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7月9日
作者简介：翁有为，男，现为河南大学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月刊》常务副主编、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评审专家，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抗日战争研究》《文史哲》《民国档案》《安徽史学》《史学集刊》等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论文发表后先后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全文转载、复印、摘录20多篇，出版著作10余部。
推翻晚清帝制、民国建立后, 政治并未像辛亥革命者所期盼的那样使人民永享太平, 反呈政纲失序、军人乱政、国家分裂的危险境地。在此情景下, 胸怀拯救民族、改造国家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逐渐积聚到一起, 其中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核心人物正是陈独秀。他站在五千年文明中国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的“五四”潮头, 挟欧风美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知, 提出了关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其中, “五四”前后十余年间关于“封建”意涵的探讨和“反封建”思想理论的构建, 主要是由他提出并逐步形成初步的理论支点的。这些理论在中共早期的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 值得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
与数千年的古代中国相比, 近代中国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古代中国的影响和活动范围主要限于东方, 而近代则被纳入全球化的新的国际范畴。这种变化, 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由以往“天朝上国”的地位而变为强权国际关系中被动乃至较弱势的一员, 处于西方列强压迫下屈辱、沉沦的“半殖民地”悲惨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的巨大压力下由旧而新的自强与革新状态, 是中国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冲突、抗争、融合、发展和复兴的向上历史过程。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的矛盾斗争中, 中国内部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逐步积累和聚变, 历经近代改良、改革而至辛亥革命, 一举结束了“家天下”的千年帝制, 建立了新式“共和制”的民国, 实现了国家制度的千年“破壳”变局, 为未来社会的全面、深刻、彻底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第一阶梯的制度性框架。然而, 历史发展往往并不会一帆风顺。民国新制度的建立, 并未像革命者所渴望的那样使中国立即进入国富民强、社会康宁的局面, 反而出现了政治倒退、军人乱政、国家分裂、社会失序的混乱状态, 中国的前途益加危险。在此情势下, 中国必须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道路。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时刻,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已经明确地把对外摆脱列强压迫、对内消除地方割据分裂局面的严峻使命摆到了新开拓者的面前。为完成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所赋予的历史任务, 一批怀着拯救和复兴民族、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逐渐积聚到一起, 开展“新文化”的启蒙探索, 其中的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他站在五千年文明中国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的“五四”潮头, 思虑千载中国历史理路, 洞察万里国际思潮脉搏, 提出了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和中共革命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 关于“封建”意涵的探讨和“反封建”的思想理论, 主要是由他提出并逐步形成初步的理论支点的。这些理论在中共早期的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 值得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而“封建”和“反封建”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随着时局和思想的变动, 具体所指意涵是不断扩延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本文拟就“五四”前后“封建”意涵的演变及“反封建”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梳理与分析。
一、所用的中国上古的“封建制度”意涵
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创刊词中, 就提出了“封建制度”的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此处所说的“封建制度”, 细考其“封建”一词本意, 尚非今天通用的“封建”概念, 而是指先秦时期所实行的“封建制度”。且看其文道:“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 率能征之故训, 而不可谓诬, 谬种流传, 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 法律, 学术, 礼俗, 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可见, 陈独秀认为现在的这些“妖言”“谬种”, 不是指现在的“封建制度”, 而是以往“封建制度”的遗留。
如果说这里的语意还不够清晰、明确的话, 那么1916年12月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的有关表述, 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封建”所指非为“当时”的观点, 正如其文所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 所提倡之道德, 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 即生活状态, 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 所心营目注, 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可见, “封建”指的是“孔子生长”时代的制度或生活样式, 并非指民国初年的社会与制度, 正如他在文中又说:“孔子之经……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 亦只行于公卿士大夫之人伦日用, 而不行之于庶人, 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 此处更明显、具体地表明“封建时代”是“在数千年前”。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 此时所说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时代”, 都不是指现实的社会制度和时代。也就是说, 他这里的“封建”概念, 还不是如有学者所说的引自日本或欧洲的概念, 而是原原本本的中国固有的“周汉”时代的“封建”概念。其实,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 他在提到“封建制度之遗”时, 就在后面接着说此“遗”之“思想差迟, 几及千载” , 即表明是很早以前的“制度”。这一认识与一年多以后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对“封建”意涵的认定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该文中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共和时代国家时代”, 且提到“今日文明社会” 这一概念, 以与“数千年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时代”相区别。
这种语义到1917年在《再答俞颂华》一文中仍是如此:“孔子精华, 乃在祖述儒家, 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 虽不可行之今世, 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 诚属名产。” 由此可知, 在创办《新青年》的前几年间, 陈独秀文中所说的“封建”, 不是今天所使用的“封建”意涵。尽管当时“封建”的具体意涵指的是几千年的彼“制度”和“时代”, 但陈独秀是着眼于“今日”而否定以往的彼“封建”的。在这一时期, 陈独秀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和文化问题, 故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之遗”即上古的“封建制度”探讨, 从这一思想的渊源和影响脉络路径立论, 可谓理所当然。但其思想进程在中国整体趋势向革命发展的情况下, 亦必然要向现代革命话语的路径转换。就此而言, 尽管这一时期中共还未成立, 但整体观之, 可视为随后成立的中共“反封建”思想不可或缺的预备期和酝酿期。
二、由法俄大革命中的“封建”到中国近代“反帝反封”中的“封建”“半封建”
随着陈独秀从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转向政治领域的革命建党, 要在中国进行现代革命救国的伟大事业, 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寻找不到相应的理论和思想资源, 只能到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寻找经验和智慧, 其中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封建”概念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封建”等概念, 都是绕不开、避不过的基本性、核心性概念。由于中国革命的后发性, 先进知识分子必然要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概念, 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 运用到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策略的分析与理论思考中来。因此, 陈独秀由论说法国、俄国大革命中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封建”, 在认识和分析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前后阻碍历史发展的保守与割据势力等现象时, 必然与法国、俄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对立面的专制君主的“封建”属性相联系, 而实际上二者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属性也是十分相似的。
“五四”以后, 陈独秀加快了建立中共的步伐, 他的思想认识转到如何从世界革命的角度, 认识和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时代的历史性课题和发展方向等重大现实问题上。1920年国庆节之际, 陈独秀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 由对“共和”价值的反思分析了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历史局限, 并继而用“封建”这一概念分析了民初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这是他认识和运用“封建”概念的一大思想转折。他写道:“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 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 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 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 资本主义代之而兴, 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 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 “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 只有社会主义”。而在中国, 虽然经过辛亥革命, 即使“次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 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 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 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 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他继续分析指出:“这封建主义得势, 也不过是一时现象, 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 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 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 在此文中, “封建”的概念一方面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社会状态, 另一方面指当时掌握思想文化权力的尊孔派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军阀。这就把以往专指西周邦国制度的“封建”转移到现代欧洲话语意义上的“封建”即指当代权势阶层, 并用这一分析框架来分析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权势状况。这种话语意涵的转化是必然的, 因为近代革命是中国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后的必然产物, 作为对这一历史进程状况的描述和分析, 使用现代西方的某些概念不仅是适宜的, 而且是必需的。只有这样, 才能更准确地表达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现代革命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共振和影响, 才能真实地表达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历程。而陈独秀由使用中国固有意义的“封建”一词转为使用引自西方话语的“封建”一词, 恰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中国原有意义上的“封建”虽然与西方话语中的“封建”内涵存在相似之处, 但无法与“资产阶级”之类概念相连接、相对应, 更不宜与现代“民主”“革命”等概念相连接、相对应, 而将西语中的“封建”置换过来, 虽然词名相同, 但概念的意涵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现代概念相连接、相对应, 语义表达无疑更为清楚、准确, 不会产生歧义与意涵混淆的情况, 更宜于准确表达现代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转为现代意义用于指称现代社会现象, “封建”一词除具有与欧洲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专制”意涵外, 当时还具有民初背景下的“割据”“落后”等意涵。因此, 陈独秀在此文中由叙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封建”, 很自然地过渡到民初仍为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但因革命不彻底而得以“恢复了固有的势力, 支配一切”的军阀等“封建主义”势力。这种置换当然不是随意的, 是陈独秀从革命理论与斗争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加以思考和提炼而形成的, 也与他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共产国际关于“封建”问题的相关理论有很大联系。不过, 他对这一概念的接受, 有其对封建问题长期理论思考的基础和相关的知识积累储备, 并出于分析革命形势、制定革命政策等现实迫切需要而有意致之。当然, 尽管他已对“封建”概念进行了现代性置换, 但相关的理论形态还会呈现一时难以稳定的状况, 在一个时期内游离于固有意义上的“封建”与现代意义上的“封建”之间。这也说明, 一种思想或概念的形成,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陈独秀对“封建”的认识由指称中国孔子生活时代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再到民初当代的时空转变, 但落于“当代”之“脚”站立得并不那么踏实。1920年底, 陈独秀在《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使用“封建”一词时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 显然, “封建制度”是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专制”。因此从词义看, 这里更突出了“封建”一词所具有的专制性质, 但是在时间上, “封建”一词主要还是指的“从前”。不过, 这个“从前”已不是中国的“周汉”时代, 而是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即此词的使用是在现代革命话语体系中使用的。不久, 他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封建”一词时, 其意涵仍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话语分析, 他所说的“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 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又发现两种阶级:代诸侯和地主阶级而起, 是政府和资本家, 从前的农奴, 就是今日的劳动者。资本家能压逼劳动者, 劳动者就要受资本家压逼” , 仍是从世界范围内来使用“封建”概念的。从其语义看, 似乎是属于“资本制度”体系的, 但之前多次强调的“封建主义”与这个体系是何种关系, 显然陈独秀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思考清楚, 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随着中共的建立, 作为党的领袖的陈独秀必须思考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如在国内问题上, 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军阀势力是一种什么样、什么性质的政治势力以及对军阀势力应持什么样的政策和态度等, 需要新成立的中共及其主要领导者给予准确解答, 以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由于军阀与南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对立, 陈独秀明确了军阀的“封建”属性, 并进一步把军阀的封建属性与资产阶级的属性、乡村地主豪绅的社会属性放到中国统一体的认识框架内, 逐步认识到军阀的“封建”性、“半封建”性和乡村地主豪绅的“封建”性、“半封建”性, 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等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可贵探讨。
1922年6月, 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 陈独秀对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出分析, 认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军阀的扰乱”为两大主要问题。也就是说, 前者是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独立问题, 后者是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问题。这都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陈独秀明确指出:“ (一) 倾覆军阀及卖国党, 尤其首先要惩创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 以实现国内和平与本部统一。 (二) ……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 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在国内问题上, 陈独秀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 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 把持兵权、财权、政权, 法律舆论都归无效, 实业、教育一概停顿。”这一状况造成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危机, 必须消除。而这种军阀当政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状况呢?陈独秀分析说:“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在陈独秀看来, 中国的社会现状似乎处于“半封建”的状态。由西周的“封建”而到欧洲的“封建”, 又由欧洲的“封建”到中国民初当下的“封建主义”, 再由民初当下的“封建主义”而到“半封建”, 其思想认识的演变轨迹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以及中共由孕育到诞生再到成长的丰富实践而逐步深化和明确。他更进一步提炼道:“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 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这就是后来称为中共二大“反帝反封”纲领内核的原创性表述。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了“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 问题。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 “中国名为共和, 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 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 因此, 中共必须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 。这就是“反帝反封”的表述。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指出:“各种事实证明, 加给中国人民 (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 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 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 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其目标是:“ (一) 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 (二)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 统一中国本部 (东三省在内) 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就把“反帝反封”明确地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民主这一历史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中共二大确实确立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把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的表述通过党的决议和宣言的形式公之于全党, 为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确立了前进的方向。这些思想当然不宜说是陈独秀一个人的, 但以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的地位、威望和思想水平以及他对“反封建”问题的思考来看, 这些思想成果无疑主要是他贡献的。
值得提出的是, 陈独秀在这里把军阀定为“封建式”“封建”的性质。这一概念的使用使中国革命的事实和实践上升到革命的理论层面, 并进而显现了中国革命性质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因为, 从事实和实践层面看, 军阀在中央者干政弄权, 在地方者各霸一方, 国家陷于纷争混乱状态,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千夫所指, 是必须将其打倒的。但组织人民起来打倒军阀, 与陈炯明率兵攻打孙中山有什么不同, 这不仅是“胜王败寇”的问题, 而是因为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代表着中国救亡统一的方向, 而军阀之所以“祸国殃民”, 是因为其代表着“封建”的衰败、没落、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向。这就把反对军阀的斗争纳入到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列中来。“反封建”是一个纲领, 是一面旗帜, 而把军阀定为“封建”性质, 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为以后的“反封建”向纵深发展选择了战略性基点。而当时提出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为“半封建”, 是因为经过辛亥革命民主的洗练, “民主”势力有了一定力量, 和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封建时代”不同, 和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也不同, 故称“半民主”的对立面为“半封建”。这一称谓此时还主要是从政治视角来立论的, 未及考虑社会经济基础的因素, 表明对“封建”“半封建”的认识, 尚处于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半封建”的概念早就有表述 , 但陈独秀绝非照搬经典, 而是经过长达数年的认识和思考, 又经过创办《新青年》、创建中共、投身反军阀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炼, 是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到中共二大前提出的这一新概念, 正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至此, 可以说标志着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
三、“封建”“半封建”与从城市军阀“封建”到乡村地主“封建”
“封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陈独秀试图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探讨和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他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 探讨“人类社会之历史, 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 “今日之组织”即是这种进化和革命战争的结果。他总结指出, “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 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 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 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 而“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 都免不了革命战争”。他认为, “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 是因为它“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 陈独秀主要论证革命在“新旧顿变”之际发生的规律性及其“推进”人类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在这一论证中, 陈独秀笔下的“封建”是简易版的历史进化模式中的一个阶段, 虽然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不合, 甚至与西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也不吻合, 但毕竟他尝试从“人类历史发展”这样一种宏观的世界性视野中探讨革命的规律性及其历史意义, 而“封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一个历史时代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 根据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规律, 当下的中国既然需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的革命, 因此而有“封建主义”是合乎这一规律的。而此时, 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发生, 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了, 但经历了严重挫折, 因此此时的“封建主义”是“封建势力”的“恢复”, 而不是完整的“封建势力”, 正如陈独秀此前所指认的那样, 是个“半封建”。
随后不久, 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 沿着“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之角度, 就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封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性探讨。他主要从经济模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论证中国长期“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 “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 由秦汉以至今日, 社会的政治的现象, 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 一方面又回向封建, 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 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 但新生的经济势力 (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过于微弱, 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 陈独秀在这里一是把秦以后的社会称为“封建军阀时代”, 这与我们后来所说的秦以下的古代史是“封建社会”颇有相近之处, 所不同的只是他认为“封建”与“军阀”是连在一起的;二是他所提出的“封建”“久延生命”长期“垂灭不灭”之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引起热烈讨论,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三是陈独秀试图解释中国“封建”之所以“久延生命”, 是由于“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 这是从经济基础这一更深的层面来解释中国“封建”长期延续的问题。这表明, 他对“封建”的认识已从政治层面扩充到经济层面, 显示了唯物史观对其思想分析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如此, 陈独秀还用“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概念描述近代西力东侵问题, 并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在这篇文章中, 陈独秀认为, 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情况下, 一部分是具有革命性的,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因与封建军阀和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 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除此两派外, 陈独秀认为还有一种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 他们工商业的“规模极小”, 但在中国社会中居于“最大多数”, 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必须争取的重要力量, 这应该就是后来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归纳其文, 在陈独秀看来, 中国的封建社会至“鸦片战争”之际“开始大崩溃”, 到“甲午、庚子两次战争”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 “辛亥革命”本应将封建制度社会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 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幼稚与软弱, “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 遂使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 即使到今天, 由于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 因此, “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 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 这就从经济到政治、从古代到近代、从封建军阀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等多重角度, 系统地论证、阐释与探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合作、革命的对象是“军阀阶级”等重大革命理论问题。
1923年7月, 陈独秀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他指出, 在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 要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斗争, “不可漠视农民问题”。从人口数量上看,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即此人数上看起来, 我们应感其重要”。他认为, 农民因外受“外货输入”影响一般物价增高而农产品价格低落, 使中国农民经济大受打击;内受“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影响, 而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困。为解除农民的“此等痛苦”, 应该向农民开展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和动员。进而, 更有必要建立“农会”“乡自治公所”“佃农协会”“雇农协会”等农民群体组织, 把广大农民动员到国民革命的组织系统中来。 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与此前刚刚闭幕的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有关探索是紧密相连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 的工作缺陷, 显示了今后要加强农民运动的动向。因而, 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明确提到“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问题, 指出:“国民革命, 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 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 “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占非常重要地位, 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 也很难成功” 。在这里, 会议把农民放到了紧随无产阶级之后的重要力量, 显示了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共三大还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 提出“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帝反封建军阀及“贪官污吏, 反抗地痞劣绅”, “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对以往忽视农民问题的反思与大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以及关于农民问题决议的制定与通过, 说明党的领袖与党内高层就重视农民问题已达成高度共识, 因此会议结束不久后的次月1日, 陈独秀就发表了关于农民问题的专文, 说明中共革命的基础———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一重大战略性问题, 已经进入中共的认识视野。1923年12月, 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 还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对内”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国”就是要进行“反封”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双重艰巨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无产阶级除须联合资产阶级外, 还要联合广大的农民。陈独秀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 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 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 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篇文章中, 陈独秀认识到农民具有“革命之伟大的势力”, 这一认识是对之前农民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认识的深化, 也是对他几个月前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为“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 陈独秀此时认识农民问题, 在中共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站在联合势力较为广泛的资产阶级力量如何打倒强大的“封建”军阀势力的角度, 对党的领导力量尚不够自信应该是个事实。因此, 他提出的“国民革命”, 大体上仍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范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 他看到了农民有分散和“趋向保守”等缺点 (也正因为陈独秀的这种不自信, 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他当时及大革命高潮之际对革命领导权的准确判断) , 但尽管如此, 他对农民这一“伟大”的革命“势力”的定性, 为以后重视农民运动和开展农民组织工作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陈独秀笔下的“封建论”不仅是他分析中国社会进化的重要理论环节, 还是他认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性支撑, 更是他用以指导革命运动开展、决定革命发展方向、制定和实施革命斗争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武器。中共三大通过的文件及其后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 分别以“封建的”和“封建”来确定军阀性质与资产阶级的区别, 而把“封建”性质的军阀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可见, 中共三大的这些认识与陈独秀的思想具有密切联系。在1924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指出:“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 而政治上便是一种官僚军阀任意凌虐农民的景象。”因此, 应该宣传、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土豪劣绅和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会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所反映“封建”“阶级关系”的观点和对农民开展革命宣传动员的认识成果, 与陈独秀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判断, 以及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相继成立相关组织进行农民运动的具体实践指导和探索, 显然都存在密切联系, 思想认识的发展轨迹非常明显。中共四大文件指出, 中国民族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 (如督军制, 雇佣军队制, 政权分裂, 农民屈伏于官绅, 人民无法律的保护) ” 。此处的“封建”由以往注重政治与制度层面扩展到经济层面, 而对“封建的军阀政治”的内涵也有了具体的列举说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四大提出的军阀政治还包括了“农民屈伏于官绅”, 把压迫乡村农民的官绅也列入“封建的军阀政治”的范畴。应该说, 这些对“封建社会”“封建军阀”的分析, 虽仍不无粗糙之感, 但已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和理论要点。
由于确定了军阀的“封建”属性, 在陈独秀看来, “统治中国的当然是封建的军阀官僚阶级”。换言之, 统治阶级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他明确指出, “现在统治中国的封建阶级里面, 武的既然拿枪抢大钱, 文的只得伸手讨小钱”, 对于“他们这种分赃的怪现象”, “本没有什么稀奇”。 他认为:“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 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 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的压迫之下, 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 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由于军阀与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结合, 陈独秀在对“封建军阀”认识的基础上, 结合中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封建阶级”的认识, 重返1922年6月《对于中国现在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半封建”的提法上。他在1926年9月《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又使用了“半封建派”提法, 认为“半封建派”包括当时的奉直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豪绅、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等当权者及其依附势力。陈独秀指出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的两个目标, “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实现打倒半封建势力派任务, 陈独秀认为:“应该和农民合作, 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 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 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 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 此处陈独秀提出的“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的认识, 是中共党人反“封建军阀”思想的逻辑延伸和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重大标志, 无疑是重要的认识成果。
在陈独秀上述关于农民革命性问题的探索过程中, 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也先后由关注工人问题转向对农民革命问题的思想探索, 如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和邓中夏等人都公开发表了关于如何从事农民运动问题的理论指导性文章。瞿秋白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逐渐关注农民运动, 他们与陈独秀的密切关系而受其影响, 不能排除是一个因素 。瞿秋白在1926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认为, 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的形式”, “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余孽, 他实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 “地主与买办是军阀的命根, 是军阀的经济基础”, 因此, “我们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地主” 。毛泽东于同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 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 不动摇这个基础, 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 “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把农民问题提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之高度加以认识, 并把地主这个“农村封建阶级”视为内外反革命统治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在对农村革命极端重要性的问题上, 毛泽东的表述最为清晰、完整, 是对陈独秀农民问题之思想探索的发展。在这种探索农民革命问题的氛围中, 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于1926年9月根据广东革命形势发展到农村的实践情形总结道:“革命的斗争, 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 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 瞿秋白尤其是毛泽东和彭湃的这些认识, 是他们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革命问题探索的一般理论和政策结合具体从事的农民运动实践而总结和提炼出来的, 是对中共党人将“反封建”革命推进到农村这一趋势的新认知和新发展。这一时期, 在国共合作“扶助农工”政策的大背景下, 国共两党各级党组织成立了指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 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地开展了广泛的“农民运动”。为此, 陈独秀在给中共各级党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号召 。这样, 陈独秀等中共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 由“封建军阀”而推进至农村“封建”的劣绅、地主、土豪, 成为中国革命由上层推进到社会基层的重大步骤, 也是中国由城市革命转向农村的关键逻辑起点 。
正是在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探索的基础上, 中共在1926年7月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 对军阀的“封建”属性问题作出进一步解释, 指出“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 “这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 他们都公然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 而“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 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 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 。1926年11月, 中共在关于农民运动政纲草案中提出“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 (军阀土豪) 的政权”“在平民民主政权上统一全中国” 的运动目标。此处“军阀”和“土豪”显然是城市和乡村两个需要被推翻的封建目标。政纲草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 (指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引者注) , 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任务于农民协会———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 “只有依靠在乡村的农民政权之上”, 领导国民革命的政权“才能巩固其地位” 。到1926年12月, 中央特别会议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 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 这一国内政治斗争的目标。而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则指出:“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 “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 “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 。这些探索尽管还不免受分裂危机尚未充分暴露的国共合作框架的约束, 尚难以完全从中共独立革命的角度思考问题, 理论的局限难以避免, 理论的深度难以充分展示, 但仍为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积累和准备了极为珍贵的理论资源。此时对“半封建势力”的涵义及其社会基础问题所做的事实和理论说明, 尤其将“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作为封建军阀社会统治的“真正基础”, 是对“封建”性质的新阐释, 预示了中共将开始进入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阶段。至此, 从中共二大到大革命失败前夕, 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共党人的“反封建”革命话语有了新的实质性的、标识着中国革命未来新方向的突破性发展,
显然, 以上这种理论发展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完成的,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等人在之后反对“封建”地主的问题上有了更新的真知和突破, 超越了陈独秀的认识水平, 且后者的思想突破对于革命的发展更带有根本性意义。不过, 应该看到, 正是陈独秀在“封建”意涵、“反封建”话语建构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农民问题上进行的长期理论探索, 对于中共建党前形成革新和革命思想, 建党后中共二大确定“军阀”这一封建革命对象, 中共三大后制定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引导“新青年群体”反对上古时代“封建制度”的固化 (“封建制度之遗”) 和脱离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化, 以及建党后引导全党重视反“封建”军阀到重视与农民对立的“封建”地主问题等一系列思想进展, 无疑具有开拓和引领之功, 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四、余论
中共早期革命理论的发展与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如果脱离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 很难理解理论形成的历史真相, 也很难理解理论的历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客观、全面地探讨和认识早期革命家群体关于“革新”、“革命”、反“封建文化”、反“封建军阀”、反“封建地主”等层层递进的理论探讨和革命实践, 至今仍值得深思、明辨。从“五四”前后十余年间陈独秀对“封建”意涵的探索和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 笔者认为可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认识。
第一, 从“封建”到“半封建”的思想认识, 是陈独秀等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结晶。
中共关于“反封建”理论的建构, 虽然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就提出反对“封建制度”的口号, 但严格来说, 那时所说的“封建”尚不是现代汉语中的“封建”之意, 而是指于今已不合时宜的上古的制度。随着陈独秀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探索, 把中国纳入世界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视野中, 自然对西方革命历史中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问题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和把握。而近代中国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以后开展的国民革命, 都是与近代全球化后国际关系变动以及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与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紧密相连的, 甚至可以说是对这些冲击的“反应” 。而五四运动、中共成立及其后的国民革命运动, 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巴黎和会对中国思想界的刺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等因素密不可分。这表明,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前夕, 中国的思想与国际思潮的变动已处于波涛共流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新文化运动后, 中国的话语体系越来越融入世界思想的河流之中。这样,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陈独秀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立面的“封建”转化为中国当时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封建”话语。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就是军阀, 因此, 军阀自然被定为“封建”性质, 而谓之“封建军阀”也就毫不奇怪。由于资产阶级现代工业大生产的生产和经营模式, 与之对立的农业经济和小生产状态成为“封建经济”的标志性符号, 因此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社会状况也被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依据。事实也是, 中国的“封建军阀”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更不可能是西周封建制度的产物, 而只能是清末政治势力的遗存。追根溯源, 以皇帝制度和地主经济制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社会, 以全球化的话语逻辑理解, 也只能是“封建社会”。因此, 在陈独秀的理解中, 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社会是属于封建时代的。
那么, 民初的社会性质便成为陈独秀等革命领袖和思想先驱要致力解决的紧迫重大课题。应该说, 当时中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已是舆论的共识。而对内, 既然“军阀”属于“封建”性质, 那么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呢?在最初的表述中, 有时表述为“现代文明”社会, 有时表述为“封建主义”社会。这种表述上的对立, 看似矛盾实际上又是统一的:前者主要表述民主与共和的一面;后者主要表述“军阀统治”或旧思想统治的一面, 并逐渐把落后的农业经济作为后者的一种基本标志。因此, “半封建”的说法由此而起。“半封建”应是“封建”一词在表述民初中国社会出现困惑的情况下而使用的一个新概念, 用来反映民初在政治上既不同于以往“封建帝制”, 经济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小农业经济, 指政治上有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成长, 经济上有外国资本冲击、本国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而使原有小农经济受到破坏的一种状况。应该说, 这种概念的使用比较符合民初政治经济的历史实际。除了用“封建”概念表述军阀、用“半封建”表述当时的社会进程, 使用其他的概念, 都难以清晰地表述民初社会的历史坐标。尽管这种概念是从西方革命话语体系中移植过来的, 但在中国固有的话语里, 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的概念, 也就没有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现代意义的“封建”概念;没有现代社会主义概念, 也就没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及封建社会概念。任何概念的提出绝不可能是凭空杜撰的, 而是对社会现实中逐渐普遍化的一种新社会现象的本质性、符号化、为公众所能接受的标志性表述, 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尽管“封建”“半封建”甚至“半殖民地”诸概念是经典作家如马克思、列宁等曾先后使用过的, 但从上文可以看出, 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人使用这些概念, 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绝非生搬硬套, 而是根据中国实际, 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逐步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的, 是革命实践推动和思想家理论探索的结晶。当然, 这种探索还是初步的, 如尽管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但在中共党内还未形成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表述 , 认识尚不稳定, 甚至还有反复, 但整体演进的方向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而前进的。
第二, 从“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从“城市革命”到“农村革命”的初步提出, 是革命实践发展与思想飞跃互动而生的产物。
思想认识的飞跃与历史发展的推动是互动的, 思想指导和引领着时代潮流发展, 实践又推动着思想前行。随着国共合作的推进、国民革命的深入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 革命力量所触及的深度从社会上层已经达到社会底部, 中国革命的“伟大”潜力———农民的重要性, 被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彭湃、李大钊等革命家先后认识, 中国革命的对象由“封建军阀”逐步过渡到军阀统治的基础———“封建地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 只是革上层统治者的命, 只是改朝换代, 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性、全面性的革命。因此, 中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虽然中国的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在向前发展,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依然存在, 新的生产力 (资本主义) 没有形成和发展到质变的空间, 旧的制度经过修复式的改革后仍然有很强的生存能力。但是,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西接触, 西方大工业生产模式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 使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失去了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迫使中国必须通过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上层到底层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巨变, 才能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对于这种变动, 乡村中具有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的地主害怕社会变动损害自己的优势地位, 普遍是社会变革的反对者, 是革命的对立面。如何认识地主势力的性质, 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里, 从来没有这么巨大、深刻、普遍的社会变革, 即使王朝末期的农民大起义, 也没有对地主势力形成摧毁性打击, 地主势力从来都是统治者治理社会的基本力量, 因而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与思想来源。故而, 当时的革命者只能从世界革命的历史中寻找理论资源。正如认识军阀的“封建”属性一样, 既然地主势力是“封建”军阀的拥护者, 是军阀统治的“真实基础”, 那么地主势力或地主阶级无疑也是“封建”性质的。因此, 从“打倒封建军阀”到“打倒封建地主”, 可谓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必经道路, 而从“城市革命”转向“乡村革命”的认识路径也初步地展现出来, 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移到农村进行广阔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清晰而坚实的坐标性指向。
第三, 如何认识“反封建”话语的内涵及其“概念”的使用问题。
近年来, 由于反思近代以来的西方话语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解, 学界对近代历史上有关概念的使用开展了新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其中, “封建”或“反封建”是引起学界研究较多的概念之一, 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根据笔者的梳理和研究, “封建”“半封建”概念是当时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和思想家从中国社会发展之历史与国际革命演变之历史交汇的角度, 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与敌对力量对比的具体实际出发, 从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与革命实践催生革命理论的互动中, 从《新青年》1915年创刊起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1926年底止, 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辛理论探索。他们的探索对于准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 探索中国革命前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 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在这种探索指导下, 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共的成立、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北伐战争打倒北洋军阀的胜利等重大历史性转折事件陆续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一改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纷争、民主革命势力颓废的状况,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复兴呈现历史性转折的前景。这表明, 包括“反封建”理论在内的中国革命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经受住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考验。如果我们运用现代政治理论框架分析, 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那么他所对立的军阀不是“封建”性质的又是什么呢?问题不在于“封建”的称号, 而在于“军阀”所作所为的基本特征是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封建”。当时, 军阀是一种割据性力量, 是一种专制势力。根据当时的界定, 割据性是属于“封建”概念的一个义项, 专制也属于“封建”概念的一个义项。当然, 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西欧“封建”并无“专制”的内容。而揆诸史实, 西欧的“封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演变, 前期有割据和分散的特点, 后期有专制和集权的特点。因此, 将军阀定性为“封建”既符合事实又符合概念逻辑规范。当时, 中共党人认为军阀是“封建”性的, 孙中山也认为军阀是“封建”性质的。孙中山曾指出:“中国少部分著名的封建督军、破产的官僚、投机的政客此三种人形成中国之军阀政客。” 就是说, 军阀的封建性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见。事实上, “封建”只是一个语言符号, 对其加以评判的主要标尺, 是看这个符号所反映的事物是否符合事物的真实和本质 。应该说, “封建”作为对“军阀”真实和本质的规定符合历史事实, 是准确的。随着对军阀“封建”的定性, 对军阀统治基础的“地主”之“封建”的定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地主的“封建”性质一方面是根据作为军阀的统治基础而认定的, 另一方面是根据其经营的以满足个人消费为主的传统农业经济而认定的。当然, 从经济上看, 中国的模式与欧洲的模式存在不同之处, 欧洲有领主经济 , 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但无论是欧洲的领主经济还是中国的地主经济, 如马克垚所言,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各国家、各民族的共同经济特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既然主要经济基础是相同的, 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 或者无以名之, 若名之, 则以西欧的“封建社会”为参考, 名之为“封建”当是适宜的选项。恩格斯指出了欧洲地主 (领主经济) 与农民的关系:“在中世纪, 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 相反地, 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 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劳役或交纳产品。” 中国的农民与欧洲的农奴虽有差异, 但中国农民因为生活需要也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 通过缴纳赋税或地租向国家或地主“进贡”。
应该说, 近代以来, 中国的话语系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些中文固有的本意在现代消失了, 转为引入的现代外来的新意。这是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语言系统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以反映新的事物或新的认识。这类现象并非“封建”一词独然, 如中国古义的“经济”, 我们知道是“经世济民”之意, 而与今天指“物质财富”的内涵全然不同;又如“革命”一词, 古义是“根据天命变更而发生的改朝换代、王朝易姓现象”, 与现代所指的社会根本变动、制度根本变革的内涵也有着巨大的性质差异, 古代认为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在现代并不认为是“革命”, 古代农民造反被称为“贼寇”, 现代则把农民造反名为“革命”;又如“党”, 在古义中指“乡党”、“亲近”和“偏私”, 在政治概念上原为带有贬义性的词, 现代“党”的含义与之相比也已发生了性质上的不同;还如“共和”一词, 中国原有的“共和”意涵是指君主世袭制下诸位摄政者代幼主共治之意, 而现代的共和则指废除君主世袭制后, 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一定任期的政体, 体现了人民的主权精神, 与原有古义已有了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这种古今词意的变化是历史演变过程中常有的现象, 尤其在近代以来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 文化交流、语言互鉴更是难以避免, 是历史进步、人类文化融合的现象。因此, 以现代语义中的“封建”与中国古义的“封建”不符为由, 认为不应使用这一概念, 理由是不充分的;以中国的“封建”或“半封建”与欧洲不同或与其他国家不同为据, 而认为不应使用这一概念或这一概念出了问题, 其理由也是难以成立的。从“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 是中共党人在早期革命进程中根据波澜壮阔的丰富革命实际和从欧洲与俄国取得的思想“火种”, “封建”“半封建”概念由此逐渐被广泛采用, 点点滴滴的思想力量汇成“反封建”革命的长河。它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 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 由于它是在戎马年代淬炼的, 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某些痕迹, 如学理的论证尚不够充分、细密、周严, 陈独秀等人不可能像皓首穷经的学者那样为考一字而成鸿篇巨制, 他们主要是把这些思想观念作为革命的火种、斗争的武器进行社会动员的, 是行之有效、有生命力的基础性思想元素, 经受住了严峻的时代考验和历史验证。
从《新青年》创刊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1926年底,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革命理论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本文所探讨的“反封建”思想认识的发展只是其一。这一时期革命领袖和思想先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其后革命的进一步推进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占有源头性、经典性的地位, 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珍贵的精神宝藏,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但是, 学界迄今对这一时期的革命理论研究仍嫌薄弱。人们多把研究的视角放到20世纪3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期和40年代的成熟期, 这些研究当然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不对中共早期理论进行系统研究, 就难以理清这些思想“何以如此”这样一个“源头”问题。“何以如此”正是中共早期革命实践探索和革命理论探索的历史进程, 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框定了中共1927年后所要走的道路及其最终的航向 。当然, 后来的路更艰辛, 好在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到毛泽东, 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党人初步认识到由城市“反封建”军阀到农村“反封建”地主革命的客观新趋势。因此, 当国民党“清共”“反共”之时, 毛泽东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带到了广阔的农村, 带领共产党人走上农村武装革命的道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战争, 教育和改造农民建设新社会、新中国。这个更广大的“反封建”的历史舞台, 在毛泽东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1927年3月发表几十天以后血与火的国共分裂中徐徐展开。中国革命终于进入到了“反封建”的底层。此后, 中国的新闻媒体、理论界、学术界乃至史学界也越来越关注底层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活问题, 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随着革命的深入, 对中国底层人民尤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这就是中共党人早期“反封建”演变的历史和逻辑以及对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认知。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史学月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