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担任政治史组的召集人，着重讨论“政治史研究的方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自嘲“政治史的三点思考”是一种“老干部体”，而他实际显示在PPT上的标题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他表示近些年中古政治史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应该将这些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形成更广泛的对话。陆扬认为，在当前的学术态势下，政治史研究有必要重新提上日程，因此他主要基于自己多年来在唐五代政治史研究的经验，分享他对新政治史的一些思考。他认为，新政治史的“新”应该是整体性的反思，从选题到方法，以及到材料的运用，都应有新的思考。首先，陆扬指出已往的研究过多纠集于权力运作，比如谁在什么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认为与其纠结于“权力”，不如讨论“权威”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权威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获得认可并产生作用的。在他看来，权力是比较确定的，比如掌握财政、掌握军事的权力，配置的资源是相对明晰的；而权威是双向的，既要有自己的宣称，也要对方的接受和认可。权威是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重要一环，而难题是如何观察不断变动的权威。陆扬认为，应努力探讨权威和权力的各种认知之间的协调与冲突过程，分析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政治的构成及其内涵，把握政治心态对政治秩序的影响，重视历史书写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墓志铭与神道碑两种文体的差异），审思史家是如何对待历史上的个人经验的。介绍了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之后，陆扬以唐代政治史为例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政治运作的范围，这就涉及数量有限的精英群体（以及精英群体组合的形态），皇权的两重性，从早期个人化的政治到中后期的制度化，以及礼仪作为一种权力表述和身份认同的方式。随后他还以李肇《唐国史补》和李固《幽闲鼓吹》为例，作了具体示范。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专攻宋史，他报告的题目是《重思“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点”》，主要谈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几种叙事模式。第一种是“近代化叙事”，源于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认为宋代具有近世国家的特点，即君主独裁。此说早已引起日本、美国和中国史家的反思。方氏报告的题目就源自日本学者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序章。为了应对内藤假说，寺地遵采取了相对微观的“政治过程”研究，剖析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来平田茂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取向，而且直接显示了美国新政治科学的影响。此为第二种叙事。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叙事”。方诚峰介绍了郝诺贝（Robert M. Hartwell）的研究，他指出除了那篇影响深远的《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郝氏生前还有好几项研究涉及宋代政治史，都未能出版。方诚峰指出，郝氏那篇名文其实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精英的地方化，后来得到大量阐发；一是国家（中央）权力萎缩，这是被忽视的。包弼德（Peter K.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总结美国宋史研究状况，强调晚期中华帝国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而强大的地方精英的存在是“小国家”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方诚峰认为，国家干预的减少，地方社会的崛起，这种论断具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叙事色彩。而且，这种论断在摆脱近代化这一目的论的同时，走进了另一个目的论，即明清乡绅社会论，其实也是为解释中国为何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此外，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本世纪初出版，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余先生的政治文化论是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批评，而他关于士大夫政治的论述（得君行道）则是针对美国学界的地方转向说，他对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政治责任的强调又显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第四种是大陆宋史学界的“革命叙事”，即建国以后政治史研究的对象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专制国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不过，世纪之交以来，中文宋史学界开始了密集反思。一方面是提出了活的制度史、动态的制度史等方法论。另一方面是尝试开辟新的议题，如祖宗之法、信息渠道、政治变动下的士人与一般官僚等。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方诚峰指出，1980年代以来，宋代政治史研究创新的方式，主要是以新叙事取代旧的叙事。最近的趋势，则是试图摆脱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叙事，代之以符合政治科学主义的“微观政治史”。他还认为，当今学者对唐宋变革论、地方转向、士大夫政治多有警惕，但对于寺地遵以来“科学化”/“微观化”的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太多的抵抗力，这也是值得省思的。在他看来，选择任何一种“叙事”（或称“套路”）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实际研究过程中大多是混合运用的。不过，在方诚峰看来，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政治史研究的目的。他认为要突破现代政治及其生活方式对今人的某种限制，就应探索、理解不同的政治生活方式。因此，在理解古人政治行动之前，应努力理解其政治原则。在这样的研究理路下，思想史研究应重新进入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具体到宋代，应关注作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儒学复兴运动，比如青年学者对王安石经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就是一例。另外，还应重视作为“关系”的制度史研究。

在仇鹿鸣看来，当下的政治史研究一方面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因而有学者重提政治史），另一方面在基本的教学中我们依然以政治史为主线，政治史成为每个断代史“日用而不知”的基础，而如何来定义政治史在整个史学研究的地位，仍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仇鹿鸣认为，政治史长期是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主流，直到年鉴学派兴起以后，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的政治史才真正失去历史研究中皇冠的地位。既往以事件、人物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史无法给历史变迁提供“结构化”的解释，成为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浪潮下的弃儿。尽管现在国内也有学者用新政治史的提法，但在西方史学的脉络下，新政治史大约可以算作新文化史潮流下的一个分支，重视对政治符号、象征、仪式等方面的研究，这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在议题上颇有差别，我们如果要用新政治史这一提法，关键要能有效地说明新在何处。

  进而仇鹿鸣追问：什么可以成为政治史研究的对象？政治人物与事件是传统政治史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在后现代的影响下，我们越来越怀疑历史上的决定性的时刻是否可以被“重现”，另一方面，客观而言近十几年来传统政治史确实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政治史研究的进展，主要还是体现在议题的拓展，例如对政治文化的探讨，结出不少果实；对政治过程的考察，正是方兴未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政治过程的研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将政治变迁过程中复杂性与偶然性展示出来，采取多因论的解释方式，这较之于之前“倒放电影”的研究方法当然是一种进步，事实上我们仍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政治史研究的“技艺”，但是依然难以真正有效地回应布罗代尔将政治史贬斥为事件史的批评，因此如何在现代的史学版图中安置政治史的位置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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