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这30年期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79～1988年为第一个时期，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开始向学术回归；1989～1998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一研究领域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呈现出春华秋实的局面；1999～2008年是第三个时期，这一研究领域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对这三个时期主要特点的总结旨在从整体上对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轨迹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当然，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尤其是看到与国外相同学术研究领域的差距，必然会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美国外交史；学术研究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该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但这一指导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始终没有改变，给中国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长期压抑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极左思潮尽管不会即刻消失殆尽，但1978年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确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科学春天”的到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蓬勃向上的活力，致使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迅速走出了“文革”所导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30年期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任何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兴盛直接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如果从教育部规定的学科分类上来划分，中国美国外交史连三级学科都算不上，只能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而已。然而，由于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多少具有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的现实意义，因此，与对其他国家外交史研究相比，学术界更为关注美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客观上讲，改革开放给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但学术研究毕竟要受到诸如科研人才、资料和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因此，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实际上走着一条“循序渐进”之路，从研究队伍到学术成果上，逐步地形成了如今比较可观的规模。如果从纵向上看，这一研究领域在这30年期间取得的进展是其他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学者们发表和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从横向上比较，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尤其是看到与国外相同学术研究领域的同行之间的差距，必然会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 、本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概况

一门研究学科的振兴与发展，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是首要的基础。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人员主要靠国内培养，有少量学者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归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始与世界接轨，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先后成为国内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史算是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较早的学科之一。高考制度恢复不久，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始招收美国史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80年代中期以后，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招收美国史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约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该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美国外交史为专业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在读研究生的热门选题。中国改革开放后自己培养的最早的美国史硕士研究生就是以美国外交史作为论文选题的。1988年是中国最早授予美国史博士学位的年份，当年获得的4位博士中有3人以美国外交史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根据具体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大致看出通过学位制度美国外交史人才培养的基本线索。1979～1988年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主要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为主，以美国外交史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并获得硕士学位者为120名左右，获得博士学位者为3名，招生规模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981年获得该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者为4名，到1988年上升为23名。同一时期获得美国史其他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者为90名左右，获得博士学位者1名。进入90年代之后，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博士生的培养逐渐成为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人员的主要途径。笔者曾经对1989～2000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获得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进行过统计，结果表明，硕士论文共221篇，其中59篇内容是关于美国外交史（不含中美关系史）的，约占论文总数的27%；博士论文共41篇，其中6篇内容是关于美国外交史（不含中美关系史）的，约占论文总数的15%。如果把中美关系史加上，外交史所占的比例会更大。这个统计数字显然不是很全面，90年代期间以美国外交史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远不止上述10所高校。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获得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包含中美关系史）的博士学位者为200名左右，涉及到国内2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约50名指导教师。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没有翔实的统计数字，但保守地估计，以美国外交史（包含中美关系史）作为选题的学生不下百名。

 

进入21世纪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获得硕士学位者已很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谋得教席之地，研究型大学补充新的师资力量至少是获得博士学位者，这种趋势到目前越来越明显。客观上讲，从1979年到现在，国内培养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不能算少，但绝大多数毕业后都改行从事他业或出国留学，只有很少的人补充到国内高校教学与科研队伍中来。现在活跃于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人员基本上是197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50岁以下者很少不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大多数人有着在美国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经历。这些真正以美国外交史作为个人研究方向的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具有厚实的研究功力，填补国内研究空白之作多出自他们之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地扩大，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一批以美国外交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年轻有为，富有活力，随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断地补充到专门研究队伍，不仅会大大加强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而且会使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充满希望的未来。毋庸置疑，这种相对较高的学术素质显然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首要基础。

 

研究成果是衡量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达到什么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1978年以来，从事这一研究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者开始逐渐地走出了长期禁锢他们思想的“左”倾路线的束缚，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眼光探讨美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其实，改革开放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基本国策，但从思想上对改革开放内涵的正确理解并见诸行动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同样的道理，尽管从事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认识到“实事求是”是进行研究的重要标准，但要将这一基本原则完全落实到所从事的研究中，却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的认识对研究者如何看待美国外交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美国外交目的有着直接的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这30年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是与对美国认识的不断深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大致能够反映出这种轨迹。先从数量上来看，这一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1979年不到10篇，到1989年上升为45篇，再到2000年为53篇，2007年为82篇。据统计，中国学术界1979～1989年（11年）共发表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326篇，年均30篇；1990～2000年（11年）为494篇，比前11年发表的论文数增加了168篇，增长率为51.5%，年均45篇；2001年至2007年（7年）为440篇，年均近63篇。上述统计数字均不包含中美关系史的论文，如果将中美关系史的论文计算在内，美国外交史论文的数量至少要比上述统计数多1倍以上。从质量上来看，研究者发表的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级别刊物，一般而言，它所刊登的论文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据统计，1989～2000年《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论文172篇（不包括中外关系史），其中有关各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包括中外关系史）为30篇，美国外交史为16篇（不包括中美关系史），占世界史论文总数的9.3%，占各国外交史论文总数的53.3%，略高于同一时期发表的中美关系史论文（共14篇），比整个美国史的论文少9篇（共25篇）。与前11年（1979～1989年）相比，后11年（1990～2000年）《历史研究》刊登美国外交史论文的总数翻了1倍还多。2001年到2008年，《历史研究》共刊登各国外交史论文为12篇，其中美国外交史为7篇（包含中美关系史1篇），其他国家的外交史为5篇。根据对《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1989～2000年刊载的论文统计，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占有很大的比例。2001～2007年《世界历史》刊登各国对外关系的论文共70篇，其中美国外交史论文为35篇，占总数的50%；同一时期《美国研究》刊登的论文总数为180篇，其中美国外交史论文为33篇，占到总数的18%强，与当代美国外交的论文篇数持平。以上统计表明，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不仅成果突出，而且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时间越往后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出版的著作同样反映出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走向深化。根据黄安年教授编写的《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的统计，上一个世纪80年代出版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专著仅3本。90年代出版了24本，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研究范围也更为广泛，其中：美国外交通史2本，战后美国外交史1部（上下两册），美国与亚洲关系史（包括国别关系史）2本，美国与拉美地区关系史2本，美国与非洲关系史1本，美国与中东关系史1本，美国与加拿大关系史1本，美国与俄国关系史1本，专题研究13本。2001～200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专著数量约为25本，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但专题性研究较多，许多著作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以上统计数字均未将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包括在内。上述著作绝大多数出自专门研究人员之手，有些是积多年研究之所得。因此，它们不单单是反映出这30年科研成果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达到的水平。

 

自然科学的任何研究领域离开资金的支持一般就很难进行下去，人文社会科学中基础学科研究领域即使缺乏资金也不会造成研究工作立即停顿下来，很多一流的研究成果便是靠着学者们下多年工夫做出来的。然而，一个纯粹基础学科的发展如果完全没有资金支持的来源，单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难迅速发展起来的，更不用说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了。因此，诸如国家重视、投资力度甚至政治气候与经济发展状况等外部环境都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其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展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研究者们在“解放思想”的鼓舞下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外交史的演变，在一些诸如门罗主义、门户开放、美西战争、睦邻政策以及马歇尔计划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批完全属于学术研究的论文。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展很少得到国家提供科研资金的资助，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资助额度很少。进入90年代之后，国家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始通过财政拨款以课题的形式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历年立项课题资料统计，1993～1998年“世界历史”共获得了61项课题，其中美国史为6项，美国外交史课题占到6项中的3项。1999～2008年，“世界历史”共有169个课题立项，其中美国史为28项，占立项总数的近17%，而美国外交史课题占17%中的一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额度在逐年增加，从最初的上万元到如今的近10万元。受到资助的项目有了资金上的保证，再加上个人长期的学术积累，就有可能做出质量比较高的研究成果。2007年出版的两部有分量的美国外交史专题著作都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除了国家社科基金之外，研究者还可以申请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对项目资助的力度也在逐年加大。这里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地断言，与美国外交史有关的项目不会低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据笔者所知，这几年教育部资助与美国外交史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项目和攻关项目不少于5项，加上学校的配套经费，攻关项目所获得的资助额度高达80万元。数十万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只能是“区区之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算是“天文数字”了。学者们从事的课题研究获得国家资助尽管不是做出一流研究成果的唯一条件，但却为有可能完成填补国内研究空白之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经过30年间几代学者的共同辛勤耕耘以及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重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得以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迅速提高，研究设施不断改善，研究课题获得资助的渠道越来越多，研究资料彻底地告别了过去很长时间内的“无米之炊”的局面，研究选题也开始瞄向带有突破性的问题，研究成果的出版更容易寻找到资助途径。当然，这几个方面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具备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将会在过去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展现出很有发展前景的未来。

二、本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轨迹

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美国史算是一门“显学”，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由于研究者具有语言优势和国家对研究美国的比较重视，美国史的科研机构相对较多，研究人员的数量可能是居国别史研究之最的。在美国史中，美国外交史大概是最重要的分支，与其他研究方向相比，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人员最多，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最突出。前文对这30年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概况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对这3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已有很多回顾和展望的文章，分别介绍了各自文章涉及到的时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状况以及主要观点，这里再加以重复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把这3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通过对每个时期这一研究领域基本概况的介绍，勾画出每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那么就会有助于读者对这30年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轨迹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1979～1988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这10年期间，研究者在拨乱反正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对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针对过去研究的错误看法提出新的见解，或者是在“文革”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从学者们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逐渐摆脱了过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从而完全把美国作为一个批判靶子的束缚，开始走上了正规的学术研究之路。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敲碎打”的局面，发表的纯学术论文数量很少，据不完全统计仅有10余篇，绝大多数都是对美国外交进行批判的政论文章或应景之作。单从文章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其中也有完全从学术研究出发的力作，如罗荣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但类似这样的论文屈指可数。从1979年到1988年，尽管很多论文在写作风格和内容上依然遗留着过去对美国外交持完全批判态度的痕迹，但迅速地向纯粹学术研究上回归，论文内容的学术含量逐年提高，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其次，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选题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前30年所无法比拟的。从1949年到1978年，学者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在如门罗主义、睦邻政策以及美国对拉美政策演变等传统课题上，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揭露现实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动”实质。从1979年到1988年，这种状况开始扭转，传统的研究课题尽管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几乎涉及到美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外交上所有的重大问题以及美国与世界各地区外交关系的演变，如孤立主义、美西战争、门户开发、绥靖政策、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美国外交史学以及对美国外交思想的思考等。学者们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一批具有学术力度的论文，如俞辛焞、王敦书的《美国对日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79年），王斯德、李巨廉的《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1982年），丁则勤、丁克迅的《美日的私人议和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1986年），杨生茂等人的《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1988年）以及杨生茂的《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1980年）等。一些论文是作者在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因此学术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王玮的《美英在拉美的争夺与门罗宣言的产生》（1983年），陈兼的《1937～1941年美国的对德政策》（1983年），林勇军的《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德国的分裂》（1983年）等，时殷弘的《尼克松主义》（1984年版）一书便是在他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再次，论文的写作进一步规范化。1949年至“文革”结束，整个国家很长时期笼罩在“左”倾思潮的阴影之下，致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僵化的教条，这种作风同样反映在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上，除极少量的论文之外，学者们几乎是“唱着一个调子”，充斥于论文之中的“革命”语言使其学术性黯然失色。很多论文缺乏必需的注释，即使有，与通用的规范相距甚远。1979年之后，这种局面逐渐得到改善，尽管有些论文或文章是老调重弹的低水平重复，存在着引文不注出处来源等弊端，但在写作风格、语言使用以及注释体例上符合通用的学术规范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势所趋。

 

最后，外文资料开始成为衡量一篇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此之前，大多数的论文或文章缺少英文材料，能够使用翻译过来的资料就算不错了。1979年之后，绝大多数学者利用英文资料进行美国外交史研究，杨生茂的《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一文参考了60余种英文论著，无外文资料的论文已经很难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当然，这一时期很多论文的资料都是转引自美国学者撰写的论著，但与过去相比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些学者开始利用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时殷弘的《尼克松主义》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7年版）。前者只是一本小册子，但作者使用的美国政府文件以及当事人回忆录多达20余种；后者是一部40万字的专著，作者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案等原始文献25种。利用美国原始档案在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尚未居于主导地位，但却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方向。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 资中筠著

1989～1998年为第二个时期。在这10年期间，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把影响战后世界发展的“冷战”格局最终送进了历史陈列室。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是易帜换号，要么遭受巨大挫折，美国成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然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却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时期。在学术界，冷静和务实是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明显特征，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张扬，才使学术研究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呈现出春华秋实的局面。就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其发展自然受到国家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与过去10年相比，这一时期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随着专业研究人员不断补充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实现了“新老交替”，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活力的研究队伍。客观上讲，尽管90年代国内学术环境进一步改善，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在历史学科中占据的地位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了学科调整，世界史学科由3个学位点合并为一，成为历史学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这种调整直接导致了世界史学科的萎缩，许多国别史或地区史很快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美国史肯定会受到一些冲击，但影响不是很大，倒是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队伍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到了90年代末，专业研究人员在40名左右，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如果加上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人员，这一数目应该更大。

 

其次，研究者的学术素质在整体上得到提高。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先后补充到这支研究队伍中，如南开大学是美国外交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镇，在这所学校获得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全部留校从事相关专业研究。随着国际交流渠道的增多，很多学者到美国大学访学进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一步开阔了他们的研究视野，拓展了他们的研究范围，提高了使用英语的能力。研究者自身研究素质提高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推动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不断走向深入。

 

再次，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冷战起源、美国的冷战战略、美国外交思想、扩张主义、人权外交、外交决策过程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围绕着这些论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充分展示出我国学者在美国外交史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外交史通论性著作实现了“零”的突破，如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1991年版）以及资中筠主编的上、下两册《战后美国外交史》（1994年版），这两部著作出版后影响很大，大大有助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美国外交的演变，成为很多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必读书目以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 杨生茂主编

最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美国政府公布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初步形成了在专题研究上以档案资料为主的趋势。这方面论文的代表作如徐蓝的《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1996年），戴超武的《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1995年），崔丕的《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1995年）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形成问题研究》（1996年），于群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2号文件的形成》（1996年），沈志华的《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1996年）和《美国是怎样卷入越南战争的？》（1995年），蔡佳禾的《替代法国——美国滑入越南泥潭的关键一步》（1993年）以及时殷弘关于美国对苏东国家政策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系列论文等。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1992年版），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1993年版），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1996年版）等。华庆昭和时殷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国外同行学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1999～2008年是第三个时期。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可以说是渡过了改革开放的严重考验时期，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力日益强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引人瞩目。雄厚的国力使国家有能力加大对基础学科研究的投资力度，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迅速发展的良好环境。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事实。从1991年到1998年，来源于财政拨款的国家社科基金从1300万元增长到2650万元，平均年增长不到169万元，从1999年到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从3800万元上升为2.34亿元，年均增长1960万元。教育部这一时期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资力度同样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些基金尽管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但毕竟反映了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研究从国家获得的资金比只是仅限于项目形式的资助要大得多。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与其他任何研究领域一样从中大获其益，再加上此前20年的学术积累，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一批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内培养的博士在学术研究上脱颖而出，成为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再加上靠着自身努力，在国内学术界已成为有很大影响的专家，这一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干研究力量的局面。他们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长春、广州、济南以及西安等地的高校，目前国内美国外交史方向的博士生主要靠他们培养，一些能够体现国内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论著主要出自他们之手。

 

其次，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不只是局限于对美国外交史上重大问题的探讨，而且把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到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影响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观念，发表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具有学术力度的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2000年初版，2008年修订版），刘建飞的《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2001年版），刘国柱的《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2005年版），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2006年版），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2007年版）等。对美国外交思想的探讨从90年代起就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很多学者意识到研究外交思想对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美国外交实质的重要性，但一直缺乏一本通论性的著作，王玮、戴超武的《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2007年版）的出版可以说是弥补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这方面的不足。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是中国学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影响美国外交方式及其目的的深层理论思考，成为反映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深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王玮、戴超武著

再次，这一时期利用原始档案对美国外交史上重大问题研究已经在这一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尤其体现在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研究上。如蔡佳禾的《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2001年），赵学功的《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2006年），于群的《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2007年），崔丕的《〈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论》（2005年）和《〈美日返还冲绳协定〉形成史论》（2008年），戴超武的《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2008年），白建才的《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2005年），张杨的《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间政策》（2006年），梁志的《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2001年）等。代表性的专著有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2000年版），这部专著使用了大量的多国档案，基本史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肯尼迪图书馆、约翰逊图书馆、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和日本外交史料馆等地所藏的未刊史料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24种公开刊行史料。该书附录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61年）分类索引”对研究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蔡佳禾的《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1999年版）和赵学功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2002年版）等。

 

最后，随着大量的美国外交文献在互联网上公布，研究者获得原始档案资料更为便捷，检索相关论题也更为容易。国内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种查找资料的方法尤其体现在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之中。此外，研究项目获得基金资助或出版资助的途径明显增多，学者们甚至在读博士生有更多的机会出国访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加频繁，这些都是前两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客观上讲，把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不见得是科学的，各时期之交并没有明显分界的标志，这种人为的划分只是出于给读者提供这30年期间美国外交史研究发展一条清晰线索的考虑，避免使他们产生杂乱无章之感。其实，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一直处在不断向着更为深广领域发展的过程之中。学术研究的进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作为最基本的保障，只要国家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一过程就不会中断，而会一直持续下去。10年之后如果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肯定还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也正是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未来所在。

三、本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忧与问题，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为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这是学术研究能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条件，但不能说有了充足的资金、一流的设施以及大量的资料，就一定能够做出填补国内甚至国外研究空白之作，做到这一点的真正保证首先在于研究者本身。如果研究者缺乏学术创新必备的基本素质，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都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对一些“玩弄”学术者来说甚至对学术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成为他们“东拼西凑”所谓学术成果的便捷手段。因此，研究者对学术研究敬畏的品质对能够做出一流研究成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客观上讲，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培养研究者学术品行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与之同步，这也是一些具有学术良知的学者怀念80年代学术氛围的主要原因。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它势必受到国内大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同样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这些问题会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良的后果。

 

就时下中国学术界而言，潜心钻研学问者无疑是大有人在，也正是他们对学术研究更高追求的“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才能接连问世，不断把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然而，这里也毋庸讳言，在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刺激下，国内学术浮躁之风日盛，甚至到了难以容忍之地步。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大声疾呼改变这种不利于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局面，但他们的努力似乎又无济于事，很难扭转学术研究上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风气。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过去25年中，中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堪称世界大国。兹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据牛文怡统计，中国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600余部，并且还在以每年10余部的高速产出。在史学方面，据李华瑞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25年中。作为宋史研究的专家，李华瑞估计，在1.5万篇宋史论文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这些数字说明，学术论著数量的多少并非必然伴随着质量的提高，这样一种状况或多或少地在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这30年间发表的论著是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其中不乏推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向前发展的精品之作，但很多论文并不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而是出于评职称或完成科研工作量等现实的需要“凑合”而成。这些论文一般出自不具备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大学的教学人员之手，他们在无任何新的资料前提下继续“研究”那些已经“炒熟”了的题目，或者应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一窝蜂而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看起来很多，但内容似乎都是出自一个模子。这里没有对这类论文做出具体的统计，但这种低水平的重复显然占有一定比例。如果把所有发表的论文列表分类，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论文属于重复性选题，观点和材料如出一辙。这种“炒冷饭”现象不克服，研究看起来貌似热闹，实则空洞无物，既无补于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又造成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思想。因此，李华瑞教授谈到的宋史研究状况同样存在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更令人堪忧的是，一些刊物现在收取版面费，而且为了创收每年都出增刊，这自然为东拼西凑的论文提供了发表的途径。有些学校规定在读研究生必须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这反过来又为这些刊物不顾学术道德大肆敛财提供了“垃圾”论文的来源。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培养了在读研究生对学术研究的蔑视之感，后者对学术研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前者。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那些以美国外交史作为选题的研究生中间，他们为了取得一纸文凭也许不得不走交钱发表论文之路，结果却使他们中间很多人丧失了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最珍贵的东西。因此，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刻不容缓且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历史研究中，“厚今薄古”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美国的历史不算很长，从独立战争爆发至今也就三百余年，“古”也就是早期的历史，“今”主要指二战以来的历史。就外交史研究而言，时间越往前推，研究就越薄弱，时间越往后靠，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就显得越突出。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美国的“冷战”外交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但在2000年之前，还是有一些学者关注二战之前的美国外交问题，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很有学术力度的论著。2000年之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发表的论文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外交史上的其他时期。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历史研究》发表了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共10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7篇，2篇为二战前中美关系史，1篇为理论分析。同一时期《世界历史》发表美国外交史论文为23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16篇，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4篇，冷战之前的论文仅为3篇。《美国研究》2000～2007年刊载美国外交史的论文为17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11篇，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2篇，其他时期的论文为4篇。此外，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以美国外交史方向获得博士学位者是以美国冷战史作为他们的毕业论文选题的。根据对2001～2008年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四所毕业于历史学院或历史系博士生的不完全统计，选择以美国外交史方向作为毕业论文的学生共46人，其中41人以美国的冷战外交作为论文选题，占论文总数的89%。这一研究方向的在读博士没有具体的统计数，但可以肯定地断言，绝大多数学生依然是以美国冷战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其实这种现象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同样存在，如果翻阅一下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外交史》杂志，同样会发现上面刊登的论文大多数与冷战有关。一些美国学者早就提出了加强对早期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甚至把对这一时期的外交研究称为“历史编撰学的荒漠”或研究的“荒凉地带”。如美国学者威廉·厄尔·威克斯指出：“对美国早期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近30年来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讲，外交史学家忽视了早期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只是就20世纪的重大问题展开争论，尤其只关注冷战……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近期发表和出版的数量来判断，内战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是一片荒漠，而冷战研究则是蔽日遮天的热带雨林。”美国一些学者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呼吁改变这种“薄古厚今”的现象。1998年9月，美国《外交史》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霍根在接受《历史学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间接地谈到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随着美国文件档案的解密和出版，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对外关系上。他没有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但却指出，如果把精力过多地集中于对这些文件的释读，自然就会对美国早期历史展现的宏大场面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很难深入地认识由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等重大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带来美国对外关系的相应变化。实际上，霍根教授的观点是希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的学术视野应该更为广阔，其研究应该有助于“对诸如帝国主义、现代技术、民权运动、人权、妇女权利、与国内外大规模营销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化和美国化、宗教、种族和文化冲突、自然资源的利用、环境和全球经济等论题的理解”。在一些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下，近些年美国学者开始重视对二战之前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古”与“今”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尚需时日。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在使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撰写出了代表中国美国外交史学界研究水平的学术力作。这里丝毫不是对中国学者选择美国冷战史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任何异议，而是建议学术界在美国冷战外交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对美国外交史上其他时期的研究，毕竟美国有着300余年的外交历史。如果忽视了二战之前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很难说对美国外交的演进能够有一个通盘的把握，更难谈得上从整体上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因此，改变这种“头轻脚重”的局面是使美国外交史不同时期的研究获得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美国外交史学界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做法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同样有所表现。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一个博士生导师一般每年招收1名学生，如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1985年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生，中间隔了5年才招收了第二个，尽管在此期间报考者很多，但杨先生选拔学生极为严格，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宁缺毋滥”的原则。在那个年代，类似杨先生这样的导师很多。90年代初，南开大学博士生的数量也就不过数十名。一个导师指导一个学生就有点“精雕细琢”的味道，从制定读书计划到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再到博士论文的结构和撰写，无不包含着指导教师的心血。3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再加上学生本人的刻苦努力，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脱颖而出。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除了一些仍然在岗的老先生之外，中青年学者绝大多数都是在90年代中期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美国外交史学界也不例外，很多那时获得这一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学者现在活跃于这一研究领域。2000年以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在博士生招生上同样表现出来，现在博士生的招生规模比十几年前扩大了数十倍，一个院或系的招生人数甚至超过了当时一个学校招生总数，一个导师每年指导的学生少者二三人，多者五六人。从常理上讲，就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而言，现在的研究条件的确是十几年前不能比拟的。那时到北京图书馆查阅外文相关书目，都必须逐张翻阅卡片，找出自己需要的图书；现在一个关键字输入北图书目检索系统，所有与之相关的图书尽收眼底。至于原始资料之丰富更是与当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优越的研究条件应该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但研究条件的改善似乎与多出人才并不成正比。指导博士生的导师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有这么多的原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做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他们总是感到除了少数者外，现在很多博士生学术“悟性”不高，指导教师似乎费劲不少，但很难培养出比较优秀的专业研究人才，博士论文的质量与9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从整体上有所下降。这种感觉显然是他们在指导博士生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反映了这些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对博士生整体水平下降的忧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研究队伍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能够向前推进的首要基础，这支研究队伍目前尚未出现断档的危机。然而，如果我们培养专业研究人才的机制出现一些非个人之力能够扭转的问题，是否保证今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补充进这支队伍，恐怕无人敢给予肯定的答复。实际上，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引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些重点大学正在失去这一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这大概正是优秀研究人才不继的结果。因此，如何在这种“不可逆”的局面下培养出比较优秀的专业研究人才，既是这一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今后很长时期内这一研究领域面对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何兆武先生在一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学术是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才能进步的，要定于一尊就没有进步了。历史上定于一尊的思想都没有进步，凡是定于一尊的学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何先生的话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要把这一浅显的道理落实到学术研究中却不是十分容易的。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就是一个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又决定了两国很难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而美国的强权政治做法常常又使两国关系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下。因此，研究美国外交史就必然具有一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研究人员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某些已经确定好的框框之中。在研究中，他们基本上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影子，这样自然对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因此，在研究中，学者们很少在基本观点上发生争执，商榷性的论文也比较少见。此外，中国文化讲的是“中庸之道”，凡事要“和为贵”，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一般不愿意走极端，这种处世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不见得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需要出现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学派，即使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极端看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属于正常，只有在相互争论中才能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美国学术界，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无一不是学派林立，对学术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只要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和理论，评论和讨论的文章便会接踵而至，争执双方都会据理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辩解，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方的缺陷，真是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但争执永远会停留在学理上的探讨，丝毫不会演化为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美国的美国外交史学界亦是如此，持不同观点的学派从来没有消失过，任何学派的相关研究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很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做出全面的解释，但它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都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这也是美国学者能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一流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对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学者也会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观点，但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整体演变从来没有形成学派，学者的身上还是缺乏敢于批判的精神，商榷或争执的文章付之阙如，至于完全对立的观点更是极为少见，研究者似乎在“各敲各的鼓，各打各的锣”。缺少争论不利于对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化，形不成不同观点的学派也反映了我们在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整体研究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上还缺乏深入的思考。学术研究只有在对过去成果的扬弃中才能获得发展，只有在向权威的不断挑战中才能实现创新，这是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未来能够走出国门的重要因素之一。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距今已经过去了8年，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缓解，有的依然存在。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四、对如何提升本领域研究水平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此期间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但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现在从事研究的“硬件”基本具备，只要研究人员不受外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好地利用这些“硬件”，将会使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史料是最基本的东西。一篇历史论文或一本历史专著写得再有文采，论述得再严谨，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史料，那很难说是优秀的或高质量的。因此，掌握第一手的史料并能对其真伪做出鉴别，是史学研究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研究能够“出新”的首要基础。在很长时期内，资料匮乏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无资料，犹如做“无米之炊”。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研究者无法涉足许多重大的研究领域，即使偶有涉猎，也是借用缺少权威性的二手资料，结果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只能在原地打转，难以出现根本性的突破。目前对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而言，资料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许多档案文献在网络上的公布，一下子就缩小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在掌握史料上的差距，除了现在仍然存放在美国各个档案馆的文献之外，外国学者能够看到的原始资料，中国研究者也基本上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这些资料。笔者目前正在从事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之丰富，与10年前相比真是判若两别。如弗朗西斯·沃顿奉美国国会之命编辑的《美国革命外交通信集》（6卷本），贾里德·斯帕克斯编辑的《美国革命外交通信》（12卷本），沃辛顿·昌西·福特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年》（34卷），《国会通过法令记录的秘密日志》（4卷本），《美国国家文件和公开文献》（12卷），美国国务院编辑的《美利坚合众国外交通信1783～1789年》（7卷本），《美国国家文件：对外关系》（6卷本）等。上述所列只是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原始文献中的很少一部分。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研究1774～1860年每一个时期的美国外交史都有大量的原始文献可供查阅，许多文献通过网络或数据库可以直接获得。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说明。英国的谢菲尔德勋爵1783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对美利坚诸州与欧洲和西印度群岛之贸易的观察》，这本书对当时英国政府制定对美国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想看到原著，后在《美国史料数据库》中获得了1783年版的原文，还从另外一个网站上获得了1784年出版的对谢菲尔德勋爵观点评价的一本书。能够很容易地获得18世纪80年代出版的原著，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关于美国冷战外交的档案在国内更是易于得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等地存有这一研究方向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资料室藏有全套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从杜鲁门政府到尼克松政府都有大量相关的纸质档案资料汇编，数据库有《美国解密档案参考系统》、《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以及《中央情报局官方网站解密文件》，缩微胶片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国务院关于中国和远东秘密核心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以及《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等，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新近购买了一套关于战后美国冷战外交的1830卷缩微胶片档案，如果将这些档案折合每本250页的著作计算，相当于6000册图书。此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档案，该中心购置了一台价值60多万元的高速缩微胶卷扫描仪，平均10分钟就可将相当于一卷书的缩微胶片转化为PDF文件。上述所列远没有把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藏的关于美国外交史的原始档案全部展现出来，但却表明了在国内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资料条件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为学者们开展美国外交史研究创造了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言，在近几年内将会有一批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美国对外关系史》（6卷本），沈志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8卷本）等。这些研究项目的完成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将会推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走向深入。

 

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但并不是说有了资料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研究某一专题时面对着大量的资料，有时真是有点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找到突破的切入点，要是再不鉴别分析，就难免把研究变成纯粹对原始资料的释读，资料堆积起来的东西很难看到作者提出的与别人研究不同的学术观点，更谈不上能在自己构思的一种理论构架下进行研究了。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一些相关研究的博士论文当中。从中国人的角度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有所突破现在已不是资料问题，而是在消化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新的角度或理论分析路径，即使是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这方面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经常告诫在读博士研究生选题时既要考虑到原始档案资料的获得，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对所获资料的整理和解释上，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消化资料后的独到见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才能对推进国内学界对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补益。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但要做起来就相当难了。即使是按照这一要求去进行研究，也不见得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如果再不按照这一要求去做，那么即使大量的原始资料摆在面前，做出来的论文也不会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更谈不上填补国内研究空白了。很多指导和培养博士生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严格要求之下，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也处在逐渐提高的过程中。显而易见，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需要学者们利用原始档案进行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在研究中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在理论上对美国外交演变进行整体把握或解释的力作。理论创新的实现既需要研究者长期的学术积累，更需要研究者具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工夫。如果研究者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必然会做出超出前人或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客观上讲，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但总是有一些具有“冷板凳”精神的学者利用外部提供的优越研究条件，不断推出代表中国学术界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对一些重大问题具有深入研究的作品。如王立新教授2007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上、中两篇足见作者的理论思考与功底，尽管只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但却展现了广阔的研究视野，给读者“以木见林”的感觉。下篇是个案研究，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表明意识形态在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既给研究中美关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与上、中两篇呼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这是一本宏观立论与微观证明结合得相当好的专著。类似这样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尚不多见，但却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的主要标志。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王立新著

现在学术界常常提倡学术研究应该与国际接轨，所谓“接轨”就是在国际学术界应该有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美国，由于占据着语言与资料的优势，再加上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历史延续下来的厚实的学术积累，美国外交史学家一直引领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人研究美国外交史上的某一重大问题或学生撰写相关博士学位论文，通常都要做学术史的回顾，他们大多是以美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作为能够有所突破的标准的。因此，我们经常谈到的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就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指中国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能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引起反响或者论文能刊登在美国国内相关专业杂志上以及学术著作能在美国出版发行。从总体上看，除中美关系史上的个别论题之外，国内绝大多数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从事的研究很难说能够与美国学者开展对话或辩论（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语言的问题），更不用说能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了。在这方面，欧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做得比较成功。美国自立国以来，与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是最为密切的，欧洲很多国家对美国的了解自然比其他地区的国家更为深入，但欧洲真正形成具有规模的美国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学校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或相关研究机构，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素质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这里以非英语国家荷兰为例。荷兰在欧洲算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0万，但有一批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罗布·克罗斯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在国际学术界负有盛名，为欧洲美国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79年开始，他主持编撰了一套欧洲学者关于美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研究的丛书，主要探讨了欧洲的“美国化”以及欧洲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这套丛书中，克罗斯先后主编或与他人合编的书主要有《形象与冲击：自1945年以来美国在荷兰的影响》、《欧洲人和美国人眼中的西部》、《欧洲的反美主义》、《文化传递与接受：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好莱坞在欧洲：一种文化霸权的经历》以及《从1946年至1996年与美国共存》等。这套丛书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很有意义，也为从更深的层面认识美国对外关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美国的外交史学家对这套丛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克罗斯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经常发表在美国国内诸如《外交史》等专业杂志上。在克罗斯的引领下，荷兰有一批在国际美国学学界崭露头角的学者，他们均是以研究美国文化在国外传播见长，其研究成果多用英文撰写。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奥地利等国在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上也涌现出许多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外交史》杂志刊登的非美国学者撰写的论文主要来自欧洲学者。从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欧洲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还是不能与美国国内同一研究领域相比，差距还是很大，但不排除在一些相关专题上做出一些令美国学者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毕竟他们是站在本国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身就具有了一种比较的眼光，这一点是美国学者很难具备的。对美国外交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对美国决策者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认识，置身于该文化之外的“旁观者”也许比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当局者”看得更清楚一些。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撰写出美国同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很钦佩的论著。欧洲学者的研究优势其实也是中国学者的优势，由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美国文化，所以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水平尽管在整体上还远远落后于国际学术界，但并不能由此排除在某些专题研究上能够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中国学者毕竟是站在美国之外来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无论从立场、立论、观点以及取材等方面都会与美国学者有所不同，再加上获取原始档案资料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只要中国新一代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潜心钻研，通过训练逐渐培养作为国际学者所必备的客观条件，那么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决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

 

掌握英语是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最基本条件，但研究要与国际接轨，仅凭英语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在二战之前就认识到研究美国外交史，国内的档案资料是基础，但还必须获得与美国“互动”国家的相关文献，试图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引入到研究课题之中。当然，美国外交史学家具有自己看待本国外交演变的基本史观，不管是赞扬也好，还是批评也罢，他们的研究最终都是为美国政府制定更符合美国外部利益的政策服务的。受这种史观的局限，即使美国外交史学家掌握了多国档案，但其研究还是很难揭示出美国外交目的的本质。然而，他们的这种研究路径的确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只利用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局限性很大，也很难在研究中具有一种全球视野，只有接触到多国文献，研究者的视野才能更为广阔，研究的结论也才更具有客观性。现在很多国家的档案都非常容易获得，如果真的掌握了与美国“互动”国家的语言，可能研究美国与该国的外交关系就“更高一筹”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真正能够熟练地使用两种外语以上者很少，因此有时面对着像“天书”一样的其他国家公布的档案文献，真是感到研究受到的局限性。笔者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体会。笔者曾获得了两卷本的《法国驻美公使通信集》，这套书对研究美国早期外交非常有用，但由于没有翻译成英语，也就只好带着很大的遗憾作罢。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研究中遇到过很多次。我们这一代在研究语言的掌握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现在再想学习一门能够像英语一样比较熟练运用的外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一缺陷只能期待下一代研究者去弥补。多掌握一门语言，不仅是多了一个研究的“拐杖”，而且更易于在重大问题研究上获得突破。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水平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条件之一。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瑶湖读史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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