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出书总量高居世界前列，但就整个出版环境、出版生态而言却并不让人乐观，尤其学术出版，更是面临绝大的困境——具有学术回响和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太少，而可出可不出的平庸之作又太多，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身为学者和写书者的葛先生给出了他学术立场的观察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葛先生在文中不仅提供了解困思路，甚至连眼下出版界所匮乏的具体选题也有所触及，而像全文最后一部分里的发问，相信对多数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是会有芒刺在背之感吧。既然时代和学术的发展已给学术出版创造了机遇，作者和读者也寄予中国出版以很大期望，身为编辑的当代出版人，又有什么理由因循守旧、畏葸不前呢？
受各位朋友的邀请，让我来讲一个与编辑有关，关于出版的事情，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不见得多么了解出版的现实情况。不过，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图书出版社，尤其是人文学术图书的出版社，无论是在中国，在韩国，还是在日本，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我也想不清楚。不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现在中国的人文学术，究竟是什么样的图书既能引起国内国际的学术回响，又能在图书市场受到欢迎？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优秀学术作品的四个特征
首先，我想说的是，从我们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学问？对于做出版的人来说，什么是有影响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图书？我不讨论这个书是不是赚钱的，我只是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好的。
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选题。当然一般来说，好的选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和理想，要敢于“华山论剑”，不能说我爬上个小山头就觉得我已经很高了。如果一个话题没有笼罩力，没有辐射力，那么只有少数几个同道会看，比如说，一本专业书，它写得很专业，那可能就是有几个专业的同行看，看了以后就少数几个人知道，用中国话来讲叫“抱团取暖”，这样的图书恐怕不会有很多读者。
但有一些大的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它讨论的是冷战以后，世界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不仅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不仅是研究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经济这样子的。
第二个我给大家举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的精神》，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它回答了一个引起全世界讨论的Max Weber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新教能够刺激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宗教就不能有一样的功效？这本书翻译成日文，也引起了很大关注。
第三个是何柄棣写的、徐泓教授译的《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讨论的，表面上好像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问题，它的阶层之间能不能流动，而这种能不能流动跟欧洲比较起来，为什么欧洲能形成这样的社会，而中国从古代就形成这样的社会，对这些做一个比较。
但这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大话题，才能成为一本好的著作呢？也不是。也有其他的好书，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表面上看，它讨论的只是一个糖的问题，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糖，但这本书实际上通过一个小小的糖，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我注意到在这本《蔗糖史》出版的前后，英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甜食与权力》，它讲的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怎样成为刺激和支持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糖的大量生产，使得普通民众有了补充能量的东西，下层人民的基本食物和热量得到保障，提供了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使得它迅速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接着日本有个学者，他出版了一本叫《蔗糖的世界史》的书，讲的是蔗糖怎么改变世界历史的故事。大家要注意，有几样影响世界的商品，一个是茶，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鸦片，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日本学者出版了这本书，两年后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出版了《蔗糖与中国社会》，它讨论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乡村社会怎么样种植出口糖到日本长崎，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长崎贸易圈。
实际上，季先生这本书看起来像是比较小的书，可是为什么季先生要在八十岁写这么一部上下两卷本的书呢？这说明，无论是大的话题还是小的话题，只要所选的话题有足够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笼罩力，它就是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尤其是编辑，也包括我们做学者的，也应该懂得行情，必须要懂得行情。穿三年以前的衣服，你是落伍的，但你要是过于超前，穿十年以后的衣服，那叫邋遢，所以，要比别人早一步，而不是比别人早十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学术一定要“预流”。什么叫“预流”？就是你要进入世界学术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国话里，不入流就是什么也不是，不值钱，没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话题？编辑应该和学者一样敏感。
我记得2012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在上海召集了大概十几个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起，开了一个未来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应该支持什么研究课题的会议。我记得那次会议上，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关键词，大家就讨论，最后剩下来大概十几个关键词，这十几个关键词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民族”、“宗教”，包括“认同”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全世界都在关心着这些问题，那么，编辑怎么办？编辑也应该关注这些东西，提前想到这些问题去组织书稿。比如说国际关系史，很多人都知道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这个领域，可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到，现在外交关系研究越来越出现历史化的趋向，这就需要编辑和学者同样去关注。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是要有足够的厚度。所谓足够的厚度是指的学术研究要有资料和思考两方面的积累，不是只是赶时髦。赶时髦那叫“东风来了西边倒，西风来了东边倒”，可是，有厚度必须要有沉着的气度和持久的耐心。
为什么要有气度和耐心？因为一个好的著作或一本好的图书，是没有办法三天、五天、半个月写出来的。同样做出版，你也不可能“短平快”，匆匆推向市场，我这次获坡州奖的《想象异域》这本书，实际上是从2000年开始，从写到出版，一共是十四年，所以，一本好的书不可能马上就写出来。当然，像中国的百家讲坛，它很简单，讲了就出版，在市场上很轰动，但是它不是学术作品。
我这四年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有好几次我在食堂碰见诺贝尔获奖者约翰·纳什，就是美国电影《美丽心灵》里那个主角，曾经得了精神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想他一辈子就写过十篇左右的论文，但是，他的成果非常伟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短平快”，一下就做出来的。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一本书要有好的方法。我们通常讲，一个好书的最高评价标准是什么？是不仅具体成果影响你自己的专业内部，同时你的方法、你的理论，还可以给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去参考。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现在是在加拿大UBC，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他在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杀千刀》，就是凌迟，《杀千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在古代，一直到清代，在处罚犯人的时候，最严厉和最残酷的，要用刀子一刀一刀割肉，这在中国叫做“凌迟处死”。
他写这本书，刚开始写的时候，曾经到复旦大学进行过演讲，他说，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看到好多法国军人在中国拍的中国刑罚的照片，这本书看起来只是讲中国残酷的刑罚，但实际上它也是在讲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第一，欧洲在15世纪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刑罚，像“五马分尸”这样的刑罚同样存在。第二，这种残酷的刑罚为什么会在中国延续这么久？它跟法律是什么关系？第三，什么样的罪行要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来处置？这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这本书是他跟英国的法学家合作写的，这样才是一本好的书，因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界有影响，对法学有影响，对世界文化的比较都有影响。
我想作为一本好书，一个好的编者，这四个方面都要有。我归纳一下就是说，它要有好的选题，要懂得行情，要有厚度，而且要有好的方法，这才是一个好的学术作品。
学术著作怎么吸引读者？
那么接下来我讲的问题是，好的学术研究不等于畅销作品。出版社要生存当然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怎样把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图书相结合？怎么使得好的学术著作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
我想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也不能解决，我也不是出版家，我也不懂编辑，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学术界最新的动向，现在的出版界能不能考虑考虑往这个方向多努力？
第一点，现在的学术界——我说的是中国学术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的范围在扩大。过去的中国史，基本是一个汉族中国的历史，而现在呢，中国史的范围在扩大。因此，边疆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中外交错的文化史的问题，以及韩国、日本有关中国的认知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受大家关注。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先生，最近中国流行的两本书是他写的，尤其是《忽必烈的挑战》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讲谈社《中国史》系列里也有他写的一本。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中文名字叫欧立德，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写的《乾隆帝》这本书，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讨论。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在仅仅谈汉族中国，它更多地是把眼光放在了中国周边。包括我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想象异域》，也是在讲中国与周边。
第二点，我觉得是现在的出版，应该注重图像与文字并重的图像文化研究，因为世界阅读潮流已经变化了，图像也不是过去简单说的艺术史，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书籍插图。让图像说话，这使得过去仅仅靠文字文献资料研究的范围在扩大，西方的艺术史也在变化。西方的艺术史越来越向视觉分析和图像文化靠近，这一类图书非常引人注目。其实，我们中国也出版过很多书，可是这些书大多还是属于过去传统的艺术史。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将来可能是往视觉图像的另一个方向发展。它不仅仅是艺术史，因为艺术史研究的是好的艺术，我们现在要研究能不能把平庸的常见的图像拿来做一做。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宁波在宋代出口了很多图像到日本，其实，在当时看，那些图像都不是高明的画家画的，只不过是一些商品。可是，这些图像包含了日本的需求，包含了日本的文化需求。日本为什么要买这个呢？为什么要指定宁波的商人去制作这个呢？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图像作为商品流通，它与市场交易以及文化沟通有关系，和思想观念也有关系。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历史叙述很重要。所谓叙事的历史著作，从中国引进和翻译的美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史景迁的叙事性历史著作可以看到，它改变了中国历史书四平八稳、非常呆板的教科书模式。这些书很受欢迎，也写得非常好，这绝不是一些平庸的历史学家能写的。过去，中国的历史著作急于表达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它背离了司马迁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的传统，所以常常是观念的说教，这使得历史著作相当的刻板。可是，正像斯通所说，“历史是叙事性很强的学问”，所以，越来越多的叙事书会成为历史书的主流。
大家可以看，这是最近刚出版的周锡瑞的《叶家》，姓叶的这个家，其实就是他太太叶娃一家，这一家在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写得非常的好。另外，现在在英国教书的沈艾娣教授，她写的一本书叫《梦醒子》，《梦醒子》讲山西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留下来的日记，这个人是在晚清山西生活的，他写这些日记，反映了华北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变动时代的人生，这本书通过一个人的日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大家都知道，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叫何伟，写的非常有名的书《寻路中国》和《江城》，这几本书在中国畅销得不得了。就连我们这些学界中人看《江城》，也觉得非常好看。他对当代中国，写得比一些当代中国史的教科书要好太多了。因为很好看，而且非常深刻，能反映出中国的状况。
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重提历史教科书。我觉得在历史出版的著作里，我个人最重视的，也是最期待的，就是教科书。因为教科书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很糟糕，可是阅读者最多。教科书在很多出版社，也是销售最广最大的一个门类。可是，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争论是非常多的，为什么我们三个国家，中国、韩国、日本，争论来争论去都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发生问题？这就说明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性。历史教科书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
历史教科书或许都是大学教授在写，也引起过很多争议，比如说日本教科书的撰写，曾引起过中国、韩国非常大的争议。有一本《剑桥插图本中国史》，作者叫伊沛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在我看来，她的中国史反而是不错的，我曾向人推荐这本书。还有一部世界史教材，美国教授写的World Together， World Apart，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可以叫《世界离合》？这本书在我看来编得非常的好，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有翻译，因为在目前来说，中国要写一个好的世界史不容易，据我所知，这本书有美国新泽西学院工作的一位教授在翻译中，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见到下文。我最近跟一个俄罗斯的教授聊起来，俄罗斯因为1990年改革，整个国家都在改变，所以也在重写历史教科书。但是，中国还没有大变化，至今历史教科书跟五十年前的好像也差不多，这是我们的问题。
学术界和出版界如何合力？
那么最后呢，我要讲一点感想。今年有半年的时间我在美国哈佛访问，那时我在网络上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讲谈社《中国史》系列，好像很火，我在网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这本书，除了出版社方面的营销策略，除了这套书写作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日本的这套书能够引起关注？我昨天还在和在座的刘瑞琳女士讨论，难道中国学者就写不出这样一套书？问题在哪里？这需要将来大家一起去想一想。
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好书出自好编辑”，可是，现在中国的出版社，越来越像一个图书印刷厂，或者像一个图书推销员；中国的编辑，越来越像一个书稿收购人和格式排版人。
过去出版社跟学术界之间关系很深，编辑的功夫通常体现在书稿的修改上，我太太过去在出版社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书稿上不断给它做修改，查证它的资料是不是正确的，它的文字是不是流畅的，同时，那个时候的编辑常常也会和作者讨论，写什么书，怎么写。可是，现在的编辑有时候不仅做不到学术促进者，反而有时候还会制造一些麻烦。拿我举例，我经常会和我的编辑产生矛盾，我经常觉得，我的编辑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他们总是拿着出版局的规则，拿鸡毛当令箭，在书稿里面找骨头。但是同时，他们对于内容及选题的策划介入却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学术界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出版社能不能介入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编辑能不能深入研究学术前沿在哪里？出版社能否有效推动学者和教授的工作？我曾经跟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负责人聊过，我们的编辑为什么不可以干脆就坐到课堂上，听教授去讲一节课，然后了解教授现在讲什么，怎么讲，讲得好不好。他的PPT，他的讲授，能不能记录下来？
此外，出版社有没有自己长远的规划和选择？坦白地说，我不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怎么样，中国有很多出版社没有长远的规划，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自己十年、二十年想做什么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出版社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一个出版社就没有特色。
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小的文章，叫《写书人对出书人说》。现在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写书人和出书人共同来讨论将来学术界的出版，怎么样突破现在的困境，赢得一个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出版社是否能够生存得更好，也关系到我们的图书能不能出版，出版以后能不能得到反响。
我有个习惯，我每个月会到书店去走一圈，仔细地去看一下这个书店现在都在卖一些什么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现在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但是你怎么样去选，才能选得到好书？这个好书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推广和推荐出去？这是我们写书人和出版人应当共同解决的问题。我是一个外行，我完全不能讲出版业，只能讲一个学术界希望出版界做到的事。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历史人类学 2022年5月24日
