,仅有一些研究也散见于外交史、边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成果中。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创新始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学界期盼两岸开展学术交流,出版民国外交人物回忆录,创办推动民国研究的相关刊物,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如, 1980 年,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致函台湾历史学家,呼吁共同研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一直重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决定翻译出版顾维钧回忆录。 1981 年,辛亥革命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民国史研究率先在辛亥革命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1983 年,《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分册出版。1984 年,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1985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民国档案》,首期即刊发《国民党政府运用 1942年美英贷款的一组史料》、《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等与民国外交人物有关的文章。 1992 年,张海鹏等大陆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两岸学术交流由单向转为双向互动。此外,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的互动,客观上也要求加强对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如, 1982 年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加强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就逐渐被提上日程。 1987年,刘大年发表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指出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的承认、拥护”, “武汉失守以前,它抗战是积极的”,“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说明它尽可消极,但不能摘掉抗日招牌”,对蒋介石政权作出了在当时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于推动实事求是地评价民国外交人物起到了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后,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史料整理和专项研究从顾维钧开始,逐步向其他人物拓展,这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表1所列书籍包括了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传记、专题研究等,既有专注学术的成果,也有普及性读物,涵盖了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方面,可见,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从所关注的人物来看,孙中山、蒋介石、顾维钧是重点;从所关注的议题看,抗日外交是热点;从出版的数量看, 2010 — 2017 年未见空档。总体上看,涉及的人物越来越多,关注的议题越来越广,出版的频度越来越高。
有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文章在 2000 年后渐渐增多。《世界知识》杂志从 2007 年第6期开始,推出石源华主持的 “民国外交人系列”,到 2013 年第 23 期止,陆续刊发了 104 篇人物简论。每篇文章只有 2 — 3 页,其中蒋介石的文章 6 篇,其他每人1篇,共 99 人。其中既有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这样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物,也有外交总长 (部长)、驻外公使 (大使)以及其他参与外交活动的人物;有职业外交家,也有学人外交家、军人外交家、法官外交家、宗教外交家、媒体外交家、艺人外交家、商人外交家、夫人外交家等;有活动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政权的,也有活动在整个民国时期多个政权的。从价值评判角度看,正面肯定的有 “中国跻身‘四强’的见证者”王世杰、“周边国家独立运动之友”吴铁城、“临危受命的军人外交家”蒋作宾、“参与策划五四运动的元老外交家”汪大燮、“战时赴欧求援的将军外交家”杨杰、“反对日本侵华的宗教外交家”于斌、冒险抄录田中奏折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蔡智堪、“拒签‘对德和约’的功臣”魏宸组、“拯救犹太人的民国外交官”何凤山、“最早将‘十月革命’消息传递国内”的刘镜人、“临危受命的战时外交官”陈介、“维护西沙主权的民国外交官”钱泰、“倡导禁烟的外交官”王景岐、“中泰关系正常化的功臣”李铁铮、 “最早在巴黎使馆升起五星红旗的外交家”凌其翰、“成功交涉美国退还庚款”的梁诚、“才艺双佳的民国外交家”谢寿康、“反对‘台独’的外交官”魏道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使命”的胡汉民、“力争外援的驻苏大使”邵力子、“不平等条约的最初突破者”黄荣良等;完全否定的有“国人皆曰可杀的‘亲日派’首领”曹汝霖、“出卖国家权益的外交总长”沈瑞麟、“五四运动中遭痛殴的外交官”章宗祥、“国人皆曰可杀”的陆宗舆等;先肯定后否定的有 “从反帝先驱到叛国巨奸”汪精卫、“从外交精英到汉奸外长”陈箓等;先否定后肯定的有 “迷途知返的 ‘日本通’”高宗武等。此外,民国外交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等问题也受到了重视,如 “梦断巴黎,栖身修道院”的陆征祥、曲折多奇的王正廷、遁隐山林的黄郛、曾三度入狱的罗文干、几经沉浮的曾宗鉴、曾遭通缉的甘乃光等。这些文章对于推动学界加强民国外交人物的学术研究,促进研究成果普及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看,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有了较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果数量和涉及人物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知网以篇名检索, 1978 年至 2018 年 7 月,有关民国外交人物的文章共 2669 篇, 涉及 131 人。如果加上散见于民国人物研究、外交史、边疆史、地方史等书籍和文章中的相关成果,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在体量上应该更大,涉及人物也更多。
第二,研究内容大为拓展。在关注现实政治走向的基础上,经济、社会、人文等现实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以顾维钧为例,现有研究除了关注他的外交活动、外交思想和技巧外,还关注他的教育、家庭生活、交友及为人之道、晚年生活等。
第三,研究视野大为开阔。如前所述,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与两岸关系走向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密切相关。史料的共同发掘和整理利用,图书和情报资料的分享,学术会议、人员互访、联合攻关等各种形式的学术思想碰撞,研究手段、技术路线、史学理论等的互鉴,等等,开阔了大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视野。如,境外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获取和利用,推动了蒋介石及相关人物外交议题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境外民国外交人物研究成果的引进与大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成果的外传、外译,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第四,在重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作品越来越重视发掘和利用民国外交人物的电文、信函、手稿等一手资料,注重文献材料的创新性。如在有关黄郛的一篇文章中,大量采用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黄郛、蒋介石、张嘉璈日记和孔祥熙相关电文,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熊式辉日记手稿,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相关电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黄郛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档案、“汪兆铭史料”等未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逐渐增强。如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执意让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而让资深外交家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是一个历来颇受争议的问题,有论者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
第五,在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读者的兴趣爱好也逐渐受到重视。有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和介绍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刊载在非 CSSCI 期刊中,特别是地方刊物和面向普通读者的刊物或者说学术性要求不高的刊物。从文章风格和刊物性质等方面分析,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和介绍具有鲜明的宣传和介绍导向,也有迎合普通民众需要的倾向。
总之,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逐渐走向了多元化。
21世纪以来,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涉及人物不断增多,文章和专著数量增多,也表现为更加重视实事求是以及研究角度的变化。杨奎松认为,关于民国人物的研究和介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 “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注意尊重历史事实,也越来越重视从人文的视角看问题,而不是只基于政治分野来做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了”,并指出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 他提出人物传记研究要 “坚持用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要 “切实从研究考据的态度出发,时时处处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坚持与已有研究保持对话”。 姜义华认为,要让民国人物研究获得全面推进,“第一位的仍然是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但与此同时,进一步超越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思维定势,采用新的视角,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其重要性绝不下于前者”。 左双文等提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级别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外,还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人物的研究;要加强对有不同留学背景的外交家群体研究,并对不同群体作比较研究。石源华提出要改变对于民国外交家的片面或负面评价,即 “力图改变对于民国时期外交家全盘否定的观点,注重研究他们的知识结构、晋升经过、外交思想、功过是非等,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也不讳言并批评他们的失策和错误,力图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 这些观点角度不同,但都说明近几年来民国人物和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型。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有着现实议题的推动与国际学术思潮的演进等方面的因素。首先,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在前述于中国知网检索的文章中,被称为民国 “奥运之父”的王正廷, 42 篇文章中有21篇与体育有关,折射出对体育外交的重视;被誉为“为中国人赢得尊严”的大法官梅汝璈, 40篇文章中有13篇标题中有“东京审判”,其他文章也多与东京审判有关,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被称为 “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的张彭春, 18 篇与外交有关的文章中 14 篇是人权角度,反映了中国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重视。可以说,现实中的中国外交议题推动了相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其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政治和军事议题在学术研究中有所收缩,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增加。国际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非国家行为体受到国关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因素也渐次受到关注,多轨外交等新概念出现,外交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史学领域也出现了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向,底层民众、基层组织受到史家的关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普遍重视。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化,影响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理念和路径。在境外档案文献资料越来越容易获取的学术环境下,在新媒体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国外交人物走进了普通公众的视野。民国外交人物的阶段性特点受到评价者的重视。外交人物的形象多样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被有意彰显。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涉及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等史学核心要素,深刻地改变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是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出现新气象的重要动力。但是,与民国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研究相比,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迄今仍然较弱,而且存有后劲不足的隐忧,表现在横向拓展和纵向深挖方面都显得不足。
民国时期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碎片化震荡时期,是外部势力空前深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时期,也是人民觉醒、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的时期。辛亥革命后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先后有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时期还有洪宪政府、护国军政府、张勋复辟、两广都司令部、中华民国军务院、护法军政府、广东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还有南昌国民政府、北平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地方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伪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中华民国总统府、 华北人民政府等。各种不同的政权、同一政权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其不同的外交重点或不同的国际背景,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碎片化在外交领域的特殊表现。此外,外交权力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外,还有不同职能部门的分权。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府、国务院、国会都参与外交,除了外交部 (含驻外公使领事)外,国务院的财政部、司法部、工商部、实业部等也参与外事活动,华工事务部 (侨务部)等机构也是重要的涉外机构。即便只考虑直接参与外事活动的重要人物,民国外交人物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尽管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和介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横向看,现有研究距全面系统地把握民国外交人物群体还有很大差距。 2001 年,石源华在介绍他主编的 《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时曾说,“在国内已出版的众多人物传记中却很少能读到外交家,尤其是民国外交家的传记,或者说没有从外交家的角度去研究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这种状况迄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在横向拓展方面的困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大量民国外交人物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已有研究仍然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且分布很不均衡。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为例,如表 2 所示,职业外交家中只有顾维钧等少数人的文章数稍微多些,大量驻外公使、大使、领事等一线外交人员的文章或者很少或者暂付阙如,表中 34.35% 的民国外交人物的文章只有1篇,其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其二,关于具体外交事务的研究仍然很弱。已有文章中,除职业外交家外,其他具有最高外交决策权或者曾经参与外交活动的热点人物中涉及外交的文章占比大多不高。如,孙中山与广义外交 (即含对外交往等)相关的 825 篇文章只占其全部文章 9359 篇的 8.81% ,蒋介石 613篇 (含抗日战争期间重要战役部署等)只占其 3383 篇的 18.12% ,袁世凯 105 篇只占其 1231 篇的 8.53% ,胡适 52 篇只占其 4842 篇的 1.07% 。而且在这些文章中,还包含大量非学术性的文章。即便是职业外交家,真正研究其具体外交事务的文章也有被与外交工作无多大关联的文章所挤压的趋势,或者说,外交人物被描绘得越来越不像外交人物。
从纵向看,以前述中国知网文章为例,现有研究在学术性方面总体上仍然较弱。首先,以短论、一般介绍性文章以及往来函电等史料类文章为主,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发表在高层次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更少。如蔡公时的文章有 16 篇,但没有 1 篇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这当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现状。
其次,重复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文章不仅标题接近,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如,1985年以来,有关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文章有 143 篇之多,年均 4.2 篇,除2007 年和2018年外,几乎年年都有此类文章。 1979 年以来,有关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有 151 篇,年均3.8篇,除 1983 、 1984 、 1989 、 1993 、 2018 年外,年年都有。又如,有关蔡公时的 16 篇文章中,篇名中有“外交史上第一人”的达 9 篇之多,还有1篇有“民国外交第一人”,而这10篇文章中只有2篇作者相同。
最后,新观点、新材料、新视角不断涌现,而与之相应的学术对话却冷冷清清。可以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民国人物研究中的 “外交热”尚未掀起。现有学术研究,仍然集中在少数热点人物和热点议题上,而且缺乏必要的学术争鸣。所谓创新,主要体现在史料来源方面的创新,而且在对待史料方面还存有一味求新而忽略已经整理出来的史料的情况,一些史料公开出版后 “见光死”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状况,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状况大体一致。如,前几年,有论者曾指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大有成 ‘显学’之势,然而,享有民国史 ‘主干’之称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却颇为冷落。”
综上,似乎可以这样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但也使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遭遇了新的瓶颈和困境。简言之,民国外交人物主要是政治人物,一旦剥离其政治角色,其作为外交人物的意义就无法彰显,因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如何推动研究跨越既有政治史研究的 “峡谷”,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解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中的困境,突破其瓶颈,关键要在方法论上着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史料不重要,也不是要回到以前的所谓 “史观派”。 发掘和考订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评价历史人物,更是要首先尽量搜罗能够找到的各种史料,并对史料中所蕴含的史实详加考订,最忌先入为主,仅凭个别文本就妄下结论。这里强调的方法论,贯穿在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中,包括了对基本史实的收集和整理。
如前所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国际学术思潮有着明显的偏离政治议题和政治史的倾向,而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属于外交史的范畴,它的发展必须主要建立在政治史得到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史研究多年来颇受诟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近代政治史与革命史划等号,称之为 “革命史”范式。旧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成果已经不再受重视,而新的政治史又迟迟不见勃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要走出“相对低谷”,其困难可想而知。民国外交人物和外交史研究的 “冷落”,又影响了它对现实外交议题的深度回应。很多现实外交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和易逝性。没有长期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史的学术积累,很难捕捉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点,很难发挥史学资政的效果。王在邦认为,“作为伟大时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新课题之一,中国外交遗产的发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难以回避的历史使命”。因此,重构民国外交人物研究,首先是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要在方法论上给予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适当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并长期将政治史作为历史学的内核,主要是基于只有政治史才能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纳入到一个整体撰述框架中来。当然,加强政治史研究,不是回到前十七年史学,不是重新将阶级分析方法视为政治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而是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融通宏观、中观与微观,深入发掘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揭示其运动变迁,将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利益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研究框架,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这种有骨骼有血肉的研究框架其实一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追求。改革开放前,民国史的研究尚处于拓荒性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打基础。刘寿林编著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等书就属于打基础类的书籍,长期受到相关学者 (包括民国外交人物研究者)的重视。史学的拓荒性研究先从大处着手,理清人物、事件等基本线索和脉络,提出重大问题的研究假设,在臧否重要历史人物和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后再逐渐深入、拓展和检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研究的深入, “小河有水大河满”,历史的整体面貌会变得更为清晰。但是,如果离开政治史的核心地位,孤立静止地专注细枝末节,就很难把握历史整体运动的主流,或者容易割裂历史,或者容易被表象所迷,出现“过于丰满的血肉”“拖累骨骼”,“过于丰茂的枝叶”“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漫溢主流”的现象。十余年前,罗志田便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矫枉过正倾向表示了担忧,说:“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 ‘重镇’。” 近几年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可以视为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动力之一。以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框架来推动民国政治史研究,实际上就是既要克服前 17 年偏重于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倾向,又要弥补 2000 年以来偏离政治史核心的缺陷,将 “高级政治”与经济、文化、科技等 “低级政治”结合起来,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换言之,“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 ‘骨感’,还应该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 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角度看,民国社会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等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民国政治史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学术上已经不存在多少障碍。各种民国档案的解密,大型文献资料书如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的出版,民国人物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的发行,“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文交流的快速发展所发掘的大量域外民国史料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便捷化和常态化,为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学界对民国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有不同的看法,如元宝形、 V 字形等,但各种不同的表述都倾向于肯定民国时期处于近代历史发展的上升阶段,争议在于什么时候开始上升,上升的具体态势如何。因此,对于民国时期的外交人物从总体上作出合理的、肯定性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民国以来中国收回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条约、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等,涉及国际关系微观层次的双边关系、中观层次的区域关系以及宏观层次的全球体系,对改变旧的国际秩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离不开众多外交工作者的据理力争、折冲樽俎。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了解民国外交人物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哪些新的贡献,是明确近代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一。同样,民国外交人物在创新过程中的曲折和经验教训也值得深入探讨。即便是称职的外交官,其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之间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毕竟民国时期中国处于上升阶段与民国政府的兴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否则很难解释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的客观事实。如,陆征祥在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他这种忽视中国政治传统的激进改革也带来了职业外交官工作的困扰,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削弱了外交机构的正常作用的发挥。又如,岳谦厚指出:“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 因此,一方面要充分注意到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及其互动来认真考虑民国时期的那些推动与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层次问题,同时综合考察中国内部各种力量与当时国际环境所施加于中国的外部压力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对民国外交人物在1912—1949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为进行精准定位。
人物研究没有必要遵循某一种特定的公式,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但是,如果以学术标准来要求人物评价,那就应该重视求实、求真、求善和致用的辩证统一。林甘泉认为,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有事实判断、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事实判断从考证史料出发,没有阶级性,属于较低层次;认知判断要分析历史的前因后果,总结出规律性来;价值判断属于最高层次,受某个阶级集团利益支配,以及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影响。 程恩富等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 “综合运用历史性、客观性、阶级性和价值性原则”, “根据具体史实进行具体分析”。陈启能认为,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都要说明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历史学的题材应该尽量广泛,历史学的表达形式应该尽量生动,但不管如何,它都应该说明问题,应该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这些观点,意思大体相同,强调的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求实、求真、求善与致用的统一,或者说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视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经济结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等多维关系又是多层次的,总体上坚持以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框架综合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历史人物。
在公民政治技能大为提升的新时期,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中贯穿求实、求真、求善与致用原则,要特别重视加强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尤其是在将研究成果的受众转向普通民众的时候。陈启能指出,“由于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又具有艺术性的一面,它更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加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在新媒体中的传播,扩大读者群和受众群,必须增强学术成果的公共性和可读性,特别是要加强人物研究的艺术性。但是,这种艺术性首先必须建立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即要将民国外交人物真正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避免在研究过程中植入过多的个人感情,通过深度研讨前人重要学术成果和展开学术对话减少主观性和片面性,努力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又要将人物形象塑造得尽量生动传神,以满足普通民众的相关历史知识需求。民国外交人物的活动与学术研究都属于社会生活,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或者说,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揭示民国外交人物的活动,既可以用逻辑的方法、实证的方法,也可以用艺术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必须坚持人的活动内容都是客观的和物质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换言之,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研究结论必须是客观的、合乎历史实际的。一些作品无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英雄史观等旧历史观出发,将一些民国外交人物的地位抬得很高,有些甚至走得更远。如有论者认为,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外交第一人,其地位不仅超过了同时期的众多外交人士,还往前超过了李鸿章,往后也有可能超过了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档案还开放不够,周恩来的外交地位还不好定论。这就明显超出了学术研究的界限。至于那些片面从文本出发,“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的作品,则不仅是 “缺少相应的学术含量”了,还“缺失知人论世的起码原则”。
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都在增强。从关注现实的角度看,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在“致用”方面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新助力,发挥其资政的功能。民国外交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具有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态势。民国外交人在如何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丰富的历练和感受。对这一群体进行精细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民国外交人物的特殊性,要求其学术研究不能过于商业化和娱乐化,不宜追求短平快,而应遵循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以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在广泛涉猎中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寻找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地推进研究工作。具体说来,应该将更多的民国外交人物和更为宽泛的外交议题纳入研究视野之中,通过深度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发掘更多外交专业方面的内容,从国家、区域、体系各层次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诸维度再现外交领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揭示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繁荣外交遗产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以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框架推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就是要坚持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融通 “高级政治”与 “低级政治”,将外交人物的外事活动置于动态的双边关系、区域关系和全球体系之中,彰显其发展演进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突出人物的社会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使个案研究更具学理意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黄仁国,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外交遗产研究基地研究员 (曲阜 273165 )。
〔责任编辑:路育松 俞武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